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梁子民 毕文昌：国家图书馆的明智之举(中国青年报 2008-10-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5:49:41
梁：两个多月以前，国家图书馆公开发函，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献。这封征集函说：“近年来，‘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料）’的价值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和认可，但由于其形式多样、发行范围小、传播不广且易流失等特点，给此类文献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使此类文献中一些学术性与资料性较强的文献得到妥善保存与利用，国家图书馆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料）’，重点征集范围如下：1．学术会议文献（包括会议论文集和其他与会议相关的文献资料）。2．研究报告（包括各类科研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田野调查资料等）。3．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非正式出版的相关文献。4．民间诗文集（未正式出版）。5．其他具有保存和研究价值的各类非正式出版文献。捐赠文献凡符合本馆入藏标准而本馆尚未收藏的，将被作为正式馆藏，永久保存，并将向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作为捐赠文献被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凭证。”我认为，这是具有文化眼光和历史眼光的明智举措。希望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毕：这件事早就该做。不光国家图书馆应该做，各省区市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也应该做。据我所知，南京大学图书馆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文化积累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公开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未必高，非公开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未必低，这种错位现象已经是当今出版物的普遍现实。如果光收藏公开出版物，不收藏非公开出版物，图书馆的功能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梁：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是，国家图书馆列举的几类非公开出版物，既然有价值，为什么不能获得公开出版的机会？
毕：据我分析，原因不一，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开出版成本太高。现在，国内出版社大多实行企业化管理，不光不愿意出赔钱的书，出一本书钱赚少了都不行。因为书号有限。不管这本书能印多少，只要公开出版，管理费也就是俗称的书号费，不少于两万元左右。印刷学术会议文献、研究报告一般用公费，但公费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只需要印刷几十本到几百本，花几百元到几千元一般就够了。一旦变成公开出版，至少要花好几万元，其中的书号费往往远高于印刷费。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或者是完成什么项目，即使内容具有公开出版的价值，当事人也放弃公开出版了。
梁：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公开出版的渠道失去了容纳某些信息的功能。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可谓风云激荡，值得回味的事情太多了。中国逐渐走出文字狱的阴影之后，愿意写作回忆录的个人逐渐增多，有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知青，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自己不写，愿意接受别人采访，形成口述历史。这些文字，作为史料，具有程度不同的价值。但作者普遍感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并不多，甚至难度越来越大。
毕：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矛盾：史料价值高的回忆录未必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未必高。举几个过去的例子，比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50年》，其史料价值无可否认。因为他们本身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但用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的决议衡量，他们的回忆录显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过去，采取内部出版发行的办法，使从事党史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是能够买到看到这些书，图书馆也能收藏到这些书。现在，内部出版的做法也很少见了。出版社遇到史料价值较高但未必符合政治正确要求的书稿，往往拒之门外。甚至一些政治正确性并不存在问题，只是因为涉及重大历史问题，接现行规定需要送审的书稿，出版社也望而生畏，干脆退稿了事。
梁：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源地。文献丰富，历史记载连续性强，可谓史不绝书，文明的悠久经常能够激起民族的自豪感。然而，在晚近的历史和文献传承方面，我们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越近的历史越不清楚。和一些国家比起来，这一点往往让人感到自愧不如。弥补这种差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也是各类文化机构不能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图书馆主动征集非公开出版物，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值得珍视。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0/08/content_2381706.htm
毕：这件事早就该做。不光国家图书馆应该做，各省区市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也应该做。据我所知，南京大学图书馆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文化积累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公开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未必高，非公开出版物的文献价值未必低，这种错位现象已经是当今出版物的普遍现实。如果光收藏公开出版物，不收藏非公开出版物，图书馆的功能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梁：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是，国家图书馆列举的几类非公开出版物，既然有价值，为什么不能获得公开出版的机会？
毕：据我分析，原因不一，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开出版成本太高。现在，国内出版社大多实行企业化管理，不光不愿意出赔钱的书，出一本书钱赚少了都不行。因为书号有限。不管这本书能印多少，只要公开出版，管理费也就是俗称的书号费，不少于两万元左右。印刷学术会议文献、研究报告一般用公费，但公费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只需要印刷几十本到几百本，花几百元到几千元一般就够了。一旦变成公开出版，至少要花好几万元，其中的书号费往往远高于印刷费。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或者是完成什么项目，即使内容具有公开出版的价值，当事人也放弃公开出版了。
梁：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公开出版的渠道失去了容纳某些信息的功能。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可谓风云激荡，值得回味的事情太多了。中国逐渐走出文字狱的阴影之后，愿意写作回忆录的个人逐渐增多，有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知青，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自己不写，愿意接受别人采访，形成口述历史。这些文字，作为史料，具有程度不同的价值。但作者普遍感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并不多，甚至难度越来越大。
毕：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矛盾：史料价值高的回忆录未必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未必高。举几个过去的例子，比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50年》，其史料价值无可否认。因为他们本身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但用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的决议衡量，他们的回忆录显然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过去，采取内部出版发行的办法，使从事党史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是能够买到看到这些书，图书馆也能收藏到这些书。现在，内部出版的做法也很少见了。出版社遇到史料价值较高但未必符合政治正确要求的书稿，往往拒之门外。甚至一些政治正确性并不存在问题，只是因为涉及重大历史问题，接现行规定需要送审的书稿，出版社也望而生畏，干脆退稿了事。
梁：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源地。文献丰富，历史记载连续性强，可谓史不绝书，文明的悠久经常能够激起民族的自豪感。然而，在晚近的历史和文献传承方面，我们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越近的历史越不清楚。和一些国家比起来，这一点往往让人感到自愧不如。弥补这种差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也是各类文化机构不能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图书馆主动征集非公开出版物，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值得珍视。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0/08/content_2381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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