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国 悲 剧（八）——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第8章 后果：可耻的审判
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了8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其中还担任了4年“人民政权”议会党团的领袖。
国家杜马在从事立法活动的同时，还非常关注国内外政治问题。自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形势也的确让议员们忧心忡忡。
原因有几个：对我国同胞的排斥；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卫国战争参加者的迫害；对苏联及其合法继承人——当代俄罗斯的公然敌视。尤其让议员和国内大多数公众感到气愤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年为从苏联分离出去而指控苏联如何如何残害生命，并提出许多民主口号，可是转眼之间，这些东西都被它们自己践踏在脚下。我看，他们在对待政敌和“非国民”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简直可以与南非曾经实行过的种族隔离政策相媲美了。
在观察近10—15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的法庭诉讼情况并对之进行分析时，我不由想起了耶稣基督的话：“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洁净了杯盘的里面，那外面自然也洁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读书人法利赛人有祸事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种种污秽。”（马太福音第23章第26—27节）这句引自新约的话用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审判是再准确不过了，它正在当地事实上是在对那些不合政府心意的人实行灭绝政策的背景上展开，被灭绝的主要是那些无地位的民族。不过正如常言所说，这也必将祸及“自己人”。
政治审讯：政敌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宣布独立以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通缉那些与取得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法不一致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然后再对政敌发动可耻的审判。下一步就是迫害那些曾经同反希特勒的同盟国一起战斗，并参与消灭希特勒军队撤退后的残余法西斯间谍机构的老军人。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人民代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尔弗雷德•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首当其冲地被这个渴望立刻变得“民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列入了政治犯名单。
1991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被捕。我想提醒读者，拉脱维亚是1991年9月6日被承认独立的。所以说，鲁比克斯被捕时，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苏联统一国家的成员，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还没有失效。
但是，当时急于掌权的民族主义激进势力非常强大，他们置共和国和全苏的法律以及国际法准则于不顾，连简单做人的体面都不讲，就开始行动了。
鲁比克斯成了这种无原则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他的政敌利用中央的束手无策，戈尔巴乔夫对捍卫全苏利益的无所作为，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彻底垮台局面明朗化之际，立即向他发起了攻击。
再说，怎么能不利用这种局势呢？8月23日正是叶利钦以轻蔑的态度公开羞辱苏联总统兼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个“福罗斯囚徒”的时候。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趾高气扬地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第二天，就承认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一个直观的榜样，也可以说是为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新的统治者很想表现得文明一点，哪怕是表面上，也要搞得有点合法性才行。但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一点了——革命的必要性成了他们的借口。只有得到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才能对全苏和共和国议会代表鲁比克斯实行逮捕。但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导者示威似的根本就不去请示莫斯科。
鲁比克斯被指控有阴谋参与旨在夺取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的嫌疑。很难想象这种指控有多么荒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控夺取自己的政权，同时还要夺全国的权。苏联的政权体制是统一的，鲁比克斯是其官方代表。毫无疑问，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阴谋。
然而，独立后的拉脱维亚的检察长，未来的总检察长，曾经获得过共和国最高奖励“三星”勋章的斯克罗斯金施，居然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说，“鲁比克斯的反苏罪状（！？）已全部得到证实。”
原来，当时就为……莫斯科准备好了所有的侦查材料。不过，这些怪事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先把鲁比克斯列入“参与叛乱分子”，再把他投进“水兵寂静”监狱，然后再说！政治对手也铲除了，手也洗得干干净净，就跟本丢•彼拉多一样！但苏联领导人却并不稀罕这样的爱国者：总统也不回答，最高苏维埃也不吭声，连问都不问——当时他们实在顾不上这么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了，能保住自己就好！
这种状态并没有让拉脱维亚新当局感到窘困：他们决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狠狠打击自己的主要政敌。他们用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即苏联加盟共和国刑法中的颠覆罪条款，把鲁比克斯定个枪毙的罪，再回避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千方百计坚持把拉脱维亚说成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办法”找到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和法律来解决。为此，1991年8月22日，也就是逮捕鲁比克斯的前一天，他们把拉脱维亚共和国通过的新法律——“颠覆罪”条款的生效时间向前追溯——即从1990年5月4日宣布通过独立那天算起。这样一来，法律获得了追溯效力，这种做法是同国际通行的所有法律规定都抵触的。
用了这种法律上作弊的办法之后，案件进展就“顺畅”起来。仅鲁比克斯刑事诉讼一案，就投入50多名检察官，还不算调查人员和参加庭审的其他人员，其中也包括那些曾几何时宣誓忠于党，可后来又“改换门庭”，致使前后判若两人的前苏共党员，他们都打着“民主”的口号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前代表们表现得尤为积极，其中一些人还是前苏共党员。前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戈尔布诺夫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了他们，此人是前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的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再后来成了议会主席。我记得在1989—1990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的各种场合中总是在向大家游说，拉脱维亚必须发生民主变革。这个两面派以后的下场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相信当叛徒的人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迟早的事。
正如以上所说，法庭判处鲁比克斯8年监禁。他获此漫长刑期是由于思想信仰坚定，因为是他发出了警告：国家将出现空前的社会不公正。而时间证明，这一切都发生了。
立案侦查时，一号囚犯——记者们在其报道中这样称呼——鲁比克斯仍被选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第五届议会议员。我想告诉读者的是，第一届至第四届的议会选举是在1922—1931年期间进行的，在乌尔马尼斯独裁统治时期没有进行过选举，而1940年选举的议会被今天的当局视为非法，就像后来的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一样。就这样，一位由人民选举的议会议员，在其履职期间却从未在议会大厅出席过会议，而是坐到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大厅里。
1996年 5月，囚徒鲁比克斯表示同意作为“拉脱维亚社会党”和“权利平等”运动的候选人，参加国家总统竞选。国家宪法对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限制，除了年龄不应该小于 40岁而外。这样说来，鲁比克斯完全有权竞选这个职务。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鲁比克斯的这一步棋在执政当局和议会的极右派议员中引起了恐慌，必须紧急制定关于国家总统选举的法案。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坚持迅速审议并立即实施该法案。在他们提交的法案中，明显针对鲁比克斯进行了限制。其中竟可以看到“在监狱服刑”以及“1990年1月13日以后在苏联共产党和拉脱维亚共产党内的作用”等字样。法案送交议会主席团时，立刻被称做“反鲁比克斯法”。带着这些字眼的法律于1996年6月13日得以通过。
鲁比克斯在监狱服刑期间，尤其在组建总统竞选班子阶段，为他请求赦免的信件纷至沓来。1996年3月2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向拉脱维亚总统发出呼吁。过了两天，即3月24日，欧盟议会的议员们也向拉脱维亚总统发来信函。在致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乌里马尼斯呼吁书上签字的有乌克兰（奥连尼克等人）、俄罗斯（格洛托夫、扎索霍夫、阿卜杜拉季波夫、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以及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法国的欧盟议会成员。
赦免问题一直拖了很久，被专门设置的障碍卡住了。那些决定一号政治犯命运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决不能在选举之前把他放出来。我想引用鲁比克斯本人在《用鲜花投票……》一书中的话告诉大家：
拉脱维亚总统贡吉斯•乌里马尼斯根本没有对赦免拉脱维亚共产党领袖阿尔弗雷德•鲁比克斯的问题进行过审议……
赦免部门不会向总统提交审议鲁比克斯的材料，因为犯人本人拒绝赦免。
虽然鲁比克斯本人没有提交过请求赦免的申请，可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媒体对此也有过报道……
赦免部门共收到7份请求赦免鲁比克斯的申请。他的母亲、拉脱维亚议会的9名议员、欧盟议会的议员、里加杜马议员小组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都曾请求过赦免鲁比克斯。
还收到过一份由32名普通百姓联署的申请。拉脱维亚议会前议员拉里莎•拉维娜和菲利普•斯特罗加诺夫也提交了申请。
1997年 11月 12日，国家杜马中散发了鲁比克斯给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呼吁书。我想引用其中的几句话：
我坚信，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对我命运的关心才促使我获得假释，让我在狱中度过了 6年 2个月零 12天之后获得了自由。
祝愿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祝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幸福安康。顺致敬意。前政治犯鲁比克斯。
鲁比克斯虽然坐过牢，但并没有被打垮。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不怕，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就是鲁比克斯事件的整个经过。
1999年2月16日，里加市区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塔吉亚娜•阿尔卡基耶夫娜•日达诺克的里加杜马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日达诺克是一位人权保护者，政治组织“法律平等”的领袖，不仅在拉脱维亚，而且在国外也广为人知。法院满足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要求，认定日达诺克由于在1990年1月 13日以后仍然是该共和国的共产党党员，因此针对原先该党党员所作的政治限制仍适用于她。
1997年里加杜马选举前夕，日达诺克发表声明指出，她是1991年9月10日以前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当时党的活动已被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下令停止。但在当时的司法审查中，并没有对她的里加杜马议员的被选举权提出过异议。
针对“法律平等”政治组织的里加杜马议员日达诺克受到拉脱维亚司法迫害一事，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声明说：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对她的迫害，与她所从事的首先旨在反对侵犯以拉脱维亚为定居点的俄罗斯同胞的政治、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人权保护活动直接相关。这种活动正是由于拉脱维亚当局不断加剧语言、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政策，企图对二战的结论翻案而引起的。1998年末至1999年初，日达诺克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定居在立陶宛境内操本族语言的俄罗斯居民的合法权利而发表演说，此后不久就遭到了司法迫害。
国家杜马对日达诺克的判决根据表示怀疑，指出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选举法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矛盾。该公约规定，不得无端限制每个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护法机构还破坏了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保护公约。国家杜马呼吁国际社会在日达诺克的问题上，不要忽视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破坏与人权有关的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要求拉脱维亚领导者立即停止对里加杜马议员、“法律平等”政治组织领导人的司法迫害。
1999年 12月 15日，拉脱维亚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不顾舆论反对，批准了里加区级法院当年2月16日的判决。2000年2月拉脱维亚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驳回了相关的上诉。这样一来，该案件的国内审理程序全部结束。日达诺克不仅被剥夺了代表权，还被没收了所有财产。
拉脱维亚人权委员会准备向欧洲法庭上诉。该社会组织认为，这是对著名人权保护者日达诺克的迫害，是当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所代表的政府机构清除政敌的危险事例。2000年2月 23日，日达诺克。案的材料被提交给欧洲议会安全组织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斯图鲁。
为了强调拉脱维亚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敌的态度，以及它如何利用法庭达到反民主目的手段，我想援引出生并生活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诺夫几年前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的一篇报道，标题叫做《我曾蹲过拉脱维亚四座监狱》。
1992年初，在斯米尔诺夫倡议下，成立了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其任务非常明确——维护拉脱维亚境内俄罗斯人的权利。拉脱维亚当局强烈反对该社会团体，指控其成员是沙文主义者，“莫斯科的爪牙”。俄罗斯公民联合会曾为俄罗斯在拉脱维亚开设大使馆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一天，”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兰尼赫终于来到了拉脱维亚。可他却回避我们，好像在躲避惹人厌恶的苍蝇。他更愿意骑骑马，参加啤酒狂欢节，过上流社会的生活。我们这些俄罗斯公民甚至不得不在里加的俄罗斯大使馆设纠察线，才能堵到他（真可耻！）。这引起了拉脱维亚报纸的幸灾乐祸。”
1995年斯米尔诺夫由于一场事先安排的挑衅而被捕——喝醉酒的警察侮辱他的妻子，把她的手臂扭脱了臼，还给她戴上手铐。斯米尔诺夫像任何正常的丈夫一样，开始保护自己的妻子，他扑向施暴者，把他们赶跑，然后自己躲了起来。过了四个月，斯米尔诺夫在父亲的葬礼上被捕。他由于袭击警察而被判处3年监禁。
斯米尔诺夫在拉脱维亚的四座监狱里受尽了精神折磨，但保全了生命。他给总检察长写申请，要求把他这个俄罗斯公民引渡到俄罗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97年12月，他被专人押解到普斯科夫。
斯米尔诺夫被问及：俄罗斯护法机构是否也会这样干？他回答：
我想不会。这是拉脱维亚的特点。1991年8月事件时，他们已经用过这种手段。当时他们侮辱里加特警队军官的妻子，也是用这种手段挑起了冲突。
我想，俄罗斯的护法机构与他们完全不同，也干不出这种卑鄙的勾当。不仅俄罗斯不会，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都不会这样做。只有拉脱维亚才干得出来。因为那里仇视人类的思想体系已经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
采访结束时，向他提了个问题：“难道俄罗斯这种腐败还少吗？”他给了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
非常多。但是，首先，俄罗斯没有国家级的民族主义，这可是一个火药桶；其次，俄罗斯是一个大海洋，大海洋能够稀释污水。而拉脱维亚只是一个小水塘，小水塘很快就会变成臭水坑。
我在本书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章中提到过两位优秀人士的命运。1994年 1月，在苏联的毁灭者之一舒什凯维奇和西方特工的协助下，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科拉斯•布罗卡维丘斯和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部长尤奥扎斯•叶尔马拉维丘斯从明斯克被强行带走。1月15日，他们被送进卢基什克隔离审查。审查持续了约3年，直到1996年10月才开庭。调查材料共计350卷，登记的受害者达数百人。对他们提起的公诉要求长期剥夺他们的自由，甚至要处以“极刑”。在对他们进行评价之前，应该看看主要问题——指控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于1991年1月在立陶宛阴谋夺权的罪名是否成立。
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在其行动中依据的是“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经成为独立国家”这一虚构的前提条件，而不是1991年9月6日戈尔巴乔夫代表政府签署的允许立陶宛共和国独立的文件。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在共和国全境废除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之后，读者还会记得，紧接着便是一系列的苏联总统令，宣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有与苏联宪法相抵触的单方决议法律上一律无效。
1990年—1991年上半年，苏联公民护照在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还是有效的，所有持该护照的人都是法律地位平等的苏联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在审查期间，无论是布罗卡维丘斯，还是上述“案件”的其他被告人，都不能对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出现的政治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及其后果承担个人责任。
对布罗卡维丘斯提起公诉的依据，是立陶宛共和国刑法中的一系列条款，而且主要是“建立反国家组织并积极参与其活动”的条款。“反国家组织”的说法居然还适用于1991年8月22日前作为苏联共产党下属组织进行合法活动的立陶宛共产党。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切岂不是荒唐！不但如此，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对立陶宛共和国刑法进行修正和补充的专项法律，换句话说，在此期间通过的法律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的，因为当时在全国境内，包括在当时加入苏联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有法律效力的是《国务罪刑事责任法》。单独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无权对这部全苏刑法规定进行修正、补充或取消其效力。
1996年，即在庭审开始那年的12月，俄罗斯媒体上刊登了一份俄联邦法学界针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被立陶宛共和国法庭追究刑事责任一案的“起诉书结论”提出的意见书。
我应该向读者表示歉意，因为我要用较大篇幅来引用此文件中的一个部分。但这是个原则问题：立陶宛当局究竟有没有权审判这些人？请看：
多卷本起诉书的目的是要让舆论界相信，立陶宛共产党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而从事破坏活动的组织，所以其领袖理应受到指控。为此，起诉书引用了几十个“证据”，主要是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呼吁书。
既然这样，按照起诉书结论的逻辑，布拉扎乌斯卡斯总统也应该被认定是外国间谍，因为他也曾领导过共和国的党组织。
当局无视政治党派的宪法地位，将党派成员当成罪犯起诉，本身就是对共和国宪法的破坏。
刑法不具追溯效力，不允许加重处罚，或另外规定新的处罚，这些原则都是举世公认的原则。但立陶宛当局却拒不接受这些原则，对从前合法履行职能的人员进行迫害，这是对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的破坏。因为按照该条款，根据行为发生期间的国内法或国际法，并不能认定此种作为或不作为是犯罪，也不构成刑事犯罪。
起诉书结论强调，在该结论所指涉的事件和事实发生期间，立陶宛和苏联曾经互为外国。这不仅与客观现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当时实行的联盟法、共和国法和国际法（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起诉书结论中所描述的事件与事实，是 1990年 3月 11日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单方通过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法令的结果。按照当时的法律，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是苏联公民，都有义务履行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这一事实不容怀疑，因为当时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恢复独立的法令，而通过这样的法令是在当时苏联和共和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之外发生的。
按照所有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公平的原则，只有在国家获得了独立，国家制度形成之后，才有可能对反对国家独立的行为提出诉讼……
但是，起诉书结论中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的所有指控，都发生于此前的阶段，所以不应受到追究。我们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状况，追究以上人士的刑事责任，是与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相抵触的。
尽管俄罗斯法学家们都说，这一可耻的审判本属无权作为之列，但判决书还是被宣布了。笔者作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向俄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俄罗斯的一家报纸上：
据我所悉，今年8月 23日维尔纽斯将对人们所熟知的布罗卡维丘斯等人的案件进行宣判。毫无疑问，这个诉讼带有政治色彩，因此，尽管法庭缺少证明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有罪的证据，他们所有人显然仍将被宣判有罪。俄联邦公民斯塔尼斯拉夫•米茨凯维奇就是此案中的被告之一。
国家杜马在三年过程中曾多次对这场政治审判表示谴责，向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向欧盟议会发出呼吁。这对立陶宛当局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他们对被告人进行公开迫害。
遗憾的是，近期发生在立陶宛的类似政治案件表明，立陶宛法庭实际已沦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因此就无法指望其立场能具有客观性。
本人认为，目前，当该案庭审的决定性阶段到来之际，需要一股特别强大的势力来阻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人作出严厉判决，因为这些人士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立陶宛的亲俄罗斯力量。
被告中的两个人——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没有加入立陶宛国籍。为此，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在对他们的保护方面，显然应该承担某种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希望俄联邦外交部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8月16日在国家杜马演讲时表明的保护我国境外同胞的政治路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对布罗卡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及其他被告进行司法迫害。
后来的事件证明，立陶宛政府不顾任何请求，包括俄罗斯外交部的请求，于1999年 8月 26日在维尔纽斯公布了对所谓“阴谋推翻合法政府”案件的判决，立陶宛共产党前第一书记布罗卡维丘斯被判处移居管教营12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叶尔马拉维丘斯被判8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奥利亚利斯被判6年；“苏维埃立陶宛”广播电台总编米茨凯维奇被判4年；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社长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判处3年。
审判从1996年10月起进行了将近3年。其实，从立案的第一天起，没有这场司法闹剧，6名被告照样可以被成功地送进监狱。判决书早就写好了。
至于起诉的实质——这6人都被控似乎在1991年1月维尔纽斯尽人皆知的事件中操纵过苏军的行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早在此案结案前一年就曾对新闻界宣称，是他领导了准备实施紧急情况的行动，那些日子维尔纽斯军队的行动也是他指挥的。有人直截了当地问：“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否知晓军事计划，是否参与了军事计划的实施？”阿恰洛夫上将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笔者是一个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对党的机关，包括地方党的机关，同部队领导以及苏联高层政治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有清楚了解的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无论是国防部长还是副部长或其他高级军事将领，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执行过地方党领导人的指示。甚至苏联国防部长也不能对维尔纽斯这样的事件独立作出决定。在苏联，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是最高统帅，只有他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如何做的，以何种形式——应该由他本人诚实地说出来。因为他的党内战友受到了审判，而这些人在1985年信任了他，先是把党内最高职位，稍后又把国家最高职位托付给了他。可他却反过来一个一个把这些人全出卖了，就比如 1989年在第比利斯，1990年在巴库；再后来到了 1991年 8月，又把整个党都出卖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最可悲的、被立陶宛当局及其俄罗斯媒体朋友大肆炒作的“案件”吧。在1991年l月 13日夜维尔纽斯电视塔附近发生的事件中，13个被害者全都是立陶宛人。可是在那里被害的“阿尔法”小组的克格勃中尉沙茨基却从来不见有人提起，似乎他不是人。显然，杀死他的只能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某个武装暴徒。
有充分根据推测：部分“遇难者”是当天夜间死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而且是死于车祸。无论如何，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苏联军队杀人，不由得令人想起1989年索布恰克委员会的结论，说什么士兵们在第比利斯用工兵锹砍死了无辜少女。后来查明，原来这些不幸的少女是被格鲁吉亚的“勇士们”踩死的。维尔纽斯发生的情况也有些类似。苏联的检察机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文件表明，没有一个人是被士兵杀害的。
早在 1991年9月，立陶宛当局就收到了苏联总检察院对此案的调查结果的公文。如果哪怕有一点点可能证明是军人行凶，全世界立刻就会哗然：准会要求俄罗斯赔礼道歉，还要对死者家属给予赔偿。可是也不知为何，至今仍无法确定究竟谁是杀人凶手……
现有调查材料表明，我过去也说过，子弹不是从前面或后面，而是从上往下把人击中的，是从房顶和距离电视塔不远处的楼房窗口射出来的。起诉书中指出，死者中有一人是被1891年样式的步枪打死的。这岂不等于说苏联军队的士兵使用莫辛式步枪开的枪？更为可信的事实，倒是哪个死里逃生的“森林兄弟”从秘密的地方弄到了一把枪管被截短了的老套筒，于是决定把那把老古董拿出来亮亮相。众所周知，从1991年秋天起，在西方情报机关的帮助下，“萨尤基斯”已经建立起了武装力量。
立陶宛当局借口案件调查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无法得到阿恰洛夫和其他军人的证词。
维尔纽斯悲惨之夜已经过去了15年，可时至今日，立陶宛当局仍在严密封锁死者的被害真相。为了转移对真正罪犯的怀疑，这些年来一直在对一些跟那次诡谲行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提起诉讼。应该说，迟早我们会搞清谁是真凶：世界舆论也会对维尔纽斯事件给予正确评价。我坚信，这种评价肯定不会对立陶宛极端民族主义分离分子有利——其中有些人目前还盘踞在欧洲议会的座席上。
真相眼下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开始涌现：奥德留斯•布特卡维丘斯，曾在1991年当过立陶宛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几年前开口说了真话。他说，1991年1月，不知是谁从维尔纽斯电视塔上向平民开枪。有必要指出，这位先生曾在英国的军事科学院和美国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实习过，1990年任该共和国国防总局局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后来立陶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准备工作。当一切发生时，离苏联政府对立陶宛退出苏联作出决定还差半年。
当阿•皮亚特卡维丘斯同自己的战友兰德斯别尔基斯发生龃龉，开始公开讲述自己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的“功绩”时，1997年夏，布特卡维丘斯便立即因“蓄意诈骗”而遭到起诉，被判处5年半监禁。他明白了这种“暗示”，从此便不再开口。
在他之后，立陶宛还有一个十分了解内情的人，上面也提到过，就是立陶宛著名作家维•皮亚特卡维丘斯，也开口说了话。有意思的是此人现在也正在受审。兰德斯别尔基斯对他提出了起诉，根据是作家在其轰动一时的《傻瓜船》一书中“侮辱”了当今极端民族分离主义领袖的老爷子。作家告诉读者，老兰德斯别尔基斯不仅同盖世太保，而且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过。维•皮亚特卡维丘斯在 1994—1998年曾领导过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解很多秘密，为维尔纽斯惨案提供了新鲜有趣的证据。我要再次引用他书里的话。他写道：
l月 13日之夜的遇难者应该归罪于兰德斯别尔基斯和布特卡维丘斯，因为是一个人出的点子，而另一个人下的命令，然后，几十个边防兵奉命换上便装，进入了电视塔。从上往下对人群射击的就是他们……我亲眼见到当时子弹碰到脚下的柏油路反弹起来。
直到今天，这份证言也未能够迫使立陶宛共和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根据作家公开说出的真相，去向司法部门询问1991年1月维尔纽斯惨案中立陶宛人的死因。
立陶宛的上诉审判也过去了——维持原判。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的迫害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引发了抗议浪潮。俄罗斯国家杜马各委员会、个别议员都多次向立陶宛领导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发发善心，释放这些老人和病人。
事实上立陶宛又是如何做的呢？请看摘自2000年当地传媒中的一段话：“‘萨尤基斯’武装力量前领导人、政治犯布特卡维丘斯正在立陶宛监狱中慢死去，就连他的政敌都坚持他无罪。”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由于庭审过程已经拖了5个月，在“维尔纽斯1月13日案”中被立陶宛法院判处有罪的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应该是第一位活不到立陶宛上诉法庭作出决定的人了。这段时间一直是法警抬着他出庭。
在法庭上要求对受审者施以人道，让他死在家中，死在妻儿的看护下的申请干脆未予理睬。眼下巴尔塔什亚维丘斯还在监狱医院，实际上神智已经丧失。按照医生及其亲属的话说；他已经毫无希望了。尽管巴尔塔什亚维丘斯已生命垂危，他还是没有同意和“司法机关”签协议，用认错来换取赦免。“请转告同志们，我走了，虽然力已衰竭，但意志并没有垮。”他在最后一次出庭的前一天对妻子说。
俄罗斯社会公众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遭受可耻审判并没有冷眼旁观，无论是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还是在判决之后，许多国家和社会活动家都请求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客观考量当时的局势。从立陶宛当局的正式书面答复中可以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人处于政治上隔离的状态。
让我引用兰德斯别尔基斯先生对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回答：
尊敬的主席先生！
今天，1998年7月 24 日，我收到了您寄给我的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呼吁书和6月 28日由您签署的国家杜马对此事件的决定。
我们理解杜马对所有前苏联公民的关心，尽管并不适用于我国公民，因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已经通过决定，指出1940年用武力强加于本地区亦即原住居民的“苏联国籍”不具合法性。至于布罗卡维丘斯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两位公民，一方面，他们的罪责由于人命关天而加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人都为恢复苏联侵略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审判程序实际上也拖得太久。俄罗斯的司法机构在这里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帮助，完全不愿遵守也不同意俄—立两国之间现有协议中的条款。例如，杜马提到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就从未对 1991年 1月的维尔纽斯事件出具过任何证词。我们由衷地欢迎国家杜马采取一切有利于立陶宛和俄罗斯司法机构友善合作的行动。
关于赦免或更改强制处罚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立陶宛共和国议会统统无权处理。首先，这是属于国家总统的权限，而且赦免的决定只能由法庭宣布；其次，这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主席先生，请您相信，立陶宛共和国议会力求与俄联邦国家杜马达成完全的相互谅解，并将此视为发展两国关系、维护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保障。
向国际组织提出的呼吁也没有得到重视，或者只是回一份公函敷衍了事。2004年末在斯特拉斯堡召开欧洲议会全体会员国大会，就在一月份会议即将落下帷幕时，有290位议员对“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历史学博士布罗卡维丘斯被囚案”发表了声明。该议会机构成员提醒欧洲人权保护组织，由于捏造的罪名，“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立陶宛共产党领袖、历史学博士米科拉斯•马尔吉诺维奇•布罗卡维丘斯教授正作为政治犯在立陶宛监狱受到长达11年之久的折磨。”
欧盟各国议会签署了由乌克兰著名诗人和欧盟议会成员鲍里斯•奥列伊尼克发起通过的文件。签名的有荷兰、希腊、塞浦路斯、波兰、俄罗斯，甚至还有瑞典的代表。在该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家、波兰共和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亚斯科尔尼亚，政见极其保守的右翼分子波兰议长韦廖维斯基。
文件中写道：“乌克兰等国家的议会，以及欧洲议会成员曾多次请求立陶宛领导人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把这位勇敢的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时，欧洲议会还指出，“不能空口无凭地指控囚徒犯有叛国罪。一个自始至终忠实于本国宪法、忠于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苏联公民，不可能是当时还不被人所承认的立陶宛共和国的叛徒。同时，从具体事实来看，法院指控他参与杀人的判决在法律上毫无根据，证据也不充足。”
应该公正地说，我们的呼吁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里总能找到共鸣。这里援引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贵方发来的请求援助俄联邦公民来茨凯维奇公民的呼吁书一事，我想就白俄罗斯的安排指出以下几点。
1991年1月 13日维尔纽斯事件中的人质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身陷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与您同样感到忧虑。
白俄罗斯共和国正在尽一切可能，以便使立陶宛共和国当局对这些人作出人道主义的决定。
1999年2月，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大会众议院议员小组向立陶宛议会议员发出呼吁，请他们协助制止对一月事件参与者的司法迫害，把他们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今年 5月末得知，布罗卡维丘斯的健康每况愈下，必须立即实施心脏手术，我就布罗卡维丘斯到白俄罗斯进行治疗的问题亲自致函立陶宛共和国总统亚当库斯。
重要的是，国家杜马和俄联邦政府都参与了此项工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使这些人的境况得以改善。
我还想强调说，按照白俄罗斯的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可以生活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
2006年1月13日，布罗卡维丘斯在被监禁12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勇敢战胜不公——这就是他最近15年命运的写照。事实上，他在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所有同事都成功地完成了“前滚翻”，坐到了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的总统宝座上。在最高层次的领导人中，只有鲁比克斯和布罗卡维丘斯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上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
对布罗卡维丘斯及其同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们的迫害始于 1991年 8月 22日，当时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的领袖和立陶宛议会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决定禁止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于是逮捕浪潮立刻席卷了整个共和国。那些不愿苏联被肢解，认为苏联是所有加盟共和国发展的保障，苏维埃政权是人道主义最高成就的人，都被投入监狱。
布罗卡维丘斯不顺从，不肯像他的战友，共产党领导人布拉扎乌斯卡斯那样去为新主子效劳，而且当上总理后又成了万事亨通的商人。布罗卡维丘斯转入了地下。但是 1994年 1月 15日，正如前面所说，他和叶尔马拉维丘斯一起，在明斯克被立陶宛特工（以总检察长、当今的立陶宛议会主席保劳斯卡斯为首）绑架，带回了维尔纽斯。那次绑架是在白俄罗斯的“民主派”领袖们，主要是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凯维奇（他仍旧披着“民主”的外衣）的鼎力协助下进行的。
当时的白俄罗斯“民主派”拒绝了立陶宛共产党员要求政治避难的司法权利。自然，那天正在明斯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会对这起“国际主义恐怖行动”进行谴责。如今，白俄罗斯的反对党在指责卢卡申科不民主时，宁愿忘记自己领袖的犯罪行为。
新立陶宛当局以捏造的罪名，把昨天的同志关进牢房以后，再从其北约主子那里得到免罪符和在立陶宛执掌政权的“封诰”。欧洲的这些国家，虽然个个都宣称自己“文明”，“讲理”，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种以暴力侵犯真理的行为是犯罪。没有一个国家的或国际的维权组织站出来保护这些无辜的人。时至今日，斯特拉斯堡法庭依然还没有审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就现今立陶宛当局起诉法律根据不足所提出的上诉。
布罗卡维丘斯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坚定，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对自己的荒谬指控。他在狱中表现得也是这样百折不回。但他已是78岁高龄，还动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过他虽年事已高，关押期仍得不到缩短，尽管在立陶宛有多少无可救药的刑事犯罪分子都可以获得“宽恕”而提前出狱。非但如此，在他动过复杂的手术之后，却仿佛要竭力掩盖什么，或干脆想将他毁灭，总是经常拉着他从普通医院转到监狱医院，再由监狱医院转到普通医院，或者是由传染病院转到监狱医院这么来回转院。在来回折腾的时候，教授的腿突然发炎，险些丧命。
今天立陶宛的“社会精英”不敢把共产党的领袖布罗卡维丘斯从监狱中放出来！他勇敢地忍受了12年的牢狱之灾，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仍旧坚持自己的公民立场。
为了证实我所言非虚，我想请读者看一看1999年11月布罗卡维丘斯从狱中寄给我的一封信：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寄来的书籍——《大动荡的十年》（1995年）和《重返政坛》（1998年），我非常愉快地读完了这些书。您的这些书使我感到非常充实。您在这些书中阐述的丰富思想将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和国家发展复杂进程的实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像您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拥护者。我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有社会公平。由于我参加了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据说还因为我似乎怂恿了苏联领导人在立陶宛实施武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庭判处我12年监禁，对立陶宛共产党其他政治活动家判处的刑期各有不同。我和我的同志们对维尔纽斯区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亲爱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和俄联邦国家杜马其他议员坚持真理和生活的真谛，感谢你们在我和我的同志们一生最艰难的日子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立陶宛人民的社会主义未来，相信立陶宛将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感谢您寄来的纪念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节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节日祝贺。祝愿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将到来的2000年新年快乐，祝您生活万事如意。
谢谢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谢您为保护我做的一切。谢谢您的善良之心。
2006年1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了原立陶宛的监狱囚徒布罗卡维丘斯的一封信。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同志们！我虽因病无法出席苏联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理事会全体会议，但能向你们作书面发言，感到非常高兴。我由于从事共产党的政治活动，而被长期监禁。但立陶宛资产阶级当局达不到目的，他们无法摧毁我的信念。我仍旧坚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坚持为社会平等、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立场。在狱中我经受住了复杂的心脏手术，它并没有把我搞垮。我仍旧很乐观，并坚信共产党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活动是正确的。
不久前，一些患有反共狂躁综合征的立陶宛议会议员向俄联邦国家杜马发出倡议，请求恢复对据说应为维尔纽斯悲惨之夜的死难者负责的俄罗斯公民的追捕，其目的就是要再次让俄罗斯感到难堪，重新玩弄自己同胞的民族感情。何况，根据不久前发表的统计数字，已有超过60％的立陶宛人公开表示：“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更好！”
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不仅仍在继续，当局还在寻找各种理由，改换方式，使不合他们心意的、有不同看法的人受到经常性的迫害。瓦列里•伊万诺夫的命运就是个例子。
瓦•伊万诺夫生于立陶宛的考纳斯市，受过高等教育，历史学硕士（毕业于华沙大学）。儿子由他抚育，他既当妈，又当爸，因为妻子在儿子两岁时就去世了。家里只有衰老多病的母亲和他的儿子。
1991年11月27日早晨，他在送儿子上幼儿园（当时小孩儿只有5岁零10个月）时被捕，被投进维尔纽斯市预审监狱。当时的立陶宛总检察长保劳卡斯称，理由是“躲避审讯”，逃避对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事件的调查。瓦•伊万诺夫以日记的形式，在1996年莫斯科出版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监狱里的伙食条件、调查程序、护法机构对被侦讯人的态度、调查期限等等。
“伊万诺夫案件”的司法审理程序在伊万诺夫被捕后过了271天才开始进行——他们竭力寻找用于起诉的条款。需要提及的是，俄罗斯公民如此长时间被关进监狱，既不审讯，也没有结论的事实，并没有让俄罗斯和西方的任何一个护法机构感到不安，新闻媒体上甚至连个声明都没有。俄罗斯司法机构的代表也没有出庭监督诉讼进程。
最终，根据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对伊万诺夫成立反国家组织并参与其中的活动进行起诉。硬给他安上了在1月13日维尔纽斯悲惨之夜杀害一名“立陶宛爱国者”的罪名。但是，由于这起诉讼案过于荒诞，连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国家公诉人都拒绝了这种司法迫害。向法庭提交的所谓建立反国家组织的起诉书也同样荒谬，因为瓦•伊万诺夫是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从1989年起由立陶宛当局正式批准登记注册的组织。
“统一”组织没有任何军事化组织机构，甚至没有工人纠察队队员。该组织只是利用大家都熟悉的政治资源进行活动：罢工、纠察线、示威游行、报纸、传单、群众游行等等。案件材料里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在维尔纽斯惨案中起了组织作用。为了以某种方式公开诋毁“统一”组织的领袖，立陶宛总检察院耍了个花招：把“伊万诺夫案件”和另一起针对苏联爱国者的案件绑到了一起。青年无线电爱好者被指控在1991年11月7日想通过电台向立陶宛居民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4周年纪念日，还差点儿被跟踪到森林里的立陶宛警察打死，因为其中一个“无线电播音员”在实施逮捕时进行了抵抗。警察还以奇怪的方式在“无线电播音员”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支属于1991年7月30日米亚季宁海关检查站某被害人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正如早就料定的那样，法院既无法查明瓦•伊万诺夫和“无线电播音员”小组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证明他和该案其他被告有联系。此例充分证明，是立陶宛总检察长帕乌拉乌斯卡斯，以前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捏造了这起案件。
经过76次庭审，控方顽固地要证明瓦•伊万诺夫及其“同案犯”——“无线电播音员”扎戈耶夫、奥尔洛夫、斯莫特金、绍罗霍夫，特警队员博贝廖夫、维尔纽斯市党委书记纳戈尔内和民兵队长康德拉绍夫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犯有罪行，实际上这个共和国当时还根本不存在。
为了对法院审理的那套作风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瓦•伊万诺夫的日记，它登载在前面提到过的《立陶宛的监狱》一书中：
1994年4月19日，星期二，第73次开庭：
今天法庭上演了一出白立陶宛总检察院的导演策划，可称之为《纳粹在谴责！》的闹剧，全长1小时25分。这段时间，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法院法官们面前，在我们所坐的笼子对面，出现了41名所谓的社会公诉人，其中有16人要求把我们枪决，其他人要求“根榜法律判决”或“赔偿物质损失”。只有一位叫瓦廖尼克的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由于目睹了一月之夜电视塔旁发生的一切，所以说：“如果他们有罪，上帝会审判他们的。我豁免他们。”
对于那16个要求对我们处以极刑的人来说，我们都不是人。按照推理，所有这些“社会公诉人”都支持立陶宛当局的规则：“谁反对立陶宛共和国独立，谁就是‘劣等人’，应该在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好熟悉的动机。在法西斯德国，对政敌持有这种态度，就可以加官晋爵。这不由得又一次让人们想起1990—1991年间发生的事情，想起立陶宛领导人反对苏联的讲演、号召和行动，当时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有义务服从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那些宪法还没有被废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可从未想过要因为他们的讲演和号召而把他们都投进监狱，对他们立案侦查等等。
1994年4月29日的第76次开庭，对瓦•伊万诺夫作出了判决，认定他违反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70条，被判监禁3年零6个月，在强制劳改营服刑。扣除预押的时间，瓦•伊万诺夫还要在监狱里熬上7个月零21天。和此案相关的其他同志也被处以不同刑期的监禁。
判决宣布几天后，瓦•伊万诺夫被押送到普拉维尼什斯克强制服劳役，1994年10月6日被释放。
就这样，被判在维尔纽斯一月事件中犯有反国家罪的瓦•伊万诺夫在立陶宛监狱中服满了规定的刑期。
在狱中，瓦•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大使谢尔盖•扎格里亚德斯基的帮助下接受了俄罗斯国籍。获释后不久，他就在自己的出生地立陶宛履行了法律手续。同所有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一样，他也需要居民身份证。
出狱后不久，瓦•伊万诺夫在当地报纸上对记者发表了几次谈话，谈话中表达了自己对立陶宛政治局势的看法。不知是瓦•伊万诺夫在狱中和诉讼中的“同案犯”，还是他这个人让立陶宛当局感到害怕。他们决定摆脱这个“不合心意的分子”。各位一定记得那句著名的警句：“没有人，就没有问题！”
他们建议瓦•伊万诺夫在30天内离开立陶宛共和国，要求他在1995年1月22日之前执行，否则就面临被驱逐出立陶宛，5年内无权再返回该国的危险。这是市移民处亲手交给他的命令。还有五位与“伊万诺夫案件”相关的人，也被驱逐了，他们是康德拉绍夫、奥尔洛夫和肖罗霍夫，以及另外两个已经“被发配”到俄罗斯的人。
立陶宛的媒体当时刊登了共和国著名政治家就伊万诺夫被驱逐到俄罗斯发表的观点。
“瓦•伊万诺夫早就应该从立陶宛被赶出去，并把这个问题忘掉。最好能把他和拖延驱逐出境的内务部长罗马西斯•瓦伊特亚库纳斯一同赶出去。”立陶宛自由联盟主席维塔乌塔斯•舒斯塔乌斯卡斯如是说。
独立党领导人瓦立扬基纳斯•沙帕拉斯声称：“伊万诺夫在我国无事可做，再说，他也不想停止自己的反宪法活动。”
“1月13日进行过犯罪活动，而且还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人怎么能生活在我们的国家。”议会中右翼报业的代表拉斯•拉斯塔乌斯科内的观点也是如此。
1995年1月，前“统一”组织的几位领袖伊万诺夫及其同志向立陶宛内务部长递交了对市移民处决定的申诉，并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
1996年5月，伊万诺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出版社为其《立陶宛的监狱》一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该书在国家杜马送给了议员和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伊万诺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有对维尔纽斯1991年一月事件的亲眼所见，表达了他在1991—1994年整个调查和审判期间所持的观点。在参观国家杜马期间，瓦•伊万诺夫会见了“人民政权”议员党团领导人雷日科夫，杜马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及其他议员。
瓦•伊万诺夫很快便感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反响。6月中旬，立陶宛总检察长弗•尼基吉纳斯通过媒体宣布：“目前总检察院正在进行认真调查，其间将对瓦•伊万诺夫在杜马的讲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将决定追究伊万诺夫责任的问题。”
1997年 7月，维尔纽斯法院“以诽谤罪”判处瓦•伊万诺夫强制劳役一年，并向1991年 1月 13日的 7位死难者家属偿付民事诉讼费 7万立特（约两万美元），因为这些家属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像法庭“查明”的那样，伊万诺夫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在那个悲惨的夜里死于苏军之手。判决宣布后，法庭立刻给伊万诺夫戴上了手铐，就像对待罪恶的杀人犯那样，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1997年 9月维尔纽斯的上诉法庭举行二审，仍旧维持原判。这次庭审为伊万诺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大•克里格曼，莫斯科州律师委员会成员。他在发言中对判决书援引的 1996年 5月 21日伊万诺夫发言速记稿表示异议。对该文件进行的研究表明，杜马没有这份东西。那里只有一份新闻发布会的简报。编辑、整理这份简报的人是谁，他转达被告的意见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这一点只不过是个表面问题。1997年10月由《立陶宛信使报》刊登的克里格曼律师的演讲才道出了对伊万诺夫的原则态度：
今天谁也无法明确说出那些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丧生的。情况只能根据每个死者死亡情况的详细事实，经法庭依法判决后方能生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判决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根据个人观察和文件来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我援引一个著名的司法案例说，尽管沃伦委员会确定了肯尼迪总统死亡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最近 20多年来各种各样人物对其死因的种种说法。1991年 1月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一定也会是这样，它将成为历史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司法界人士关注的目标。
判决书中写道，伊万诺夫“做这一切的动机是出于对立陶宛国家的仇恨”。这不符合事实，我的当事人也坚决否认有这种动机。况且，在追究被告责任的命令中和应该详细列举被告人违反法律的起诉书中，也并没有对仇恨立陶宛共和国动机的证明。法庭把此点写入判决书，超出了公诉范围，是文明诉讼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判决书中还断言，伊万诺夫知道立陶宛共和国对所述事件的官方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指伊万诺夫无权对事件作出不同于国家的评价。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这是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的最粗暴的践踏，也违反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
……上述各点导致的结论是，瓦•伊万诺夫的诉讼案是政治案。作出的判决残酷无情，显然是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
上诉法院批准了对伊万诺夫的判决，它的这一决定是它固持己见的铁证。
1997年9月，伊万诺夫被发配到阿利图斯强制劳动营，当月末，伊万诺夫的母亲收到儿子的来信说可以探视，并可转交食品。10月4日，伊万诺夫的母亲带着小孙子和食品前往探视，但被拒之门外，代交的食品也不接收，因为伊万诺夫不服管教，正在接受惩罚，不许他进入会见刑事犯的营区。
的确，伊万诺夫自到劳动营后，并没有进入刑事犯的监管营，因为，正如所知，该营中有 300多名刑事犯都感染了艾滋病。此外，作为一名政治犯和外国公民，他又要求当地监狱行政管理部门按立陶宛现行关押囚犯规则把他安置到另一个地区。可是他不但没有得到照顾，反而被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即强制区，半年内失去了所有应得的待遇——他没有暖和的被子、暖和的外衣，不能听收音机，不能收探视带来的物品，不能与母亲和儿子会面。“秋天，牢房里只有15度，阴冷潮湿，每隔 10分钟就要走一走，暖和一下——这是中世纪的刑法。”他为此写道。该牢房的面积只有0.78×2米这么点大！
让我把瓦•伊万诺夫写给他母亲的信引在下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解释，太恐怖了。
立陶宛、阿利图斯，监狱 11号牢房（来自坟墓的信件）
最亲，最爱的妈妈，你好！
这已经是我在这可怕的牢房中写的第二封信了。从面积来看，这就是一座坟墓，差别仅在于这里不是地下，入口处——门旁边有一个臭“马桶”（进门要跨过“马桶”）。这就是我在法庭的抗议中提到的那间牢房。在这间没有取暖设施的墓室里（有一组暖气片，但它是冷的），有一张可以从墙边放下来摆在地上的板床，它根本不是人睡的床，而是摆放棺材或尸体的停尸台，太压抑了。一股霉味，不见天光，夜间老鼠不停地乱窜——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名字就叫做墓穴。
上次出庭回来后，我在这里又过了5天。我尽量把这里整理得像个人待的地方。想到在这座活人墓里还有别人也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我的心又振奋起来。人毕竟是一种群体动物。甚至进了坟墓，只要一想到旁边还有人也待在这活人墓里，一样也在忍受，也在故意跟那些折磨自己的人对着干，只要一想到我在这里离他们不太远，同样也是躺在这么一张灵台上，还活着，还没有被打垮，其实是为了讲原则才把这么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扛到自己肩上，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看守们总是很难过地对我说：“伊万诺夫，转到刑事犯的监禁营去算了。”怎么跟他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说呢？我只能沉默，无言地接受从牲口槽里打出来的那份口粮，等待着每天唯一的乐趣——30分钟的放风时间。那时我就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用力做操，让全身的血液都奔流起来，让心脏、肌肉都紧张起来……谢谢你很快就寄来的这个邮包，有报纸，有油笔芯，还有纸。东西全部收到，看报真是一种享受。
紧紧地拥抱你，吻你。你的儿子瓦列里。”
1997年 12月 28日。
按照“文明的”立陶宛政治家的意图，这个人权保护者本该死在那里。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他的命运极其关注，致使他们无从下手。
总之，正如所见，在如此“民主”、如此“文明”的当代立陶宛，只要你向往真理，只要你敢对官方的规定产生怀疑，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不仅你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威胁，就连生命也极其危险。布罗克亚维丘斯对瓦•伊万诺夫的评语非常简短，但含义深刻：“够格的人！”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崇高的评价。
在法院和监狱的通力合作下，一度被视为波罗的海沿岸最强大的左翼反对党目前在立陶宛遭到了彻底镇压。眼下，立陶宛当局没有新的敌人可找，为了清算那些不合心意的人——便开始在自己人当中找上了旧日的克格勃人员。
像外交部长瓦廖尼斯这种昔日立陶宛“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大亨”，如今也列入了被怀疑者的名单，此外还有议会副主席皮基亚柳纳斯、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局长波秋斯（他不久前才就任这个职务），也紧随成功地把帕克萨斯总统“赶下台”的劳林库斯之后上了名单。据立陶宛新闻界公布，仅1989年的克格勃名单上就有324个男子的姓名，其中波秋斯名列第218位；瓦廖尼斯居第289位。预计整个“克格勃后备干部”的名单都将被公布出来。为了认真调查立陶宛这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在劳动党成员帕别金斯卡斯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议会委员会。立陶宛共和国的“猎魔行动”开始了！
爱沙尼亚当局和拉脱维亚一样，首先开始对居住在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动手，不仅对他们的社团歧视，而且对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社会活动家进行迫害。为证明此事，我举1992年1月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会长奥列格•莫罗佐夫“案件”为例。
从出生起一直居住在爱沙尼亚的莫罗佐夫（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塔林）拒绝承认爱沙尼亚当局有权根据1992年通过的法律而剥夺他的权利。为此，他和其他数万人一样，被宣布为不合法的人。
1996年，安全警察人员穆鲁来到“少先队员”工厂干部处，之后，莫罗佐夫就被解雇了。他被指控在强制迁出俄罗斯公民沙乌姆亚诺夫多子女家庭时反抗警察，这一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从1996年一直继续到1997年。一桩表面上的日常民事小案子，居然有好几个政治警察的侦查员介入进行调查。莫罗佐夫后来被法庭宣告无罪，因为他只不过是保护了被警察毒打的少年。
从1997年到2000年，对莫罗佐夫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刑事指控——说他挑起政治纷争，其表现就是莫罗佐夫在参加退休人员纠察线活动时，举的牌子是“打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种族隔离”。这个案子又是由政治警察提出指控的。法庭再次宣告莫罗佐夫无罪。
国籍和移民局于1999年和2000年曾两次向莫罗佐夫发出让他从爱沙尼亚离境的正式命令。1999年 8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非法逗留”）的法令，并经行政法院判决，莫罗佐夫入狱20天。其间他一直以绝食表示抗议。过了一年，2000年7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的法令，行政法院又把他送进监狱蹲了5天。他再次以绝食抗争。
在马特维延科与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会见前夕，我作为国家杜马议员，向俄爱政府间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致信，请她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
下面是俄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古萨罗夫给我的回信：
鉴于您向俄联邦政府副总理马特维延科提出关于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主席莫罗佐夫被捕一事，现通报如下。
马特维延科在同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于今年7月4日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爱政府间经贸、科技、社会、人文、文化合作委员会两主席会谈框架内，郑重地提出了莫罗佐夫的问题。她强调说，爱沙尼亚当局的官方行为，其中包括监禁这位俄罗斯公民的行为，带有对俄罗斯不友善的色彩，对俄爱双边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政治和社会组织、我国的个别公民都曾多次致信为莫罗佐夫进行辩护，外交部也发表过尽人皆知的声明。马特维延科呼吁拉尔在决定莫罗佐夫的命运时，体现出友好的意愿。
拉尔确认，在力争使莫罗佐夫得到爱沙尼亚居民身份证的同时，爱沙尼亚当局还要履行现行的法律要求。从爱沙尼亚方的陈述可以得出结论，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集团对围绕莫罗佐夫发生的矛盾根本不感兴趣。
俄罗斯外交部将根据现有的原则决定，考虑到我国公民和同胞在爱沙尼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调整与爱沙尼亚的关系。
在马特维延科对拉尔强硬地提出停止迫害莫罗佐夫家庭的问题之后，曾经 “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地方当局就决定施加经济压力。开始，出于政治考虑把莫罗佐夫在学校里教俄罗斯语文的妻子裁掉了。
莫罗佐娃是学校中最有能力的教师之一，她的学生在俄语和文学奥林匹克竞赛中经常获奖。但是有人却给学校领导打报告，说她教的班级对爱沙尼亚国家不忠诚。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失去了最后一点生活来源。
由于莫罗佐夫不可能找到正式工作，所以家里欠下了数目不小的房费。国家房产局在一年半时间内曾三次约莫罗佐夫谈话，在莫罗佐夫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的申请被拒绝后，又曾三次对他课以罚款，每次的罚款额都是 6000克朗。因为莫罗佐夫没有缴纳这些罚金，国家房产局于是把文件转交法庭强制执行。房产部门的官员宣布将把莫罗佐夫的住宅卖掉抵债。
莫罗佐夫一家居住的集体楼房管委会主任收到当局有关部门的建议后，决定通过法院来索债，实际上就是要把住宅廉价卖掉（为了抵债），把一个拉家带口的家庭赶到大街上去。
爱沙尼亚当局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推行将不合心意的俄罗斯人从国内“迁出去”的政策。莫罗佐夫的凄凉事件就是例子。他既没有亲属，也没有住房，更没有生活来源，他甚至从没有跨越过俄爱边境，他真诚地相信，他完全有合法的理由居住在这个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度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额外的奢求。
发生在莫罗佐夫身上的这一事件，就是爱沙尼亚的所谓“非法居留”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它涉及数万人，这些人既不可能，也不情愿按当局的规定来履行所谓的国内居民合法化的要求。爱沙尼亚当局对莫罗佐夫境况的态度将导致一个极端危险的案例。他所触及的是一大批所谓“非法外国人”的命运，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说俄语的少数族群。
对于安全警察来说，爱沙尼亚的抓捕季节还在继续。1999年12月份，塔林逮捕了一位有名的人权保护者，他就是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彼得•罗若克。他曾先后15次被投入监狱。
应该说，彼得•罗若克生来就是个为公平而奋斗的战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他在揭露塔林当局的住宅骗局时，就受到过迫害。现在，爱沙尼亚的两面派把苏共党证换成了爱沙尼亚的议会代表证，又在继续折磨他。
1991年以后，罗若克由于经常为遭到野蛮歧视的俄罗斯人打抱不平而多次被投进监狱。1994年他甚至被强行带到精神病院检查。秘密警察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敢同爱沙尼亚国家的镇压机器斗。算他有幸，爱沙尼亚的神经病理学家认定罗若克完全健康。
1995年3月，罗若克曾被强行逐出爱沙尼亚，但是，在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大力帮助下，法院被迫撤销了此项非法决定，使他得以回到家人中间。此外，他还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当局为他支付了补偿金。
然而，卡博（我提醒一下，就是爱沙尼亚的安全警察）并没有停止行动。半年前罗若克又被指控酒后驾车冲向警察的汽车。不过后来才搞清，原来当天晚上他根本就没坐在车里，医学鉴定也证明他的血液中不含酒精。现在，又有人指控他敲诈勒索。那是个多次用以对付爱沙尼亚俄罗斯组织的证人。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实际上全靠挑衅者的供词支撑的案件。但问题实际上却比乍一看来要严重得多。促使狠狠整治罗若克的不单单是警察的报复心理，而且还有长期的战略意图。最初的计划是把俄罗斯的这些社会团体隔离起来，可是后来又打算彻底摧毁它们，并以听从秘密警察控制的傀儡机构取而代之。对罗若克这样一个坚韧不拔、意志坚定、无法收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与当局做交易的人进行迫害——这只是镇压措施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经常粗暴践踏人权和少数族群的权利，政治犯的人数也在上升，还产生和培养了一批对德国法西斯有好感的人，谁反对他们，他们就跟谁斗。然而，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不但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反而利用这一点煽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反俄情绪，使这些国家变成仇俄地带，沿我国边界建立一条新的“隔离警戒线”。他们一方面经常严格要求俄罗斯遵守“人权”，例如在对车臣匪徒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却又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其实这些国家正在逐渐演变为极权制度，一种看似全新的，实际上被整个人类所谴责的，臭名远扬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些复杂的诉讼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似乎只是对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领袖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彼得•罗若克出身于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和战斗传统的家庭，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的儿子，是这两个民族的化身。他一个，莫罗佐夫一个，还有他们在这三个共和国中的同志们，上面讲到的这些人，都在为说俄语的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们正在为反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和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而战斗。
可耻审判：卫国战争老战士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当局在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迫害，判处其中一些人长期监禁之后，又发动了一场针对过去的老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机构老战士的审讯。
人们很自然会问：这些高龄老人眼下还能构成什么威胁？答案非常清楚：我要重申再重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正在竭尽全力证明，似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被苏联“侵占”的：入侵者就应该受到惩罚，其继承者应该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虽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怀有仇恨，但由于他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其领导人未必敢冒险独自迈出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再次说明，他们是在唱别人给的词儿，都是曲意逢迎欧洲和大洋彼岸朋友们意志的操刀手。因此他们才会闹出一场又一场对卫国战争老战士可耻的审判来。
这种主要针对前苏联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局老战士的诉讼，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都展开了。拉脱维亚开始于1995年，立陶宛开始于1997年，而爱沙尼亚的第一桩诉讼案始于 2001年。
我想着重分析一个最著名的诉讼案。1998年8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护法机构逮捕了 75岁的退休上校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诺诺夫，因为此人在二战期间曾是游击队指挥官，同拉脱维亚境内的法西斯打过仗。
1944年5月，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处于希特勒警察局监督之下的拉脱维亚卢德金区小巴特村村民把一小队游击队员诱进村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交给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把这些人全部杀害。游击队决定为自己的战友向法西斯帮凶报仇雪恨。当游击队开进居民区时，迎接他们的是农庄主猛烈的炮火。战斗开始了，打死了9人，据说是平民。是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放了用以“自卫”的武器。众所周知，德国人是不会把卡宾枪发给普通农民的，只发给辅助警察。
2000年1月，里加的区级法院宣布二战老战士、前游击队员克诺诺夫是“战犯”，判处他6年监禁。
对鲁比克斯进行的政治审判也是一样，即使是国际法准则遭到明显破坏，拉脱维亚当局也依然要为所欲为。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讲，法庭根据1993年拉脱维亚刑法条款认定科诺诺夫有罪的行为，在1944年5月27日根本就不应受到刑法的追究。
拉脱维亚当局，特别是司法界人士都很清楚，根据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共同宣言，“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拉脱维亚在退出苏联之后接受了上述宣言，把国际法准则纳入本国法律，并以此确认，此前此项国际法准则在拉脱维亚刑法中缺失。亦即承认：拉脱维亚刑法中规定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只能发生在1993年对该法典作出相应补充之后。因此，依据拉脱维亚1993年通过的“战争罪行”条款对科诺诺夫进行判决，是对人权共同宣言的粗暴践踏，因为该条款对1944年是无效的。
里加法院的判决使许多国家的老战士和群众团体异常激愤。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英雄进行迫害在俄罗斯引发了特殊反响。这项法院判决不仅使老战士，还使各国家权力部门首先是国家杜马感到震惊。国家杜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国家杜马不止一次发表声明和呼吁，指出拉脱维亚当局的犯罪企图是要对国际社会所遵守的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原则加以修正，实际上是企图对二战结论翻案，为法西斯主义辩护。
国家杜马曾多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拉脱维亚的亲法西斯极右势力持续不断的活跃行动，正在把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拉脱维亚当局对俄联邦外交部就拉脱维亚审判反法西斯老战士科诺诺夫所作的声明的反应，证实了拉脱维亚正在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治制度。
国家杜马要求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同任何企图为法西斯主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翻案的行为划清界限，坚持尽快重新审理科诺诺夫案件。
拉脱维亚高级法院就前游击队员科诺诺夫上诉一事认定，该案起诉理由不充分且证据不足。老战士获得了释放。
200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审查并满足了瓦西里•科诺诺夫的申请，给予他俄罗斯国籍。俄罗斯总统指出，这不仅是对个人申请的回答，而是对为战胜法西斯作出重要贡献的军人应有的尊重。
2003年4月，拉脱维亚总检察院再次对科诺诺夫一案进行审理。在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市，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开始再次审理对瓦西里•科诺诺夫的刑萨诉讼。科诺诺夫仿佛是在受到命运痛苦的嘲弄，他出生于离这座小镇不远的地方，在那里成长，从那里出发参加游击战，成为游击队优秀的爆破手，颠覆过约20辆法西斯的军车。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竟又在那里作为战犯坐在了被告席上。
2003年，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对经受了诸多磨难的80岁的卫国战争老战士、俄罗斯公民瓦西里•科诺诺夫的案件作出判决。这一次法院复审把对前红色游击队员的战犯起诉改为……“抢劫”起诉，“由于时间过久”，科诺诺夫没有为此受到惩罚。
在讲述这个对现代拉脱维亚来说很典型的科诺诺夫“案件”时，最后我要引用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的话，他曾多次发言为这位老游击队员进行辩护：
对于这位把青春贡献给反法西斯斗争的老人，还要把他折磨到什么程度呢？！里加居然卑鄙到了试图修改纽伦堡结论的地步。可是俄罗斯呢，身为这个过程的参加者之一，却一言不发。难道上一次战争中的英雄已经被人遗忘了？难道我们为了西欧国家的自由而大量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浇灌这些国家土地的事实全都被遗忘了吗？！还有一件事也非常奇怪：一个迫害解放者老战士，为刽子手帮凶洗刷罪名的国家，西方居然要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对它的恶行无动于衷。或许，在富足的，温情脉脉的欧洲，奥拉杜尔、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贝格列森这些集中营，都已经被遗忘了？！也许对于欧洲来说，苏联、英国、美国解放者国家的士兵的功绩已经成了远古的历史了？也许他们觉得往日党卫军拉脱维亚特种兵团的人今天搞的阅兵式只是化装游行，对他们不必在意？不，任何人都无权忘记这一切，无论再过多少年也无权忘记。
当然，如今的时代要人道得多了——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年轻的游击队员科诺诺夫要是落到法西斯手上，还不得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不经审判就得上绞架？现如今在“民主的”，拉脱维亚，对残疾老军人“充其量”，不过是在法庭上迫害迫害而已。
我想提醒一下，科诺诺夫是俄罗斯公民！我曾多次呼吁我国领导人对那些侵害我国同胞权利，通过法庭对我国老战士进行迫害的国家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包括经济制裁。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居住在独联体和独联体国家以外的成千上万名我国公民应该相信，俄罗斯没有忘记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否则，那些活着的人不会原谅我们，牺牲的英雄们也会诅咒我们。
另一位名叫瓦西里•基尔萨诺夫的85岁的前游击队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拉脱维亚接受审讯时心脏病发作了。在法庭看来，这位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和前线战士被指控战后参与了非法把该共和国居民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瓦西里•基尔萨诺夫案件始于1999年11月，他当时就遭到逮捕，并一直到死都在押。尽管他重病缠身，但拉脱维亚司法机关仍然不肯放过老人。直到这位前线战士去世，才为这起“案件”画上了句号。
还有一起针对83岁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古拉•拉里奥诺夫的审判。起诉的罪名是种族灭绝，由于他参与了1949年把500人从拉脱维亚流徙到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位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被判处5年监禁（检察长要求判8年）。战争年代，拉里奥诺夫在拉脱维亚步兵师同法西斯分子厮杀，负了伤，还荣立了战功，这些对拉脱维亚法庭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实上是，迁徙出境的决定并不是拉里奥诺夫，而是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和检察院作出的。
受到司法判决人员的名单很长。有该共和国前国家安全部长阿里冯斯•诺维克斯，1908年生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死在狱中。有米哈伊尔•法尔布图赫，也是前肃反工作人员，残疾人，服满了两年的刑期。有叶夫盖尼•萨温科，被判处拘役1年零3个月。有尼古拉•泰斯、雅尼斯•基尔施泰因斯和特洛菲姆•雅库绍诺夫，他们都在等待法院审理。
在拉脱维亚，“猎魔行动”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执行军务和公务的人。但该国的法西斯刽子手却仍旧逍遥法外。难道拉脱维亚当局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战争期间屠杀了几十万平民和战俘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战争期间参与屠杀3万平民的纳粹战犯卡雷斯，是拉脱维亚法西斯分子阿莱斯手下的保安处拉脱维亚警协队的刽子手吗？
为了纪念加入“文明欧洲”这一重大事件，拉脱维亚在列斯滕这个小地方为党卫军兵团修建了一个纪念性建筑物，开工典礼时还伴有军乐队和男声合唱队的演出，并通过电台和电视进行现场直播，拉脱维亚文化部长也公然出席。他们就是这样，以示威和挑衅的方式对纽伦堡法庭所明确认定的党卫军是犯罪组织的历史决议进行修改。
欧洲却在沉默！
为了让历史事实服从于自己的需要，单方面先入为主地评价史实，2002年6月，爱沙尼亚议会通过了“关于爱沙尼亚占领制度违法行为”的文件，其中苏联强力机构在共和国的所有活动都被认定为违法。
根据这个文件，共和国护法机构从2002年9月起开始对年迈的肃反工作人员老战士提起刑事追诉，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一样，宣布他们犯有“反人类罪”。
第一个坐在审判席的是爱沙尼亚前肃反工作人员，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老战士，77岁的俄罗斯公民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稍后，以同样罪名被起诉的是尤里•卡尔波夫，也是俄罗斯人；第三个——还是俄罗斯公民，斯捷潘•尼科耶夫。在爱沙尼亚法律面前，他们三个人都要为参加 1941—1949年的迁徙出境行动和与武装匪徒和法西斯帮凶“森林兄弟”作斗争的行动受到惩罚。
从母系来看，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是俄罗斯人，在独立的爱沙尼亚执政者眼里，他的“罪行”又加一等。1953年他担任民警局科长时，曾下达过消灭抢劫当地商店，以恐怖手段恐吓百姓的匪徒的命令。如今的爱沙尼亚却以他下达过消灭这三名今天被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恐怖分子和“森林兄弟”的命令而对他提起公诉，并威胁要判他 8—15年。目前别纳尔特得了中风，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无法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在正式声明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爱沙尼亚，“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国内各种事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主观评价”占有统治地位。
或许，有人能见到或听到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西方监护人中，会有人出面也就这种状况说点类似的公道话？我想，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我再就这个题目，简要地提一下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1999年6月，法院对刑事案“人民保卫者”一案作出判决，判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巴尔托谢维奇、库拉金、苏里宁、沙卡里斯监禁，因为战后年代他们曾同武装匪徒“森林兄弟”进行过战斗，保卫了立陶宛苏维埃人的和平劳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死在了立陶宛的监狱里。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检察长克列姆波夫斯基，以及前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一些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在开庭前就已经故去。
在为本章的叙述进行总结时，我想再次强调说明：上世纪90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初都是些打着民主旗号为主权而斗争的人，后来他们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开始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政治诉讼。90年代下半叶，他们开始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老战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加盟共和国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大肆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控告。与此同时，却对德国法西斯帮凶们“平反昭雪”，对他们的“功绩”予以肯定。在此期间，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不断壮大力量，他们在新一代和国际社会的面前，给苏联拯救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事实抹黑，竭力否定这些国家在加入苏联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水平的事实，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入侵者”。
不，谁要是不想学习历史，也不善于学习历史，就无法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遗憾的是，为此受到惩罚的总是普通百姓，而那些人，却以人民的名义掩盖个人利益，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解。
这些先生忘记了哲人在圣经中说的话：“你们怎样议论人，也必怎样被议论。你们怎样度量人，人也怎样度量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l—2）
（《环球视野》摘自《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