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传记没必要都得到传主认可(中国青年报 2008-10-22)

梁：最近《听杨绛谈往事》一书的出版宣传中，流行一个说法，杨绛先生称“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作为一种宣传，这可以理解。但可以理解，不等于背后没有问题。在此之前，关于杨绛先生的传记至少已有三四种，虽然没有得到传主的认可，但并不意味那些传记没有价值。得到传主认同的传记，未必就好，没有得到传主认同的传记，也未必坏。在传记的历史上，得到传主认同的传记是特例，得不到传主认同的传记是常态。如果要求传记一定要得到传主的认同，对传记写作的发展不是好事。
毕：传记的形态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先把那些含有戏说成分或含有文学虚构渲染成分的所谓传记排除在外，专门讨论史学范围的传记。史学传记，又可分为传主健在时完成的传记和传主过世后写作的传记。传主过世以后，为之立传的动机不同。有的是为了寄托对先人的感情，有的是为了学术研究。为古人立传，人事纠葛较少，学术空间较大。为刚刚过世的人立传，也可能发生人事的纠缠。传主在世的时候，为之立传的动机更多种多样。有的传主是高官，为之立传有政治宣传的目的。有的传主是企业家，立传既有自我宣传的目的，也是撰写者挣钱的机会。这类传记，扬善隐恶相当普遍，溢美拔高司空见惯。还有一类传主是在世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有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立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研究和学术研究，对这类情况的得失，值得我们按照严肃的学术工作来衡量，来讨论。
梁：这种传记写作，应当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工作。除了口述历史这样特殊的传记形式外，一般的传记写作，在事实上没有必要非得到传主的认同。这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能得到传主的认同，固然可以使传记的写作较为顺利，在材料获得和事实评价方面可能会相对便利；另一方面，由于有传主的认同，传记在出版方面可能比较顺利。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如果传主不在人世还好说，如果传主还健在，那么他们对传记写作的关心，一般也有正反两面，在经验和事实上，传主健在完成的传记，多数都有比较明显的缺点，特别是在涉及传主私人生活或者特殊生活方面，反而遮盖了历史真相或者曲解历史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毕：传主是否认同，包含事实和评价两个层面。在事实的层面，传主活着，与传主核实，可以纠正某些以讹传讹的失误。当然，也有一些事情，传主年事已高，记不清楚的情况也有。这些地方更需要考证的工夫。还有一些是传主想回避的。一般来说，传主健在就完成的传记不是很多，因为中国人有盖棺论定、生者不入传的传统和习惯，不过常态中总有一些特殊情况。但我们必须清楚，传记写作中，如果过分强调传主认同，在事实上会影响传记的深度。
毕：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传记写作的理想状态还是独立性，尊重史料，尊重研究者自己独立的认识和判断，在做人方面，我们认同为尊者讳的传统，但在独立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却没有必要时时顾及传主的认同，如果那样就很难使学术工作保持独立性，这样情况下产生的传记也常常是有局限的。
梁：这些年在传记写作方面，有些不好的风气事实上已经影响了传记的严肃性，由于强调得到传主的认同，使一些有价值的传记不能得到及时出版，或者由于家属的干扰，使传记写作中歌功颂德过于明显，而深刻反思非常缺乏。
毕：在传记写作中，我感觉如果还是要坚持独立性，一般不选择传主还健在就出版相关传记的做法，因为人都是有弱点的，这些年学术界经常出现的名誉纠缠，事实上也是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而导致的。
梁：我们要提倡传记写作的独立性，但同时也要建议那些传主，对于传记写作持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只要不是恶意的诽谤和名誉伤害，在学术范围内，一定要尊重研究者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事实上也不是传主个人意愿所能改变的。传主健在的时候不能写，不能公开，不等于这个事实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提起，历史研究所承担的责任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人们会发现，常常是那些坦诚、大度、真实敞开胸怀的人，最后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毕：如果传记非要得到传主的认可，其实对传记的完成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制约，并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风气。
没有必要得到传主的认可，更没有必要得到家属的认可。我有一个朋友，曾经为一个身为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著名学者作传。稿子完成后，传主本人没有异议，但亲属提出，传主1957年的遭遇要回避，晚年参与多党合作的内容要补充。这种要求，显然是出于亲属对于现实利益的诉求。如果一味迁就，这些传记的学术品格肯定会大打折扣。
还有一个朋友，给过世不久的科学家邹承鲁写了一本传记。邹承鲁生前认可这个稿子。出版社却把有棱角的地方删得面目全非。书出来了，作者都不好意思送人。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0/22/content_23988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