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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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毛泽东的晚年困境

2008年04月29日 08:03《读者文摘》 相关标签: [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但都无济于事。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

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身子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泽东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泽东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泽东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
 
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泽东还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站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觉毛主席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泽东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儿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泽东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泽东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泽东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少奇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

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泽东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此为后话,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毛泽东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泽东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此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泽东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小平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小平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儿,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解释,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做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最先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