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中国青年报 200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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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2007-10-10 梁子民 毕文昌     梁:9月13日,历史学家王年一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在公开的传媒上,几乎没见到什么消息。其实,王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在国内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一些论文,在国际汉学界也有巨大的影响。是不是中国各行各业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太多了,王年一先生去世,真的够不上一条值得报道的新闻?

    毕:我认为,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文革”研究领域,王年一去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虽然不见新闻报道,但学术圈子里的人们,却为他的去世备感痛心。9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到会的学者们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而且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外国的学术同行,也发来书面讣文,表达对他的敬意和哀思。或许,在这样的场合,才能真切地感受一个学者的人生价值。

    梁:我觉得,对于学者来说,其实有两重意义上的生命:一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二是学术意义上的生命。两种生命往往并不同步。有的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还活着,学术意义上的生命已经死了。这种情况在我们周围越来越常见。目前充斥着大量名为成果,实为名利敲门砖的所谓学术,没有任何新意和创见,前脚迈出印刷厂,后脚就进造纸厂,白耗费了财力,还增加了环境污染。有的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死了,学术意义上的生命还活着。王年一先生就是这样。我想,凡是得到他的著作的读者,都会加以珍藏。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著作还将给今后的读者以启发和教益,他的学风,还在影响着后人的研究。

    毕:王先生研究的领域,不同于一般的史学。应当说,今天不论是研究世界史,还是本国的古代史,中国学者拥有的自由空间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但研究本国晚近的历史,特别是王先生从事的专业领域,则没有那么幸运。迄今为止,多数专业人士,仍然采取结论在先的方式,无论史料的取舍,还是观点的阐发,都围绕着已有的结论展开。不论是研究性的著述,还是普及性的读物,乃至一些有组织编写的回忆录,大体上都是这个路子。而王先生的学术路径不是这样。他力图揭示和还原的是历史的真相,而不论这种真相是否合乎既定的结论。这种治学方法,是学术同行尊敬他的原因,也给他带了许多困扰。他写的书,没出版的比已出版的更多,许多遗著至今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梁:什么是史学?史学基本的功能就是真实地记述历史。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评价、教育等其他功能。王先生说:“历史不是任人歪曲、捏造的。这是我读许多文字后的心得。因此我主张写历史秉笔直书,不加讳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从南昌起义的真实情况,到长征路上密电的有无,到“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他都依靠扎实的史料提出了独立的新见解。这样治史,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华,也合乎当代世界的史学规范。

    毕:王先生不但自己勇于深入禁区,开拓学术研究领域,而且对激励学生和晚辈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看到别人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推进,总是非常兴奋,对来自晚辈的学术批评从善如流。他不但组织过许多年轻朋友合作撰写大型著作,填补当代史的学术空白,中风以后,还为很多中青年的研究著作写序。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他的激情。学术研究,需要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但也需要情感的投入。他在课堂上,在学术讨论会上,讲到感情激动处,往往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这使我们感到,学术就是他的生命,追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

    梁:面对当今的学界,我很悲观。像王年一先生这样古道热肠的学人,现在很少了。历史学科,本来对人们思考当下社会生活有很大启发作用,但今天主流的历史研究界却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比如今年上海市临时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事件,其实就反映了当今历史学界中存在的问题。像王年一先生这样勇于对历史负责的历史学家,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应当有更多的历史研究者像王年一先生那样,把历史研究和真实人生、真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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