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梁子民 毕文昌：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使用问题(中国青年报 2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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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使用问题
梁子民 毕文昌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2
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部分开放蒋介石日记，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来说，是一大福音。夸大一点说，这个感觉，有点类似于当年甲骨文、敦煌文献的发现。虽然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但因为是核心人物的日记，对于解释历史确实有很大帮助。不过在蒋介石日记的使用方面，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胡佛研究所解密的日记，还不是完整的，下限在1945年。在使用方面，当前还停留在原始使用阶段，也就是说，不能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获取材料，只能抄录。所以现在学术界在使用蒋介石日记的权利方面并不平等。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使用这部日记进行研究，但在事实上，因为经济条件或学术制度的制约，至少对中国研究者来说，使用蒋介石日记的学者，还是以国家权力为基本前提，个人研究建立在国家帮助基础之上。这可能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这个前提确立，我以为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个人的研究工作，而是及时把蒋的日记在对方许可条件下，以最快和最完整的方式，变为学术界可以共享的资源。
毕：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国家学术机构面对新史料的出现，该如何应对。假如对于蒋介石日记，对方允许完整抄录，或者部分抄录，那么现在国家学术机构最应该做的不是鼓励个人去利用这部日记完成自己的学术成果，而是协调全国各学术机构合作来抄录这部日记，以方便更多学者使用。
梁：现在国家有相当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在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及时使用？如果单一学术机构没有足够财力和人力去完成这个工作，那么国内（主要是大学）的学术机构完全有条件在极短的时间内合作完成这个工作。比如20家机构协调，每个机构负责抄录一个时段的蒋介石日记，然后回国汇在一起即可。另外，如果胡佛研究所对这样的情况有制约，那么以个人方式也不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
毕：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出现完整解密的历史文献，如何及时成为学术界共享的史料，其实涉及学术伦理问题。如果重要学术文献是完全个人的发现，那么个人有保留完整公布该文献的权利。但如果是非个人发现的完整文献，只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条件制约，而不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共享文献，那么国家力量的责任应当及时体现，不然就会造成事实上的学术不平等。国家在派出学者调查访问新发现重要完整历史文献时，应当有制度约束，那就是凡以国家权力获得的文献，应该以共享和及时公布为要义，个人研究退后。
梁：这方面，我以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传统非常好。无论是当年安阳甲骨的发现还是后来居延汉简的整理，不论马王堆汉墓还是郭店楚简，在完整的发掘报告公布以前，整个考古界对个人使用相关文献进行研究非常谨慎，因为研究工作依赖的完整文献并非个人独立获得，这就涉及学术平等问题，不能不重视。
毕：由于学者所处位置不同，获得史料的渠道并不平等。最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档案不是依法律可以自由查看的。如果这种不自由对所有学者是一样的，还可以理解，但事实并不如此。有些学者，因为职务和所处位置特殊，他们常常可以因身份和地位，以特殊方式获得史料。在这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表现最明显。因为在使用史料方面具有不平等性，所以对于那些依赖特殊史料条件获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在评价时也要考虑史料获得的渠道这个因素。一般来说，如果在史料来源上有特殊性，那么它的学术成果也就有特殊性。
梁：史料的公开性，是学术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史料对研究有决定作用，但真正考验学术水平的还不仅仅是史料。要之，完全依赖个人寻访和读书获得的新史料，学者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公布形式，但依赖特殊身份或国家机关给定的客观条件获得史料时，应当确立及时完整公布原始文献为上的学术原则。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7/02/content_2246916.htm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使用问题
梁子民 毕文昌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2
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部分开放蒋介石日记，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来说，是一大福音。夸大一点说，这个感觉，有点类似于当年甲骨文、敦煌文献的发现。虽然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但因为是核心人物的日记，对于解释历史确实有很大帮助。不过在蒋介石日记的使用方面，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胡佛研究所解密的日记，还不是完整的，下限在1945年。在使用方面，当前还停留在原始使用阶段，也就是说，不能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获取材料，只能抄录。所以现在学术界在使用蒋介石日记的权利方面并不平等。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使用这部日记进行研究，但在事实上，因为经济条件或学术制度的制约，至少对中国研究者来说，使用蒋介石日记的学者，还是以国家权力为基本前提，个人研究建立在国家帮助基础之上。这可能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这个前提确立，我以为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个人的研究工作，而是及时把蒋的日记在对方许可条件下，以最快和最完整的方式，变为学术界可以共享的资源。
毕：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国家学术机构面对新史料的出现，该如何应对。假如对于蒋介石日记，对方允许完整抄录，或者部分抄录，那么现在国家学术机构最应该做的不是鼓励个人去利用这部日记完成自己的学术成果，而是协调全国各学术机构合作来抄录这部日记，以方便更多学者使用。
梁：现在国家有相当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在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及时使用？如果单一学术机构没有足够财力和人力去完成这个工作，那么国内（主要是大学）的学术机构完全有条件在极短的时间内合作完成这个工作。比如20家机构协调，每个机构负责抄录一个时段的蒋介石日记，然后回国汇在一起即可。另外，如果胡佛研究所对这样的情况有制约，那么以个人方式也不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
毕：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出现完整解密的历史文献，如何及时成为学术界共享的史料，其实涉及学术伦理问题。如果重要学术文献是完全个人的发现，那么个人有保留完整公布该文献的权利。但如果是非个人发现的完整文献，只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条件制约，而不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共享文献，那么国家力量的责任应当及时体现，不然就会造成事实上的学术不平等。国家在派出学者调查访问新发现重要完整历史文献时，应当有制度约束，那就是凡以国家权力获得的文献，应该以共享和及时公布为要义，个人研究退后。
梁：这方面，我以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传统非常好。无论是当年安阳甲骨的发现还是后来居延汉简的整理，不论马王堆汉墓还是郭店楚简，在完整的发掘报告公布以前，整个考古界对个人使用相关文献进行研究非常谨慎，因为研究工作依赖的完整文献并非个人独立获得，这就涉及学术平等问题，不能不重视。
毕：由于学者所处位置不同，获得史料的渠道并不平等。最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档案不是依法律可以自由查看的。如果这种不自由对所有学者是一样的，还可以理解，但事实并不如此。有些学者，因为职务和所处位置特殊，他们常常可以因身份和地位，以特殊方式获得史料。在这方面，中共党史研究表现最明显。因为在使用史料方面具有不平等性，所以对于那些依赖特殊史料条件获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在评价时也要考虑史料获得的渠道这个因素。一般来说，如果在史料来源上有特殊性，那么它的学术成果也就有特殊性。
梁：史料的公开性，是学术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史料对研究有决定作用，但真正考验学术水平的还不仅仅是史料。要之，完全依赖个人寻访和读书获得的新史料，学者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公布形式，但依赖特殊身份或国家机关给定的客观条件获得史料时，应当确立及时完整公布原始文献为上的学术原则。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7/02/content_2246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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