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榜眼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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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眼漫谈
文章有“文”眼，诗歌有诗“眼”；舞狮之前要“点描眼”，绘画中更有脍炙人口的“画龙点睛”。“睛”就是眼珠了，还是眼。“眼”在不同的方面频频出现，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是它太重要了，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全部内容的精华所在。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最开始“榜眼”一词也有这层含义；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榜眼”成为殿试后皇帝钦点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的称谓或代名词。
“榜眼”的由来
“榜”就是“表列取士次第之状”，在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黄榜或者叫“金榜”。排在首位的叫“状元”。自唐朝以来，这个称谓就已经存在了，虽然也有过“状头”、“榜首”等不同叫法，但是得以传承的还是“状元”。而榜眼就不一样了，宋朝之前从未听说。据记载：“宋苏老泉曰：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十余年，未有不为两制者。是时，一甲无定额，不止三人，而以三人为贵。然未言一甲二、三名为榜眼、探花。”就这个说法，张惟骧做案注：“《宋史》陈思让传，思让子钦祚，钦祚子若拙，太平兴国初进士，以第二人及第。时号第二及第者为榜眼。又李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一甲三名，人称三世。探花郎昭遘，宋初宰相李窻孙。是宋初已有榜眼、探花之称矣。丙寅孟秋惟骧又识。”由此可知，北宋时宋仁宗太平兴国初年，已经有“榜眼”的称号。
在历史上，宋代科举制度最引人兴趣的特征之一，是往往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代替比较枯燥无味的制度术语。“榜眼”就是这些科举文化语汇中的一个。类似的还有很多：“贡院”指考生参加考试的厅堂，“乡贡”是指在贡院中选拔的举人。其次，是在某些场合、环境里，用通俗易懂的考试术语来强调成功的荣耀。而“榜眼”就很有这种韵味。类似的还有不少，殿试第一名有时称为“龙首”，有时称作“大魁”；而对列出登第者姓名的叫作“榜”，有时也叫“桂籍”。另外，在一些名词里也流露出科举考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形象地称呼科考试院为“棘闱”，强调了应试者的艰难。
据《称谓录》记载：“榜眼名目，始于北宋。古者原以第二、三两名为一榜眉目；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皆为榜眼。后以第三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为榜眼。”因此，“榜眼”的概念就是旧时科举之制，给以廷试一甲第二名的称谓。在民间俗称可能更早，但是作为科举术语广泛使用是自宋朝开始。
“榜眼"的演变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榜眼”，实际上指出的是全国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进士第二人。如上所言，宋以前“未言一甲二、三名为榜眼、探花”。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实际上宋以前的进士第二人等同于以后的榜眼。随着历朝的更迭，不论国祚久远还是短暂，榜眼如同科举制一样不断发生着变化。且不说萌芽阶段的南北朝，就是隋唐两朝，初创时期的科举制度也并不完善。既然考试，就会有排序先后，否则，第一又怎么得出来呢？但是，由于在同一榜内，有时少到仅仅数人，也就没必要特别强调第二如何了。唐朝连进士的称谓都有差异，如在参加考试时已经叫进士了，到考取后“雁塔题名”时就称“前进士”。也就是说“前进士”才是后来所说的进士，而“进士”等同于举人。由此可知，“榜眼”一词远不具备产生的环境。
宋朝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三月，在讲武殿亲试举人，并确定自此以后定为常式。自武则天称帝，天授元年二月亲自策试贡士，开殿试之先河，至此终于将殿试纳入科举制常例之中，成为科举中最高的一级考试。北宋时期，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一开始殿试设三甲取士，一甲三人都可以称为状元。凡眼睛，人们认为必成双成对，于是将黄榜之上，榜首之下的一甲二、三名统称为金榜之眼，不分第二、第三，全称作榜眼。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已经将进士第二人号称为榜眼。到南宋时期，将探花的称谓专属第三名，而榜眼也成为进士第二人的专用名称。
元朝虽然仍分三甲取士，但多数一甲仅取一人。因此，进士第二人就成了二甲第一名，仅得进士出身。但是，还是有个别例外，元顺帝首先提出“鼎甲”，一鼎三足，自然会有榜眼、探花，否则状元单独不可能将“鼎”稳定支撑。
明朝朱元璋洪武年间多次颁诏书，定科举制度。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确定八股制义；洪武四年，初开会试、殿试；洪武十五年，定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后又命厘定新进士受职制等。从现存文献看，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已有以榜眼作为著作的题名。只有到了明朝，榜眼、探花才成为朝廷承认的称谓，开始成为官方定制。清朝沿袭明制，直到终止。
“榜眼“作为进士一甲第二人的称谓，从无到有、从俗称到官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不论提到状元还是榜眼，都是数一数二的。众所周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可以说第五大发明之科举，影响远至西方各国，国际上通行的前三名、各种评比的冠、亚、季军，真不知是否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国外选官制度所借鉴、所采用。
“榜眼”的地位、影响
榜眼是中国传统科举文化术语中除状元外，最为耀眼的词汇。自从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规定，朝廷卫尉寺金吾司，出仪仗做为前导，差遣七人“从两节引开道返第”，高第之进士夸官游街成为官办仪式，一甲进士待遇优渥以后，直到清朝高中一甲三人胪唱出班、御道出宫、锡宴专席等等特殊待遇，给鼎甲以无上的荣誉。据《兼葭堂杂抄》中记载：“自隋设进士科，至宋则定甲第。其第一甲赐进士及第，或二十余人，第一甲例取三名。释褐日即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官，储之馆阁，以备台辅。其重无以加矣。”可见，榜眼不仅仅是一种荣耀；不像隋唐时尚待考官，宋朝时经殿试高中鼎甲的状元当即授官职承务郎，除上郡签判；而“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奉郎”(自《梦梁录》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而人称“进士科”为“宰相科”，就是说“以备台辅”。而鼎甲以出类拔萃而首当其冲。当时，宋太宗对近臣说：“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一旦被钦点为鼎甲，前途无可限量。榜眼的“虚名”诱使士子们趋之若骛。
在民间，榜眼的显赫成为封建统治者造成“学而优则仕”的又一例证。“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宋仁宗有一篇流传长久的《劝学诗》：“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谋，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忘，六经勤向窗前读。”倡导学习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用限定的内容、僵化的形式将士子的思维禁锢，则限制了个性的发展、创造的萌动。这种诱惑严重摧残着人们的心灵。知识变得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书本已经成了应试升官的敲门砖，“榜眼”成了封建统治者愚昧世人的工具。
榜眼从形式上看，是全国最高级别考试的、低于状元的称谓，但事实上，就是在限定的殿试中，也不一定比状元低。宋朝以前，除了仪式、庆宴外，在授职上没什么不同。只是在以后有了殿试制，一甲取三名定式后，授职渐渐有差别。虽然针对封建世袭、门阀的腐朽来讲，设科考试是有利于中央集权、是较为客观公正的；但是，是否能通过科考，选拔确实差别各异的天下英才，还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是否清明、过程是否恰当等等因素。历朝中大有才学、文章等等方面榜眼胜于状元的情况。因此，对科举文化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局限在状元身上，有失偏颇。譬如：宋朝天圣二年，就因为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就把本来是第一的弟弟宋庠，让位给兄长宋祁，只因为是哥哥就压在了弟弟的上面。清朝最后一科的朱汝珍，论文章、策对应列榜首，就因为慈禧太后对珍妃的厌恶，而他的名字中有“珍”就屈居榜眼。因此，将科举文化制度方面的研究扩大到榜眼的审视，拓展了对科举相关课题的研究基础，使研究对象从“点”至“面”，增强了研究的客观性。对于榜眼来讲，除了自身带给科举文化制度的特殊性之外，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科举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大有裨益。一开始，科举考试从最初的选拔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扩大、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而后来，走到鼎盛时期转化成为扼杀人才，阻碍社会前进，不得不走向复灭的整个过程，在此不一一赘述。科举从兴利除弊，促进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到连清朝光绪皇帝都感到科举与国外相比，“西人皆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直至最终废止。而“榜眼”一词作为仅次于状元，用来表示居于第二位的代名词却被人们沿用至今，依然焕发着荣誉的光环。
(来源：中国国学网，作者：王凯贤)
文章有“文”眼，诗歌有诗“眼”；舞狮之前要“点描眼”，绘画中更有脍炙人口的“画龙点睛”。“睛”就是眼珠了，还是眼。“眼”在不同的方面频频出现，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是它太重要了，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全部内容的精华所在。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最开始“榜眼”一词也有这层含义；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榜眼”成为殿试后皇帝钦点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的称谓或代名词。
“榜眼”的由来
“榜”就是“表列取士次第之状”，在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黄榜或者叫“金榜”。排在首位的叫“状元”。自唐朝以来，这个称谓就已经存在了，虽然也有过“状头”、“榜首”等不同叫法，但是得以传承的还是“状元”。而榜眼就不一样了，宋朝之前从未听说。据记载：“宋苏老泉曰：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十余年，未有不为两制者。是时，一甲无定额，不止三人，而以三人为贵。然未言一甲二、三名为榜眼、探花。”就这个说法，张惟骧做案注：“《宋史》陈思让传，思让子钦祚，钦祚子若拙，太平兴国初进士，以第二人及第。时号第二及第者为榜眼。又李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一甲三名，人称三世。探花郎昭遘，宋初宰相李窻孙。是宋初已有榜眼、探花之称矣。丙寅孟秋惟骧又识。”由此可知，北宋时宋仁宗太平兴国初年，已经有“榜眼”的称号。
在历史上，宋代科举制度最引人兴趣的特征之一，是往往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代替比较枯燥无味的制度术语。“榜眼”就是这些科举文化语汇中的一个。类似的还有很多：“贡院”指考生参加考试的厅堂，“乡贡”是指在贡院中选拔的举人。其次，是在某些场合、环境里，用通俗易懂的考试术语来强调成功的荣耀。而“榜眼”就很有这种韵味。类似的还有不少，殿试第一名有时称为“龙首”，有时称作“大魁”；而对列出登第者姓名的叫作“榜”，有时也叫“桂籍”。另外，在一些名词里也流露出科举考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形象地称呼科考试院为“棘闱”，强调了应试者的艰难。
据《称谓录》记载：“榜眼名目，始于北宋。古者原以第二、三两名为一榜眉目；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皆为榜眼。后以第三为探花，遂专以第二为榜眼。”因此，“榜眼”的概念就是旧时科举之制，给以廷试一甲第二名的称谓。在民间俗称可能更早，但是作为科举术语广泛使用是自宋朝开始。
“榜眼"的演变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榜眼”，实际上指出的是全国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进士第二人。如上所言，宋以前“未言一甲二、三名为榜眼、探花”。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实际上宋以前的进士第二人等同于以后的榜眼。随着历朝的更迭，不论国祚久远还是短暂，榜眼如同科举制一样不断发生着变化。且不说萌芽阶段的南北朝，就是隋唐两朝，初创时期的科举制度也并不完善。既然考试，就会有排序先后，否则，第一又怎么得出来呢？但是，由于在同一榜内，有时少到仅仅数人，也就没必要特别强调第二如何了。唐朝连进士的称谓都有差异，如在参加考试时已经叫进士了，到考取后“雁塔题名”时就称“前进士”。也就是说“前进士”才是后来所说的进士，而“进士”等同于举人。由此可知，“榜眼”一词远不具备产生的环境。
宋朝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三月，在讲武殿亲试举人，并确定自此以后定为常式。自武则天称帝，天授元年二月亲自策试贡士，开殿试之先河，至此终于将殿试纳入科举制常例之中，成为科举中最高的一级考试。北宋时期，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一开始殿试设三甲取士，一甲三人都可以称为状元。凡眼睛，人们认为必成双成对，于是将黄榜之上，榜首之下的一甲二、三名统称为金榜之眼，不分第二、第三，全称作榜眼。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已经将进士第二人号称为榜眼。到南宋时期，将探花的称谓专属第三名，而榜眼也成为进士第二人的专用名称。
元朝虽然仍分三甲取士，但多数一甲仅取一人。因此，进士第二人就成了二甲第一名，仅得进士出身。但是，还是有个别例外，元顺帝首先提出“鼎甲”，一鼎三足，自然会有榜眼、探花，否则状元单独不可能将“鼎”稳定支撑。
明朝朱元璋洪武年间多次颁诏书，定科举制度。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确定八股制义；洪武四年，初开会试、殿试；洪武十五年，定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后又命厘定新进士受职制等。从现存文献看，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已有以榜眼作为著作的题名。只有到了明朝，榜眼、探花才成为朝廷承认的称谓，开始成为官方定制。清朝沿袭明制，直到终止。
“榜眼“作为进士一甲第二人的称谓，从无到有、从俗称到官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不论提到状元还是榜眼，都是数一数二的。众所周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可以说第五大发明之科举，影响远至西方各国，国际上通行的前三名、各种评比的冠、亚、季军，真不知是否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国外选官制度所借鉴、所采用。
“榜眼”的地位、影响
榜眼是中国传统科举文化术语中除状元外，最为耀眼的词汇。自从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规定，朝廷卫尉寺金吾司，出仪仗做为前导，差遣七人“从两节引开道返第”，高第之进士夸官游街成为官办仪式，一甲进士待遇优渥以后，直到清朝高中一甲三人胪唱出班、御道出宫、锡宴专席等等特殊待遇，给鼎甲以无上的荣誉。据《兼葭堂杂抄》中记载：“自隋设进士科，至宋则定甲第。其第一甲赐进士及第，或二十余人，第一甲例取三名。释褐日即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官，储之馆阁，以备台辅。其重无以加矣。”可见，榜眼不仅仅是一种荣耀；不像隋唐时尚待考官，宋朝时经殿试高中鼎甲的状元当即授官职承务郎，除上郡签判；而“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奉郎”(自《梦梁录》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而人称“进士科”为“宰相科”，就是说“以备台辅”。而鼎甲以出类拔萃而首当其冲。当时，宋太宗对近臣说：“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一旦被钦点为鼎甲，前途无可限量。榜眼的“虚名”诱使士子们趋之若骛。
在民间，榜眼的显赫成为封建统治者造成“学而优则仕”的又一例证。“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宋仁宗有一篇流传长久的《劝学诗》：“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谋，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忘，六经勤向窗前读。”倡导学习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用限定的内容、僵化的形式将士子的思维禁锢，则限制了个性的发展、创造的萌动。这种诱惑严重摧残着人们的心灵。知识变得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书本已经成了应试升官的敲门砖，“榜眼”成了封建统治者愚昧世人的工具。
榜眼从形式上看，是全国最高级别考试的、低于状元的称谓，但事实上，就是在限定的殿试中，也不一定比状元低。宋朝以前，除了仪式、庆宴外，在授职上没什么不同。只是在以后有了殿试制，一甲取三名定式后，授职渐渐有差别。虽然针对封建世袭、门阀的腐朽来讲，设科考试是有利于中央集权、是较为客观公正的；但是，是否能通过科考，选拔确实差别各异的天下英才，还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是否清明、过程是否恰当等等因素。历朝中大有才学、文章等等方面榜眼胜于状元的情况。因此，对科举文化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局限在状元身上，有失偏颇。譬如：宋朝天圣二年，就因为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就把本来是第一的弟弟宋庠，让位给兄长宋祁，只因为是哥哥就压在了弟弟的上面。清朝最后一科的朱汝珍，论文章、策对应列榜首，就因为慈禧太后对珍妃的厌恶，而他的名字中有“珍”就屈居榜眼。因此，将科举文化制度方面的研究扩大到榜眼的审视，拓展了对科举相关课题的研究基础，使研究对象从“点”至“面”，增强了研究的客观性。对于榜眼来讲，除了自身带给科举文化制度的特殊性之外，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科举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大有裨益。一开始，科举考试从最初的选拔维护封建统治的人才，扩大、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而后来，走到鼎盛时期转化成为扼杀人才，阻碍社会前进，不得不走向复灭的整个过程，在此不一一赘述。科举从兴利除弊，促进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到连清朝光绪皇帝都感到科举与国外相比，“西人皆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直至最终废止。而“榜眼”一词作为仅次于状元，用来表示居于第二位的代名词却被人们沿用至今，依然焕发着荣誉的光环。
(来源：中国国学网，作者：王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