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六）——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第6章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下）
不想听到的回答
随着1990年1月的到来，出现了令人惶恐不安的新情况。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例会上，将通过一项关于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正式决议。梅德维杰夫、马斯留科夫、斯留尼克夫、雅科夫列夫、卢基扬诺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受总书记的委托，准备了一份提请苏共中央审议的建议：《针对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可能作出该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所应采取的对策》。文件中规定了应优先采取政治和法律手段，排除使用武力。但与此同时也讲到驻扎该共和国的部队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可靠地保护公民，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还提出了发挥经济影响力的建议，预定了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回应可能对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损失的单方面行动，其中包括限制向立陶宛供应紧缺的能源、原料等一系列产品。又明确规定，不得向共和国移交联盟所属的企业和单位；也不排除提出苏联当年向立陶宛移交的领土的归属问题，包括克莱佩达、维尔诺州和白俄罗斯的几个区。施加影响的办法还有：支持在共和国建立几个波兰民族区的要求。
然而，中央研究制定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再次采取了一个对事件施加影响的绝望的尝试。他预定于1990年1月初前往维尔纽斯。但事先又派出了一个以梅德维杰夫为首的庞大队伍。其中有政治局委员、人民代表、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沃罗格达州和维捷布斯克州党的领导人。
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赖莎抵达立陶宛。他们尽量展开多方接触，其中包括同市民会见。戈尔巴乔夫原抱着一腔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在报业大厦同立陶宛知识分子会见时，遭到了严重打击。戈尔巴乔夫面对听众提出一个问题：“立陶宛真的想脱离苏联么？”得到的是众口一声的坚决回答：“是”。他在立陶宛各地巡视时听到的调子虽有所不同，但决定都是一样的。在他访问的末尾，在共和国党中央大楼的见面会上听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次访问之后，总书记终于明白，必须考虑该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机制了。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因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场，而遭到立陶宛“民主”新政权以参加 1991年 1月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的莫须有罪名判处8年监禁。他说：
1990年1月当戈尔巴乔夫来访会见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的委员们时我就明白，对这一套搞垮苏联的机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越往后越让我确信，他是在谨慎行事，避免妨碍这些机制的运行。加之他本人也是按着国外势力操纵下的国际上反动的反共逻辑在行事的。整个这套把戏我们在立陶宛的人看得特别清楚。就仿佛在看木偶戏表演：演员和导演在大洋彼岸牵线，而我们的木偶则在自己家里按照他们搞垮这个国家的意图行事。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在形势风云变幻的发展过程中，看不到共和国党组织表现出一点点正面立场，起一点点实际的作用。可当时苏共还是全国，特别是每个地区生活的主导力量。以我的看法，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急剧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而当民族主义运动全速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好无所作为，退居一旁。自然，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里，他们也就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其次，中央，特别是苏共中央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无能的行动、拙劣的声明、加上几名书记的言论和两面派手法，将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客观地说，苏共中央没有完成遏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民族主义行动的任务。
前面已经说过，立陶宛更换了党的领导。第一书记由布拉扎乌斯卡斯担任，后来，在前面提到的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又发生了分裂。原来统一的共和国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由以布拉扎乌斯卡斯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在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公开迈出了脱离苏共的步子，这完全是由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造成的。立陶宛共产党中的少数派主张留在苏共内部，他们的带头人是历史学博士布罗基亚维丘斯教授。结果，他因为忠实于苏共而尝到了12年严酷的铁窗风味。
在苏联政权的最后几年，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是鲁比克斯，他也因自己的坚持，在“民主的”立陶宛坐了6年多的牢。
在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是维亚利亚斯，他是爱沙尼亚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凯宾培养的干部。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维亚利亚斯从尼加拉瓜被召回，他当时正担任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讲到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讲到与俄罗斯在一起的统一才是爱沙尼亚的正确道路。他将自己的意见递交给会议主席团，结果却发现在这些建议中早就明确地包含着将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的路线。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新一届代表的选举还在进行，可是却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要举行第一次全会。这种急促的原因，是由于3月12日要在莫斯科提前召开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设立国家总统职位的法律草案，并对苏联宪法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以当选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为首的立陶宛新领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的决议提交本届大会讨论。与此相关的还有1990年3月11日深夜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匆忙作出的关于国家独立和退出苏联的决定。结局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底部已形成穿孔，任你用什么办法也难以修补了。通过了共和国新国家名称和新国徽的法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或立陶宛，国徽上有一个白马骑士的形象。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法令：共和国所有原来的国家管理机关、原有的部、委和主管部门，只隶属于立陶宛共和国。普伦斯克涅当选为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通过了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信，特别要求将该信视为双边谈判的正式建议。信中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表示，希望在双方缔结双边条约之前，仍保持现有的经济联系。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上午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通报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定。他提请大家注意，立陶宛人，还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也附和他们，提出关于谈判的建议。他说：“我认为谈不上什么谈判，我们只同外国谈判。”这是那天上午他发言中的原话。
第二天，即1990年3月15日，代表大会专门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作出决定，认为该文件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力。该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负责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在该加盟共和国领土上维护苏联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加快出台新的法令。在立陶宛共和国境内废止了有关义务兵役制的苏联法令，同时又停止了兵役委员会的工作。立陶宛内务部甚至紧急定制了带有民族特征的制服。运动员们也急急忙忙采取措施，拒绝参加苏联举办的正式赛事。几天后还通过决定，组织实施立陶宛商品外运的控制工作。为此决定设立37个边境检查站。
当选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的声明一天比一天强硬和无礼。有人问：应如何对待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决议？他回答说，这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之不承担任何义务。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任命了参加立陶宛与苏联两国间谈判的全权代表。几天后，兰德斯别尔基斯致信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日决议的态度。信中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该共和国居民的公民权利问题，一切将按国际标准和规则办理。那么，这个声明——不仅在立陶宛，也包括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其他主权国家——又信守得如何呢？后面我还要讲。该共和国的领导实际上是拒绝了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
立陶宛新领导在该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行动愈演愈烈。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消息。1990年3月，任命了立陶宛银行行长，决定该行有国家货币发行权。在一个具有统一经济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行动。为走出这一步，立陶宛早在上述种种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就开始作准备。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的领导人签订了三国经济独立后银行业务与货币体系协定。可悲的是这个文件竟然由苏联外经银行和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签了字。此事不仅使两家有名望的全苏金融机构声誉蒙污，同时也是我的政府犯下了过错。政府未能否决该文件，也没有追究银行领导的行政责任。在立陶宛境内有150多家苏联国有直属企业。这一年3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了它们的新地位。这些企业改变了法定归属地位，被纳入由立陶宛共和国控制的序列。这一来，它们的经理厂长将不再由全苏任命，而是改由该共和国的相应机关任命了。
将企业由全苏辖属转变为由共和国当局管辖的“宝贵经验”带有传染性。1990年夏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掌权之后，立即也如法炮制。更有甚者，他居然免除了企业的税赋。不过，看来似乎都是跟一个师傅学出来的，那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人。
现在可以再说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一般说来，这些人都是些业务修养很差的贪婪无耻之徒，民族主义的情绪很严重。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正派人格，很快就忘记了大家曾共同生活在一个使他们摆脱了贫困的多民族大家庭，曾围坐在一张桌旁吃喝，同在一起学习，同在一道发展文化等等。俄罗斯与他们平等分享各种资源，有时甚至还要让那些身处遥远腹地的俄罗斯人吃点儿亏。
最令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曾经为这片土地而战，无数自己的战友长眠在这里，可是现在，这些人却忽然变成了“侵略者”。上了年纪的人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战后他们在废墟上建成了一座座共和国的城市，亲手建造了工厂，可如今又怎么会变成了“占领者”？很多的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也包括居住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些主权国家的日子将不会过得很滋润，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表示自己持客观态度，曾经支持了这些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
然而，立陶宛的局势正在继续白热化。看到立陶宛社会的骚动和对立后，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了《立陶宛人要和睦相处》的呼吁书。这个文件很有意思，但生活表明它说的全是假话。它劝人们忘掉旧恨，宽恕所有的人，“甚至那些说谎犯罪，不能自拔的人和做过奸细的人”，尽管“复兴之路”并不是他们的希望。这位议会首脑号召说：“独立不是进行严酷审判的日子，并不想进行盲目的报复。把自己的亲人按档案分成‘好人’和‘坏人’，或按党派民族来划杠，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过了10天，1990年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这项命令授权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护法机关和地方政权保障苏联公民在立陶宛境内的安全和权利，而边防部门、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要保证外国公民在进入该共和国和在该共和国居住时遵守秩序。从那时起许多年已经过去，现在重读这份文件，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里面说了那么多关于猎枪的问题，但却一点没有提到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比如“统一”运动成员在该国受到的迫害？
立陶宛对这个命令根本不予理会。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试图阻止他们作出反苏决定，但都或是遭到坚决抵制，或是干脆置之不理。
苏联领导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又是下命令，又是作决定，得到的回应不是直接反对，就是公然遭到藐视。到了4月，中央总算彻底明白：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让那些胆大妄为的政客们有所感觉才行。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立陶宛共和国领导提出严重警告。
为此，准备了一封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信。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上出现过一些报道，说这封严厉的信出自“保守分子”雷日科夫和马斯留科夫之手，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他们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才签署的。不错，文件是我和马斯留科夫起草的，但戈尔巴乔夫也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而且只是经他最后定稿之后，才于1990年4月14—15日在报上发表。我手中还保存着信件的底稿，上面有总统亲自作出的重大修改。考虑到这份文件不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应，我将它的全文引述如下：
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者以违法手段人为制造的共和国局势，在联盟国家已成为越来越无法解开的死结，正走向政治死胡同的绝路。尽管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已采取了建设性的和周密权衡的措施，以设法将加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纳入宪法轨道，但该共和国领导仍不断采取新的法律行动，通过决议，致使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苏联整体处于对立的地位。例如，4月5日颁布了《立陶宛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法》，对愿意遵守苏联宪法和法规生活和工作的苏联公民加以歧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在该共和国停止招募公民服兵役的决定，是一起严重违反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的事件。该共和国当局还违抗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苏联共产党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财产的办法》的决定，试图以违法手段侵吞上述财产。
类似的行动不胜枚举，今后决不能容忍。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定，破坏我国正在开展的民主进程，对苏联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其他加盟共和国方面会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当立陶宛领导机构继续不断违反宪法，藐视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全国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像以前一样，不顾自己的需求向立陶宛供应产品？
局势既已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提出以下警告：
如果两天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不撤销上列决定，将下令停止由其他加盟共和国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销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的产品。
我们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采取上述措施的地步，但现在一切完全取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
同时还要再次强调，我们等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以恢复 1990年3月10日以前共和国的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立即着手处理其他一切问题。
1990年4月 1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签署了这份文件。
在那些年以及嗣后的许多年，人们在指责我们时总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一步？现在我的回答和当年的回答一样：是由于立陶宛当局不负责任的举动，才导致把这些无可避免的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可能会给立陶宛居民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困难。我国领导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进行劝诫和呼吁，出于对苏联各族人民未来的担心，也是为了保护其他加盟共和国免受立陶宛政治和经济混乱后果的影响。一切都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且所有这一切都
有一个背景，即立陶宛居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明显高于苏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成千上万到立陶宛暂住、工作或移居立陶宛的苏联公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共和国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它从“共同的大馅饼”中分得的份额，比它所贡献的要多得多。由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作出了成绩，该共和国有相当一部分能源、机器制造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供应都是作为奖励按优惠价格取得的。但这种同其他共和国经济关系上的有利于立陶宛的不平衡状态，被维尔纽斯的新领导人蓄意歪曲了。
在整个战后时期，立陶宛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得很顺利。它促进了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在立陶宛境内出现了许多全苏的和跨地区的建设项目。
上面提到，1990年3月，在“萨尤基斯”领导人的影响下，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改变了全苏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所属企业、机构和单位的地位。无疑，这种单方面的决定不仅违反苏联宪法和所有制方面的法律，而且也破坏了起码的规矩和逻辑。如果立陶宛领导出于利己主义的意图，无视本国以及全苏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苏联政府绝不能与他们的这种立场妥协。
立陶宛当局宣称，他们之所以这样行动，是为了争取独立，并且还要加速行动，不必顾及对本国人民会产生什么后果。特别是他们觉得，根本用不着去问问老百姓他们是否愿意，是否准备付出沉重代价以换取其结果为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的虚幻自由。其实，同该共和国居民已经享有的或在不久的未来因国家在民主方面的改进和苏联法律的完善而进一步获得的权利相比，立陶宛领导人又能向民众许诺多少自由和权利呢？关于这些问题，立陶宛领导人认为，还是避而不谈的好。
在那段时间，立陶宛居民对于越来越沉重的困难刚刚开始有所感觉。苏联政权中央机关对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决定和措施所表现的容忍，使立陶宛领导人有可能宣称：共和国的局势是平静的，独立宣言并未引发任何严重的动荡。
至于谈到当局对保持以前经济联系表达了肯定意愿的问题，那么所说的经济联系，具有非常虚伪的性质，实际上这意味着是要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条件来建立立陶宛的出口优势。这种情况全苏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即以立陶宛共和国所应承担的外债份额为例，它大致相当于6亿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外币（当时还没有美元结算制度）。而在国内债务总额中，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应占58亿卢布。
全苏总统和部长会议主席致信立陶宛领导提出要求，对他们的理智和愿意关心共和国居民需求的态度寄予希望。这个要求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说，立陶宛领导人要对他们错误行动的严重后果负责。
那些日子，越来越频繁地从立陶宛当局口中听到：他们指望得到国外的支持和帮助。头脑健全的人未必相信，西方政治家和垄断集团会去填补空白，向立陶宛供应它从各加盟共和国得到的东西。因为立陶宛所需产品的 27％是从其他加盟和国输入的。1988年立陶宛调进了 1670万吨煤炭、1300万吨以上的石油得到49亿立方米天然气。除此之外，还向立陶宛提供了78万吨轧材，82．4万吨纸浆用材，49．6万吨矿物质肥料，270万吨粮田种子。如果这样的经济联系一旦断开，那么立陶宛“相对幸福的”生活也就走到了头。因为它的产品在外贸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生活保障储备需要大笔外汇资金，但立陶宛无从取得它们。在经济前景问题上欺骗民众，将使立陶宛经受严重的考验。
西方迅速作出了反应。我们十分清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毫不迟疑地利用苏联领导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立陶宛发出警告的机会，在政治上掀起一阵吵嚷，以便再次向它所仇视的苏联踹上一脚。我当时就已经明白，这些非常“民主的”国家是按照双重标准行事的：只要对他们有利或需要，他们就会实施禁运。可不是像我们这样口头上威胁威胁而已，而是真的会那么做！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吗？还有南斯拉夫、伊拉克……还需要数下去么？可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哪怕是威胁威胁自己的一个共和国，也会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总统老布什立刻对此事作出反应，而国务卿贝克尔则警告我们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说，对立陶宛采取严厉措施即使不流血也会破坏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甚至日本、法国、芬兰等国也没有袖手旁观。
立陶宛方面很快也给我们送来了回信。1990年4月 18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对全苏领导答称：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认真阅读和研究了你们的来函，其中提出了可能实行经济制裁的警告。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回函，其中附上了事先即已拟定的建议。遗憾的是昨天在接到有关制裁的具体通知后，我们对 1990年 4月16日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声明已无法再做什么补充，剩下的似乎只有对苏联的做法和立场表示遗憾了。我们一如既往，愿意讨论任何问题，并愿意考虑苏联的合法利益，首先是它的公民的利益以及战略利益。
如果议会之间的事先磋商能在 1990年 5月1日之前举行，在此期间我们将不再出台新的政治性法律行动。
为举行磋商，我们将组成议员代表团于近期赴莫斯科，希望能与你们的全权代表会晤。
此信附有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发展立陶宛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系的决议》，由兰德斯别尔基斯签署。
兰德斯别尔基斯来信之前两天，还收到一封给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内容和调子都相似的电报，是由已经批准上任的立陶宛共和国总理普伦斯克涅发来的。
苏联政府等待的是对苏联总统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信中所提建议的具体答复。因为他们在信中以最坦率直接的方式，谈到了苏联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但立陶宛当局却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作出答复。这种对话的确有点各说各话的感觉。
由于立陶宛共和国领导在信中规定的期限内，并没有废止涉及苏联财产、向立陶宛公民发放身份证件、以及苏联义务兵役法效力等问题的非法文件，国家下达了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减少天然气输送量的指示，将其减至只能满足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事业所需的数量。
我们对立陶宛领导人的行动导致对该共和国产品供应受限表示遗憾。希望这些措施将具有临时性。破坏立陶宛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不符合立陶宛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眼下还抱有一线希望，但愿能在立陶宛共和国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以及与苏联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恢复善意的精神和健全的理智。
在此期间事态也急速在另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发展。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他们也采取了争取独立的步骤，尽管比立陶宛走得慢些。爱沙尼亚领导人已经受到警告：只要他们还认为共和国法律高于全苏法律，莫斯科就不会与塔林迸行任何对话。顺便提一下，这一情况发生的时候，离叶利钦宣布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类似的决定还有两个月。叶利钦是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的。于是再次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相同的“顾问”？我想，是的！
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拉脱维亚议会主席戈尔布诺夫。会见后后者对新闻界说，他被告知：“如果拉脱维亚想要脱离苏联，那么就应该依全苏的法律办”。我要提醒大家，1990年4月曾通过一项法律，各加盟共和国只有在全民公决中得到该国 2／3公民的同意，方可退出苏联。
这段时间立陶宛领导人对记者发表谈话、出访各国，解释共和国出现的局势并寻求帮助。兰德斯别尔基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说，立陶宛有人有能力渡过难关；又对法国电视台“透露一个秘密”说，立陶宛没有天然气和石油也能活一百年。在同一时间，普伦斯克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试图与一些石油公司商谈签订合同。挪威政府就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燃料一事向苏联提出抗议，它的总理说，挪威将在商业框架内与立陶宛建立贸易关系。瑞典政府也采取了相仿的立场。
与此同时兰德斯别尔基斯还采取了外交行动。他请求老布什总统承认立陶宛新政府。类似的请求他还向波兰部长会议主席马佐夫舍提出。挪威打算率先承认立陶宛独立。兰德斯别尔基斯还邀请罗马教皇访问立陶宛，以便借助他的力量压莫斯科作出政治上的让步。
缩减供应当然给立陶宛企业的生产带来打击。上面我提到，立陶宛总理试图通过其他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但正如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朋友归朋友，烟还是各抽各的。”这里也是一样：政治上可以支持，可是供给你的原料要全额付费。
普伦斯克涅在斯堪的纳维亚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开了个账户，为救援立陶宛基金筹集款项。根据兰德斯别尔基斯提供的情况，世界各地进账的善款，总共也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而实际上仅石油和天然气立陶宛每天就需要付出500万美元。这样一来，立陶宛新政权指望西方资助它独立的打算也就完全落空了。
立陶宛领导人开始与莫斯科、列宁格勒乃至个别企业直接谈判。这期间在立陶宛共和国发生了抗议行动，人们指责立陶宛领导人将老百姓置于困难的境地。于是在4月末，维尔纽斯汽车运输企业的司机举行了两小时的警告罢工。此事发生后，已经宣称是“民主的”共和国的交通部长立即指示，开除发起这次行动的“统一行动”组织的成员。
当然，对立陶宛限制供应，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工人——不管是立陶宛人、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但对此应承担责任的却是该共和国领导人，是他们违反了生活已达几十年的国家的法律和宪法。尽管如此，他们还继续推行自己的路线，向国外社会寻求同情和帮助。我真想看看，要是美国有一个州，譬如加利福尼亚，作出类似举动的话，它会怎样做。我相信当局肯定会采取迅速而严厉的行动，即如今常说的——相应的行动。
平心而论，立陶宛议会也有清醒的声音。政府的反封锁措施委员会提出，应当首先寻求相应的政治解决。也有过切合实际的建议，例如立陶宛驻莫斯科的新任全权代表比奇卡乌斯卡斯就提出了“谈判期间暂缓作出决定”的建议。但激进和好斗的共和国议会没有采纳。
1990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立陶宛总理普伦斯克涅。她向我们递交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许多使形势正常化的合理建议。但这些建议未能解决主要问题——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并没有撤销。这个情况普伦斯克涅是知道的。我们再次强调，要撤销这个决议，或者最起码也要停止执行该决议，否则就不能讨论正在使立陶宛焦急不安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苏联社会和全世界严重关切的焦点。总理普伦斯克涅答应将所说内容转达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经过一个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后，普伦斯克涅在立陶宛常驻代表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她相当谨慎地评价了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然后，又准确地转述了我们对于当时使对方最为痛苦之点的态度：“雷日科夫认为，不存在任何经济封锁，只存在个别项目的供应不足”。我很想知道，现在普伦斯克涅对我们的立场又作何评价呢？如今，世界已经经历了对南斯拉夫的10年禁运、对伊拉克的多年封锁，在那些地方，成千上万的儿童因缺少食物和药品而死亡。也许她现在才明白，我们当时真的没想以任何方式去惩罚立陶宛人民。
长期以来，在立陶宛政治家们的声明中一直有一种调子，说苏联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走向了谈判，而且说既然苏联总统与立陶宛在进行对话，那就意味着他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普伦斯克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不是谈判，只是交换意见。可见立陶宛领导人以前就很懂得怎样拿捏分寸，但他们却有一种愿望，就是在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公众的眼里，要显得比较重要，这远比实实在在的东西更重要。
不久，应立陶宛领导人的请求，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同兰德斯别尔基斯、普伦斯克涅及三名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一开头兰德斯别尔基斯就申明，他认为此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立陶宛和苏联谈判的问题。他的说法就是必须解决主要议题——确定谈判主体，而且强调说，这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就是立陶宛。“我们不想把苏联视为敌国。我们视它为友好的国家”。他还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与立陶宛单独谈判，还是立刻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一起谈判？
戈尔巴乔夫和我都坚决表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是一个违反宪法的文件。至于同波罗的海沿岸三共和国同时谈判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晤最后确定：未来可能进行的谈判，在其预备阶段应为进行磋商、交换意见、制定“一揽子思路”。
同一点儿也不友好的人进行的“友好”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与立陶宛讨论相互之间的一系列问题，苏联领导人于1990年7月9日组成了代表团。立陶宛代表团的组建则晚了许多，所以第一次会谈拖到10月2日才得以举行，差不多耽搁了一个半月。众所周知，针对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行动而采取的一切经济限制，在立陶宛共和国宣布暂缓出台新的政治决定的当天即已取消。10月谈判中全苏派出的代表团，其代表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斯留科夫。第一次会议表明，双方都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谈判涉及程序问题、名词术语问题，甚至双方使用的语言问题。苏联代表团坚决贯彻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是敲定讨论的问题清单，包括礼仪问题、工作小组组成问题等等。会谈确定了工作小组数量，共设9个小组。
1990年10月20日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我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参加会议。现在手头还保存了一家中央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答记者问。
虽然是星期六，但仍是一个几乎满负荷的工作日——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与由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率领的立陶宛代表团之间的第二次会议于10月20日11时至18时举行。会谈结束后，苏联政府首脑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讲到会谈的一些结果。
实质上这是一场真正的谈判，尽管立陶宛方面宁愿称之为磋商。看来，立陶宛共和国的新领导非常想保持一种形式，按国际礼仪将双方作为高端谈判的代表来对待。雷日科夫对记者提问所作的回答表明，对于另一方——苏联政府领导来说，会谈的实际结果更为重要。
结果已经有了。在许多至今尚存争论的问题当中，有一项已得到了解决。这就是现居住在立陶宛的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将享受与苏联居民同样的优惠待遇。立陶宛代表团对此作了保证。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暂无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征召立陶宛公民加入苏联武装力量问题。立陶宛方面提出，从今秋征兵开始，共和国全境实际上已经实行自愿兵役制，对于拒绝入伍的青年不采取任何措施。苏联政府的回答是：立陶宛共和国仍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苏联有宪法和全民义务兵役法。据雷日科夫称，苏联政府可以稍作让步：比方说，考虑让立陶宛的应征青年就近在立陶宛共和国服役。但最主要的是不能破坏基本原则。
就此问题将继续进行谈判。
对1991年苏联与立陶宛的经济关系问题，双方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雷日科夫认为，立陶宛领导人虽多次谈及共和国明年的经济状况令他们担忧，但实际上对解决问题却并未提出任何措施。此次立陶宛被告知：它或是留在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之内，由苏联国家计委和其他中央经济主管部门来解决；或是提出不加入，然后独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正如雷日科夫所说，立陶宛方面提出的意向是仅仅要绕过同12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除外）的“横向联系”，并在与联盟直接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运作。但它又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保证这种直接联系的可靠性？这遭到了拒绝。结果是：近日立陶宛代表将来到莫斯科，协调该共和国与苏联经济联系的一切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是眼前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最主要之点：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将如何发展？按雷日科夫的话说，有近十个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协调利益。其中包括财产、边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因此苏联政府关心的是尽快进行内容充实的谈判。但莫斯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说此前维尔纽斯非常着急，那么现在立陶宛方面却在以各种借口拖延。
不过，在今天的会谈中，双方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立陶宛与苏联的正式谈判将在11月下旬举行。
当然，双方还面临着要就议定书达成一致的问题，而且这里同样会产生复杂的情况。其中，莫斯科会坚持谈判时要有立陶宛各界代表作为无表决权的现察员出席，其中应包括各社会运动、各少数族群、国营企业劳动集体的代表。但却遭到维尔纽斯的断然拒绝。
“我们不明白，立陶宛方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强硬立场，” 雷日科夫说，“为什么不可以有三四个人作为观察员参加？他们可以没有表决权，但至少可以听一听都在说些什么，还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而采纳或不采纳这些建议，则是正式代表团的事。”
记者被告知，苏联政府认为立陶宛这种强硬的立场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苏联政府领导人指出，按照他的看法，议会所确定的《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向》，可能成为加强苏联各共和国之间联系的要素。现实生活表明，政治上的狂妄自大只要一碰上现实的经济问题，就会无法立足。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早已一体化，单独生存将非常困难。《基本方向》确定的原则适合于所有加盟共和国，也包括立陶宛。
但是，当谈到有消息说立陶宛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时，雷日科夫说：“如果那样，则立陶宛的经济就不能与我国同存于一个经济空间之内。如果他们实行自己的货币单位，那么他们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全苏的关系，将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关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在当前局势下，无论立陶宛、其他加盟共和国还是全苏，都需要哪怕是稍许的稳定，需要一点喘息的时间，以便改革经济，向市场进行切合实际的过渡。
谈判的消息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报道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收到很多来信，对我个人在这种复杂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同时还就我作为国家领领导人应当如何应对分离主义提出建议。让我仅引用其中的一封如下：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什文乔尼斯区的居民（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及其他族群的先进部分）被您的关怀和厚意所深深打动，也感佩您为保全苏联而流露出的关切。
我们以极为关注和赞许的心情，看到您就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第二次会谈的结果向苏联记者组发表的谈话，并拥护您在谈判中的坚定立场。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游击运动战士衷心感谢您在困难时刻没有忘记他们，并要求立陶宛代表团答应居住在立陶宛的战争参加者享有苏联法律所规定的优惠待遇。
本地区居民热烈支持您的要求，立陶宛代表团应包括各种不同成分的立陶宛居民作为观察员参加。
我们也热情称赞苏联代表团在征募立陶宛青年加入苏联军队问题上的明确立场。这样的立场将有助于青年人，使之不致玷污自己的荣誉和自尊。
您判断立陶宛领导人不想进行正式谈判的意见已得到证实。他们在等待苏联的瓦解。（看得多么准！——雷日科夫）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立陶宛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忙于无尽无休地发布法令，目的是让一小撮冒险分子篡夺政权，侵犯立陶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立陶宛的货币正在国外印制已是事实。立陶宛银行董事会主席维留斯•巴尔基希斯面对《基姆塔西斯克拉什塔斯》周刊第42期的记者采访时说：“是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具体情况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商业秘密，也是国家机密。什么时候做，怎样做（指立陶宛币取代卢布），同样也都是秘密。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方案，但这将由最高苏维埃来决定，会出台法律。”
立陶宛人民正在清醒起来，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陶宛政府、已改组的立陶宛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党派的领导人并不清醒。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祝愿您身体健康，祝您在苏联同立陶宛共和国的谈判中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保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取得成功。
受立陶宛共和国什文乔尼斯区公民委员会委托
拉甫连尼约夫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会谈造成的沉重的感觉，特别是同代表团团长兰德斯别尔基斯的交谈。这个人连一点点有关经济和国家体制的知识都不懂，给人留下的是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面对他坐着，心中不免要冒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把他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当民族主义的狂热过后，这个国家能期待他什么，又会怎样看待他？
不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国内发生的事件，以及同事件组织者个人的接触，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譬如，叶利钦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天起，特别是在成立跨地区代表小组之后，就一直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代表的分裂行动。我想，这些共和国闹独立的斗争，对支持他个人实现掌控俄罗斯政权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他未必会把这些国家取得主权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情！
1990年8月他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休假（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势激烈动荡，疗养的事还是少不了！），接受了一家日本报纸的采访。这里仅引用他对有关维护国家完整问题所作的回答：
问：您是否有意今后在联邦体制改革方面向戈尔巴乔夫总统靠拢？
答：俄罗斯共和国有意朝着同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每一个都缔结双边协议的方向前进。我们与总统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协议，但是在联盟条约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我们所坚持的是应在更高的层面上享有充分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之间，才能达成协议。总的来说，没有俄罗斯共和国的同意，总统大概也做不了什么。
这就是说，1990年叶利钦的目标已经不是要各加盟共和国在不脱离苏联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独立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苏联政府，早在1987年就先提出了问题。叶利钦的目标是破坏统一的国家和它的中央政权。他行动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此。为个人的权力而进行斗争，付出的代价是骇人听闻的：它导致了一个伟大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
悲惨星期日
1991年1月，发生了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事件，将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另外两个共和国甚至全苏已经酝酿成熟的问题，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悲剧发生时，我正躺在医院。1990年12月底，正值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心脏禁不起两年来无所顾忌的折腾。如今很难想象，正常人会以这种虐待狂的办法来折磨国家领导人。但那些人向权力冲刺的时候，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发病前一周，我最后一次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分析了这些年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自己作为政府首脑所起的作用，力图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作出评价和结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最后一次发言。实际上也是我为后人留下的遗言。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时间，冷静地研究这些过去的年代，并给这个时代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客观的评价。
1991年1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戈尔巴乔夫来到我的病榻前。他肩负着一个不愉快的使命来见我：必须得到我个人同意，让我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 1990年 12月初我就告诉他，在代表大会之后我要退休。我无法同意他的许多有关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观点，它们将最终断送苏联。现在，我在病房里再次向戈尔巴乔夫重申我将退休，和一个多月前表示的一样。
我向他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不是现在交权，而是大约10大以后，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寄希望于那时我能够摆脱病魔的纠缠。我天真地以为，解除一位身卧床榻的病人的职务，总统会觉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于应该受到这种对待。第二个请求是，在我恢复健康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当然不在政府里，免得我闲待着没事干。戈尔巴乔夫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此告别。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护士们无意中说漏了嘴，说是已经任命我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巴甫洛夫为全苏政府首脑，但此前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完成了”我的第一个请求。第二个请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给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结果在过去一个副手那里找了个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但是1月13日更为重要，那天发生了好多事件，最终推动立陶宛然后是其他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有关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的事件，出版过好多书，发表过好多研究著作。对各方行动的分析已经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但是，当我阅读了大量出版物之后，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方也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因为，给任何重大事件写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这样干？以我的观点，这既是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需要，还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们特工部门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领导对此的利益攸关之处究竟在哪里？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 3月 11日通过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决议之后，他们的行为变得无理而蛮横。他们对于国家总统向他们提出的呼吁、总统的指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加理睬，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毫不在意。他们还成立了国土保卫局，行使国防部的职能，并担负侦寻所谓“不可靠分子”的任务。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接壤的边境设立了武装的海关检查站。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征召青年人伍，以代替他们应服的苏联兵役。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非本地居民、军人及其家属的公民权利。事实上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已被列为非法，共产党员开始遭到迫害，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属性。
1991年1月初，为了保证执行1990年12月1日发布的苏联总统令和与之相应的苏联国防部命令，为帮助各级军事委员会完成青年的现役征召工作，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增派了部队。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利用这一事实，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在居民中煽动歇斯底里和狂热情绪，号召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开展有组织的抵制和武力反抗，以对抗法律秩序，似乎“苏联正在准备对独立的立陶宛国进行武装入侵”。而且声称：“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作为另一个国家的立陶宛来说毫无意义”，“我们不承认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国的效力”。
1991年1月7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共和国电视台讲话时说，增派部队是要“挑起冲突，进行威胁恐吓，实行军事管制和专政”。
1991年1月8日，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发布一项决定，成倍提高食品和工业品等商品的价格，高达4—6倍。这当然引起共和国劳动群众的愤怒，并造成社会更加紧张的形势。
出现了成千上万次的集会、抗议游行和罢工，维尔纽斯、斯涅奇库斯、考纳斯等城市的劳动群众要求普伦斯克涅政府下台，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还提出：要在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签订联盟条约，恢复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从1月8日起，兰德斯别尔基斯在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多次向立陶宛共和国居民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头上悬着利剑，它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斩落下来”。他号召立陶宛人支持立陶宛当局。
按照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国土保卫局的人员会同“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使用武力镇压了劳动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其代表和领导者遭到毒打。
1月 8日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前，聚集了维尔纽斯各工厂企业的劳动群众3万来人，他们的标语上写着要求立即将食品价格降到原来水平，政府立刻辞职，解散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因为它通过了非法的分离主义决议。大楼警卫将入口的大门从合叶上卸下来（免得它成为障碍，因为工人纠察队员从外面将他关起来了——这一切从录像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并开始用冷水喷射集会群众。
1月9—12日期间，议会大厦前也发生了对抗和多次小型武斗。对抗和冲突的一方是由“统一”组织、拥护苏联共产党的共产党组织、工会等组成的6—8万参加集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是拥护兰德斯别尔基斯的人士、“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联合组织。通向立陶宛议会大厦的路口全被“萨尤基斯”派封锁了。
戈尔巴乔夫1月10日提出的呼吁书被立陶宛议会拒绝，并被称之为最后通牒，因为苏联总统呼吁的对象“似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拒绝他的一切指责”。按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命令，由共和国城乡各地不断有“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派武装人员以有组织的形式涌入维尔纽斯。
为回应他们的行动，劳动群众宣布政治罢工。到1月10日的工作日结束时，在维尔纽斯市有22家企业罢工。l月11日上午，劳动群众排着队伍走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举行抗议集会。警察中队、国土保卫局的支队、“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试图包围集会群众。冲突的危机一触即发。这一天，所有大型企业和维尔纽斯铁路机务段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它们要求共和国内务部保障居民安全，避免发生激烈冲突。1月11日，内卫部队和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些部队将报业大厦和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保护起来。
按照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建议，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挑衅性的呼吁书和声明，号召居民和所有拥护他们的人尽快前往维尔纽斯去保卫政府大楼。1月12日共和国议会通过《关于保卫立陶宛共和国的措施》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向共和国各部门包括国土保卫局下达了命令：“如果发生袭击重要国家目标的行为，无论袭击者是谁，都要给予反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特卡宣布，立陶宛共和国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并号召同胞积极保卫共和国。
1月12日晚劳动群众代表试图向立陶宛领导人递交要求政府辞职的信件，遭到守卫最高苏维埃大楼的国土保卫局人员和武装人员蛮横粗野的对待。结果劳动群众代表遭到毒打。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共和国的电台和电视却竭力推波助澜，昼夜不停地号召居民中的立陶宛人去武装抗击保卫法制和社会安全的力量，号召他们同
“占领者、俄国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萨尤基斯”的领导人公开要求“用人们的鲜血祭奠民族自由的圣坛！”
军队人员、他们的家属、持不同政见的人和非本土居民遭到各种威胁。诽谤性的反苏和反军谣言四起。
为响应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的号召，向广播电视委员会和电视中心的大楼十万火急地调来了武装人员，其中有携带冲锋枪和手枪的人，有国土保卫局人员、“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以及从周围城乡各地开来的拥护他们的青年人。
在1月10—13日期间，集中组织了大量公共汽车，从共和国其他城市免费向维尔纽斯的“战略目标”运送居民，有的车上还装满了免费的食品和热饮料。汽车还拉来了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和各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大楼内的武装保卫也加强了，建筑物周围用卡车构筑了路障，阻挡了通向它的道路。
1月12日晚立陶宛拯救民族委员会散发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共和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传单，建议停止播放“挑动骨肉相残的节目”。但是这个呼吁书并未能送达，因为在议会中工作的工人们，只要手持呼吁书，就会遭到毒打，还有一部分则被“萨尤基斯”武装人员拘禁。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这些行动，引起工人和志愿队员的极大愤慨，他们于1月13日后半夜回到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大楼，然后又从该地奔向电视塔，武装的分离主义分子正在那边不断煽动群众的激昂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防止大规模冲突，解除武装分子武装，以保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员，同时也为了制止电视节目煽动居民发生流血冲突，苏联内务部所属内卫部队指挥部和维尔纽斯卫戍司令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了两支队伍。每支队伍由190名军人、14辆装甲运兵车和将近50名志愿队员组成。
事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大家都清楚，其中也包括苏联总检察院的一批材料。在分析了立陶宛当局一月悲剧事件发生前最后几天的举动后，可以再次得出结论：这样的血腥场面正是他们渴求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当时共和国内抗议的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兰德斯别尔基斯和他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失去支持。因而需要采用一切手段以挽救自己，挽回正在丧失的威信，将那些不再相信他们和动摇的人再拉回来，哪怕是能拉回其中的一部分也好。于是他们便选择了流血的道路。同时，他们还必须让我们的国家难堪，要造成民主在这里正受到暴力压制的局面。以我的看法，这正是他们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的利益所在。
第二个需要使用强力手段、但又不想流血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从1989年夏天起，特别是当俄罗斯的领导权落到叶利钦掌握之中后，就看得特别明显，苏联总统的权力正迅速地离他而去，就像沙子从指缝间漏出一样。于是他开始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一会儿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他增加权力，一会儿又有道理没道理地到处发表演说；又是修改宪法，又是建立总统委员会。结果是8个月后他被搞下台了。有爱说俏皮话的人挖苦说：总统委员会是个早产儿。到了1990年末，戈尔巴乔夫撤销了作为国家主要管理和执行机构的苏联部长会议，代之以苏联内阁，即总统的办事机构，同时还设了个副总统的职位。
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而在1990年3月11日之后，立陶宛实际上也已不再从属于中央。考虑到该共和国局势已经失控，而政治上的说教又丝毫不起作用，所以在该国必须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制。我相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同意这样做。代表们看到国家局面如此危险，便毫无阻力地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提议。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应当对立陶宛的事态负全部责任了，但他却不想负责。一旦出现尖锐的局势，比方像在第比利斯那样，戈尔巴乔夫就总想躲到一旁。
关于总统直属管理的建议不仅来自莫斯科，也来自立陶宛。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见证说：
我要揭露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在维尔纽斯发生“流血的星期天”之前三天，就是1990年1月 10日，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到莫斯科去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是他亲自安排的。由于我们未能按时赶到，戈尔巴乔夫派尼沙诺夫接待我们。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在立陶宛临时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我们相信，只要戈尔巴乔夫和兰德斯别尔基斯直接对话，对立双方的激烈情绪就会平息下来，灾难性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的危险就会远离人们。尼沙诺夫说，总统知道立陶宛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然后他告诉我们，遵照总统的指示，已经起草了关于实施总统直属管理的命令。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而兰德斯别尔基斯身边由美国的和德国蜂拥而至的“顾问”们，准确地说就是一帮职业间谍，他们通过媒体，将局势炒得热到极点。“萨尤基斯”分子很渴望流血。遗憾的是流血终于发生了。
1991年1月10日，悲剧发生的前三天，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说，实际上局势已进入死胡同，他特别注意到苏联各机构收到成千上万来信，要求在共和国恢复宪法秩序，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接着又是一通说服、劝诫和警告，要求立陶宛当局要懂得它在共和国人民面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月12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召开了联邦委员会的会议，研究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形势问题。会议强调，首先要采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会议采纳了总统的建议：向立陶宛共和国派出联邦委员会代表，弄清当地形势，并研究提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记者，试图说明自己的立陶宛政策。他强调说，他一直努力想以政治手段将事态的发展拉回宪法轨道，但受到巨大压力，包括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压力。同时还宣称，他不想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决定采用虽很严厉，但仅限于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提出警告的做法。总之一句话：“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到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
1月 17日，星期四，所有中央一级报纸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件的声明。声明对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正面评价。声明还说，立陶宛共和国的广播电视本应促进建设性对话，但相反却是在不断使形势激化，宣称立陶宛与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并把苏军视为占领军。政治局文件最后再次呼吁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评估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时应表现出慎重的态度，等等。
1月18日，星期五，《真理报》头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波斯湾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而立陶宛只占了版面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这样，伊拉克似乎成了比自己内部最最迫切的问题更为敏感的焦点。当天《真理报》的头版还发表了一篇在那些日子似乎“轰动一时的”材料——“咪咪猫和朱朱狗”。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待1月13日立陶宛事件的态度表明，他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回避类似的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个旁观者，对一切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我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的。我在撰写本章时读到许多有关事件的报道和材料。那些捍卫立陶宛宪法制度的人，还有那些卖力破坏它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一切情况。有些人还证实说，戈尔巴乔夫曾与分离主义者有勾结。这一点虽难以相信，但这个说法却始终阴魂不散。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局势，被西方及其特工部门所利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早就在政治牌局中玩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张牌了。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冷战”年代，他们找到各种原因和借口向苏联施压，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反对极权政治等问题。我看，那边有些政治家甚至未必知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位于何处，但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给世界各国端出来的一道现成的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民族主义运动雏形方显的时候，外国特工机关就立刻把手伸了进来。他们在立陶宛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狂热的活动。
现已确知，正是西方特工机关操纵了兰德斯别尔基斯的行动。也真应该佩服他们，把整个行动从策划到实施都干得非常漂亮。正如前面所说，他们把公众对立陶宛新领导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怒，成功地引向了对莫斯科的抗议。他们把指向内部经济问题的矛头，成功地对准了中央，让一切都在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运行。
那些外国特工机关具有在世界各国推翻政府的多年丰富经验，它们私下指点说，要想在立陶宛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制造特殊的非常事件，最好还要流点血，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事件把政治情绪和民族主义疯狂的乱麻团缠得更紧。
专家们也有结论，认为事情是如此复杂而紧迫，单靠西方特工机关，也是难以奏效的。至于说到兰德斯别尔基斯及其同伙，他们的作用很清楚。不过按照我国特工部门的看法，这种事情没有莫斯科的参与也做不到。需要对所有的行动做精确的协调，才能在欧洲中心部位的立陶宛造成流血事件。为此，我要再次引用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的话：
这次的挑衅行动策划和实施得非常成功。说它是事先策划好的，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当形势非常紧张，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的时候，即 1月 13日悲剧发生前的两三天，维尔纽斯有大批外国代表和记者云集。他们甚至进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有些人在交谈中甚至天真地问：“为什么计划还不实行？”看来，这是指在国外早就导演好的一月事件说的。我们无法预防悲剧的发生，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给部队下达了任务，而“萨尤基斯”又把群众煽动起来了。双方一接触，挑衅者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前面说过，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特工人员都涌入了立陶宛。例如，立陶宛出身的公民艾维•安德留斯，就担任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游击战斗队及恐怖行动顾问。此人是在苏军驻防区和家属区实施一系列爆炸的策划者，他亲自领导了武装人员同苏军冲突的行动。在一月事件期间，安德留斯在议会担任军事顾间，经常就留宿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里。
立陶宛新政权在与西方特工机关密切联系的同时，对克格勃的活动表现出拆台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指示和决定，捆住行动人员的手脚，目标明确地干扰肃反人员阻止外国特工破坏的行动。
这样一分析，这场悲剧中行动各方的力量就很清楚了。但1991年1月13日之夜就真的已经真相大白了么？是谁开的枪？从哪里开的枪？为什么从一名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会是从早就不在苏军部队中使用的莫辛式步枪里射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所有致命的子弹都是由上往下穿过死者的身体，而死因又归咎于正在路面上行动的军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打死了人群中唯一的一名军人——克格勃中尉沙特斯基赫，而且是在背后从下朝上开的枪？还有好多军人和其他目击者证实，有人把一名年轻妇女故意从人群中推到坦克履带下，然后还照了相。这一类问题太多了。
我要再次援引立陶宛著名作家、曾经是“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的佩特克雅维丘斯的说法。他证实，立陶宛国防部第一部长佩特克雅维丘斯调来了18名“自己的”边防军人，叫他们换上便装，把他们安排进了电视塔，他们就是从那里用军用子弹开的枪。众所周知，当夜有13名公民被打死，据他说，运进停尸房的是18具尸体。医生“排除了”其中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的五具。他们是谁，怎么死的？
如果不经苏联总检察院会同立陶宛共和国检察院按照一切规定进行调查，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报告称，该共和国当局多方阻挠苏联总检察院专家的工作。总检察院的调查人员被禁止参加尸体解剖工作和伤员鉴定工作，为他们参与对生还的受害者和事件目击者的询问而设置障碍。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采取应有的措施自己单独进行工作时，立陶宛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又拒绝同他们合作。
有一句圣经上的话不禁浮上心头：“没有永不暴露的秘密；藏起来的东西也不会永远不见天日。”我想，总有一天，这“藏起来的东西”是会见天日的。
策动1月13日电视塔悲惨星期日事件的罪犯，至今还逍遥法外，并且在立陶宛占据着高位。为了让恐怖之夜的真凶免遭打击，立陶宛当局对无辜的人进行了审判。其实，按当时的职务，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部队下达任何指令。可是1999年，在经过长达6年的监禁和调查之后，6名立陶宛共产党员还是被法庭认定有罪。罪名是“阴谋推翻合法政权，参与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布罗基亚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几位教授的案子就这样在不公正的审判中收场了。
再要说的是，在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悲剧事件一案中，还有45人受到审判，其中有原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元帅亚佐夫、原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等知名人士。
就这样，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共和国主权而展开的战斗，实际上于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电视塔以分离主义的胜利而收场了。最后的法律手续则是在当年的8—9月间完成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刚当上仓促成立的国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不提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苏联的决定。
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厄运当头的1991年，苏联不复存在了。
（《环球视野》摘自《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