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式继承：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超越式继承：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传统文化的发展 杨生平 2010年08月23日15:27   来源：《红旗文稿》 超越式继承：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 杨生平 2010年08月23日15:27   来源：《红旗文稿》 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 杨生平 2010年08月23日15:27   来源：《红旗文稿》 杨生平 2010年08月23日15:27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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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平 2010年08月23日15:27   来源：《红旗文稿》
　　随着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由此也产生了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一轮争论。从国际范围看，有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詹明信的文化经济理论，也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米勒的文明共生理论，当然还有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和目前正在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工业理论，等等。就国内来说，自“五四”运动起就有着“问题和主义”等有关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大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后又先后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大众文化、文化产业问题的争论。面对形形色色源自不同层次的文化争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正确理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呢？对此，笔者从中国道路与传统文化关系视角谈点粗浅看法。

　　一、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之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封建君主的改良运动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本是一个已被历史发展证实了的真理，可今天随着文化问题的凸显又引起了新的讨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就引进了革命话语并使之渐渐成为主流话语，在这种主流话语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中国是在“不断革命”中度过的。他们认为，这种革命话语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导致了封建意识形态的复活。有人公开提出，革命运动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了，而“文革”“把中国意识形态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衣装复活和变本加厉了”。于是，他们主张“告别革命”，认为新时代必须有新启蒙。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自“五四”以后的新的文化运动使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摧毁了民族生命的“常数”。由此，他们谴责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是不肖子孙，是堕落的一代。20世纪90年代，有人公开打出了“大陆新儒家”的旗号，主张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也有的学者并不从正面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在学术立场上接受了儒家的“道统论”，提出要重建“原道”。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呢？笔者认为，绝不能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地看成只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如果非要寻找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话，那也不是简单以什么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解释得了的，它应该是一种以制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不仅有指“观念上层建筑”的含义，更有指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整体性质和发展的总体性含义。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种种文化问题的争论，其核心就是要不要以新意识形态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整体变革并以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形式保证中国社会稳步而健康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问题并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科技、政治或文化单向度问题，而是一个包括所有这些方面在内的社会整体性质变革与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社会整体性质变革与发展的问题，只有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才能解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意识形态决定论。意识形态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由以物质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但意识形态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正确意识形态可以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而错误意识形态则对社会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

　　当然，意识形态只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主要解决像社会制度选择等重大问题，不可能细致到彻底解决像体制或机制等中观或微观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不同国家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本国具体实际渐渐完成。例如，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发展证明，由于没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并与社会主义制度配套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显示出来。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既是逐步寻求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体制与机制的30年，又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30年。社会体制和机制的建立自然需要有跟它配套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既可能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也可能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矛盾，但不论如何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进行，各种文化矛盾的解决也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并以制度形式建立和巩固下来的社会发展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由此也产生了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一轮争论。从国际范围看，有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詹明信的文化经济理论，也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米勒的文明共生理论，当然还有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和目前正在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工业理论，等等。就国内来说，自“五四”运动起就有着“问题和主义”等有关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大问题的争论，改革开放后又先后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大众文化、文化产业问题的争论。面对形形色色源自不同层次的文化争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正确理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呢？对此，笔者从中国道路与传统文化关系视角谈点粗浅看法。

　　一、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之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封建君主的改良运动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本是一个已被历史发展证实了的真理，可今天随着文化问题的凸显又引起了新的讨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就引进了革命话语并使之渐渐成为主流话语，在这种主流话语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中国是在“不断革命”中度过的。他们认为，这种革命话语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导致了封建意识形态的复活。有人公开提出，革命运动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了，而“文革”“把中国意识形态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衣装复活和变本加厉了”。于是，他们主张“告别革命”，认为新时代必须有新启蒙。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自“五四”以后的新的文化运动使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摧毁了民族生命的“常数”。由此，他们谴责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是不肖子孙，是堕落的一代。20世纪90年代，有人公开打出了“大陆新儒家”的旗号，主张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也有的学者并不从正面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在学术立场上接受了儒家的“道统论”，提出要重建“原道”。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呢？笔者认为，绝不能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地看成只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如果非要寻找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话，那也不是简单以什么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解释得了的，它应该是一种以制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不仅有指“观念上层建筑”的含义，更有指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整体性质和发展的总体性含义。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种种文化问题的争论，其核心就是要不要以新意识形态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整体变革并以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形式保证中国社会稳步而健康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问题并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科技、政治或文化单向度问题，而是一个包括所有这些方面在内的社会整体性质变革与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社会整体性质变革与发展的问题，只有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才能解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主张意识形态决定论。意识形态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由以物质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但意识形态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正确意识形态可以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而错误意识形态则对社会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

　　当然，意识形态只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主要解决像社会制度选择等重大问题，不可能细致到彻底解决像体制或机制等中观或微观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不同国家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本国具体实际渐渐完成。例如，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发展证明，由于没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并与社会主义制度配套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显示出来。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既是逐步寻求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体制与机制的30年，又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30年。社会体制和机制的建立自然需要有跟它配套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既可能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也可能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矛盾，但不论如何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进行，各种文化矛盾的解决也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下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并以制度形式建立和巩固下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二、传统文化在中国道路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讨论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关系问题，必须坚持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时代”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只有坚持正确的时代观并准确认清当前时代的性质与特征，才能正确理解并解决像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等重大关系问题。由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与每个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不完全同步，由此就出现了判定时代性质与特征的复杂性问题（当时代总体性质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有些民族国家可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我们必须在正确理解马克思时代观基础之上来具体分析时代性质和时代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质是由世界历史、社会形态与民族国家综合组成，判断时代性质必须立足民族国家、放眼世界历史、并综合考察不同时期人类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时代性质是综合构成并相对稳定和单一的话，那么，时代特征就显得复杂、多层。我们既可以从一定时代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层面判断时代特征（如生产力方面有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等，生产关系方面有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等），也可以从一定时代某一阶段的发展判断时代特征（如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还可以从一定时代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社会发展层面判断时代特征（如蒸汽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尽管时代总体特性是由时代性质决定的，但时代特征的不同又使人类历史发展变得异常复杂。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就必须用辩证方法将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统一起来综合考察和分析，并由此指导不同时代人们的具体实践。我们强调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思路。

　　首先，从民族国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看，必须加强传统文化建设。传统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凝聚力和内在精神支撑，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失去了传统文化，就等于一个国家丧失了文化主权。

　　其次，从时代性质的角度看，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并不断发展着其否定因素，从而逐步生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这一时代性质告诉我们，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但现今社会主义势力弱小的现实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又提醒我们，必须在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环境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强调“执两用中”、“善邻怀远”的思想，不仅迎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需要，而且能有力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和发展。

　　再次，从知识经济时代特征角度看，必须利用好传统文化。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力量。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立足本土文化、充分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巨大文化产业的渗透，当代中国必须有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它也涉及文化主权与文化凝聚力问题。因为文化产业面向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它在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休闲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产品加工去适应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并且还会改变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有5000年历史，有着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
第四，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异同角度看，要区别对待传统文化。从社会关系角度看，传统文化存在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与特定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并为之辩护的文化，即意识形态文化；二是与特定生产方式相连并构成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文化（这里所用的生产方式是专指人对自然的生产方式，不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与特定民族生活方式相连并构成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精神追求的文化。这些文化共同组成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影响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从不同民族国家的具体存在与社会发展看，传统文化会有多个层次、多个流派，如中国古代就有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等等。另外，仅就同一个社会不同人群来看，欣赏与推崇的文化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区分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试图把传统文化从意识形态中完全剥离出来，而是想说明只有认真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做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与一个社会总体文化发展三个方面的工作，防止种种极端式的倾向。

　　三、传统文化融入中国道路的过程是一个超越式继承的过程

　　从上述对传统文化存在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文化虽然不同于意识形态，但也有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阶级、阶层还明显存在的情况下传统文化不可能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阶级社会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必然要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另外，即使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传统文化存在的第二个层次也提醒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面对工业社会特别是近期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传统文化必须有重大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提出对传统文化进行“超越式继承”的观点。所谓“超越”，就是要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进行意识形态式和符合现代生产方式的整体改造，给它输入符合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的文化价值内涵。

　　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在积极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发现传统文化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伦理与民主法制精神建构方面也有着不小的消极影响，小农经济意识、宗法观念、钱权交易、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还普遍存在，它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我国社会整体发展。

　　传统文化融入中国道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根据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结合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渐进式发展过程。“超越式继承”是一个要不断正确把握时代性质与时代特征的过程。如果时代特征特别是时代性质发生变化，那这种继承的总体价值取向就要发生变化。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我们应该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既要看到时代的变化，处理方式要相应变化，又要看到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保持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必要的张力。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