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衡：和秦川同志的三次接触

秦川同志在20世纪1977年底来我们人民日报社当领导，1986年离开，在这几年中，我和他有过三次印象深刻的接触。
第一次，他帮我摘帽子
1978年初，我给胡耀邦和邓小平各去一信，通过我的经历谈到：反右派有个叫人奇怪的开头，应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束。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应该贯彻到历次运动中去，对反右派不应该是例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应予平反。 不这样做，就不能提高党的威信.......
像这样的信，我在60年代曾经分别给毛主席、刘少奇写过一次，但石沉大海。这一次，邓小平没有理我。胡耀邦把信转给人民日报领导，上边批示：“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于是，秦川和人事局的成坊同志特地到我宿舍找我，要我摘帽子。我说: "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____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这不合逻辑。"秦川说:"现在中央只有摘帽子一说，我们没有办法。"我说:"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应该给我摘掉,但不能以要我承认帽子为前提, 我是死也不会承认的。"当时中央有指示，接连发下<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决定所有没摘帽子的右派分子,不管本人承认与否，也不管他表现好坏，一律摘掉帽子。因此秦川同志要执行中央指示,给我摘帽子。不开大会，由党委姜汉鼎到各个部门口头通知。当姜汉鼎来到经济部时，他一通知完毕，小青年谢荣镇就追着他问: "给刘衡摘帽子，是她改好了，还是给她戴错了？"姜汉鼎不正面回答,说:"这个帽子是我们给她戴的,现在我们给她摘掉。"当时天气乍暖还寒，大家不好再说什么，相视而笑。
第二次，他说：“你们受委屈了！”
这年9月，党中央经过多次研讨，决定根据1957年10月15日的中央文件“六划六不划”的标准，开始了右派改正工作。
12月8日,人民日报社有10名"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我是其中之一。其余20名以后陆续获得改正,无一真右派分子。
我获改正的那一天，报社在礼堂开了一个宣布会。秘书长郭渭主持。成坊宣布名单，他说: "咱们报社以前划了30名右派分子，经过审查，有10名第一批改正。计有:蒋元椿、刘时平、黄操良、刘衡、裴达、季音、习平、高粮、杨春长、田兰坡。"两个人讲得不动声色,没有感情,完全是平铺直叙，纯客观报道。原来两人过去都是划右派的当事人,现在不知怎样说才好。秦川是以后调来的，没参加报社的反右派运动，他看不下去了，蹬蹬跑上台，说: "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接着，郭渭让被改正的右派分子讲话,指定裴达上台,他说:感谢党的英明、伟大，弄清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在当中也是有错误的，要从中取得教训等等。
裴达的话讲得不够准确。因为绝大部分人并没犯错误，而是说了极正确的话才被划成右派的。他一讲完，孟祥桢等小伙子推着我上台，要我讲话,我说:"我要向党作一次被开除党籍后最后一次汇报....."秦川十分生气地挡住我: "汇报汇报,咱们现在不兴这一套,你不要再来这一套了!"秦川同志误会了！他以为我的汇报像别人一样，是应景文章、是逢迎、讨好、应付，不了解我"汇报" 的来龙去脉、特别含义。我只好说:"我散会后把汇报写出来给大家看，现在不说了。"接着，我在走廊里贴出了我的汇报:
1 9 7 8 年 1 2 月 8 日
——"向党汇报"之1001(注1)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21年!..........
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是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 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
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道路， 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 彻底平冤(注2)，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
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注 1)21年来，我向党写去的汇报记不得有多少次了,这里引用的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的典故。暴君山鲁亚尔每晚要娶一个女人，第二天清早把她杀死。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告奋勇地去了，还把妹妹叫了去，每晚讲故事，暴君爱听。讲了1001夜,1001个，终于使暴君弃恶从善,不再杀女人了。
(注2)在"平冤"前边,我特地写上"彻底"二字，表示我对党寄托很大希望。
第三次，我给他写了一封求职的信。我改正后，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领导却不让我去实现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57岁了，早该退休! ""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你神经有毛病，看过精神病医院，还能写稿?"我说:"一个战争罪犯，像溥仪，把他关了10年、20年，还要让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21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这时候，我想起了通情达礼的秦川同志，给他写了一封信:
秦川同志并转核心组：
中央11号文件谈到， 对右派分子在工作、生活上不要歧视。可是，我这两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得到解决。
我很希望能够恢复我的记者工作，因为我被撤消职务，不是因为这一工作我没做好，而是由于从天上飞来了横祸。
…… ……
我被划为右派后，我一直不服，但我并不悲观、消极，一直在为重做记者作准备。党让我劳动改造，我是接受的，认为这是为我今后到工厂、农村，更好的写工农兵打 基础。劳动之余，我从来不玩、打扑克等，而是读书、练笔。
这就是说，我不仅有空洞的愿望，还有切实的努力，使我有信心把自己继续摆在“示众”的地位，重做这个极冒风险的工作。
当然，我现在再做记者，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例如：长期被孤立，长期脱离工作，各方面落后一大截。但我相信，在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下，我会赶上来的。只有把我放在工作中，我才能赶。不是要我赶上来后，才让我工作，那是永远赶不上来的。再如，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又有病。正因为我年纪大，我才急着在还能动弹的时候，跑几年。不能多跑，可以少跑，多蹲点。至于病，差不多人人都有。我的病主要是气闷、心绞痛，是生气、受打击迫害得的。有了我欢喜干的工作，心情舒畅，病就会好，不然，病永远也好不了。
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稿子《地质勘探者的幸福》，谈到地质工程师的幸福是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在为人民服务的行列里，我也能发挥我的所长（是我跟我自己比，不是跟别人比），重做记者工作，这就是我今后莫大的仅有的幸福。
我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批准。此致
敬礼！
秦川同志收到信，如何研究，我不知道。只知道，到1979年4月，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跑山东、跑江苏，特地跑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果不能，就自动退却。
经过几个月“试用”，年底，我回到了记者部。
秦川同志2003年1月29日因病离开我们了，谨以此文纪念他逝世一周年。在那横蛮无理、风天雪地的年代，秦川同志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