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12）——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大 国 悲 剧（12）——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第 10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独立国家须有独立教会”

    上个世纪80—90年代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部分是由宗教关系决定的。虽然表面看来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因为世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听从精神引领者的教导的。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之前，西乌克兰已有合并教会在活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是在1596年由布列斯特合并派教会成立的。它服从罗马教皇，在保留正教仪式的条件下，承认天主教教义，为波兰当局利益效力，后来又为奥匈帝国效力。它持有反苏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同希特勒分子合作，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46年，由于布列斯特合并教派废除，它也自行瓦解。
    80年代末，乌克兰西部各州民族主义情绪掀起浪涛。从一开始，这一过程便带有公开的政治性质，是加里西亚知识界素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教会土壤上的反映。
    在西乌克兰首先表露出这种情绪的是希腊天主教徒。早在1988—1989年间，他们便走出地下状态。从1989年下半年起，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代表转向直接的积极行动。转至 1989年秋季，他们开始大规模侵占正教庙堂。到了 10月份，利沃夫的主易圣容大教堂成为合并教会教徒的第一个牺牲品。
    当时提出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口号：按1939年时的状况把所有庙堂和财产归还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及至1989年年末，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获得合法地位。梵蒂冈的外交介入和约翰•保罗二世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1日就此达成的协议，对促成此事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990年初，民族“民主主义者”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开始在乌克兰西部各州执政。合并教派从此得到当局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支持，对俄罗斯和正教的全面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选后，其成员中出现了大量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从此，独立派有了议会讲台，同苏联当局的对抗进行得更加激烈。在政治狂热有增无减的背景下，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一派侵占庙宇的运动达到更大规模。其间对可以影响事件进程的人士，包括约翰•保罗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提出多次呼吁，均未产生任何作用。
    有亲天主教情绪的当局在小城市和村镇行事的办法都有个固定的程式：不管正教教徒和合并派教徒在该居民点的人数比例如何，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作出决定（1990年各地各级苏维埃均由“鲁赫”分子把持），把庙堂移交给希腊天主教徒。如果正教教徒拒绝交出庙堂，便发起冲击，其结果往往总是大量人员受伤，庙堂本身受损。常常圣地蒙污，甚至纵狗进入教堂追咬正教徒，而神职人员则被武装暴徒强行逐出祭坛。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西乌克兰由合并派教会发动的抢占庙堂的局势便是如此。这一切都是由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克拉夫丘克所支持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鲁赫”分子所赐。
    种种事件在约翰•保罗二世正式访问乌克兰期间达到了高潮。这次访问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对于库奇马摇摇欲坠的地位而言，贵客莅临不啻是收到了一份厚礼。
    在基辅机场，大祭司鲍里斯波尔受到库奇马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小伙子和姑娘们身穿民族服装，高喊“贵族老爷万岁！”
    一看到约翰•保罗二世踏上乌克兰土地的这架势，便明白他是要充分利用这次访问，不仅向天主教教徒，而且向整个乌克兰进行布道宣传，其中提到“政治势力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对教徒的迫害”（当然是指希腊天主教教徒），但却只字未提希特勒分子杀害东部斯拉夫人的种种罪行，未提成百上千的被枪杀、活埋、烧死、投入矿井的苏联公民。
    教皇到了巴比雅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放过霍洛科斯特（大屠杀）这个话题。后来又访问了贝科夫连斯基森林，因为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苏联时期被镇压的牺牲者。他在长篇布道宣讲中错落有致地安排了一些重点：对纳粹一带而过，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则大张挞伐。这次的访问行程图当然不会让他访问特地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可怕的达尔尼茨基集中营。
    总结是2001年6月27日在利沃夫做的。这场弥撒有29名希腊天主教徒被列为圣者，其中只有一人是死于马伊达涅克之手。其余的人，据报道，均“牺牲于布尔什维克之手”。筹备这次访问的年代，以及这位大祭司访问乌克兰的内容本身，都直接导致后来把班杰拉、斯捷茨科以及他们手下的武装匪徒尊为英雄。
    这次访间本身，以及伴随访问发生的种种事件，被认为是公平彻底消除1946年利沃夫“斯大林”教区事件后果的一次胜利。这个教区曾经经历过多么复杂的局面，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受到何等愤怒的群情激昂的声讨，这一切全都被遗忘了。要知道，以安德烈•舍普季茨基都主教为首的绝大多数僧侣，都不仅公开支持法西斯德国，而且还同占领当局合作，所以才对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法西斯罪行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舍普季茨基曾亲自为攻占“第聂伯河畔的金顶城市”，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且，在基辅陷落之前，这位都主教便发表了牧师文告，支持斯捷茨科1941年6月30日宣布成立的“政府”。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首脑号召同“纳粹主义大德意志国密切合作，因为大德意志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帮助它同“德国同盟军”一道，进行反对这种占领的斗争。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持续一周的骇人听闻的利沃夫大屠杀，它成了这种“亲密合作”的第一个尝试。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但苏维埃政权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疑为同情莫斯科的人士和普普通通的无辜人士都成了屠杀对象。波兰知识分子也遭受了许多苦难。尽管如此，约翰•保罗二世却向利沃夫市民保证，在“圣贤名单的首页”看到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名字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当然更不会提到合并派教徒于90年代侵占正教教堂的问题，要知道希腊天主教教徒只不过是收回“斯大林分子”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而已。
    合并派教会在西乌克兰“复活”的最终结果便是如此。民族主义分子同该教会齐心合力，在乌克兰社会制造紧张局势已将近20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的对抗一天也没有平息过。所有这一切，对国家的完整孕育着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基辅罗斯接受洗礼开始，乌克兰的基本宗教是正教。然而在乌克兰正教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建立不从属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自主教会的尝试。每次这种建立“乌克兰独立教会”的图谋，都是以具有分离主义情绪的部分乌克兰居民为基础。1919年，在西蒙•佩特留拉（旧译彼得留拉）“当政”时期，这一目的始终未能达到。但是直到1920—1921年间，建立人数上占第一位的所谓“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方成为可能，这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内部分化了统一的俄罗斯正教的缘故。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授意人们在俄罗斯从事新的教会分裂运动，并在乌克兰建立自主教会。
    由于俄罗斯教会高级僧侣中无人支持分裂派教徒，自主教会的冒险主义行动就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下场，教会分裂运动的头头们史无前例地踏上了公开践踏正教教规教义的道路：1921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都主教瓦西里•利普基夫斯基和其他伪主教不是由主教来举行“按手礼”，而是由神甫和俗家人举行“按手礼”。利普基夫斯基的分裂自主派人士由此得到了另一个名称，叫做“自封圣职人员”。这个伪教会存在时间不长，因为它没有能够满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期望，这种同正教斗争的手段没有收到效果，所以不得不在1930年自行消灭。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2月，平斯克召开了“乌克兰自主教会主教会议”，成员有波利卡尔普（西科尔斯基）和亚历山大（伊诺泽姆采夫），他们又为三名“高级僧侣”举行“按手礼”。“会议”宣布接受1921年“自封圣职人员”等级的伪神甫为新自主教会的人。
    1942年5月，德国占领当局承认了新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占领当局为了提高自己在居民中的声望，在乌克兰占领区开设正教教堂，同时又害怕俄罗斯正教教会的威望增长。德国人在分裂自主派教徒的帮助下，希望“分而治之”的乌克兰政策原则能够得以实行。新“教会”在占领早期（1943年之前）得到了德国占领者的广泛支持。但具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共同思想的弟兄们，即班杰拉分子、梅利尼克分子和其他匪徒组织起了更大的作用。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成了主要是反对本国人民的作恶多端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思想鼓舞者。在沃伦，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帮助下，自主教派对遵守教规的乌克兰正教大搞恐怖活动。许多不愿皈依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教士和俗家人成为恐怖行为的牺牲品。弗拉基米尔—沃伦主教马努伊尔（塔尔纳夫斯基）被班杰拉分子绞死，几十名拒绝同分裂教派合作的正教神甫受到了兽行的折磨。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领导之间的联盟十分巩固，结果又影响到德国当局对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态度。这之后，到了1943年，班杰拉分子终于明白，希特勒分子实际上根本不想建立什么“独立的”乌克兰国，于是分离主义者开始对德国占领军展开行动。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的德国当局只好停止以前向分裂自主教派提供的全力支持。
    1943—1944年间红军向乌克兰顺利进军，将乌克兰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使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在罗斯正教会合乎教规的领地上彻底覆没。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几名“主教”逃往国外，乌克兰领土上所有的分裂运动教区无一能继续存在，全部归入罗斯正教会的管辖之下。
    二战以后，乌克兰西部领土上建立起一些主教辖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辖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科洛梅亚辖区和乌日哥罗德—穆卡切沃辖区。这些辖区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赫鲁晓夫的迫害虽触及乌克兰西部某些主教辖区，但程度并没有其他辖区那么严重。甚至赫鲁晓夫在全苏掀起关闭教堂的浪潮之后，1960—1980年期间，仅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一个主教辖区（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最大的主教辖区）仍然还有两千左右个祈祷所，超过了俄罗斯教会社团总数的1／4。
    这些祈祷所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上面已经谈到，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被宗教镇压活动所触及。这首先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乌克兰西部各州于1939年才归入苏联，很快便发生了伟大卫国战争。所以苏联只能在战后才开始在加里西亚进行改革，这是很自然的事。战后反宗教宣传曾一度偃旗息鼓，关闭教堂的运动也停止了。因此，当地的宗教生活并未遭遇到战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那种毁灭性的破坏。合并派教会于1946年在利沃夫大教堂的自行解散，对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自主教会派第三代的出现，也同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有关。在时间上则与教会合并运动的复兴相吻合。据搞起这一新的分裂运动的人当年解释，他们必须为希腊天主教派设立屏障。据他们讲，自主教派的思想剥夺了对教会合并派有利的最有分量的论据，即乌克兰教会的“民族”性质。不过很快便弄明白了，合并派也好，自主教会派也好，都是同一现象，即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产物。不错，他们针对的是居民中的不同阶层。不管是那些世代承认在乌克兰西部已有300年历史的合并教派、主张把它作为民族宗教的人也好，还是那些认为正教是父辈信仰的人也好，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上了民族主义的当，而决不是什么在教义方面、神学方面、信仰方面乃至仪式方面出现争论和分歧的问题。
    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人民鲁赫运动”的纲领中，有一章专谈宗教问题，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必须为“斯大林势力所破坏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即1989—1990年间被称为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法律地位正常化而斗争”。而且，加里西亚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复兴的前景，比教会合并运动复苏的前景更为诱人：自主分裂运动对乌克兰东部具有潜在的输出能力，现象的发生指日可待，因为那里居民传统上都是正教徒，合并教派的主张得不到明显的响应。
    加里西亚教会分离运动与右派政治家联系密切，正是这一运动使乌克兰正教自主教会1921年的思想得以复活。新的分裂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独特的口号：“罗马不是我们的父亲，莫斯科也不是我们的母亲”，“独立的国家须有独立的教会”。
    1989年2月份，在“鲁赫”的积极支持下，恢复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创始委员会开始在基辅活动，该委员会确认同1921年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有继承关系，并号召乌克兰教区脱离莫斯科大牧首管辖。1989年8月，利沃夫彼得保罗教堂主持、大祭司弗拉基米尔•亚列马宣布他的教区脱离罗斯正教会管辖，嗣后分裂活动开始壮大。活动决定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俄罗斯教会主教中寻找一位“反水”的高级僧正，同时跟侨民圈子和境外保留的“教会”建立接触。
    但是，“圣弗拉基米尔教会两大分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经常这样来称呼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和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特殊合作关系并没有能够出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起初对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十分反感，觉得它在垄断民族主义思想方面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为了提高威信，分裂派教会非常需要一名高级僧正。没有高级僧正，即使连合乎教会法规的假象也难以造成，更不可能扩大队伍。结果这个反水的高级僧正找到了，他就是前日托米尔和奥夫鲁奇主教约安（博德纳尔丘克），他曾受到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很大的委屈。这使他同意附和分裂运动。
    11月份，博德纳尔丘克通电声明自己脱离俄罗斯教会主教团。有人对他进行过说服工作，但未能收效。1989年11月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邀请约安出席会议，但他两次通电拒绝前往莫斯科出席自己的案件审理。这之后，约安因分裂活动，被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剥夺其高级僧正教职和僧侣资格。
    尽管如此，博德纳尔丘克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参加分裂运动。自主教会分子同教会合并派分子一样，由于得到民族主义思想狂热分子的广泛支持，在加里西亚人中逐渐赢得声望。这使分裂运动分子很快便开始强行侵占罗斯正教会的庙堂，希腊天主教派早就是这样干的。
    1990年1月30—31日莫斯科召开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对乌克兰西部教会间对抗问题给予严重关切。会议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致电，呼吁“立即制止”教会合并派和分裂运动极端派的“强暴和非法行为”。会议对分裂运动和教会合并运动给予同样的评价，认为它们并非宗教现象，而是政治现象。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西部各主教辖区除了公开拥护乌克兰民族主义之外，还有不少教士一方面是真诚的正教徒，一方面又认为，授予罗斯正教会乌克兰督主教辖区以合乎教规的自主教会地位，可防止乌克兰教会合并派和分裂派的进攻。
    乌克兰西部各主教区的教士纷纷致函神圣大牧首皮缅和当时的基辅都主教、乌克兰督主教菲拉列特（杰尼先科），呼吁授予督主教辖区以自主教会权。1990年 1月 30—31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对此的回答是：授予乌克兰督主教辖区和白俄罗斯督主教辖区以更大的自主权。
    督主教辖区的新状况，要求在罗斯正教会允许的范围内，向该辖区提供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它们仍然是俄罗斯正教教会的组成部分。督主教辖区除新名称之外，还获得自主建立正教院的权利，该正教院拥有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教会执行权。督主教辖区还拥有巨大的独立财权，在分裂派分子总是断言说似乎乌克兰教区的经费全被莫斯科掏空的情况下，这是个十分重要之举。就实质而言，各督主教辖区成为大牧首辖区范围内的自治教会。
    与此同时，加里西亚的宗教战争却越演越烈。到1990年年中，捷尔诺波尔没有一座庙堂还留在罗斯正教会管辖之下：庙堂全部落入教会合并派手中，其中包括建于布列斯特教会合并派出现以前——1540年的一座教堂。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神圣大牧首皮缅（伊兹韦科夫）辞世。这位至圣于80高龄辞世。自主教会人士大概害怕俄罗斯教会的新教首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将同分裂运动的扩散开展有效对抗，于是决定趁莫斯科大牧首位子空缺之机，立即展开活动。
    1990年6月份，分裂运动分子集聚在基辅，举行所谓“全乌克兰自主正教大会”。他们在会上表现出十足的目无教规，竟然决定不仅要宣布成立自主教会，而且还要选举“基辅大牧首”。美洲自主教会首脑、年迈的姆斯季斯拉夫•斯克里普尼克当上了这名大牧首。分裂派分子当时把他树为分裂运动的一面旗帜。由于他当时身在美国，未能亲临会议，所以是缺席当选。约安（博德纳尔丘克）成为“大牧首宝座护法”。
    苏维埃乌克兰当局对分裂派分子的活动没有起任何劝阻作用，有这样一个事实可资证明，即他们首开先例，向分裂派“大会”的参加者提供罗斯正教会的圣地——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以作举行亵渎神明的“祈祷仪式”之用。须知，圣索菲亚大教堂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博物馆。
    乌克兰发生的教会骚乱，是促使罗斯正教会不得不在牧首皮缅逝世未过40天之际便紧急进行新教首选举的原因之一。
    各教区主教联席会在其决定中谈到了乌克兰十分复杂的宗教局势。会议指出，教会合并问题使罗斯正教会同梵蒂冈的相互关系紧张到极点，破坏了正教和天主教继续顺利对话的希望。
    会议还谴责了破坏乌克兰西部教会和平的乌克兰分裂自主教派的行动，指出，乌克兰正教会“实行自我治理的公正意图，未能在保留教会统一教规的框架下实现，而是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极其有害的后果”。各教区主教会议强调指出，乌克兰正教会在获得广泛独立的同时，不仅仍然处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之内，而且同各教区所有正教教会的关系也必须合乎教规的规定。
    选举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新牧首，对自主教会分裂运动以后的命运也有间接关系。大牧首皮缅逝世后，基辅和加里西亚都主教、具有牧首地位的乌克兰督主教菲拉列特于1990年5月3日就成为遴选大牧首期间牧首宝座的临时监护人。就地位而言，基辅督主教是罗斯正教会大牧首以下的第二位高级僧正，是神圣正教院常任成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传统，都认为临时监护人最有可能当上未来的大牧首。
    然而报刊上却越来越经常地不断出现一些消息，说菲拉列特督主教的道德面貌远非无可指责。许多人，特别是乌克兰的神职人员，都不喜欢这位主教对督主教辖区的管理作风；说他好发号施令，很粗鲁，具有目光短浅的世俗长官身上的官气，缺少一位高级僧正所应有的修养。许多倾向于分裂派的人士也证实，他们之所以倾向于分裂教派，就是因为要脱离菲拉列特都主教在乌克兰教会中所造成的那种令人窒闷的气氛。
    然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想当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的意图却很明显。在1990年各教区主教会议上，这位乌克兰督主教在选票上占第一名。选举大牧首时，投他票的有66人。然而罗斯正教会的新任大牧首不是菲拉列特，而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西（里迪格尔）。可想而知，这一情况也影响到菲拉列特都主教的下一步活动。
    在乌克兰正教会生活中，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1990年8月6日对乌克兰的访问具有巨大意义。这次访问给予乌克兰正教民众以巨大的道德支持，因为这时乌克兰正教民众正遭受来自教会合并派和自主教会派的侵犯。这位至圣登位不久便访问乌克兰，证明消弭乌克兰宗教冲突乃是莫斯科大牧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纪念罗斯洗礼日当天，在基辅大教堂为等同于使徒的圣弗拉基米尔公爵举行祈祷仪式后，大牧首阿列克西说：“所谓的自主教会的传播，实质是教会分裂运动的扩散，使吾等不能不感到担忧。本牧首此次访问乌克兰，足可证明我们同乌克兰正教会的主教团，同全体教士和教众欢乐和悲伤与共。”
    尽管罗斯正教会采取了一切措施，教会冲突的政治化却日益严重。
    1990年7月9日，乌克兰督主教辖区主教团在基辅召开会议，通过“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和管理自主呼吁书”，还一致推选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都主教为乌克兰教会教首。
    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于 1990年 7月 20日开会审议了乌克兰教会正教院要求扩大自治的决议。鉴于乌克兰宗教政治局势异常复杂，乌克兰高级僧正团请求授予督主教辖区以更为广泛的自主权。罗斯正教会鉴于该问题意义重大，决定在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大会上予以审议，会议定于1990年10月25—27日召开。
    应该指出的是，乌克兰中央地区各州和东部各州的绝大多数正教信众，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独立”，主张在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同罗斯正教会保持紧密团结。
    1990年10月25—27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在提交高级僧正大会审核的议事日程上，主要就是授予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和管理自主权的问题。
    10月28日，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抵达基辅，以便隆重宣布乌克兰教会独立，其目的在于克服分裂运动，建立教会和平。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于抵达当天便在基辅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祈祷仪式。仪式开始之前，至圣将乌克兰教会独立证书赐予菲拉列特都主教。
    至此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获得了实际上的完全独立，只同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保持教规上的统一。17世纪末以前，基辅都主教辖区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辖区内也拥有类似地位。而且有意思的是，自主教会派在谈到乌克兰教会史上莫斯科以前这一段时期时，称其为独立时期；但在评价1990年赐予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后的乌克兰正教会状况时，却少不了一定指出，这是一种假象，乌克兰正教会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
    乌克兰许多人完全真诚地认为，获得独立的乌克兰正教会，现在能对自主教会派和教会合并派给予应有的回击。统计资料亦可证实乌克兰正教会的力量优势：到1991年夏天，乌克兰共有5000个以上合乎教规的祈祷所，而教会合并派只有1800个祈祷所，分裂派只有1100个祈祷所，当时还有许多祈祷所都是虚设的。
    由于乌克兰正教会获得独立和自主管理地位，乌克兰正教会正教院特决定召开乌克兰正教会主教大会，会议于1990年11月22—23日在基辅召开。
    与此同时，大会被迫再次讨论同自主教派和教会合并派相对抗的问题。大会参加者遗憾地断定，破坏性的力量以宗教口号为掩护，追求的是非宗教性的目标。有人曾指出，乌克兰的宗教分裂运动从一开始便公开带有政治性质，是乌克兰政治中分离主义方针的一部分。
    会议还指出，乌克兰西部僧侣对合乎教规的自主教会十分向往，但又必须顾及乌克兰正教会东部主教辖区教徒的情绪，因为当地对自主教会抱有强烈的否定态度。
    1991年，乌克兰政治力量的配置发生严重变化。1990年6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之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乌克兰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倾向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这种条件下，大部分党的干部为了保住自己在条件变化情况下的影响力，决定同民族主义分子勾结，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分离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加里西亚持不同政见的代表的主张，而且成为基辅的官方政策。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很快乌克兰便单方面宣布退出苏联，党的干部及时改变了自己政治方向，同加里西亚民族主义者瓜分了权力。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菲拉列特都主教紧跟民族主义潮流，从毫不妥协地反对乌克兰自主教会派的立场，转而成为热心推动自主教会的人。特别是他转而认为，1990年各教区主教大会的结局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基辅和莫斯科各报刊发表的那些有关他私生活的文章，也起了不小作用。作者们断言，菲拉列特都主教有妻子和孩子，盗窃教会财产，与克格勃有牵连。乌克兰高级神职人员指责他应对加里西亚教会合并派的成功负责，对前日托米尔主教造成的分裂运动负责。应该认为，日托米尔主教归入自主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个人对菲拉列特都主教怀有敌意造成的。
    在菲拉列特都主教施压的情况下，1991年11月初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致书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和罗斯正教会主教大会，请求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教规所规定的完全的自由”。会议认为，这“将有助于巩固乌克兰正教统一，有利于消弭业已出现的自主教会分裂运动，抵抗教会合并派和天主教的扩张，促进当今敌对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并建立和睦，促进乌克兰各民族团结。考虑到基辅都主教辖区的千年历史，拥有3500万教民的乌克兰正教会是其直接的合法继承人，会议请求罗斯正教会于赐予乌克兰正教会完全独立之后，推动东部各主教和地区教会首脑共同建立基辅大牧首辖区”。
    1991年12月25—27日召开了神圣正教院会议，会议由神圣大牧首任主席，有都主教菲拉列特参加，决定将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和决定分发给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让他们详细研究这一十分重大的问题，以便下一步在全体高级僧正大会上把该问题列为讨论重点。乌克兰教会代表大会的决定使乌克兰相当一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感到担忧，各教区纷纷向莫斯科大牧首辖区致电，请求将本教区留在莫斯科管辖之内。文尼察主教区的60余个祈祷所甚至把会议记录都寄来了，在每份记录上都列有上百到数千个签名。与此同时，菲拉列特都主教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竭力加速教会的自主化进程，向各主教区发出通令，要求召开僧侣大会，以支持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授予该正教会以独立的决定。
    1992年1月 22日，基辅召开了乌克兰教会的主教会议。会议通过致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神圣正教院和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的一份新的呼吁书，指责罗斯正教会神圣大牧首故意拖延正面解决自主教会间题：“一定的势力，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的势力，正在个别州的修士、僧侣和俗家人中间散布混乱情绪，从而实际上是在反对乌克兰正教……莫斯科某些媒体针对乌克兰正教会首领展开诽谤运动，企图用肮脏的诽谤手法，搅乱不知情者的头脑和心灵”。
    由各教区、宗教学校、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发往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信件和电报有如雪片飞来，纷纷请求制止罗斯正教会分裂，保留乌克兰教会现有的地位。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局势深感忧虑，向菲拉列特都主教致电称，鉴于宗教事件的发展呈危险态势，建议在神圣正教院召开会议之前，乌克兰某些州“应采取克制态度，不以教规作任何威胁”。2月17日菲拉列特都主教向神圣大牧首发来两封电报，第一封请求正教院“不要作出”任何涉及乌克兰正教会内部生活的决议，第二封声称他因病不能出席正教院会议。在神圣正教院会议之前，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接到乌克兰内阁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该委员会在信中坚持要求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教会自主权。
    1992年2月18—19日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会议召开，通过一份致基辅都主教菲拉列特和乌克兰教会主教团的呼吁书，要求“乌克兰正教院立即重新审议1月23日决定，以便抚慰高级僧正团和如今正以悲恸的心清恳请教会主持公道的教民的心灵。如此方可使我等能保持教会的和平和乌克兰正教的统—……一旦此合乎教规的唯一正确原则遭到破坏，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此事，所有忠于正教的教徒亦将获得我等合乎教规的领牧，不会听由其任凭恶势力摆布而沉沦”。
    1992年3月31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大会一直持续到4月5日。高级僧正大会从4月1日到4日讨论了乌克兰高级僧正团关于授予乌克兰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的申请。
    首先由菲拉列特都主教作报告，然后开始辩论，大多数高级僧正均参加了辩论。来自乌克兰不同主教区的众多教徒代表团均对自主教会一事提出抗议，这对讨论乌克兰教会的地位问题，不能不有所影响。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的土地上，有打着宣传条幅的纠察队，条幅上写道：“我们号召会议参加者维护教会的统一”，“自主教会是通往合并教派之路”，“乌克兰需要纯正的正教”，“菲拉列特大主教！为了教会的福祉，您最好还是下台吧！”甚至“把离经叛道的菲拉列特革出教门”。
    相当多数高级僧正在会上发言时谈到乌克兰教会自主化不合时宜，主要根据是如果乌克兰正教完全独立，面对合并教派的侵犯将处于一对一的局面，而分裂运动派是绝不会中止自己的破坏活动的。某些发言者提醒道，以往，乌克兰教会的一切自主化企图，都给教会带来了灾难。
    乌克兰主教团某些当政的高级僧正发言，反对授予乌克兰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马加丹主教阿尔卡季（阿福宁）的提议成为辩论中的转折点，他提议审议一下更换乌克兰教会首脑的问题，“因为菲拉列特大主教不符合要求，不能把乌克兰全体神职人员和俗家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马加丹主教的提议得到文尼察都主教阿加凡格尔、乌拉尔主教安东尼（莫斯卡连科）和某些其他高级僧正的支持。有人指出，菲拉列特都主教只应服从乌克兰主教大会，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大主教谢尔盖（福明）完全合理地反驳道：“乌克兰正教会暂时还不是自主教会，它不能超越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权限，保有其不能干预的不公开的内部问题。”
    高级僧正大会主席、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这次辩论作总结时说：
    “有人叫我们相信，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权便可解决一切问题，正如以前有人叫我们相信，管理上必须独立，必须赐予菲拉列特都主教以至圣头衔。但至圣头衔并不能拯救这一状况，授予独立亦未能产生效果。那些并入破坏教规的自主教会的祈祷所并未归还，分裂运动越闹越厉害。我们能否为分裂承担责任？我们能否确信这样做会给神圣教会带来福祉？……要想谈论自主教会，需要一种安静的环境。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经济、民族、人类联系遭到破坏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对抗的时代，所有这些使人民感到厌倦。保持教会统一的愿望乃是上帝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对乌克兰目前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但对乌克兰教会的首脑主教还有个特殊要求。我们请求菲拉列特大主教，为乌克兰正教的福祉，为了我们的统一，为拯救乌克兰教会，离开自己的职位，以便乌克兰各位主教有可能选出一位新的首脑主教”。
    菲拉列特都主教发表声明，这个声明不能有另外理解，只是表明他已准备好放弃乌克兰教会首脑的职位，服从高级僧正大会的意志，听从乌克兰大多数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的呼声，他说：“我觉得需要约安这样的先知，我准备做这样的先知。但我请求，不要因抛弃这位约安而使乌克兰掀起狂暴的浪潮，因此我请求向乌克兰主教区提供条件，到基辅去选举乌克兰正教会的新教首。我以大牧师的名义保证，这个大会一定会召开，绝不会受到任何压力。新教首将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颁旨批准。乌克兰正教会应全面实现1990年高级僧正大会赋予它的权利。我还请求让我继续在上帝座前效力，不要让我退休”。
    神圣大牧首对菲拉列特都主教准备卸下乌克兰教会教首的职务表示感谢，希望他能在乌克兰的一个主教讲坛上继续从事大牧师的工作。根据对乌克兰教会地位辩论的结果，高级僧正大会作出决定：“高级僧正大会接受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至圣的菲拉列特的声明，为了教会的和平，他在即将召开的乌克兰正教高级僧正大会上将请求解除自己乌克兰正教会教首一职。高级僧正大会对至圣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立场表示理解，对他在基辅主教任上多年担任大牧师的辛劳表示感谢，为他在乌克兰正教会另一主教职位上尽主教之力表示祝福”。
    菲拉列特都主教同意从乌克兰教会首脑岗位上退下来，眼看着教会危机可以顺利解决，但到了基辅之后，事情却转变了方向：基辅都主教欺骗了一众大牧师弟兄和自己的教民。回到基辅后，他于4月1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高级憎正大会向他施压，声称他在大会上就如同身处髑髅地一样，“被钉上了十字架”，而且通报说，他答应从乌克兰教会教首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出于外交考虑，他将领导乌克兰教会至生命终结。
    5月6日和7日，莫斯科召开神圣正教院扩大会议，但作为正教院常任成员的菲拉列特都主教却未出席会议。正教院断然谴责都主教的声明。鉴于乌克兰正教会出现的非常情况，在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召开之前，禁止菲拉列特都主教履行教首的职责，即：“召开正教院会议、为高级僧正举行按手礼、发布涉及乌克兰正教会的教令和呼吁书。但可以召开接受他退休和选举乌克兰正教会新教首的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如果对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决议和本决议拒不执行，着即将菲拉列特都主教交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审判”。
    但神圣正教院的这一决议亦未被非拉列特都主教理睬。5月21日，正教院讨论乌克兰的教会形势，但危机的过失一方仍未出席，他根本不想与会。正教院委托乌克兰教会中接受按手仪式时间最早的大牧师、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鲁斯纳克）在圣三一节之前召开高级憎正大会，接受非拉列特都主教退休，选举乌克兰教会新教首。临时履行第一主教职责的任务，落在尼科季姆都主教肩上。接到神圣正教院决议的通知后，菲拉列特都主教声称，他认为正教院的决定“毫无道理而且……无效”。
    5月26日，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致电菲拉列特都主教，呼吁他拿出大牧师和基督徒的良心来，恳求他为了教会的福祉，服从教规所规定的上下级制度。
    同一天，菲拉列特都主教召集自己的拥护者在基辅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几名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但没有一名高级僧正。会议拒绝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的决议：“莫斯科正教院关于乌克兰正教会的所有决定均无效，因为这些决定违反了有关乌克兰正教会的独立和管理自主的现行规章制度。”“我们承认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是目前由教规所规定的教首的同时，”会议决议接着说，“声明有意通过合乎教规的途径，获得乌克兰正教会的完全独立。在这方面。我们一致支持我们的合乎教规的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菲拉列特。”
    5月27日，尼科季姆都主教在哈尔科夫召开高级僧正大会，与会者有17名大牧师，但菲拉列特都主教缺席，他不想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次高级僧正大会对菲拉列特都主教表示不信任，要解除他的基辅主教职务。这之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乌克兰教会的新教首。第二轮投票前，哈尔科夫的尼科季姆自动放弃候选资格。弗拉基米尔都主教当选乌克兰教会首脑。
    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在5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批准了乌克兰教会高级憎正大会的决定，指定6月11日召开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审理前都主教菲拉列特一案。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根据1990年10月高级僧正大会通过的“关于乌克兰正教会”的决定，祝福新当选的基辅都主教作为乌克兰教会首脑履职。菲拉列特都主教三次接到神圣大牧首发出的参加高级僧正大会的邀请，但他拒不出席。这之后，根据教规，会议可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审理案件。
    1992年6月11日，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高级僧正大会，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召开此次会议是专门为了审理指控前菲拉列特都主教反教会活动一案。有14位高级僧正因为各种理由缺席会议，5名是乌克兰的，而其中的两名就是菲拉列特都主教和波恰耶夫主教亚科夫。当时他们还发表了个声明，说他们不服从这次大会。一开始先听取了乌克兰教会16位主教的声明，对菲拉列特都主教的分裂活动给以详尽无遗的说明，并多处引用教规，加以有力的诠释，指出由于这些分裂活动，他应被剥夺教职。一系列发言均证实，乌克兰众主教对他提出的指控是公正的。但是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私生活却几乎完全未予触及。当时，这个话题正为莫斯科和基辅的报纸所广泛讨论。
    前基辅都主教和波恰耶夫主教亚科夫二人被控犯有严重违犯教规的罪行，最高僧正大会详细审理该案全部内容后作出决定：“因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都主教对下属神职人员态度冷峻傲慢，作风强横，敲诈勒索，行为不端，私生活不检点，致使信徒亦受到恶劣影响，他还背叛誓言，公开对高级僧正大会诽谤辱骂，在遭到禁止的情况下犹举行宗教仪式，包括行按手礼，制造教会分裂。着将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去都主教之职，剥夺其各级圣衔以及教士的一切权利。”
    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这一决定，要传达到各地区正教会首脑，以备周知。
    高级僧正大会致乌克兰正教会牧师和教民的公开信对法庭的这一判决作了说明，它指出：“菲拉列特和亚科夫被解除教职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对教会犯下的罪行，其表现为有意粗暴破坏神圣教规。至于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合乎教规的完全独立问题，我们坚定相信：这个问题应通过召开各教区主教大会以合法的合乎教规的途径予以解决，并将大会决定同各兄弟教区的意愿协调一致。否则我们面临的只能是给教会生活带来毁灭的新的分裂运动”。
    菲拉列特前都主教和亚科夫前主教不服从高级僧正大会的各项决定，同以安东尼（马先季奇）为首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主教们进行谈判。谈判在乌克兰总统和政府庇护下在基辅举行，并于1992年6月25日以决定召开一次被禁止的神职人员和主张分裂的俗家人的会议，并把这次会议宣布为全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这次非法的大会决定把脱离正统乌克兰正教会的菲拉列特都主教及其拥护者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联合起来，认为“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是乌克兰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合法继承人……会议声明，大牧首姆斯基斯拉夫是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的首脑。鉴于必须立即加强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的领导，考虑到姆斯季斯拉夫大牧首身在乌克兰境外，更考虑到他的94岁高龄——所有这些都使得教会领导工作出现一定的困难，特设立副牧首一职。批准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圣菲拉列特为副牧首。”
    此时，1995年6月14日，恰逢乌克兰正教会轮值首脑、伪大牧首弗拉基米尔（罗马纽克）去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同一些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其中也有穿袈裟戴十字架的神甫，利用他的葬礼搞了一次政治示威，最后造成了同警察的流血冲突。肢体冲突是由一名自主教会的“神甫”挑起的，他用十字架撞击一个警察的脸部。示威者意图违反政府的禁令，要把弗拉基米尔葬在索菲亚大教堂。他们想把伪牧首的遗体抬入大教堂，但未能得逞，便把遗体埋到了大教堂前面的沥青马路底下。11月份，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大牧首辖区）又选出一个新的“大牧首”，这已经是第三位了。这次菲拉列特终于当上了。
    1996年12月15日，在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召开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37名主教中有1名因病未能参加。开会之前，乌克兰教会中就自主教会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高级僧正大会一致（只有一票反对）通过声明，出于对教会福祉的关心，须明智地拒绝请求即将召开的罗斯正教会各教区主教大会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的地位。
    1997年2月18日，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3名大牧师，其中114名为各主教辖区主教，17名为助理主教，1名为退休人员，12名高级僧正未能到会。
    会议进程中，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利沃夫主教奥古斯丁、敖德萨都主教阿加凡格尔提出，要把被剥夺教职并亵读神明地自封“大牧首”的菲拉列特修士革出教门。
    圣高级僧正大会将修士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出了教门，并警告修士亚科夫（潘丘克）和修士安德烈（戈拉克），如不知忏悔，亦将被革出。
    2000年 8月举行的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纪念大会对讨论乌克兰问题相当重视，乌克兰的几乎所有注册高级僧正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不仅如此，会议还通过专门决定，对世界各地正教会承认基辅都主教圣弗拉基米尔所领导的乌克兰正教会为乌克兰唯一合法正教会一事给予确认，并认为它具有管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就为把乌克兰正教全面团结在它周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目前，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下的乌克兰正教会共拥有3500万教徒。
    分裂派的菲拉列特的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基本上只是在乌克兰西部教徒中有影响，即在历史上划归波兰立陶宛王国、奥匈帝国、波兰版图的加里西亚和沃伦有影响。到2002年初，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仅有近2000个祈祷所，80％位于乌克兰西部各州。
    乌克兰自主教会正教会：目前，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梅福季（库德里亚科夫）是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首脑。据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资料（2001），它拥有11个主教区，5661个祈祷所和 404个高级神职人员。80％以上的教民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三个州（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和捷尔诺波尔州）。
    2004年尤先科总统选举获胜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会见乌克兰哥萨克时，对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的命运表示担心。大牧首声称：“在那些积极支持由总统指定的反对派候选人的人士中，有分裂派教徒和教会合并派教徒，因此，正统的乌克兰正教会在新条件下将经受一定的困难，它的存在不能不遇到麻烦，这种情况令人忧心忡忡。”罗斯正教会首脑对哥萨克代表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保护了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和波恰耶夫修道院，这些都是乌克兰正教的圣地。“我想，现在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迫切。鉴于最近时期乌克兰形成的复杂政治局势，有人可能会针对正统的正教会组织挑衅和进攻。”阿列克西二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当然，民族主义势力以后也可能利用俗家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乌克兰有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正教会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行动早晚会被大部分乌克兰人民所唾弃。

                                  橙色噩梦

    乌克兰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早在库奇马总统下台之前很久便形成了。
    1999年在他竞选连任总统期间，“橙色革命”未来的“带头人”和“领袖”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库奇马同共产党人西蒙年科展开竞争的情况下，无保留地支持库奇马。
    根据选前达成的协议，库奇马连任乌克兰总统后，把尤先科提起来当了总理，由季莫申科任副总理，主管燃料动力部门，实际上把整个经济工作的管理抓到了手中。这样一来，未来“橙色革命”的两个领导人便开始积极落实库奇马的竞选纲领，后来又为反对这个纲领建立了反对派。
    分裂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因为对乌克兰原总理拉扎连科提出刑事指控。拉扎连科是季莫申科“乌克兰统一动力系统”这家巨型公司的商业伙伴，是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垄断者。这场官司不可能不涉及她这位公司首脑。2001年4月季莫申科被迫离职，遭到逮捕。出狱后成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这一政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这时传出记者贡加杰遇害的消息，加之总统以前的卫士梅利尼琴科少校偷录库奇马的谈话被揭露出来，这些事弄得群情激昂。在最高拉达会议上所放的录音证明，库奇马总统与记者的消失有关，其效果就像一枚引爆的炸弹。这些录音成为指控库奇马篡夺权力的根据。后来又公布了库奇马家族贪赃的大量事实，他们参与非法占有国家财产，遂为公众所知。
    社会党人首领莫罗兹是“要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和“乌克兰站起来！”这些行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他声称，运动的想法不仅是要剥夺某个具体人的权力，而且还要改变造成乌克兰所有不幸的根子——权力制度。运动在乌克兰大多数地区展开，这样一来，在2004年年末为总统权力而斗争期间，这些活动便成为“橙色”群众集会的序曲。
    尤先科、库奇马和最高拉达主席普柳希在轰动一时的“三巨头公开信”中谴责这些活动违法，称其参加者为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但这种做法却使反对派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对抗总统一伙。
    2001年4月，尤先科被迫辞职，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同季莫申科以重新掌权为目的的政治合作。
    上面提到的乌克兰的这些事件，严重破坏了库奇马在欧盟和美国当局眼中的威信。但是，正如下面一些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总统不仅不打算在宪法规定期限内下台，而且还想在2004年大选后连任乌克兰首脑。为了这个目的，2003年他提议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意味着向议会总统制模式过渡，议会由两院构成，下院由普选制产生，最高拉达可以选举国家总统。
    众所周知，反对派未能允许库奇马实现这些意图。他的政府被迫同意反对派提出的国家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份修正案也考虑到由议会选举总统的问题，而这一点符合库奇马的利益。但2004年2月3日召开的最高拉达非常会议却保留了当年仍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
    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直到最后一刻，库奇马仍未放弃掌权的希望，这对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竞选对阵期间出现群众性对抗（“橙色”和“蓝色”）愈演愈烈的情况，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反对派的形成、精英们的冲突、反对派有声望的领袖的作用、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天鹅绒革命”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大选近在眼前的局势，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
    大多数政治学家早就预见到乌克兰总统“竞赛”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尽管想当总统的人很多，但形势越来越明朗，总统宝座之争最后必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展开。
    尤先科—季莫申科反对派联盟的所有重要人士都预言，现任总统毫无疑间会取得胜利，并断言，只有行政因素方能从他手中“窃得”胜利，即伪造投票结果。为推举尤先科登上大位，选择了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的斗争方式，即由街上和广场上的人群向现政权施压。
    乌克兰“橙色革命”的进程定期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得到说明。规模如此宏大且又相当持久的行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活动资金来源和外部干预程度又如何呢？
    乌克兰的历史表明，在所有重大事件中，东南部和西部（加里西亚）地缘政治对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利益攸关的势力组织大量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员来到基辅时，这种对抗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的情况亦然。成千上万来自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罗夫诺州和西部其他各州的人，在宣布第一轮选举结果那一天，有组织地聚集到基辅，打出的口号是：“尤先科是我们的总统！”
    不仅如此，乌克兰的“民主”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苏维埃、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和文尼察市苏维埃不等宣布投票结果，便声明不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承认尤先科为国家总统。许多人都知道，这次活动是蓄谋已久的。正如最高拉达的一位代表所言，在宣布投票结果那天夜里，正是基辅当局，批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五月广场上集会……而且是大选前两个月就开始了。
    基辅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都停课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穿上橙色衣衫，聚集在五月广场。他们的努力实际早已使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的活动瘫痪，许多街道上交通断绝。训练有素的人士指挥了全部活动，这一点从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亦能看得十分明显。
    治安机关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说得轻一点，很难判断，因为内务部和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早向五月广场集会的人群声明，他们严守中立，保证绝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
    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扎波罗什、辛菲罗波尔和东南部乌克兰其他城市，开始举行群众集会，作为对“橙色人士”压力的抗议，他们在选举中支持亚努科维奇。一旦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取胜，但他作为国家总统的地位得不到承认，而“橙色人士”还继续对当局施压，这些地区的地方自治代表在北顿涅茨克的代表大会上已通过决议，就要在2004年12月12日就建立乌克兰东南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在此之前，最高拉达作出决定，宣布第二轮选举结果无效。
    今天，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一个事实，即乌克兰的“橙色”行动大选使用了舞弊的手法。每个人都明白，成千上万顶帐篷、睡袋、橙色衣物等等，都是事先早就备好，运入基辅的。成千上万的人要吃，要看病，每昼夜要领“工资”。每个人都清楚，行动的资金来源，不是尤先科那点极为有限的竞选基金，而是“外援”。早在大选之前，美国便拨出数百万美元，以供欧洲驻乌克兰安全和合作组织协调员在各地区开设25个分部之需。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奇韦尔斯于2005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仅就题目而言，就显得意味深长：《乌克兰间谍部门的高官是如何改变国家道路的》。文中详细描写了他们旨在阻挠亚努科维奇当选的种种活动。顺便说一下，意大利邮报的著名观察员、欧洲议会代表凯扎声称，美国对第比利斯事件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现在还弄清楚了，什么事都少不了的别列佐夫斯基，对这些事件也没有袖手旁观。他要求尤先科的幕僚向他报告“为民主目的”拨出的数百万美元的花销情况。众所周知，别列佐夫斯基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干事的人。季莫申科同这位叶利钦“家族”成员的电话交谈，暴露了他同“橙色人士”的广泛联系，以及对五月广场事件的直接影响。
    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对尤先科的胜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欧洲议会甚至作了个专门决议，呼吁乌克兰当局宣布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不承认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为胜利者的决定。
    那些日子，以波兰总统克瓦斯涅夫斯基为首的欧洲议会使者以“调停人”的身份两度访问基辅。“橙色革命”使他欣喜若狂，他声称：“没有乌克兰的俄国比有乌克兰更好”。现在看来，这位波兰前总统、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已经忘记，俄国的相当一部分历史，就是由无数次反对波兰侵略的斗争构成的。波兰侵占过罗斯南部诸公国，还侵占过“罗斯城市之母”基辅，造成了1605—1612年间的大混乱，波兰军队还随同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入侵。还可以提醒克瓦斯涅夫斯基先生记住，他国家的政府在现代史上曾经做过许许多多不甚怀有好意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解放波兰，有60万苏联军人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谁能让他们复活呢？
    俄国已为斯大林统治时期在卡廷地区造成数千名波兰军官死亡的事件道过歉，波兰为1919—1920年间发生在波兰集中营的俄国战俘的可怕悲剧道过歉吗？牺牲在这些波兰集中营的战俘共有8万人哪！不管是俄国，还是国际社会，也并没有为了博爱而敦促波兰高层认罪，要求为折磨致死的俄国军人修建纪念碑，以便亲人们能像波兰人到卡廷那样，好为纪念亲人而鞠躬志哀吧。
    俄国政治家不可能对乌克兰境内境外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2004年11月23日，国家杜马为乌克兰局势专门通过一项声明，代表们“对乌克兰反对派激进分子的违法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西方各国不要干涉该国选举局势的发展。
    然而政治家的这份声明对大选结果已回天无力。
    青年是“橙色分子”的积极部分。在群众出动前夜，按照格鲁吉亚“克赫马拉”模式组建起来的大学生组织“到时候了！”，在训练有素的领导人带领下，巧妙地操纵着大批群众。所以“橙色分子”在五月广场才能做到组织严密，服从统一指挥。而“蓝色人士”则没有这种组织。一列列由顿巴斯开往基辅的矿工列车，以及莫斯科大牧首辖区教会打着“尤先科是魔鬼！”的旗帜，举着十字架游行的教众，看来简直像是被“橙色分子”的巨大人群“吞没”了。像400家企业同时拉响汽笛，为支持亚努科维奇而罢工这样的行动，亦未能有助于“蓝色人士”。
    为了支持“橙色人士”的“革命热情”，媒体编造出毒害总统候选人尤先科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甚至点出了一些投毒者的姓名。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在电视上发表的正式声明，原来并没有发生任何下毒事件。根据报纸消息判断，原来只是搞了一次美容治疗，想把脸变得年轻点，但搞得不成功而已。
    尤先科选举获胜后，主要问题是形成“权力树”的问题：谁在哪个枝上，占个什么位置。首先是谁当国家总理。从“橙色革命”的准备和进程来看，有希望得到这一职务的基本上应该是这一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季莫申科。但尤先科的亲信中有不少也是处于掌权地位的，也希望得到这一位置。比如，尤先科的干亲家波罗申科就是。反对季莫申科的还有接近未来总统的幕僚，于是这权力结构中的二把手的问题便迟迟定不下来。
    关于总理宝座的决定在最后一刻即尤先科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才定下来，尤先科签署命令，任命季莫申科为乌克兰总理。也许，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他们选前的协议，还有“橙色”运动中发生的分裂——季莫申科的拥护者这期间把政府大楼团团围住，公开声称如果季莫申科不是第一个进楼，任何人不许进去。
    政权瘫痪使乌克兰经济陷入凄惨状态，尽管如此，摆在首位的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开始迫害积极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人了。解雇浪潮滚滚而来——各部和各部门所有领导、东南各州的所有州长统统被撤了下去。某些州苏维埃的领导受到了刑事迫害。一些代表甚至向最高拉达提交了“秘密检控”法草案。据报道，该项法案规定，甚至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的领导人也要报告，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支持的是谁。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供资料，被剥夺工作的有1．8万人。
    然而颜色革命，亦称“天鹅绒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般来说，可以把它列入革命的科学概念，即“从一个质的状态向另一个质的状态的飞跃式的迅速过渡，是自然界、社会、思维的辩证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性之一的表现”吗？
    政治学家意见不一。一些人说，乌克兰、格鲁吉亚重复了俄国1991年的“天鹅绒革命”；另一些人坚持说，必须把革命的经典概念同“天鹅绒革命”概念区分开，天鹅绒革命实质上并不是革命。某些人称这些“革命”是代用品，从欧•亨利时代起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叫做“香蕉革命”，香蕉革命是由特工机关端出来的、按需要的“口味”建立政权的一道名菜。
    尽管意见纷纭，但其中的主要之点和共同之点却可以剥离出来。在苏联空间，发生“颜色革命”的各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国体上并未出现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只是统治精英在变。乌克兰则更是如此：把这些人推上台执政的不是别人，还是库奇马。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支持库奇马的。
    乌克兰“橙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权有势的精英代表（库奇马本人，内务部、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人，最高拉达议会党团“劳动的乌克兰”的代表）的行动。
    五月广场上看似坚如磐石的尤先科—季莫申科联盟，实际上从一开始走向执政，便有可能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所瓦解。季莫申科准确认定，她的主要敌人就埋伏在总统身边，绝不会放过她的任何一点过失。
    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和国情咨文中多次保证，要使经济摆脱阴影，要消灭腐败，要对非法获得并国有化的财产进行二次私有化。起初谈的是3000家企业，后来谈的是300家，最后企业数字减少到29家。“克里沃罗格钢厂”，特别是尼科波尔的几家铁合金厂似乎是在向世人显示，正在研究的不是要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问题，而是在总理和总统的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对财产进行简单的再分配的问题。
    季莫申科的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危机爆发——肉、糖、汽油都陷于危机之中。
    许多人都开始对政府政策表示不满，但季莫申科本人把一切都推到自己的政敌——“总统亲信”的身上。2005年4月，她作为“父辈遗产”联盟的首领，对这些亲信—一点了名——有波罗申科、别兹斯梅尔特内、特列季亚科夫、日瓦尼亚、马丁年科等等。指控他们破坏。“橙色阵营“统一，谋划在2005年7—8月份撤她的职。五月广场上两个获胜的集团开始对抗起来。
    尼科波尔铁合金厂是世界上最大的铁合金生产企业，该厂发生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家企业的主人是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最高经济法院根据政府的命令，认定该厂私有化为非法，而平丘克所得到的50＋l％的股份为无效协议。当时真是整个乌克兰都感到“欢欣鼓舞”了；但波尔塔瓦、尼科波尔、费奥多西亚法院立刻介入该案，作出对立的判决。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在电视上看着：这场游戏怎么收场？2005年9月 1日，警方特勤分队强行冲进工厂，保着符合另一集团利益的新领导科洛莫伊斯基进入厂内。平丘克的拥护者派出该厂数千工人纠察队与警方对抗。
    尤先科迫不得已介入此案，他声称，在尼科波尔工厂一案中，季莫申科政府未能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未能防止对立家族双方的挑衅行为。乌克兰媒体极力渲染一种说法，宣扬季莫申科在此事中参与游说科洛莫伊斯基集团的利益，恐怕会惹上很大的麻烦。
    事件开始急剧发展。
    总理的亲密战友决定抢先发动打击：2005年9月1日，总理季莫申科的顾问布罗茨基在第5频道直播节目中指名道姓地指控尤先科的亲信重新分配乌克兰的财产，为己谋私。总理本人又火上浇油，在9月3日内阁会议上声称，似乎俄国企业家阿布拉莫夫亲自给她打电话向她报告，他向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和议会党团“我们的乌克兰”的首脑马丁年科行贿5千万美元。阿布拉莫夫立即驳斥季莫申科的说法。
    这一天，总统新闻局传出国务秘书津琴科辞职的消息，同时所有通讯社都发布消息说，他将于9月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国务秘书指控尤先科的亲信贪污受贿的发言，成为所有媒体包括境外媒体的头条消息。
    2005年9月7日晚，总统尤先科举行一次小范围会议，参加者有他的几名助手、政府首脑季莫申科和她的两名副手，会上讨论了局势。尤先科的亲信就出现的丑闻向季莫申科发难，要求乌克兰政府集体辞职。季莫申科则打算对圣像起誓：对她的所有指控都不是事实。，
    经过辩论，总统最后作出决定，命令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乌克兰安全委员会主席图尔奇诺夫、总检察长皮斯昆、副总理托缅科、经济部长捷廖欣辞职。
    然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乌克兰统治阶层大丑闻的序曲。正如乌克兰第1、2、3届人民代表乔比特在《伪善者，或对乌克兰的不宣之战》这本小册子中对后续事件所描写的那样，季莫申科在总统那里开过会之后，当夜即把自己的几名亲密战友和朋友叫到别墅开会。他们甚至谈到了利用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对尤先科大选进行资助的银行文件进一步加剧局势，直至对总统提出弹劾案。
    在大家讨论得正热乎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对这一切会作何反应？国防部长格里岑科建议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通电话，由于能流畅掌握英语的只有格里岑科（他在美国军事学院没有白学！），所以委托他完成这一使命。
    大使在半夜两点被叫了起来。这群人把自己跑到总理别墅里聚会的意图作了长时间交代之后，他们听到了这位美国外交官的回答：国际社会会把这种事称之为阴谋，而且赫布斯特还表示了他个人对这次“秘密晚餐”的愤怒。
    总检察长和国防部长立刻急急忙忙离开了别墅，否认与会上讨论的意图有任何牵连。他们一清早便给总统打电话，报告夜里出的这些事。但关于聚会的消息尤先科已早一步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
    9月8日早晨，季莫申科紧急求见总统，她指定11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如季莫申科本人证实那样，她把他的手攥在自己手里，请求说：“不要破坏我们革命的威信。让我们现在一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对他们说，只要我们在一起，乌克兰的稳定便有保证。”
    此时此刻季莫申科的亲密战友副总理托缅科正在开记者招待会，表示完全同意国务秘书津琴科的发言，同请求辞职的他站到了一起。有人向总统报告，季莫申科的议会党团一致投票主张剥夺波罗申科的代表权，当时波罗申科已经撤回了自己放弃代表权的声明。所以，尤先科打断季莫申科说：“不要再说了。”
    也许，读者以为按时间顺序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和描写五月广场主要人物周围个别人物的作用是多余之举。但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就是揭露一下“橙色人士”的头头们喊出的口号是何等虚伪，他们曾许诺向乌克兰人民提供和平、安宁、幸福，而在瓜分抢到手的馅饼时，却互相咬了起来。
    在他们当政的年代，乌克兰人民所看到的是贪婪的权力欲和对财产的重新瓜分。尤先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实际上每天都得介入发生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国务秘书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之间、政府与最高拉达之间的冲突。总之一句话，这些冲突已经成了当局的主要工作。8个月来，乌克兰总统一直是这些乱事的调停人。这些我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不正是对互相倾轧的人所宣读的判决词吗？
    这期间乌克兰的经济降低了增长速度（2005年国内总产量增长2％，2006年预期为工1．2％），由于各经济部门工业生产下滑，预算收人亦缩减。
    在五月广场宣誓就职那天，尤先科喊出他的蓝色梦想：“我的目标是带领乌克兰进入统一的欧洲！”这个幻想正渐行渐远，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据国际金融机构的统计，要想成为欧盟的候选人，乌克兰至少需要连续 5—6年每年经济增长率为5％—6％才行。
    政治不稳定在继续。2006年 3月选举之后，最高拉达有 5个月中断了工作。自从天然气危机以来，叶哈努罗夫政府根据季莫申科的提议集体辞职，至今在“代行职务”。从各种情况判断，新政府近期难以诞生。国内宪法法院也停止了运作。
    季莫申科谋求政府最高职位——总理职务——的活动，实际上其实是数月来在最高拉达内一直为组成橙色多数而展开行动的原因。人们虽然一次次举行胜利狂欢，已达数十次之多，但绝对无人相信这个新的“橙色”联盟真能存在。
    地区党首领亚努科维奇身边的幕僚认为，今天之所以能上演这部叫做“2号橙色噩梦”的电视连续剧，完全是强加给乌克兰的。有些政治学家甚至预言，议会极有可能提前大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立场就简直令人吃惊了。
    既然对季莫申科本人，对她所领导的政府所作所为以及对她个人的品质评价极坏，而且对于她在最高拉达大选期间对自己的党所表现的强硬立场感受良深，那么依然再次提议她担任总理，就变得有点匪夷所思，极不正常，也有损个人尊严了。特别是在为建立议会多数而“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仍把2005年发生“橙色”伙伴联盟对抗并导致其瓦解，导致季莫申科下台以前的那帮人又拉了进来，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但后来才从媒体上得知，原来急着要当乌克兰总理的季莫申科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并于2006年7月1日得到美国驻基辅大使泰勒的支持。他声称，必须在近期立即重新审议乌俄天然气协议。这位外交官的声明在乌克兰把人们鼓动得群情激昂，因为这话正说在7月1日，也就是人们正以为俄罗斯天然气要涨价的时候。但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不会涨价。季莫申科的拥护者响应美国大使的号召，把它像未来的行动旗帜一样高高举起，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是在干涉乌克兰内政。结果还是老规矩——谁花钱谁是大爷。
    恢复议会中“橙色”多数的意图又落空了。地区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盟，负责组建议会领导机关，任命总理，成立政府。时间将显示这个拥有240票的联盟能挺多久，能干成多少事。
    许多人，其中包括颜色革命的积极拥护者，都看出乌克兰人民已经被橙色胡作非为弄得疲惫不堪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人民不会为出现一个新“政权”而上街庆祝了，那些前途光明之类的蛊惑人心的讲演，已经让百姓听腻了。

    在当今政治对抗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精英们对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是一个颇为特别的问题。问题不新鲜，从宣布乌克兰独立时起便始终存在。克拉夫丘克也好，库奇马也好，总是反反复复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占有优先地位。他们的怀里总是揣着这块石头，凡有什么事若要俄罗斯让步，总要把这块石头掏出来。尽管1990年6月16日的国家主权宣言说，乌克兰是个中立的国家，它不结盟，实行无核化，而且斩钉截铁地说，“宣言是乌克兰新宪法和法律的基础，在缔结国际条约时决定共和国的立场”，但库奇马总统1998年11月4日还是发布指令，批准了“乌克兰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的国家纲领”……
    该纲领第一句话便把主权宣言有关中立和不结盟的内容抛到了九霄云外：“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是同欧洲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一体化，是享有全权地加入欧洲安全体系”。
    除了政治领域、政治军事关系领域、军事领域、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北约组织安排下参加维和行动（指在伊拉克）等章节外，还规定了在武装领域进行合作的条款，其中包括：同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研制和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向北约组织标准过渡，在军火领域交换军事科学研究结果，等等。
    这样一来，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前，乌克兰领导便已经承担起正式成员的义务。
    如果在尤先科担任总统之前，合作还宣布为在乌克兰—北约组织委员会框架内进行的话，那么这个人掌权之后，便出现了一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具体时限问题，首先是美国人提出了许诺，要加快这个进程。
    正如 2006年 1月代理国防部长格里岑科所声明的那样，“乌克兰已进入实施获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地位计划的积极阶段”。国家预算正计划为此拨出一笔相当大的经费。
    美国总统布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0周年前夕公开扬言，他希望在总统卸任之前看到乌克兰成为“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家庭” 中享有全权的一员。北约秘书长索绪尔保证说，通向2008年北约下一波扩大的大门对乌克兰一直是敞开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尤先科喜欢这样称呼乌克兰人）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尽管乌克兰鼓吹加入北约的人往往把追求加入北约的理由说成是凡加入北约的国家生活都好，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加入，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起来，可是有61．4％的居民不相信他们，反对乌克兰结盟。早在 2006年 2月份，中央选举委员会便收到450余万公民的签名，支持就加入北约进行全民公决。费奥多西亚事件表明了普通人对尤先科之流的美国朋友进入乌克兰的态度，那一次克里米亚居民在乌克兰东南部各城镇居民的大力支持下，到底也没有让美国人进来跟乌克兰搞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人登陆之后，又被赶出了克里米亚。
    不过依我看来，问题还不会是那么简单，即使全民公决得以举行，北约的反对者得以获胜，问题也未必能得到彻底解决。加里西亚和沃伦还是不会同意，他们已习惯用讹诈来达到目的，他们会再次把人们拉进五月广场的“橙色”帐篷。克里米亚和东南各地区的人民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回答呢？
    问题的答案很快就出现了。2006年12月16日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举行了一次“乌克兰全民公决”，投票站（共1200个）设在人口最多的地方，参加投票的近90万人，为克里米亚选民的57％强。结果令人震惊：反对加入北约的为98．7％，而“同意”的仅有 1％。
    不管怎么说，“乌克兰全民公决”是情绪对立的两极的一次对抗，它还将使东西方关系的裂痕进一步扩大。2006年夏天亚努科维奇发表了严肃的政治声明，声称目前乌克兰还不可能加入北约，这一步唯有留待全民公决之后方有现实意义。
    俄罗斯唯有特别留意跟踪事件进程，并尽力对其施加影响。乌克兰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家们所需要，这一点对谁其实都不是什么秘密，它首先并且主要是可以作为反对我国的跳板。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一旦加入北约，北约空军的歼击机立刻就可以以保卫这些国家免遭来自强大的东方邻居的进攻为借口，沿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边界进行空中巡逻。
    在北约新成员国——波兰、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国土上，很快就会设立反导弹系统，目标很可笑，为了防止可能来自……伊朗的核打击，尽管没有这些反导导弹德国、土耳其等北约国家本身的“遏制性武器”就够多的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约潜在成员国乌克兰的地图吧。从可能出现的核导弹打击来看，从哈尔科夫、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各州领土上向莫斯科和中央俄罗斯各大城市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飞行时间仅仅只要几分钟。要是想跟踪和拦截由俄罗斯腹地发射的导弹，这显然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位置了。
    所有这一切比我们乍看起来要严重得多，也危险得多。基辅一家有影响力的周刊（2000）报道说，不久前美国举行一次参谋部指挥推演，推演过程中详细制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后俄乌发生武装冲突时对俄罗斯进行核弹攻击的脚本。报道的来源我不清楚，但如果有过这次推演，我们的总参谋部不可能不知道。根据1993年俄联邦军事条例规定，当俄罗斯遭到攻击时，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的打击将不可避免。正如常言所说，这种设想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目前，我国抵御北约处处向我边境进逼的政策还很难说是有结果的。在这些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的态度还缺乏一贯性。比如在俄罗斯领导人知情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们完成了一次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横贯全国的旅行，而且到处对青年大学生讲，这个组织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组织，加入北约大家庭是“莫大的幸福”。
    似乎在华沙条约解体之后，人们就应该认为北约的进攻行动是无可避免的了。无论是谁想出什么理由来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辩解，都将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巨大失败。
    乌克兰政治势力的残酷对抗正在发展，后果很难预料。显而易见，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推行的武装政策，绝不会给乌克兰及其优秀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
    只有清醒的政治家掌握政权，消除现任领导培育和制造的各种矛盾，兄弟的乌克兰方能出现和平。可以预见，对大多数乌克兰人民而言，这15年的噩梦早晚会变得无可忍受。
   （《环球视野》摘自《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