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国 悲 剧（九）——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第9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
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乌克兰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共和国由全国公认比较得力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领导，日子比较好过，并没有率先大肆宣告变革开始。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首先必须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当成熟的必要性，在实行起来时居然会成为威胁到苏联存在的整个政治基础的一颗地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关于“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不过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睐的西方在努力表现一下自己罢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号下追求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反苏目的的运动、阵线，长期以来在乌克兰未得到广泛支持（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拉木图、费尔干纳、杜尚别）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当“教师爷”的密使们的定期来访，使当时还不敢公开发表言论的“独立斗士”们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这些运动还都披着拥护改革的外衣。
甚至当时已经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鲁赫”（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在其纲领中也声称，它是“全民赞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创造性的党所发动的改革的体现”，是“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新形式”等等。
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大多数州，“鲁赫”都没得到官方承认：人们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给“鲁赫”发放通行证的正是那位改革的总头头。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解除谢尔比茨基中央第一书记的全会（1989年9月份）之后，在街上与“鲁赫”领导人相遇，这些人向他告状，说不许他们登记注册。鲁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说是如何如何爱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建议”不要为自己这批新冒出来的拥护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站在一旁的谢尔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对谢尔比茨基深有了解。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央书记，我喜欢这个稳健的、具有不屈不挠性格和坚定信念的人。
关于这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但我只想谈其中的两件。1986年5月份，当政治局讨论反酗酒政策决议草案时，他所持有的是相当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草案的害处要比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他和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笔者，都是属于少数派，“不理解时代的呼唤”。
他不喜欢廉价的民众主义——领导人搞所谓“深入民间”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出色。正如所见，正是他把通行证发给了那些毁灭乌克兰的人。有一个事实为例：谢尔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罗马尼亚举行的一次党代会。当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起立达60次，向报告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我们同机回国时，谢尔比茨基在飞机上对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后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觉得离开他往回飞的时候，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才叹气。
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那就是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路线。
“鲁赫”正式登记之后，各式各样的政党和运动有如魔鬼，纷纷出笼，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不过，当时它们还只是刚刚在基辅知识界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诞生。
虽然“鲁赫”也极力想在国内的工业区和农业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对冶金工人、矿工，还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们的许多口号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鲁赫分子决定对“莫斯科佬”的堡垒进行“改造”。成千上万“自由”“独立”的“鼓动家”打着纪念扎波罗什哥萨克500周年的口号，乘坐火车和汽车，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什州、赫尔松州的城市和乡村，为首的便是“鲁赫”领导人。
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的班杰拉、舒赫维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着民族主义赞歌，闹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嘛跑到这里来？闹到最后，群众大会也好，“结盟会见”也好，所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人更干脆，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全赶跑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人似乎对西部人说的话听不太懂：这种话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语，可就是里头有不少词，不少短语和重音，都是乌克兰西部被奥匈帝国和贵族制波兰占领的一百来年中从国外传入的。顺便说一句，当你看到乌克兰电视时便会发现，现在的乌克兰语同科沃罗达、舍甫琴柯、科秋宾斯基、贡恰尔、特奇纳、奥列伊尼克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巨匠的语言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还不得不承认，在东部，“班杰拉分子”一词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由当地向西部地区派出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去建立村苏维埃、集体农庄、民警机构，去当教师和医生。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受尽折磨，躺在棺材里被运回了自己原来的城市或乡村。从那时开始，乌克兰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现了公开或不公开的反抗的影子。遗憾的是，煽起反目、号召从莫斯科“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脱离苏联（请看，这一切不是都被戈尔巴乔夫自作多情、引以为荣的多元论证实了吗？），先取得经济独立，继而是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均未被苏联宪法、已经通过的各项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级党委警告说，局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却认为这是对改革怠工，是危言耸听，等等。
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中央广场上和体育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个要求州委下台的群众大会，这股风席卷了乌克兰的许多州。那些由于仇恨变得野兽般凶狠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听众如醉如狂。如果有人发表几句正确看法，疯狂的群众便会有节奏地高喊“格季广（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耻！可耻！可耻！）。请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
共和国内出现的局势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可还有更加火上浇油的事：中央各报的特派记者接到指示，凡有状告州委书记的材料，都作为急件处理，发在头版头条。材料只要一发表，再辩解也是白搭。看来谢尔比茨基算是看透了这种“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苏共中央在选举前夕为“鲁赫分子”提供了一张有力的王牌——通过决定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工资，甚至还公布了新的工资额。顺便说一句，我是政治局里少数反对提高工资的委员之一。尽管提出要政府也这样做，但我拒绝给苏联部长会议下属机关涨工资。
这样，在短时间内，党的干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琐细的工作，放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泡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为解决罢工问题而烦心。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头一次以差额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反共的候选人不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还为乌克兰印制了“揭露”党政干部们的宣传画、标语口号、传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境外民族主义中心得到源源不断涌入的物资。
在乌克兰各民族主义机构团体组织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促进乌克兰脱离苏联。比如，1990年，多伦多成立了“援助乌克兰慈善基金会”、乌克兰—加拿大“救助乌克兰”基金会，著名的“鲁赫”领导人乔尔诺维尔、戈伦、卢基扬年科等都是理事会成员。在艾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艺术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挂靠了一个所谓的“援助乌克兰科学发展永久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乌克兰新一代领导人”进修提供资金。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加拿大“人民运动（鲁赫）拥护者协会”，下设13个分部。
民族主义报纸《胜利之路》1990年12月份报道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组织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前乌克兰起义军军人……对乌克兰主张独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还列举了这一“援助”的某些数字：“仅1989年，便为乌克兰各种事件和斗争的需要拨出近40万美元，其中为采购必需的技术手段拨出5万余美元，为同乌克兰爱国主义人士保持定期联系拨出15万余美元……为直接帮助乌克兰个别活动家和组织拨出近5万美元。”
为数众多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都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经费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国乌克兰侨民中央代表处”简报（1990年第 2期）就报道过为乌克兰个别“护法人员”筹集“捐款”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人对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谓的“救助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加拿大基金会在《新路》报上（1990年11月3日）便报道过“捐款”的消息，从1千到100万美元都有，在结尾处又补充道：“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共和国出现的这一局势，使我们可以公开从事旨在使我们祖国摆脱莫斯科，获得经济、文化、政治独立的活动”。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的内务部，还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类粗暴干涉内政的活动。
获得这些组织和美国类似组织资助的，主要是“鲁赫”、乌克兰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反对运动，以及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些地方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节目，对那些最卖力气的“斗士”——人民代表候选人——提供支持。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在当选为代表之后，都参加了“跨地区代表组合”，成为瓦解“帝国”的热心领路人。不论是在全苏电视台，还是在共和国电视台，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欢迎，给大家出主意，教大家如何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为自己“扬名”，利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在大家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不过他们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的问题。
所有这些因素在1990年3月份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都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位置，几乎被“鲁赫”和其他反对派运动的代表囊括一空。
直到此时，“鲁赫”也没有成为向戈尔巴乔夫下过保证的“改革派”同盟者，而是明确宣布了它的反共方针，弹起了乌克兰必须退出苏联的调调。
与此同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也许是因为还记得总书记“建议”的缘故吧，竟作出决定，将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交到了反对派代表的手里。这大大加强了他们进行直传、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
就在就苏联命运于1991年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的筹备期间，假面具被揭下来了。这一天，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提议，决定对共和国居民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您是否同意在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基础上，乌克兰应留在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内？”这个措辞本身就“有点那个”。但更重要的当然是公决和测验的结果。
这时，已经出现的15个政党和运动，公开展开宣传活动，反对保留苏联，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与他们对抗的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一个党。共和国城乡充斥着抨击苏联、要求乌克兰退出苏联的材料，似乎乌克兰正在遭到“帝国主义中心”的掠夺。这些材料的作者引用了一些数字，证明共和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甚至同欧洲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试图以此使人民相信，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跟欧洲一样的生活”。
反俄的火焰在燃烧，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口边挂着白沫力图证明，“莫斯科伦”会吃掉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所有人耳朵里都可听到一种断言，每年中央从乌克兰经济中抢去数额高达1000亿—1200亿卢布，出产的粮食有一半都要被运走。
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该共和国科学院学者进行了相应的计算，证明上面提到的“掠夺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被“掠夺”的东西竟高出该共和国实际资源3—4倍。实际上这些资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共和国自身。同时学者们还指出，共和国若单凭自己的资源，石油只能满足本身需求的8％，天然气只能满足22％，林业资源只能满足38％，等等。
与此同时，乌克兰对石油的年需求量为6000万吨（即超过共和国产量10倍）。如果在外部市场购买石油，按国际价格，乌克兰须支付80亿美元。至于居民所需商品，共和国的全部缝纫机，40％多的收音机，1／3的摩托车，l／4的洗衣机、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全靠输入。乌克兰只能生产所需纺织品的一半，但为了生产纺织品，所利用的原料（棉、毛）有99％要靠运入。如果说1989年输入的商品（考虑到对外经济联系）按内部价格计算为540．5亿卢布，那么输出的为 480亿卢布，或者说，比输入少 65亿。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为了分析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又以世界价格重新计算了一遍，结果逆差，即输入超过输出的部分，达50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却没人去谈，只有拥护乌克兰继续留在苏联的那些人才利用这些数字，借以证明乌克兰“被掠夺”的谎言。
尽管民族主义分子不断发起心理进攻，但仍有 2200万公民，或者 58．6％的公民，对全苏公决中保存苏联的问题持肯定态度；有 2520万人即约 66．9％的人对共和国是否应留在苏联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
同时也要指出，在基辅有 53％的投票人，在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利沃夫等州，大约有80％的投票人均表示反对保留苏联。在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州有超过 45％的人，在捷尔诺波尔州和利沃夫州有超过 60％的人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表决结果成了“东部人”和“西部人”相互对立的又一理由。
面前始终摆着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各式各样的建议和论据出现的还真不少。试看以下几个：把加里西亚分出去吧，让它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好了。在克里米亚，人们开始议论把克里米亚州变成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矿工和冶金工人的边区人们在想，1918年不是有过一个顿涅茨一第聂伯河沿岸工业边区吗？西方也在不断刺激分裂主义。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幅名为“2000年的欧洲”的地图，西乌克兰在图上已经以“半独立地位”从乌克兰分裂出去了。
由于经济发生困难，有利于分裂主义的情绪不断加剧。局势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乌克兰的国民经济结构，乌克兰历史上就是全苏重工业的基础，有 2／3以上是动力和冶金、采矿业、重型机械制造业。几千万人口还算富裕的生活，许多区的命运，都同这些部门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工作若被打乱，便要加剧社会的紧张。再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又出了事，搞得真是雪上加霜。
极端主义势力不可能不利用这一切。利沃夫、伊万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基辅各大学在“鲁赫”的悉心保护下举行抗议的大学生，在基辅市中心架起帐篷，安营扎寨。在一片“格季”（打倒）的口号声中，已经再也听不到要求克拉夫丘克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下台的呼喊了。而马索尔从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不仅未能使民族主义者的冲击稍有平息，而且更鼓舞了他们要求当局作出进一步让步。群众大会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前面的公园变成了不断举办活动的露天营地，忽而是新出现的民主派在这里宿营，忽而是主张乌克兰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留在苏联的那些人在这里过夜。
电视和广播完全实现了“民主化”——它们竭力歪曲乌克兰的历史，不仅给十月革命抹黑，而且也给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抹黑。民族分裂主义者为了 30年代的大饥荒和 1937—1938年的镇压，要求共产党人悔过，一个劲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涂脂抹粉，特别是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年代的罪恶涂脂抹粉，号召要跟共产党算账——“把共产党吊上绞架！”
拥护苏联的人当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真正意义的白刃战，目的是控制媒体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多次向苏联总统、苏共中央呼吁，反对向可能导致乌克兰脱离苏联的局势提供信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的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公开声称，没有乌克兰参加，苏联就倒不了），不断向检察机关、内务部提出维护宪法标准和法制的要求，然而回答却是：“不必惊慌失措”。在西部各州和首都基辅，内务部和检察部门各机关要么纪律涣散，无力整顿秩序，要么转到民族主义改革派一边，只服从他们，这种情况根本无助于局势的稳定。
围绕联盟条约展开的斗争，促使政治形势变得尖锐，其结果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取得全苏全民公决授权，将苏联变革为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之后，并未立即着手制止进一步搞垮苏联的企图，其中也包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方面的企图，后者从一开始便对公布的联盟条约草案持否定立场。原来，乌克兰的几位代表根本没参加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时对公众解释说，在推举拥有全权起草法案的候选人时，“法定人数不足”。后来，这使克拉夫丘克有可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这样一个条约对乌克兰不合适。
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众所周知，鱼从头上先烂），之后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9月通过决议称，应该认为签订联盟条约“为时尚早”。
党的各级委员会、乌克兰社会公众对通过的决议进行谴责，但却未能改变局势。
反对派开始组织群众集会，搞示威游行，打出了“不要联盟条约”的口号，煽动罢工，以支持最高苏维埃的决定。西部各州派出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东部各州，喊出“打倒联盟条约——乌克兰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等口号。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制造的这类行动，使劳动集体、共和国许多州的城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甚至乌克兰的苏联人民代表十分愤慨，纷纷发言要求废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针对联盟条约所作的决议，因为它与人民利益、全苏全民公决结果背道而驰。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均被共和国立法当局最高机关当成耳旁风，置之不理。
跟苏联分离的方针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开始显露出来。俄罗斯联邦领导和叶利钦本人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以及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全苏各权力机关的支支吾吾，前后不一，行动迟缓，又促进了这种局势的发展。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某些法令，它赞同脱离全苏经济体系向市场过渡的特殊观点（而这是在自己缺石油、汽油、柴油、煤气、有色金属、木材的情况下提出的！），都在导致苏联倒台。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预谋的。
1990年7月16日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仅在有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一章中，才保留了“苏联”这一名称的缩略语。
经济发展被宣告为“经济独立性”，乌克兰既与全苏，也与个别共和国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却要求“在全苏财富中，尤其在全苏钻石和外汇基金、黄金储备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不仅如此，新出现的乌克兰“民主派”经过向美国的苏联通不厌其烦地咨询，在他们向市场过渡的概念性方案中，加进了可能向俄国提出对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把生产设备从乌克兰疏散到国家东部地区一事提出相关经济要求的暗示。显而易见，他们认为，对乌克兰，对战争的整个进程而言，最好是把共和国的生产潜力留下来给德国使用，以便同苏联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这种情况：当西欧一些国家被法西斯分子占领后，这些国家就开始为自己的占领者干活。
没有人对乌克兰领导层的实际状况下过什么结论。有意思的是在苏联内阁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共同行动纲领上签字的不是乌克兰总理福金或者他的副手。那是一个在国家经济向市场过渡条件下摆脱危机的纲要，是由戈尔巴乔夫批准的。而在该纲要上签名的，却只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全苏政府的常任代表塔鲁什金。
主权宣言断了其他任何做法的退路，宣言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克拉夫丘克同戈尔巴乔夫为签订联盟条约“讨价还价”的行为基础：“乌克兰主权宣言的原则适用于签订联盟条约”。须知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明朗——1991年8月份签署不了联盟条约。这期间克拉夫丘克认准了叶利钦是“称职”的伙伴：叶利钦声称，没有乌克兰他就不签这份条约。而克拉夫丘克也根本没打算将来把条约拿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去讨论！在没有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商量的情况下（他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他急急忙忙给议会放了暑假（放到9月份）。中央想反对也不可能，因为宪法第6条已被废除。这样便向后来在维斯库利的勾结又迈出了一步。
这时乌克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91年过了仅半年，国家收入便下降了9．3％，工业生产下降了11％。
生产如此衰退，究其原因，是由于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民经济资源保障恶化，众多企业因缺乏原材料纷纷停工，合作销售渠道中断，以及不断罢工造成的。
煤炭工业状况尤其严重。到春天，249个矿有 58个在罢工。矿工们减少供应煤炭几达1200万吨。共和国煤炭产量降低到1958年水平。仅上半年就有13000名工人离开这一部门，与他们配套的人数则超过78000人。
煤炭工业的生产衰退，使乌克兰国民经济其他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如黑色冶金和电力部门的工作变得不稳定。焦炭不足，废金属供应中断，使整个冶金系统发生混乱。生铁减产3100万吨，钢减产3200万吨，成品轧材减产200万吨，钢管减产26．6万吨。
向发电站供应的煤炭减少近300万吨，致使10—15个大型发电机组停产。
社会领域也受到损失，住宅、医院和门诊部、学前教育机构、俱乐部和文化宫的投入使用数量急剧减少。居民和住房公用事业系统的燃料供应情况变得紧张。
向消费市场投放商品数量仅食品一项便减少50亿卢布，大量削减了耐用消费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量。价格普遍上涨1．5—2倍，通货膨胀加剧，影子经济繁荣。
反对签订同盟条约的那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经济和消费市场情况恶化，才找到开展破坏活动的土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媒体掌握在并不高明的要搞垮苏联的人手中，他们故意掩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清醒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指出，消极现象跟苏联的存在并没有关系，相反却是同乌克兰“民主派”上下其手的苏联解体，同苏联统一遭到削弱有关。
1991年8月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大多数居民想留在苏联、想同俄罗斯统一的愿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991年8月19日共和国领导人是以在最高苏维埃同苏联国防部代表步兵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会见开始的。双方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建立后发表致人民书并作出种种决定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交换了意见。内阁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协调各项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全，保障经济活力和居民正常生活，防止出现非常局势。
围绕乌克兰共产党展开了主要政治阴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于8月19日早晨向各州党委发出一份密码电报，其中除了传达由苏共中央书记舍宁签署的密码电报内容外，还提了一些别的建议，其中有这样两句话：“由于国内实施紧急状态，党委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须遵循苏联宪法和法律，以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各种文件。”虽然中央书记处当天便从各州委召回了这份密电，并发出另外几份已经不含有这些规定的电报取代了它，但正是这头一份密码电报成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根据。所有州委均把密码电报送回中央，只有利沃夫州委除外，而这份密电就在这里落到了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手里，并立即将其转交克拉夫丘克。
那些日子，该共和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成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委员会，解散各单位党委和党的区委，进占州委，同时一群群极端主义分子号召要“打死”共产党，“绞死”共产党。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乌克兰检察机关按“叛国”罪对中央各位书记和各州委第一书记提出刑事诉讼。
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8月25日他曾参加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对政治局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作了修改，但后来却声称他已于 8月 19日退党。正是这个人不遗余力地促使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尽快禁止共产党活动，尽管共和国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苏维埃立法和法制委员会主席以及许多法学家均声称这一行为是非法的。不经法院裁决，便禁止一个政党活动（该党是经由司法部登记的），是一种违宪行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克拉夫丘克也明白。但乌克兰共产党的这位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却另有打算：乌克兰共产党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障碍，于是他便铤而走险，破坏宪法原则。
这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延续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这是一段陷害无辜的时间。1993年8月，案件终因“乌克兰共产党负责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而终止。但这时在最高苏维埃当家做主的那些“英雄好汉”们，却依然坚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指示，不肯善罢甘休。
直到2001年12月，乌克兰宪法法院才裁定，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停止和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指令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宣布其无效。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无可置辩的事实为证。据党的敖德萨州委前第一书记克留奇科夫证实，1991年8月23日，他本人飞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鲍里斯波尔”机场代表候机室的登记簿上，查到叛乱前夕，即8月17日，叶利钦的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来到基辅的记录。他飞来又飞去任何地方均未见披露，迎送的只有克拉夫丘克的几个亲信。显而易见，“兄弟俩”要谈的事连在电话上都不敢谈。
再往后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的所有行动，目的都在于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蓝色理想”——搞垮苏联，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
往后又出了几件事，其一是乌克兰就是否“独立”进行了全民公决；其二是克拉夫丘克在 1991年 12月1日全民公决胜利及其个人历史作用的鼓舞下，跑到了别洛韦日森林去。正是这个人，成了别洛韦日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那可是一份能够使一个统一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能不能签得成，就完全取决于他了。这个字一签下去，定能使他扬名百世。
15年过去了。那个混乱时代的见证人正在一个个进入另一世界。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但新一代对那些悲惨的时日并不了解，而且对许多内容，媒体要么缄口不语，要么就歪曲真相。
在我同各类人士进行众多会见和座谈时，人们常常问我：“克拉夫丘克何许人也？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时代他都任过哪些官职？在乌克兰领导过哪些企业或者州？”
原来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列奥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从童年起便幻想让乌克兰脱离苏联。1993年，当他当上独立的乌克兰总统时，他才在哈佛大学乌克兰民族中心把这件事昭告世界。克拉夫丘克因为手头没有自己早期搞分离主义的证明，便公开以谄媚的语调向与会者说，他还保留着一份从战时占领者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上面说一个叫克拉夫丘克的小男孩一家挨一家给占领乌克兰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唱圣诞颂歌。他用这种办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义中心的听众证明，早在8岁他便对那些为赶走“共产恶棍”而来到乌克兰的人怀有一份热乎乎的感情。顺便说一句，后来他居然也对“共产恶棍”效忠了许多年。为了更有说服力，总统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像保护眼珠一样保存着这份报纸。诚然，他没说是怎样保存的，是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还是夹在自己撰写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里？对于他为在乌克兰共产党各级机关多年活动所进行的这种辩解，甚至在关怀“独立运动”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基辅大学毕业后，克拉夫丘克被分配到切尔诺夫策，但他没有把时间用在中等技术学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上，党的机关工作使他钟情。作为政治教官的顾问和主讲，他工作勤奋，很快便当上了党的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克拉夫丘克对州里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受到了基辅乌克兰党中央的青睐。他又善于博得旁人的信任，为他当上中央书记的助手添了助力。由于坐上了这个位置，他的情况为中央领导所知悉，致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光辉”思想塞进意识形态战线。因他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亲爱的党”的事业效劳时勤勉有加，他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得以在声誉卓著的党办学校——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毕业。这所学院可是特别优秀的机关干部方能有资格学习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严肃的理论准备。同时，社会科学院的毕业证书也预示着更高的职务。
他的“才华”在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撰写讲话稿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里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准确性，要有党评价资产阶级宣传、民族主义表现的原则性，还一定要全面强化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等。
不过，克拉夫丘克的许多个人品质却使谢尔比茨基有所警觉。作为经验丰富自的共和国领导人，他清楚地看出，说得客气点，此人的个人品质有多面性。克拉夫丘克在展示出政治原则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领导人投其所好的能力，他善于讨好领导，善于在恰当的时刻准备好最有用的文件，等等。诚然，改革以后克拉夫丘克确实也痛骂过自己“可恨的过去”。但那时他珍藏心底的理想已经实现。不过他在官场上的直线上升只是在伊瓦什科当上了乌克兰党同时又是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之后。“意识形态战线”干部调换是他采取的头几个步骤中的一步。克拉夫丘克于是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当伊瓦什科几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坐上苏共副总书记的交椅之后，他在最高苏维埃的位置由克拉夫丘克接任了。
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局就这些变动发表声明称：
“对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的辞职声明，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个考虑不周而且不负责任的举措，它可能导致政治危机的加剧，削弱共和国议会的结构潜力”。这席话不仅是对退出乌克兰政治舞台的伊瓦什科说的，听起来也像是因为克拉夫丘克调任新职而引发的。
未来的乌克兰总统后来的观点还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也很有趣。1989年时，他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派运动，首先是“鲁赫”，给予了激烈的负面评价。克拉夫丘克在其《意识形态工作风格》一书中，坚定地遵循国际主义立场，谴责民族主义分子、极端主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共和国此起彼伏的民族纠纷使他感到不安。
但是，党的那些勤勤恳恳的机关干部大批涌人真心实意希望革新社会生活的人的改革队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对于这些机关干部来说，世界观立场只不过是一种纯粹实用的手段。到了这时候，这些人的真实嘴脸便显露出来了。克拉夫丘克在意识形态上来了个彻底的改弦易帜……这样便出现了克拉夫丘克—“鲁赫”分子联盟。没有这个联盟他也无法坐上梦寐以求的乌克兰总统宝座。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对政治上垮了台的戈尔巴乔夫所抱的十分负面的态度，在这里也帮了他的忙。
乌克兰总统就这样出现了，他许诺让乌克兰人民享受繁荣与和平。但他选前的种种许诺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乌克兰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不见天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深渊。
第二次大选之前，克拉夫丘克竭尽了疯狂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英雄色彩的努力，以求连任总统。但不管是司法手段还是听话的媒体，甚至是不干净的舞弊手段，在选举中都未能帮上他的忙。这时候人民已经恍然大悟。这个人于1991年12月在别洛韦日签订协议时所起的作用，以及1991—1994年期间他在乌克兰总统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雄辩地说明这个善于更换意识形态外衣的专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到克拉夫丘克的经历和他的蜕化历程后，人们不禁会把他跟戈尔巴乔夫相比。共青团和党组织对他们难道不是一直在悉心呵护大力培养吗？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未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过一天便爬到权力巅峰的道路。我觉得像这样选拔干部，是苏共领导所犯的最大错误。他们过于重视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于是便把一些别的不会，只会乱嚼舌头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进到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头以后，也还是老样子不改。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为此可付出了代价。
叶利钦的别洛韦日“礼物”
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森林，在那漆黑悲惨的夜晚，叶利钦在给苏联签署判决书的时候，像是把沙皇身上的皮袍脱下来赐给克拉夫丘克一样，把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也送给了乌克兰，同时还做了一个1954年赫鲁晓夫也做过的不十分清醒的手势。大家知道，克拉夫丘克一伙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如此的转机，他们早就认命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肯定是要还给俄罗斯联邦的。可是，突然之间，却收到了这样一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中的一粒不和的种子。有鉴如此，我要谈一下历史事实，不谈历史事实，读者会难于形成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识。
从18世纪末，根据 1768—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时于 1774年签订的库丘克—凯纳尔吉条约，克里米亚便成为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条约是彼得•鲁米扬采夫伯爵对土耳其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在库丘克一凯纳尔吉村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米亚和库班独立，让出金布恩、叶尼卡列、亚速和刻赤。此外，它还向俄国船只提供自由通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并支付450万卢布赔款。条约为俄国外交提供了对克里米亚事务施加影响的机会，其结果便是1783年发布了由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的将克里米亚半岛、塔曼半岛和整个库班地方并入俄罗斯帝国的宣言，克里米亚鞑靼诸汗宣誓向俄国效忠。
1791年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雅西条约，批准克里米亚并入俄国。这样一来，克里米亚领土的国家主权由土耳其转到了俄国手中。而此前的137年，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拉达时期（1654年），根据一个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具有国际条约一切特点的协议，乌克兰早已“以其整个领土”并入了俄国。
1784年，开始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和港口的建设。1804年它被宣布为黑海舰队的主要军港和特别行政区，由圣彼得堡直接任命的海军行政机关进行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苏联1936年宪法和俄罗斯联邦1937年宪法，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进入俄罗斯联邦版图，而塞瓦斯托波尔市保留着行政经济中心和黑海舰队主要海军基地的地位。1945年，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
赫鲁晓夫当政之后，提出将克里米亚转给乌克兰的问题，尽管有人反对，说克里米亚历来是俄国土地，俄国无人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这个武断的决定依然得到通过。然而1954年4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虽作出把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联邦划出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常明确的地位。
有人主张把塞瓦斯托波尔转给克里米亚州，相应地也把它划转给乌克兰管理，关于这个问题在法理上是否能够成立，至今争论不休。我想，今后还要争论许多年。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痛处。对于已经煮成的这锅熟饭，俄罗斯人民也未必就同意安然接受。
“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市”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相应边界的确定，对分析因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而产生的局势，具有关键意义。从建立那一刻起，塞瓦斯托波尔便是俄国南方的海军要塞。
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用途，苏联时期没有作过任何修改。1944年5月10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命令形式宣布，我国军队“……已占领黑海上的要塞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由此可见，苏联最高当局也确认了塞瓦斯托波尔作为要塞和海军主要基地的地位。
1948年，我国政府通过了“关于恢复塞瓦斯托波尔市和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决议，确定该市拥有以前的市行政边界，以及相应的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区边界。决议要求加速恢复塞瓦斯托波尔为“头等海军要塞”，享有特殊地位，并下令“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共和国直辖市”。因此，作为主要基地的军事行政单位，其市级民事行政机构由当时起也划归莫斯科直接管理。
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8年10月29日通过，将塞瓦斯托波尔市划为独立经济行政中心，预算单列。实际上，从这时起，克里米亚州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便管不到塞瓦斯托波尔这片地方了。
塞瓦斯托波尔市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单位都间接地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各部委。统计工作也是单列的。比如有报道说：“1951年第一季度克里米亚州工业生产完成计划 104．3％，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完成 100.6％”。
如果从苏维埃这条线来看，塞瓦斯托波尔市同克里米亚州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有特殊的户籍管理和准入制度，那么从市的党组织这条线来看，根据苏联共产党按地区和生产部门建构的原则，该市归克里米亚州党组织管辖。这是国内所有地区通行的原则。军队也好，对外不开放的城市也好，特殊单位也好，不管隶属于谁，党的系统均归地方党组织统一进行政治管理。
1954年克里米亚州移交乌克兰后，党的克里米亚州委（相应的还有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均改属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管理。这导致塞瓦斯托波尔市的非军事行政机构也要单方面改变没有法律根据的系统归属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苏共在历史上形成的作用，党的许多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取代了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机构。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这位克拉夫丘克和“鲁赫”分子声嘶力竭地予以揭露的状况！
然而，乌克兰虽在塞瓦斯托波尔确立了事实上的市政管理，但却并不意味该市居民自动失去俄国国籍，根据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他们应该拥有俄国国籍。
根据苏联宪法，国防功能是苏联及其国家政权最高机关专有的特殊权力。因此，塞瓦斯托波尔这个黑海舰队主要基地从属全苏的特殊地位无论如何也没有改变，该基地始终应受苏联管辖。有关塞瓦斯托波尔国防生产发展的一切决定，均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对发展市区经济和住宅建设，均按苏联各部系统，首先是国防部系统，实现基本拨款。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为文件所证实，它从未交付给乌克兰，而苏联的继承人则是俄罗斯联邦。因此，有一切根据可以证实，俄国对以1991年塞瓦斯托波尔市占有土地状况为界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拥有主权。试图人为地把“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这两个概念分开，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1995年以前，俄国同乌克兰谈判时总是坚持“俄国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准确说法。然而在1995年6月9日索契协议中，却出现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说法，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使乌克兰对文件作出有损于俄罗斯联邦的解释。
这便是有关当前这一迫切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证明，此前作出的种种决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已经干过的事情，从历史上是抹不掉的。总不能从历史上抹掉别洛韦日之夜干下的那些勾当吧！既然干了，那历史名城塞瓦斯托波尔的问题和黑海舰队的问题，便是那个夜晚造成的悲惨结果之一。
但是应该记住，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时，也承认过必须建立对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留统一监控权。而且“战略力量”这个术语还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个具体情况下，黑海舰队是全苏海军的一个战略性行动分支，它应从南方海域保卫独联体。必须强调一点，管理和生活保障基础设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战略性行动单位。任何试图分割舰队的做法就意味着将舰队消灭。
远在1992年，俄国海军领导便提议帮助乌克兰建立自己的舰队，甚至简要提出了乌克兰建立这支舰队应解决的一些任务。但这些想法只作了预先讨论，后来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在我看来，促使乌克兰领导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便是克里米亚。1991年1月20日克里米亚实行全民公决，问题是：“您赞成恢复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作为苏联主体之一和同盟条约参加者的地位吗？”有 82％居民参加全民公决，其中 93％的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占有投票权的克里米亚人的3／4。
全民公决的结果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所认可，它颁布了“关于恢复克里米亚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法令。由此可见，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与当时构成统一国家苏联的其他主体一样，也拥有独立加入国家法律关系，签订条约加入同盟的权利。
1991年3月 17日全苏全民公决时，半岛居民中有87％的人表示赞成保留苏联，以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联邦。
1991年9月4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克里米亚国家主权宣言”，但乌克兰于1992年4月 29日通过的“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的法律，却大大限制了它的权利。
1992年 5月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该宪法引起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抨击，同时亦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
同年5月末，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俄国立法当局，听取了专门委员会就1954年的决定进行法律评估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完全根据现行国际法准则，以维也纳公约为依据，起草并通过决议，认为将克里米亚州由俄联邦转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定违反宪法，应予废除。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在俄国完全放弃谈判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长期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8月份作出了“关于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民族问题的措施”的决定。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危机状态，而这种危机又因为以前被驱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后代回迁克里米亚而造成半岛上的危机状况大大加剧。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决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克服经济困难，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军”。因为所谓“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后移居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伊姆人、克里米亚犹太人；而所谓“非原住”居民，则是指俄罗斯人等其他人。
此外，作出这些决定，是希望从立法层面上巩固克里米亚鞑靼人国民会议在乌克兰的特殊地位，使其进入乌克兰的政治法律范围。乌克兰政府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被驱逐出境的民族，首先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进入行政机构，即明显地表示，希望能在多民族地区按多民族原则建立政府。
这样，基辅力图改变半岛的族群政治格局，希望在未来历史上把克里米亚共和国变成乌克兰版图内的克里米亚鞑靼国。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前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行动对乌克兰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可能造成的后果。
乌克兰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的政策，清楚地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东西所证实。我有意使用“不应该”一词，是因为有些题目的确不该受到国家鼓励。其中首先包括那些可以挑起民族仇恨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我不能无根据地杜撰，何况我对乌克兰人民还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有许多乌克兰朋友，同他们一起，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
《克里米亚之声》报是乌克兰议会出版的报纸《乌克兰之声报》的附录。1997年《克里米亚之声》刊登了历史科学博士沃兹格林的系列文章。这些东西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使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因此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其中特别指出：
……该文同沃兹格林前所发表有关克里米亚的文章一样，其特点为公开仇视斯拉夫，反对俄罗斯，缺乏科学态度，刻意歪曲和直接篡改事实，充满事实错误，表述极为不准确。
……沃兹格林继纳粹空想家希特勒、希姆莱、戈倍尔、罗森堡等人之后，鼓吹某些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恶劣品质，认为是由这些品质决定了这些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也决定了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人物和某些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沃兹格林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不同，他并不认为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而是把许许多多“源于民族内心深处的”恶劣品质强加到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头上。他的文章着重论证一种思想，认为斯拉夫民族具有无端发动侵略、性喜扩张、力图压倒和消灭其他民族等危险和恶劣的品质。作者一贯鼓吹斯拉夫人和克正米亚鞑靼人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的思想，鼓吹他们的文化在克里米亚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克里米亚议会领导致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呼吁书中写道：“鉴于此类能够挑起民族纷争，挑起对俄罗斯人民以及居住在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仇恨的行为，不仅可能发生在沃兹格林身上，而且可能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其他科学工作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故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向各位呼吁，要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科学机构和科学工作者旨在挑起民族不和，并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其他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挑起反斯拉夫、反俄情绪的活动加以分析。”
这种“科学”分析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而且，这样的“理论”基础还要加上基辅当局的政策。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怀着狂喜的心情欢迎首批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遣送回国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乔尔诺维尔说：“这是一股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俄国人赶出自治区的力量。”
一年年过去，现在可以说，他是对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代表团在乌克兰总统身边设有代表，它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积极鼓吹分裂主义政策。任务明确而又公开：建立克里米亚鞑靼国，接受土耳其庇护，脱离乌克兰。
口号是：“这是我们先人的土地，我们是它的主人，而你们现在是外来户。”这一口号正在被坚定不移地强行加以推行。肆意强占土地，制造大规模混乱，殴打具有斯拉夫体貌的人，包围政府大楼。当局表现出（我认为是故意的）无能为力。只有少量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法院审理。极有可能是出于对俄国人盲目仇恨，乌克兰当局同意将克里米亚交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在那里建立一个对乌克兰“友好”的国家。
看到克里米亚发生的种种事件，看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好斗的立场及乌克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使人不由得要去翻阅我国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为自身安全，不得不按族群隔离与敌对国家氏族同种族的人员。英国对日耳曼人，美国对日本人都是这么做的。苏联的日耳曼人从国家欧洲部分被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在红军解放了一度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之后，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有北高加索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几个民族，因为一度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被迁徙。
后来，苏联的政治领导对斯大林的行为做了评价，谴责了他的这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惩罚的是整个族群，而不是犯罪的具体罪犯。被强制迁徙的民族获准迁回自己的原居住区。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作出这种事是庸人自扰。比如，我手头有一部多卷本20世纪世界战争 ），第4卷中有一份1944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致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报告称：
经调查和由情报途径得知，并通过当地居民声明获悉，克里米亚鞑靼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积极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并进行反对苏联当局的斗争……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由德国和土耳其回国的白卫军穆斯林侨民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所谓“鞑靼民族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该委员会在克里米亚所有鞑靼地区均设有分部。
“鞑靼民族委员会”广泛协助德国人利用逃兵和鞑靼青年，组建鞑靼军队、讨伐队和警察部队，开展反对红军部队和苏联游击队的行动。在充任讨伐队员和警察时，鞑靼人表现得特别残酷。
在克里米亚地区，德国侦察机关在鞑靼人积极参与配合下，在准备和向红军后方投放特务及破坏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鞑靼民族委员会”同德国警方一道，积极参与组织并为德国掳掠了 5万余苏联公民，在居民中为德军募集资金和物资，对当地非鞑靼居民进行大规模告密活动，千方百计欺压非鞑靼居民。
“鞑靼民族委员会”的活动得到鞑靼居民支持，德国占领当局向鞑靼居民提
供各种优惠和奖励。
现在时代变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乌克兰人的斗争同60年前不一样了。但应该知道历史，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历史不能加以报复，不能像目前在克里米亚做的那样。否则我们会走得太远，钻进死胡同。
同俄罗斯对峙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追求可对欧洲政策产生影响的大国地位。这件事暂时既无经济条件，亦无政治条件。现在乌克兰正试图宣布自己为海洋大国，虽然在退出苏联之前从未拥有过一支舰队。
这样一来便决定了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军事政治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黑海沿岸有6个独立国家（土耳其、格鲁吉亚、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国为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
1991年以后，俄罗斯将自己的舰队调离地中海。虽说美国在那里已没有实际的对手，即我国军舰，但第六舰队仍以意大利为基地，掌控着地中海的整个军事政治形势。由黑海经由海峡的出口实际上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但为了对黑海地区各国施加影响，美国还必须对经由海峡进入黑海的入口进行掌控。
因此，作为我国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海上占有极为优越的位置。根据战略计算，塞瓦斯托波尔通向各方的距离都相等，驻在这里的海上军事力量可以控制整个黑海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第6舰队舰只曾不止一次试图在黑海上展示其旗帜，但由于黑海舰队的积极对抗，终使此事受阻。现在，美国一些政治家和海军将领声称，黑海是美国的生存利益地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想方设法吸引前华沙条约缔约国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不能忘记土耳其不断增长的海上军事潜力，而且它的身后还有美国第6舰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几支舰队做后盾。
黑海战略方向的作用与地位可用历史上的两个实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土联军在海上刚刚取得优势，而俄军指挥部门对舰队在冲突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估计不足，于是战争就打输了。尽管在锡诺普和卡尔斯都打了胜仗，尽管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进行得很英勇，但战争还是输掉了。
第二个例子：18世纪俄国为了保卫南部疆界，打通出海口，与土耳其曾进行无尽无休的战争。比如，1768—1774年战争期间，步兵在鲁米扬采夫指挥下采取打击土耳其行动的同时，还大规模展开了一次大胆策划的机动行动，其创意者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一个向希腊群岛地区派出一支海上考察队，从南方向奥斯曼帝国领地发起进攻的想法。俄国舰队的几支分舰队在那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包括切什梅胜利，实现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包围，保证了对俄国有利的库丘克—凯纳尔吉和约的签署。
这是历史，这段历史说明，在任何条件下俄国政府均不能低估黑海战略方向对国家民族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杜马代表、独联体事务及与同胞联系委员会成员的倡议，经过首届国家杜马向主要军事专家咨询，结论认为在塞瓦斯托波尔水域，俄罗斯黑海舰队不可能与乌克兰海军共用一个基地，并于 1995年 4月通过联邦《暂停单方面削减黑海舰队法》，但于1995年5月份被联邦院否决。
同年10月，国家杜马通过《关于暂停单方面削减和黑海舰队保障供给法》，也被联邦院否决。1996年2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克服了联邦院的否决，但法案被总统退回，未予审理。国家杜马坚持必须通过这部法案，并多次指出，黑海地区对保证俄国在南方的地缘政治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1996年4月，在总统大选选战正烈之际，俄联邦总统下令，暂停分割黑海舰队，因为乌克兰方面试图把一个不能被接受的表述强加给俄罗斯，即把港区同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基础设施分割开。看来，是有人提醒叶利钦，他是宪法的“保障”，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因此，有责任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
我认为，由俄联邦总统和乌克兰总统签署的关于分割黑海舰队的索契协议，规定这两个国家的海军拥有单独的基地，但协议为乌克兰单方面破坏。尽管乌克兰方面在敖德萨、奥恰科夫和其他地方拥有很不错的海军基地，它依然坚持要让自己的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拥有基地。两国海军在同一塞瓦斯托波尔湾拥有基地，从军事观点来看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乌克兰海军随时可将我国舰队包围起来，削弱其生活保障体系，削弱俄罗斯武装力量战略行动统一体的活动能力。
从 1992年1月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就分割黑海舰队问题共签署了8个协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索契协议，但其中任何一个均未提交议会批准。
这种做法是与联邦法律相抵触的。根据联邦法律，凡涉及俄联邦国防能力以及武装监督问题的条约，均必须得到批准。
1997年5月末，签署了一个“大条约”，即俄罗斯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我已经谈过，签订这项条约的谈判延续多年，原因是困难不小。
这个“大条约”签订了，可两国都得到了什么？有必要把作为条约基础的三个基本问题开列出来，这就是：分割舰队的问题，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赁条件的问题，交付给俄国的舰只的偿款支付方式和基地租金的支付条件问题。
第一个问题：乌克兰分得了略少于20％的舰队，而俄罗斯回购其余的舰只大致要花5亿美元。此数将从乌克兰欠俄国的债款中扣除。第二个问题：俄国租赁塞瓦斯托波尔湾、卡拉奇亚湾和卡兰京湾，租期20年。第三个问题：莫斯科应支付这些基地20年的租金，共25亿美元。支付的办法是乌克兰用由俄罗斯获得的石油和天然气抵债。
乌克兰违背了1995年的索契协议，拒绝接受两支舰队分别拥有基地的原则，不承认塞瓦斯托波尔是黑海舰队的基本基地。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引发市内和港口水域的经常性冲突。但这个条约对乌克兰、对它亲西方的精英人物十分有利，因为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条约可加强乌克兰现今边界的地位，巩固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归属于乌克兰的事实。签订这样的条约，留下不少未决的军事和社会问题。
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成了两国之间复杂的政治问题中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制约因素。2005年末，当掀起了一场“天然气”战争——俄国决定提高供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时，乌克兰当局立即对此发表声明，提出将重新审议俄国黑海舰队租用基地的经济条件。有的人还不喜欢我国水兵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的某些行为，于是便开始抢占俄国灯塔，等等。
我想，不能认为这个条约确实解决了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在某些方面，这个条约甚至还加重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只能在两国开始由旨在恢复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的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方能得到解决。只有到那时，俄国和乌克兰相互关系中所有凭空臆造的问题方能消失。
就整体而言，俄国不仅必须坚定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且还应当考虑到黑海地带出现的崭新军事政治形势。通过土耳其和乌克兰，西方和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把俄国从黑海地区实际上挤出去的目标。同时，北约在该地区海上的军事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演习，利用空军对海上交通线实行控制。派空降部队在海岸登陆。这不仅仅是演习，也是深入侦察：对该战略地区开展研究，搜集雷达设备的情报，揭示观察防御系统的“盲区”，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俄国南方直接与北约擅自划分的责任地带相毗连，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对俄国极为不利，使欧洲裁减军备的成果化为乌有。同时还要考虑到，没有黑海舰队及其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密切配合，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步兵军团便无法保证俄国国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卫。
控制黑海区域可以保证俄国的经济安全，因为黑海起着把能源由亚洲向欧洲出口的世界交通要道的作用。俄国地位在这一地区的削弱，可使国际恐怖组织积极利用该地区运输武器、毒品，在国内挑起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
我看，这些就是制定俄国黑海地区政策时应考虑的基本因素。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复杂问题，俄国和乌克兰的民族关系问题，都不应该使这两个兄弟民族不睦。大家本是同根生，从历史角度来看，应当同舟共济。统治者来了又走，而人民却永世长存。
乌克兰人民开始觉悟了。“橙色”革命引起的狂喜，已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人们很快弄明白，他们又一次上当受骗了。
2006年夏季克里米亚发生的一些事件，最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根据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决定，2006年6月在费奥多西亚地区将举行一次有北约参加的在“和平伙伴”框架内的演习。但是北约官方代表詹姆斯•阿帕图罗伊声称，这次演习同正在克里米亚进行的代号为“C伯里塞—2006”的演习以及美军和美国物资运抵半岛均无任何关系。
克里米亚因此以费奥多西亚为中心爆发了严重的反北约和反美活动。纠察队无限期地封锁了费奥多西亚港口。美国军舰将装备和武器运到这里之后，老百姓不让他们从港口往外运，因为他们认为，同美国共同举行的以及北约许多国家计划于当年夏季举行的军事演习是非法的。即使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演习，克里米亚人也不愿看到明显不友好的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土地。当时还流传着一种关于演习的神话，说这些“维和部队”登陆，是来消除半岛上“分离主义者叛乱”的，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愤怒。
10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卢什塔市国防部“友谊”疗养院过了两天才离开。这两天他们实际上一直被当地居民包围在大楼里，老百姓要美国军人滚出他们的城市。疗养院服务人员拒绝为美国佬做饭，拒绝为他们收拾房间。而且，在不速之客入住当地的第二天给他们断了电，堵死了下水道。美国佬离开阿卢什塔的时候更像落荒而逃，市民们报以高声欢呼，还补充说，“只要全部军人和军用物资不运出克里米亚，抗议活动便不会结束”。
为了躲避抗议和纠察线，海军陆战队员通过“秘密小道”被运送到费奥多西亚，在当地他们还有将近150名同事处于被围困状态。疗养院成了外国军人驻扎的地方，有人试图借助警方把围困疗养院的纠察队员驱走。但抗议者中间的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制止了冲突的升级。
疗养院工作人员告诉大家，美国人自闭在自己的楼层，安排了岗哨，不许当地人员进入他们的“驻地”，靠吃干巴巴的口粮度日。
抗议行动席卷克里米亚其他城市，参加抗议活动的成千上万公民不仅来自克里米亚，而且来自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扎波罗什。
美国人终于大失所望，只好登上一艘租来的货轮，向不明方向驶去。他们终于离开了冷眼向客的克里米亚海岸，离开了这些不愿在自己这片被俄国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见到外国军队的执拗的人民。
当我们回头再看取得“独立”的种种途径时，可以坚定地得出结论：除了白俄罗斯，在乌克兰也好，还是其他各苏维埃共和国也好，都是因为发生了政变：当时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被摧毁了，社会政治制度被彻底改变了，这些都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多年的苦难。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别洛韦日交易的“恶根”，当然源于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力图攫取个人权力的图谋。其实，这一协议对于一个国家及其3亿人民的命运可能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可能却丝毫也未能对他们起阻挡作用。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造成的恶果！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利用权力来办各种各样的事之外，一定还要用它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分支机构，以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清除国家奥林匹亚之山可能作出的任何一个忘乎所以的行为的道理。
俄语与乌克兰语
我想从一则真实的笑话开始这一节。在独立后的乌克兰首都召开的一次高级会议上，会议主席向出席者提问：“大厅里有没有莫斯科佬呀？”回答：“没有一“那就转用俄语吧。”
这则笑话显示出俄语在乌克兰的实际状况。在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今天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对立，在各种政治主张方面存在着对抗，而且还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其中包括语言问题上，也存在着对抗。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管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是在乌克兰，关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问题，一直被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用来作为武器。他们千方百计强调，乌克兰语的主导地位是乌克兰民族自觉的基础，是乌克兰人的精神基础。与此同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种不能容忍俄语的偏执态度，进而更发展成为一场针对俄语的真正的“语言战”。所有这一切又推动极端民族主义卷起风暴，化为激化民族关系的根源，为激化民族关系提供营养。因而语言在乌克兰生活中也就成了一个政治杠杆。
我在前几章中已详细谈到这一问题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情况。但要把这些国家在俄语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局势完全搬到乌克兰来当然不恰当。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由于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帝国和进入苏联后在移民过程中出现的。
谈到乌克兰的俄语和乌克兰语问题，我认为必须回顾一下我们的共同历史。否则对这个问题就很难评说。由于民族主义政客一伙的兴风作浪，这个问题便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人文科学问题。
俄国的西南部是罗斯国家的摇篮。这一地区的居民当时便自称为罗斯人。13世纪鞑靼人入侵后，统一的罗斯分成两部分，被称为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拜占廷希腊人首先用起了“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这两个名称。为了延续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区分这样两个部分。根据当时的概念，“小”的意思是指“自古以来”、“最初”的意思，这个民族最初便住在这里，诞生了自己的文明。“大”是指这个民族进一步扩展的地区，是该民族领地的进一步拓展。
众所周知，小俄罗斯长期以来处于外族统治之下，但这个民族坚定地维护和捍卫了自己的东正教信仰。直至1917年，小俄罗斯人民始终认为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民族中的一支。
小俄罗斯初次试图用有别于俄语标准语的语言书写，是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一股用人民习惯的、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出版图书，以推动民间启蒙的普遍潮流涌入当地。
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农村“口语”也于15—17世纪在波兰人占领的西南罗斯逐渐形成，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罗斯农奴开始使用这种口语。为了适应地主——波兰领主——的语言，他们在同这些人及其家奴交往时，逐渐转而使用一种俄语和波兰语混杂的特殊口语，这种语言以后便被称为乌克兰语。上面已经谈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这种“混杂的特殊口语”得到完善，演变成标准语。
乌克兰语的诞生和进一步存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被用于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比如奥匈帝国在它的帮助下，使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发生对抗，相互分离。波兰领主也有类似的目的。19—20世纪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者利用乌克兰语，试图建立一个脱离俄国的“独立的”乌克兰。
改革时期“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把共同的思想遗产全都抛到了一边。如今的乌克兰当局开展了一场针对俄语的最残酷的斗争，把俄语同“国”语对立起来。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其目的都是一个——把俄国作为乌克兰的敌人，却把西方作为它的朋友。
这些把语言问题用到“乌克兰非俄罗斯化”上头的活动家，同纳粹著名思想家、东部占领区总监罗森堡何其相似乃尔。后者在其肢解苏联的计划书中，对激起与俄罗斯历史、文化、语言相敌对的乌克兰“民族自觉”赋予重大意义。为了这个目的，在他主持的占领区政府的领导下，编写了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允许乌克兰人在学校用乌克兰语上课。罗森堡甚至提议在基辅开办一所大学，在乌克兰全境建立一个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大网络。而在说俄语的各州，城市只准许开办七年制普教学校，而农村则是四年制小学。希特勒不同意在基辅办大学。众所周知，罗森堡以上绞架结束了他的一生……
谈到狂妄的民族主义同语言问题的关系，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白俄罗斯就没有发生这种消灭俄语的畸形过程呢？那里不是跟乌克兰一样，也生活着连理同枝亲如兄弟的人民吗？回答相当简单：现在的这个主权国家中，没有白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即使有，也是一个不大的阶层，它的思想尚未被绝大多数居民接受。
乌克兰语同俄语对抗、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对抗，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这颗定时炸弹，被有意识地安放在乌克兰现行宪法中。俄语被列为少数民族语，而这竟发生在一个俄罗斯族人多达1200万的国家！这个国家有近30％的居民认为俄语是本族语，而其中又有15％是乌克兰族人。
根据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和“民主创新”基金进行的研究，在日常交往中，有 38％的乌克兰公民使用俄语，而使用乌克兰语的只有 34％。根据具体情况，说两种语言的乌克兰人占27％。工作中使用语言的情况与此类似——只说俄语的公民占 1／3，只说乌克兰语的占 30％，有 22％的劳动者在岗位上交替使用两种语言。
应该认为，后苏联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和尤先科——已经得到本国专家报告，世界上有些国家，为支持和平与稳定，实行两种和多种国家语言制度：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虽然说法语的不过14％；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虽然瑞典族人在国内只占 6％。印度有两种国家语言——印地语和英语，虽然现在那里根本看不到英国人；瑞士共有四种语言拥有平等权利。
完全可以看得清楚，乌克兰在“橙色分子”取得胜利后，依然保持着就前景而言应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方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许多政治家认为，现今乌克兰内部因语言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可能导致统一国家受到破坏。如果赋予俄店以第二国语地位，人民可以按语言原则团结起来，而这将给基辅带来很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该国大多数居民与政治家不同，并不认为通过立法使俄语拥有它曾经拥有的地位有什么不好。2005年，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根据战略规划中心交付的委托，曾就这一题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乌克兰人同意俄语在乌克兰应具有国语地位，不同意者为 37％。诚然，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受访的乌克兰人分配得很不均衡。如果说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主张俄语应具有国语地位的人占受访者90％的话，那么在国家西部地区有近80％的人坚决反对这样做。
在乌克兰的许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看来，通过一项关于俄语地位的专门法律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即使这项法律获得通过，也很难期待现今的议会能够批准，会有50名最高拉达代表将这项法律提交宪法法院，时间已经表明，宪法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收到了足够多的告诉。
唯有改变宪法，具体的是第10条，方能使俄语在乌克兰拥有充分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法律保障。为了使俄语具有宪法地位，需要举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全民公决。这时重要的不是启动咨询性全民公决，而是启动完全合乎要求的、对修改乌克兰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全民公决。其他行动无论努力规模有多大，花费有多多，都没有意义。
有人建议，全民公决问题的表述应该是：“您是否同意对宪法第10条进行修改，将该条头一部分表述为：‘乌克兰的国语是乌克兰语和俄语’？”
就终极而言，这里所谈的不仅是保留以数千年精神和文化成就为基础的强大的民族历史因素——这本身就已经弥足珍贵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是否能沿着建成一个让每个公民都享有他不可剥夺的语言权利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前进。
过去的和当今的乌克兰当局，对为数众多的赋予俄语以国语地位的要求，一成不变地引用剧院、学校和图书的数量作为回答，似乎只要有了这些剧院、学校和图书，就完全可以保证俄语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地位了。当局试图对问题采取捂盖子的态度，但问题却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出来，而且会同前几次总统大选时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也更尖锐。现在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使俄语在乌克兰宪法中具有国语地位呢？哪怕就是为了不使国家统一受到打击也好。
遗憾的是，基辅当局却另有打算。总统尤先科声称：“乌克兰不存在俄语问题。”按他的话说，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具有“纯政治的”和“投机的”性质。那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充满民族主义倾向的战友、社会活动家、各种研究所和中心的领导人，都对他随声附和。
2006年乌克兰国家议会春季选举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众多的联盟和集团经过长期对抗、建立又解体之后，亚努科维奇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政府首脑。俄罗斯清楚地记得他的基本政治纲领之——赋予俄语以国语地位。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由于这一许诺，选举时投票赞成他的党。
时间在前进。我们清楚理解，亚努科维奇的党和他的党团在议会不占宪法多数。但它毕竟还是就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发出了明确的强硬声明。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需要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否则再次让乌克兰和俄国的俄罗斯人失望，将是不可避免的。
排挤俄语不可避免地要对乌克兰的民族、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对乌克兰在当今世界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同时，在这些领域发生的种种过程，对国家，对百姓，均孕育着重大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乌克兰教育领域实际上正发生着什么？现在，主要的打击落在了俄语居民身上。乌克兰的俄语学校眼看着在消失。这一过程产生了雪崩效应。近十年来，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一直在等待。它们等待两种结局：要么像大多数俄语学校那样也不幸被关闭，要么当局对它们格外开恩。
根据官方统计材料，从1992年起，用俄语教学的普教学校数量缩小了一半以上。1992年为 3364所（占总数的 16％），而 2004年仅为 1411所，或者只占6％。如果说到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1990年占普通学校总人数的 48％，而在2004年则为 22％。
所引用的材料是就乌克兰整体而言的。在个别地区状况要坏得多，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甚至基辅也是如此，1990年初还有150所俄语学校，而今只剩下了8所。比如，在乌克兰西部，在八个州里，18万说俄语的居民只有15所学校，而在某些州，如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赫梅利尼茨基州，连一所俄语学校都没有留下。这几个州也没有民族幼儿园。所有的俄罗斯剧院几乎全被关闭，整个地区只有一座位于利沃夫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它的房舍定期遭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抢劫和焚烧。
某些州的当局走得就更远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一向禁止学校用俄语。代表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表示他们对乌克兰语发展的关心。他们坚信，乌克兰语只有在俄语被连根拔除时，方能开出繁茂的花朵，因为俄语是一棵杂草。它遮住他们唯一值得使用的语言的阳光。他们通过的教学大纲要求孩子们只能用乌克兰语交流。这时受折磨的不仅是说俄语的学生，还有用本族语教学的那些班级的波兰学生。这些要求还扩大到喀尔巴阡山附近的斯捷法尼克民族大学语文学院。他们还挖空心思想出了一套通过古老的“良好”告密传统进行监控的体系，为此又建立了一个吸收各社会组织参加的“社会语言监督特别委员会”。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还公布了一些电话号码，让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居民通过电话向该委员会提供“语言破坏行为”的信息。
俄语学校每年关闭的数量近 130所。关闭的程式全都是同样的：如果学校拒绝改用乌克兰语，警告之后便一关了之。在这种背景下，俄语即使能在一个学救作为补充学科保存下来，也应被视为一种奇迹。
至于谈到高等教育，现在乌克兰没有一座正式使用俄语的高等学校。
不过，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是有协议的，那就是乌克兰的俄语学校，数量应与该地区俄罗斯人的数量相适应。俄罗斯的乌克兰语学校的情况也应与此相同。但这一比例早被破坏。例如，1990年初，利沃夫的俄罗斯人大致为16万人（全部居民为80万人），俄语学校为25所，乌克兰语学校为75所。现在那里的俄语学校一共只有5所。就乌克兰全国而言，乌克兰共生活着1200万以上俄罗斯族人，现在共有近1500所俄语学校。当然，乌克兰方面经常反驳说，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有600万人，但拥有的学校数量却达不到乌克兰为俄罗斯人开设的学校数量的一半。说得对，但俄方代表认为，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对学习本族语的要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俄罗斯首都虽然没有一所完全的乌克兰语学校，却有8所带有乌克兰语分部的普通学校。这首先与这样一点有关，即住在这里的乌克兰人都明白：他们的孩子只有用流利的俄语掌握全部教育课程，方能在俄罗斯具有竞争能力。
在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说，在秋明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滨海边疆区却有完全的乌克兰语学校。不仅如此，与乌克兰的俄语学校不同，没有人想关闭这些乌克兰语学校。对这个题目的争论可以没完没了，不过应该特别考虑到，乌克兰的语言问题，与其说是个教育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问题。应该坐在谈判桌旁，以冷静的头脑来解决发生的种种问题。
克里米亚出现的语言形势则颇具有戏剧性。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阿纳托利•马特维延科是尤利娅•季莫申科的战友和她亲自安插的人，他把这个问题给搞得尖锐化了。基辅右翼党“索博尔（会议）”的领导人只用乌克兰语进行交谈。克里米亚议会成立那一天，这位新总理用俄语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演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说俄语了，但行动起来还是离不开俄语，当然是破坏性的行动。这位总理威胁克里米亚政府的114名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短期内学不会乌克兰语，便要被解雇。这位总理声称，五年内克里米亚人要在潜意识里也转换为用乌克兰语思维。
马特维延科的战友们说，“五年之后，克里米亚的青年人要把说乌克兰语当成时尚。毋庸讳言，用乌克兰语进行交际，对于年轻的新一代来说，将会成为自然。但对那些50岁出头的人，却未必能做到”。
为了培养这最“新的一代”，克里米亚便关闭俄语学校。正如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亚历山大•格卢兹曼所宣布的那样，近期内将改造“用乌克兰语和俄语教学的” 25所学校。这些学校将逐渐改为完全用乌克兰语教学。克里米亚现有600所学校用俄语教学，14所用克里米亚鞑靼语教学，只有6所用乌克兰语教学。在所有“俄语”学校中都学习乌克兰语言和文学。请注意：俄罗斯人占克里米亚人口的58％；在克里米亚人中，认为俄语是母语的占 77％；而认为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仅为 10％。
2005年，共青团镇居民得知，不久前镇上建成一所学校，一切课程均用乌克兰语教授。俄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将成为选修课。二年级学生的家长首先表示愤慨，后来其他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寄往克里米亚共和国教育部的抗议信上，签字的有800人，150名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愿意用乌克兰语上课。学校共有1000个座位。教育部的头一个反应是搞个折中解决方案——学校里成立几个乌克兰语班和几个俄语班。但这个解决方案立即遭到拒绝，因为自治区总理马特维延科继续坚持己见，声称用于这项胡子工程——建设共青团镇学校——的预算外资金是他亲自搞到的，他想把这所学校建成一所乌克兰民族镇样板学校。
半岛还有15所俄语学校应从2005年9月1日起转为乌克兰语教学。乌克兰教育部紧急为那些将在这些学校授课的老师开办语言速成班。
几年前，乌克兰教育部一下子关闭了数十所克里米亚的私人高等学校，将一万名左右大学生撵出校门。自治区只有44所高等学校能在基辅完成教育部规定的复杂的资格认证手续。
基辅官员常引证乌克兰政府签署的里斯本宪章，该宪章要求国家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从原则上讲，这个要求是正确的。不过结果是，在克里米亚土地上得到资格认证的，只有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几所高等学校。
甚至连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塞瓦斯托波尔分校至今也未得到乌克兰教育部的认可。难道莫斯科大学的培养水平也不符合乌克兰的要求？这些莫斯科教授若要在这座“俄罗斯光荣之城”继续工作，很可能就不得不说乌克兰语了。
一些学校被关闭，另一些却热火朝天地开办起来，虽然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利沃夫民族大学在克里米亚开设了新闻系的一个分系，虽然整个半岛只出版一份乌克兰文报纸，而且没有读者，发行量很小，全靠经常的预算拨款维持。然而在克里米亚政府的支持下，利沃夫的一些教师已被派到辛菲罗波尔去培养乌克兰语记者了。
乌克兰本来，正如常言所说，应该把自己的韧劲用在别的地方，但是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着一条彻底否定俄罗斯历史形象的路线。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是在拉帮结派，相互敌对，无法为本国学生提供一个俄罗斯帝国为何物的明确概念。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几个最原则阶段作出的完全对立的评价。比如，由伊•约诺夫编写的臭名昭著的“索罗斯”教科书《俄罗斯文明及其危机的起源》中，竟将俄罗斯帝国说成是“各民族大监狱”，而“沙皇政府对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差异视而不见，把他们全部列入‘俄罗斯人’一类，不重视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存在”。在博哈诺夫编写的19—20世纪初俄国史教科书中，下的断语却完全相反：“俄国没有民族或种族特征方面的歧视（差别）”。
这种多元论只有在俄罗斯才能有。在美国，学生们是从来听不到，也不会听到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或谴责19世纪中叶侵占墨西哥的得克萨斯这些说法的。在法国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对拿破仑侵略战争的否定评价。
乌克兰历史学家与俄罗斯历史学家不同，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改革后的 15年里一直在对骂，而乌克兰历史学家却很好地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用本民族历史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服务的经验。从5年级起，乌克兰的学生就要熟知“伊万•马泽帕力图使乌克兰变成一个强盛的欧洲大国，从莫斯科沙皇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彼得一世则对乌克兰特别“仇视”，把它看成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无权拥有自己的语言，无权拥有文化，更无权拥有自由”。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大胆断言，当今乌克兰这种全面否定俄国历史形象的做法，一定最合上面提到的罗森堡等纳粹分子的心意。他们想方设法，不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离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关系吗？由于把俄罗斯当成乌克兰自古以来的主要敌人，现代乌克兰人从童稚时期起，便成为不仅对俄罗斯历史，而且也是对自己“母亲”的历史进行无耻歪曲的牺牲品。
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成长的一代，将处于其相互历史观念之错误、负面和歪曲程度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情况主宰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人都不会是赢家。说得准确点，只有那些不断希望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从历史文化上完全分开的人才是赢家。对乌克兰历史推行了10—12年的非俄罗斯化，这段时间并没有白白过去。俄罗斯的学术精英也好，政治精英也好，对这一状况均严重估计不足。
局势既然这样，俄罗斯的立场又如何呢？2005年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长富尔先科访问基辅。同当局会见之后，他发表声明：“乌克兰正在十分严肃地审议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个层级。人们能自由选择受教育的语言，这一点十分重要。”对第二句话不能不同意，而对第一句话，要想同意它，只有把它改成“十分严肃地排挤俄语”。
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关心把本族语扩展到境外的问题。以英联邦为例，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清楚。英联邦包括大不列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几十个国家。上世纪30年代初，成立了不列颠理事会，向全球110个国家提供学习英语和文化的服务。对俄罗斯亦不例外：英国人在北高加索．首先是在车臣．相当活跃地普及学习英语的地区性教学法纲要。
语言训练班引起对语言体现者——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兴趣，引起对该人民的尊敬，宣传该人民的理想。世界语言之战是争夺智慧之战，哪个国家的语言弄明白了，智慧就会朝哪个国家流。开展争取智力资源斗争的不仅有英联邦理事会，还有德国的歌德学院和法语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法国政府甚至设置了一个专门的职位——合作、发展和法语国家集团部部长。目前又正在筹建一个伊比利亚联盟——西班牙语国家联盟。
对俄罗斯而言，建立一个类似的在境外传播语言文化的协会，乃是迫切的需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参加一个社会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俄罗斯语文教师国际联合会。但是在新条件下，国家必须直接作出在全球传播俄语的努力。1989年以前，在东欧各学校俄语是必修课。今天，不仅这些国家，而且独联体某些共和国也都把俄语忘记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格鲁吉亚、土库曼，在东欧各国，以前所有的孩子在学校都学俄语，现在只要经过一代人，就会把俄语忘记！
俄语是世界5种大语言之一。就说俄语的人数而言，俄语排在汉语，英语、印地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地球上说汉语的几乎达到15亿人，说英语的人超过10亿，说西班牙语的为4亿人，说俄语的大约有3亿人。
在具有“共同血缘”的乌克兰，俄语教学情况前面已经谈过。在独联体其他国家，这一问题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教育出版社资料，阿塞拜疆还剩下 29所俄语学校，格鲁吉亚 59所，吉尔吉斯138所，塔吉克3所，土库曼在几年以前关闭了最后1所俄语学校。而这种事竟发生在俄语依然是前苏联各民族之间主要的、实际上是唯一交流手段的时候。
俄语在世界上的主要竞争者是英语。近20年来，世界各国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教学体系中，愿意掌握英语的人数始终在增长。与此同时，愿意学习俄语、德语或法语的人，在减少。在中国境外，学习汉语的学校数量在缓慢地增长，但在增长。
俄联邦外交部奉俄联邦政府之命完成的报告《俄语在世界各国》称，再过10年，独联体各国掌握俄语的人数将减少一半多。当前说俄语的 3亿人，100％住在独联体。如果扣除每年减少的100万居民，可以看出，再过几十年俄语将可能不再被列入世界语言之列。
上面已经谈到，乌克兰的俄语问题已有20年始终未离开政治生活议程。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之所以能在1991年执政，其中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和多次许诺使国家“乌克兰化”。
1994年他在大选中败给了库奇马，库奇马许诺把俄语变成乌克兰第二国语。但只见许诺而未见行动。然而1999年他又打起这张语言牌，第二次当选。2004年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再次拿起语言问题做武器。众所周知，他输掉了，但他并未放弃使俄语具有第二国语地位的想法，把这一点作为他的党参加 2006年国家议会选举并取得胜利的纲领中的一个关键点。
2003年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区域语言或区域少数族群语言欧洲宪章。应该认为，乌克兰当局之所以批准这个文件，其首选目标是与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看来，它并未考虑少数族群首先是俄罗斯族群语言的真实境况。
“橙色”联盟建立之后，由于看到由国家当局承认俄语的问题解决无望，乌克兰许多俄语居民占优势的城市和区域从2006年3月起，利用欧洲语言宪章，开始作出赋予俄语以区域地位的决定。比如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雅尔塔和卢甘斯克、尼古拉耶夫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各州当局机关也开始采取类似决定，例如卢甘斯克州于当年4月由州苏维埃代表在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也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的地位。顿涅茨克州苏维埃于5月份决定，在该州辖区内，俄语可以同国语，即乌克兰语一样，“在案件审理、文件、居民相互关系、国家机关、社会机构、企业、机关团体以及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用作工作语言”。州苏维埃还决定向最高拉达提交赋予俄语与乌克兰语同样的国语地位的建议。2006年5月30日尼古拉耶夫州也同意赋予俄语以这一地位。
然而共和国司法部奉尤先科之命，认定这些行动与国家宪法不符。乌克兰司法部长在评述自己这一丢脸的结论时声称，决定语言地位的权利仅属于乌克兰人民，并经由全民公决来实现。按照他的意见，乌克兰各种语言的地位已为乌克兰宪法第10条明确规定，根据该条文，乌克兰语为国语，而俄语是少数民族语。他声称，卢甘斯克州苏维埃以及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及其他几个城市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的地位，已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位部长还说，争取扩大俄语法律空间的斗士们虽抬出欧洲宪章作为依据，但欧洲宪章的宗旨不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保护那些处于消亡边缘的语言。据他讲，在乌克兰，属于这些语言的是卡拉伊姆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亚达利亚语、意第绪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在他看来，这份清单中还应该加上克里米亚的乌克兰语。
不过乌克兰宪法第10条规定：“乌克兰保障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自由发展、自由使用并受到保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在“独立的”乌克兰，除了俄罗斯族人说俄语外，说俄语和用俄语思维，并认为俄语是本族语的乌克兰人还有几百万。如果几乎占居民1／4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是少数族群，那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可就未必能列入这个范畴了。
为了同俄语的拥护者进行斗争，还动用了检察和审判机制。比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关于赋予俄语以区域语言地位的决定，被控诉到法院。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检察长向州经济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市苏维埃的决定属违法行为。正如检察长在其起诉书中强调的那样，该语言地位的决定与乌克兰宪法要求和现行法令相悖。关于赋予俄语地域语言地位的决定，自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检察长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起，在该市辖区停止适用。尼古拉耶夫市苏维埃全会经多数票通过，否决了检察长对赋予俄语地域语言地位的抗议。
俄语反对者的最“有分量的”论据是拿出“侨居”的理由来，说什么如果到法国或德国去，就得学会当地的语言。但他们闭眼不见乌克兰说俄语的公民并不是从外地到来的，他们住在当地已经有几十年、几百年。不仅如此，全民公决投票赞成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后，他们之中许多人至今一直还是认为，对他们来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祖国。而在祖国，一切的安排都应该让生活过得美好，因此他们便要求赋予俄语一种可保证他们享有文化语言自由的地位。
看来，尤先科总统知道，起码能从他的助手、顾问、秘书那里了解到，就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保护俄语地位和保护俄语教学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有哈萨克、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克兰和其他几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学者、国家议会和教育部的代表），学者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俄语正在逐步“消亡”。我以为，俄语的类似状况正鼓舞着“独立的”乌克兰派同俄语进行斗争。
的确如此。尤先科已经公开介入了这一问题。2006年年初，他发表声明，确认某些州和市苏维埃给予俄语以区域语言地位的做法为非法。他对记者说：“这是对宪法的粗暴破坏。”
照他的话说，类似的决定只有最高拉达以议会成员的宪法多数方能通过。尤先科表示相信，宪法法院“将会对这一事件迅速而轻松地作出评价”。
“俄语还用得着防备什么别的语言吗？”乌克兰总统提出了一个设问性的问题，又总结性地来了一句：“俄罗斯终结的地方，俄语也就终结了。”
请读者注意这个政治宏论中的第二句话。为了让俄罗斯终结，必须近期内在乌克兰让俄语终结。读着这些“内心直白”不由得发人深思：总统说这席话时是处于何种状态呢？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首脑，其中俄罗斯族按数量占第二位，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那些相信他在“橙色革命”时期甜言蜜语的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呢？
欧洲议会代表的立场也是那么厚颜无耻，欧洲宪章便是在欧洲议会酝酿制定的。他们赞同乌克兰中央当局阻挠赋予俄语特殊地位的行动。照欧洲议会乌克兰局局长的话说，宪章里没有“国际语言”的单独概念，所谈论的是“区域语言和“少数族群语言”。这位先生有一个乌克兰的姓氏，看来此人还是读过他代表欧洲议会所驻国家的宪法的。
对俄语的攻击不仅出现在教育、案件审理、官方文件等领域。进攻的规模十分广泛，套用一句军事术语，可以说是全线进攻，而且蓄谋已久。远在1996年，由库奇马总统出钱，在基辅曾召开过一个“圆桌会”，议题是“投向乌克兰广阔信息空间的国语”。会议的成果便是“推荐书”。
文件的几名起草人对乌克兰语言局势的评估结论是：“不正常”。他们把局势称之为“帝国的沉重遗产”。只有通过“建立国语的完整功能，并有针对性地消灭非国语”，方能匡正这一局势。不难猜到，“非国语”是指俄语。他们建议：把在电视广播中使用俄语、用俄语出版报刊视为这样一种行为，其否定后果会对乌克兰安全构成不亚于宣传强暴、卖淫以及各种形式反乌克兰宣传的威胁。
几天之后，库奇马就“审核乌克兰语言法执行程序问题结果”一事，向多名国务活动家下达了委托任务。任务的实质是保证对“推荐书”拨款，提供行政支持！总理收到建议，要审核保证以优惠条件向国语书刊、教科书和教学文献资料的出版销售拨款的问题，须“在司法文件、国家管理机关公文往来，乌克兰各地区社会生活各领域使用国语乌克兰语，并加强对使用情况的监督”。该国其他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任务。
当时便有许多人指出，自从加里西亚人库利克当上乌克兰电视台领导后，电视台的语调就从温和反俄变成了公开仇俄，变化太强烈了。使用俄语的电视公司比如说要想在克里米亚和外喀尔巴阡山地区取得广播许可，准会碰上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官员们的公开反对。如今把俄语从电视广播中排挤出去的做法，在全乌克兰范围都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尤先科总统更加剧了广播电视领域内同俄语的斗争。乌克兰文化部长、尤先科家的女友比洛季尔猛抓广播电视的工作，她保证“尽一切努力，使广播电视只说乌克兰语”。这使大多数用俄语广播和转播俄语歌曲的乌克兰电台的存在受到威胁。
受到威胁的还有全国性的“乌克兰”电视台，因为它用俄语广播，被认为是持有反对立场的频道。民族主义分子要求关闭这个频道，因为它用俄语转播足球消息。政治家们声称，“根据乌克兰足球协会的法规，足球报道的语言是乌克兰语”。显然，使用俄语是对国家完整性的威胁，是分离主义的表现？！
总结俄语在乌克兰媒体中的地位，可以得出结论，“独立国家”当局追逐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它从广阔的信息空间赶出去！”
乌克兰议会代表深信，关于赋予俄语官方地位的12个法案，没有一个能被最高拉达通过。拉达前发言人科特温的声明便可证明这一点。他也曾相信，俄语对乌克兰是个威胁。不过他现在到了乌克兰科学院，不知会采取何种立场？乌克兰科学院在历史上同苏联科学院，现在同俄罗斯科学院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乌克兰当局并未停止把俄语从信息空间赶出去的行动。驱赶行动采取了最丑陋的形式！当你读到俄文歌在乌克兰也开始受到迫害时，你会感到惊讶。在利沃夫，市苏维埃作出决定，禁止在街头、广场和公用交通工具里演唱俄文歌曲。违反者处以罚款，数额为50格里夫纳。不妨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利沃夫某饭店正举行婚礼，客人们正在一位俄罗斯人演奏的歌曲声中跳舞，突然警察“光临”，把人带到派出所，罚款50格里夫纳。利沃夫这种时常发生的仇俄行动，俄国人多半会忍气吞声地咽下去，就像咽下乌克兰纳粹党的歹徒在这个城市殴打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拆除侦察英雄库兹涅佐夫的纪念碑、把莱蒙托夫大街改成杜达耶夫街等事件一样。
乌克兰电视台也播放苏联电影和俄罗斯电影。但当人们听到电影里的俄语被翻译成乌克兰语时，是多么吃惊吧！俄罗斯人坐在电视机旁，做着反向翻译——再译成俄语。你很难想象当局这些行动是多么荒谬，可这些人还大声谈论乌克兰各族人民的友谊、尊重住在乌克兰的所有民族，但却干出这种蠢事。
在“独立的”乌克兰，仇俄的怪异行动并未就此打住。我们在俄罗斯便是见证，发现在最高拉达选举期间，有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区域领导人，在选举人名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就其愚蠢、卑鄙、下流而言，真是非同凡响。人们被强行剥夺了他们家族姓氏的根源、同祖先的联系，更不必说明显的歧视和法律上的混乱了。
请自己判断一下吧：选举前夕，当局决定将选举人名单译成乌克兰语。机器认真负责地把姓名改成乌克兰语。有一个人护照上印的是梅利尼科夫，现在变成米罗什尼科夫。梅利尼科夫找自己的名字，没找到。但这还算不了什么。梅利尼科夫和米罗什尼科夫按字母表总还是从同一个字母开始的。可是姓捷列金的人得怎么办呢？按照习惯，你得从字母T找自己名字吧。可万万猜不到现在得从字母“6”开始找了，因为现在的捷列金按乌克兰方式叫做布雷奇金。
有的人很不走运，因为顷刻之间不仅姓氏变了，名字也变了。有一个人叫尼古拉•斯克沃尔佐夫，现在变成梅科拉•什帕克。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叫菲利普•霍赫洛夫，现在他成了佩鲁普•丘比耶夫。库兹涅佐夫变成了科瓦廖夫，杜比宁变成了德留科夫，克留科夫变成了加科夫，而波尔特诺夫则成为克拉夫佐夫。
人们看到这些新名单，纷纷向选举总部及其地区委员会发起进攻，抱怨计算机无知。比如，由于自动翻译的结果，宗季科娃变成了帕拉索利金娜，普戈夫金变成了古德济科夫。地址的变化更令人吃惊：沃罗夫街变成克拉季日街，泽姆利亚尼奇内村变成波卢内奇内村……真是疯人说梦话。
这些事如果不是可悲，也实在是可笑。作为一个出生在乌克兰顿巴斯的人，笔者在写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消灭俄语的可耻行径时，心里很悲伤。我们俄罗斯人一直同乌克兰人比肩过着普普通通的劳动生活，我们相互理解，我姓什么姓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我喜欢他们那犹如唱歌般悠扬动听的说话声，喜欢乌克兰的幽默，喜欢那亲切的歌声。我有许多乌克兰人朋友，我珍视他们的友谊，总是为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现在在“独立的”乌克兰感觉如何？
政治家先生们，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你们干这些事是为了什么？你们是否以为你们这么干将来都能逍遥法外？你们唆使亲兄弟反目成仇，难道不怕早晚得负责任？
我想用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伟大作家果戈理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章。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灵魂究竞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只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认为小俄罗斯人比俄罗斯人优越，或者俄罗斯人比小俄罗斯人优越。上帝对这两个天然造物所赐予的实在太慷慨了，而且就像故意似的，让他们互相拥有对方缺少的某种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征兆，说明他们应该相互补充。为此，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历史本身也是互不相似的，而这正是为了造就他们不同的力量和性格，以便后来再结为一体时，能为人类构造出某种最完美的东西。
（《环球视野》摘自《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