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民间智库的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11:21
2008-02-25
草根简介
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干部家庭，1958年回故乡蓬莱范家村，在农村度过了8年的童少年时期，1968年毕业于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附中，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和青岛邮电局工作过。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1986年到新华社-英国汤姆森基金会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1989年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进修，1993年被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聘为特邀研究员，1995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任编委，高级记者，数家研究机构特约研究员，2000年创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任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最新评论更多>>
从俺本人的切身体验看，老徐他们讲..
[16楼] 评论人： 执迷不悟你好！ ..
先生过于拘泥"中外之别"、“物我之..
政治作秀，且是这种公开的政治作秀..
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剥削越来越..
鼎鼎你好！久违，我正要下看到你..
就不爱听动不动就说油价同国际接轨..
30年来，中国的GDP大约只增长了一..
ＧＤＰ为纲会让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富..
有关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我们要反..
最新文章更多>>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到底要..
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美国金融危机的程度与中国的应急对..
中国是如何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中国在外部金融风暴到来时的反思和..
中国改革中心的转移
贫穷国家中的奢侈发展
财富缩水了的中国该怎么办？
“普世价值”遭到人们反感的原因
儒学并非孔子一个人的思想
民间智囊，往往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是缓和社会冲突、平衡社会意见的重要中间地带。民间智库和民间学者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迹象。
中国的发展极需集思广益，中国政府极需广泛听取社会各种意见。但当前中国民间智库有许多窘境，基本上处在一个低谷发展期。主要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真正的民间智库始终不被官方认可，从来没有见过官方正式咨询过民间智库的意见，也没见过中国领导人表示出对民间智囊和民间学者的重视。民间智库没有一点社会地位，不被排斥出局就算不错了。
第二，中国的官方媒体似乎是在有意识地排斥民间学者的出面。民间学者很少能在官方媒体上出镜或发表文章。除了言论不放心之外，物质利益因素影响也非常大，体制内学者独霸话语权的背后是丰厚的物质利益。
第三，言论的钳制也使民间智库难以作为，讨论性的、建设性的文章很难公开，也缺乏内部渠道上传和散播。现在宣传部门管理的言论空间更加狭窄了，象我们的网站隔三差五总要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不让发这不让发那，真使人无所适从。不管你是多么善意地为国家、为社会、为政府着想，但有些文章莫名其妙地不能发表。我们不清楚这到底是谁的授意，是一般工作人员的主意，还是权威高层的意见。
我们认为监管部门应当将这项工作法制化，正规化，不能随便打个电话来，就决定了某些文章的命运。如果说哪篇文章因有问题而不能公开，必须以一种正规的告知形式来通知网站。
最后，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民间智库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别人拿去了，那些拿着政府工资、吃着官饭的政府研究部门动不动也打出民间智库的旗号来。这些官方学者吃了财政，吃市场，好处全让他们占去了。他们既垄断着官方的舆论话语权坛，又要把民间的头衔揽到自己的头上。一旦中国政府重视民间智囊，他们立即变换身份成了民间学者，真是体制里外的好处全被他们占有了。
这样一种状况说明，中国政府目前不仅高度垄断着重要的经济部门，也几乎全面垄断着国家的知识思想领域。因此，现在谈论民间智库，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色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评论员
参考文章：十大智库只爱官方不爱民间？
南方都市报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国内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缺失民间团体：中央十大智库只能建空中楼阁
三略观察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由它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由于缺乏足够的公共性，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南方都市报》发文称，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公众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
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此时，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19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19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中国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草根简介
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干部家庭，1958年回故乡蓬莱范家村，在农村度过了8年的童少年时期，1968年毕业于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附中，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和青岛邮电局工作过。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1986年到新华社-英国汤姆森基金会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1989年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进修，1993年被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聘为特邀研究员，1995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任编委，高级记者，数家研究机构特约研究员，2000年创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任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最新评论更多>>
从俺本人的切身体验看，老徐他们讲..
[16楼] 评论人： 执迷不悟你好！ ..
先生过于拘泥"中外之别"、“物我之..
政治作秀，且是这种公开的政治作秀..
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剥削越来越..
鼎鼎你好！久违，我正要下看到你..
就不爱听动不动就说油价同国际接轨..
30年来，中国的GDP大约只增长了一..
ＧＤＰ为纲会让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富..
有关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我们要反..
最新文章更多>>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到底要..
高增长、小GNP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美国金融危机的程度与中国的应急对..
中国是如何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中国在外部金融风暴到来时的反思和..
中国改革中心的转移
贫穷国家中的奢侈发展
财富缩水了的中国该怎么办？
“普世价值”遭到人们反感的原因
儒学并非孔子一个人的思想
民间智囊，往往是调整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是缓和社会冲突、平衡社会意见的重要中间地带。民间智库和民间学者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迹象。
中国的发展极需集思广益，中国政府极需广泛听取社会各种意见。但当前中国民间智库有许多窘境，基本上处在一个低谷发展期。主要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真正的民间智库始终不被官方认可，从来没有见过官方正式咨询过民间智库的意见，也没见过中国领导人表示出对民间智囊和民间学者的重视。民间智库没有一点社会地位，不被排斥出局就算不错了。
第二，中国的官方媒体似乎是在有意识地排斥民间学者的出面。民间学者很少能在官方媒体上出镜或发表文章。除了言论不放心之外，物质利益因素影响也非常大，体制内学者独霸话语权的背后是丰厚的物质利益。
第三，言论的钳制也使民间智库难以作为，讨论性的、建设性的文章很难公开，也缺乏内部渠道上传和散播。现在宣传部门管理的言论空间更加狭窄了，象我们的网站隔三差五总要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不让发这不让发那，真使人无所适从。不管你是多么善意地为国家、为社会、为政府着想，但有些文章莫名其妙地不能发表。我们不清楚这到底是谁的授意，是一般工作人员的主意，还是权威高层的意见。
我们认为监管部门应当将这项工作法制化，正规化，不能随便打个电话来，就决定了某些文章的命运。如果说哪篇文章因有问题而不能公开，必须以一种正规的告知形式来通知网站。
最后，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民间智库的身份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别人拿去了，那些拿着政府工资、吃着官饭的政府研究部门动不动也打出民间智库的旗号来。这些官方学者吃了财政，吃市场，好处全让他们占去了。他们既垄断着官方的舆论话语权坛，又要把民间的头衔揽到自己的头上。一旦中国政府重视民间智囊，他们立即变换身份成了民间学者，真是体制里外的好处全被他们占有了。
这样一种状况说明，中国政府目前不仅高度垄断着重要的经济部门，也几乎全面垄断着国家的知识思想领域。因此，现在谈论民间智库，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色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评论员
参考文章：十大智库只爱官方不爱民间？
南方都市报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国内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缺失民间团体：中央十大智库只能建空中楼阁
三略观察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由它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由于缺乏足够的公共性，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南方都市报》发文称，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公众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
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此时，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19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19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中国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