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记者症”：从“御用”到“商用”的身份迷津(2009-2-10)

“记者症”：从“御用”到“商用”的身份迷津

阅读(3840) 评论(19) 发表时间：2009年02月10日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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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念长

2008年的山西省可以称为“事故多发地带”，除了震惊全国的“山西矿难”之外，还有年末的两起“记者被拘”事件发生在这个省份。先是《网络报》记者关键于12月1日在山西太原采访时被刑拘，接着是12月4日太原杏花岭区检查院进京拘捕了央视女记者李敏。这两起“被拘事件”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事件发生多日之后才见诸媒体；第二，两位记者都曾经在山西调查过企业土地纠纷问题；第三，两位记者被拘的理由都是“涉嫌受贿”。
在事故频发的2008年，两位记者“被拘”算不上多大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关系主义”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大问题。央视女记者李敏被拘之后，我在腾讯博客专栏写了一个短文，指出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中国三大精英联盟实际上已陷入重重内部危机。所谓的三大精英，是指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结盟不仅被国内的孙立平等学者所关注，也被国外知识界所关注。2007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腐败铁三角”的文章，以中国房价居高不下为例，分析了当下中国由贪官、无良学者和奸商三股势力是如何架构起“腐败铁三角”的。但是没有哪个学者愿意指出这三大精英将以怎样的速度走向关系破裂和反目成仇。
记者频繁被拘，无疑是精英联盟走向关系破裂的一个微弱却真实的信号。从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看，以公共媒体为场域的记者应当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通过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深度介入和发言来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记者的这种作业方式虽然不是一种界定清晰的公益事业，但具有无可置疑的公共属性并赋予记者相应的公共身份。但在过去几年，尽管中国的记者队伍迅速扩大，但公共型记者却没有成长起来。这也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重大软件缺陷之一。公共型记者的社会缺席，则与公共媒体场域的历史缺失和现实缺位直接相关。九十年代后期，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媒体大量涌现，打破了机关报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媒体最后都被商人和官员支配了，其典型建制是“机关报业集团旗下的市场报”。而那些从“机关报”滑向“市场报”的记者，则直接完成了从“御用文人”到“商用文人”的身份转型。
“机关报业集团旗下的市场报”是透视中国三大精英联盟的一个微观路径。“机关报”通向官员，市场报通向商人，中间则夹杂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御用型和商用型媒体人。在本世纪零年代，他们在新经济背景下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员与商人出现权与钱的相互寻租，包括御用型和商用型媒体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为这种寻租行为寻求“理论支持”。但是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加剧，这种联盟不但遭到了来自社会草根阶层的强烈敌视，而且由于“瞬间利益”的短暂性，三大精英联盟时刻面临着关系破裂的内部危机。
2008年除了两起“记者被拘”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外，还有两个与中国媒体人有关的事件应该纳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一是年初CCTV在一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电视新闻中出现了一个采访中学生张殊凡的镜头，镜头里的张殊凡说道：“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违背常识的“很黄很暴力”瞬间成为网民反讽官办型媒体和御用型记者的流行语。第二起事件则是发生于神舟七号发射上天期间——新华社记者在宇航员尚未出舱时就已经发表了“神七航天员已顺利完成太空漫步”的新闻，网民痛斥新华社穿越时空做未来报道，造假程度不亚于三鹿。以上两起事件是中国御用型记者在新时期遭遇草根阶层挑衅的典型，但比起商用型记者，他们总是能得到体制的保护。
商用型记者的真实身份是“文字打工仔”。他们与“市场报”这台商业机器捆绑在一起，在商人的指挥下高速运转。尽管在商业语法的指导下他们比御用型记者更加活色生鲜，每天都能策划出一道道信息快餐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他们对自己关注的事物往往无力问津，最后变得漠不关心。“货币哲学”的强力支配使得商用型记者与商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并最终陷入官商的角力之中。无论《网络报》记者关键与央视记者李敏的“涉嫌受贿”罪名是否成立，都无法改变当前中国商用型记者身陷商业旋涡的社会事实。由于“文字打工仔”只对他的商人老板负责，商用型记者的身份既无法得到官方的保障，也不能获得民间的认可。这就使得部分在市场报谋求生存同时又具有公共意识的商用型记者在介入社会公共问题时面临着不可预知的人身危险。他们可能被执法机关莫名其妙地带走，也可能遇上一群暴徒然后从人间蒸发。
要让中国的记者回到社会公共领域，就必须卸下他们身上的御用身份或商用身份，赋予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合法性，而这种身体体系的建设则与公共媒体场域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前段时间郑也夫教授到福州，在闲聊燃油税这个话题时他又说到了媒体问题：现在的媒体记者都没真正理解欧美国家的燃油税政策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很不负责任。我当时表达了这个意思：这是中国记者普遍存在的身份问题，让一个被商业操控的文字打工仔还要面向公众负责任地发言，这本身就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