曹林：靠放射性人民币反腐的嘲讽与悲哀(燕赵都市报 2009-2-12)

靠放射性人民币反腐的嘲讽与悲哀

　　作者：曹林

　　这些荒唐的反腐建议，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次次试错后，一次次绝望后，纳税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公车私用、公款吃喝、行贿受贿等老大难的腐败问题了，实在是对监管失去信心，对既有的监控手段失去信任，对“理性、建设性”已经失语，万般无奈中只有想到了GPS、放射性同位素等技术手段，甚至无奈地想到了称体重这种笨拙的办法。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竟然有人就“验贪官的方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验证方法极其雷人，有网友在某论坛上贴出了这份从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中搜到的发明申请———用放射性“同位素”助反贪：可在钱物上加入名为镭或钴的放射性同位素，然后将带有该种放射性同位素的钱物交与被检测人。若其收受了这些钱物，反贪部门用相应的探测仪既可马上发现其钱物藏匿的地方。(2月11日《信息时报》)

　　如果不是从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中搜到这个申请，肯定会以为这是网民的恶搞。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建议，无论从成本、技术、安全、可操作性和效果来说，都难以实施。即使技术和成本上可行，也不能成为贪官受贿的证据，真正的大贪早告别了传统“当面送钱”的方式，行贿支付实现了电子化，一系列交易都在银行账户间完成，根本见不到实物，试问放射性同位素去跟踪什么？

　　基于此，我以为这位叫王俊峰的专利申请者，并非真想就此申请专利跟踪贪官，而是想借这种行为艺术般的建议对现有的反腐现状表达一种批判：反腐反了这么多年，出台了这么多制度都难以遏制腐败，大贪小贪仍是此起彼伏，毫无技术含量、相似的贪腐案前“腐”后继，难道非要给每一分钱安上可跟踪的放射性同位素，才能够对官员受贿行为进行监控？以放射性同位素跟踪钱物，这代表着一种公众对“紧盯死防”最直观、最原始、最朴素的想象。他们把“同位素紧盯”当作最严厉的监控方式，反腐制度的无效让公众近乎绝望，于是想到了“同位素紧盯”。

　　其实不仅普遍公民有这种朴素而幼稚的想法，许多见多识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有类似的建议。今年广州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建议“以GPS防范公车私用腐败”，GPS与放射性同位素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进行定位、跟踪与监测，监控逻辑也是一样的，随时对公车的位置进行监测从而判断是否公车私用。前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缪寿良在制定《从政道德法》的提案中建议“以控制体重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他建议以定期称体重的方法，来判断公务员有没有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还有人建议用摄像机监控官员上班，用卫星监控违章建筑，逻辑都是一致的。

　　这些荒唐的反腐建议，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次次试错后，一次次绝望后，纳税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公车私用、公款吃喝、行贿受贿等老大难的腐败问题，实在对监管失去信心，对既有的监控手段失去信任，对“理性、建设性”已经失语，万般无奈中只有想到了GPS、放射性同位素等技术手段，甚至无奈地想到了称体重这种笨拙的办法。不是真想有人接受建议，不是真指望专利能申请成功，而是借此表达一种对腐败绝望、无奈、焦虑、愤怒的情绪，用荒诞的建议解构有关部门故作严肃的反腐姿态，以游戏的姿态对抗反腐者的无力。

　　放射性同位素反腐，这个建议真的很可笑吗？是很可笑，公众有理由笑，这是一种对反腐无力的恶搞。

　　作者：盛大林

　　近日，一名网友贴出了一份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的发明申请———“一个检验是否贪官污吏的方法”。这个“发明”的使用原理在于，可在钱物上加入名为镭或钴的放射性同位素，然后将带有该种放射性同位素的钱物交与被检测人。若其收受了这些钱物，反贪部门用相应的探测仪既可马上发现其钱物藏匿的地方。申请人王俊峰称，这个方法简便易行，见效快，省钱、省力，是能够检验贪官污吏的“试金石”。

　　这个反腐“新发明”确实简便易行。不过，使用“镭钴验贪法”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行贿者在行贿之前把镭钴等放射性同位素抹在钱物上。可是，哪一个行贿者会傻到这样去做呢？如果反贪人员用抹过镭钴的钱物去“考验”某一侦查对象，那是不是又有“引诱犯罪”之嫌？因此，“镭钴验贪法”在操作上就存在悖论。

　　不过，我倒不觉得“镭钴验贪法”有多可笑，因为类似的“反腐新招”时有出笼。比如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干部借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规定宴席不得超过多少桌，有的地方为了防止考试作弊在考场安装信号屏蔽设备，有的地方为了预防公车私用给公车都装了电子定位设施，有的地方让干部夫人和孩子当廉政监督员并美其名曰“小眼盯大眼”……这些反腐措施就比民间发明的“镭钴验贪法”高明吗？

　　纵观近年来出台的种种“反腐新招”，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技术主义”，即大都是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或技术手段遏制腐败行为。专利申请人王俊峰之所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发明出了“镭钴验贪法”，可能就是受到了各种“技术反腐”措施的启发，或者是看到了反腐行动中的技术性市场需求，因此才有了这个“技术反腐”的“新成果”。

　　也不能说这些“反腐新招”毫无价值。没有技术或新招，反腐败肯定缺乏效率。但预防和查处腐败，技术永远是第二位的，制度才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之中国，反腐败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制度。要想知道公车何时在何地被何人使用，要查明某名干部是否非法收受了财物又藏匿在哪里……技术上都不是太难，关键在于公众能不能真正地监督权力、司法机关能不能独立地依法办案。其实，很多腐败的证据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需要使用任何技术手段就能得到腐败的证据，比如一些干部购置的豪宅名车。

　　高调反腐倡廉，中国已进行很多年了，但腐败却难以消除，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技术太落后了，而是因为制度太不完善。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再多、再先进的技术，都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