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农业与农民（42）

西汉的农业与农民

西汉农业，大体上前期恢复，中期发达，后期因豪强无限止的兼并，农业在发达的基础上呈现衰落现象。三个时期里，数量逐渐增加的一部分农民总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转业为小工商，有些陷身为奴隶，这种情形中期已经严重，到后期更趋严重。

中期农业发达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武帝大兴水利和推广较进步的农具与技术。

汉武帝发动巨大的民力，进行着兴修水利与对匈奴作战两大事业。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与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

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自传说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但巨大规模的治水，却自汉武帝开始。

汉武帝采用郑当时的建议，令水工徐伯测量地形，发卒数万人开漕渠，自昆明湖（陕西长安县西南）到黄河，长三百余里，节省漕运时间一半，并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汉武帝又发卒万人开掘渠道，自徵县（陕西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颜山下。洛水岸常崩坏，开渠不成，水工却发明了开井渠法，在地下开水渠，凿井深数十丈，井井相连，自商颜山西引水到山东，长十余里。称为龙首渠。前一一一年，采用倪宽的建议，在郑国渠旁开六条小渠，灌溉高地，称为六渠或辅渠。前一○九年，汉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口（河南濮阳县），亲自到河上，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与卒同负薪。二十余年黄河大决口，终于堵塞了。这是和水斗争最大的一次胜利。自此以后，更大兴水利，奖励朔方、西河、张掖、酒泉、敦煌、北地等郡开渠溉田，如敦煌郡鱼泽障（堡）尉官崔不意，教民力田得谷，汉武帝特改鱼泽障为效谷县（甘肃安西县西）。这都是边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是新郡，兴修农田水利，大有利于边防的巩固。其他如关中有灵轵（音纸zhǐ）渠、成国渠、 （音违wéi）渠、白渠，溉田数千顷至万余顷；汝南、九江郡引淮水；东海滨引钜定泽水；泰山下引汶水；开掘渠道，各溉田万余顷。至于各地小渠及蓄积山谷水成陂池，不可胜数。普通旱田，每亩约收一石（合今二市斗），水田约收四石（合今八市斗），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汉武帝晚年推行赵过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农业开始发生大变革。

赵过创代田法，又创制新田器，耕耘下种都有巧便处。所谓新田器就是耦犁和耧车。有了这些新田器，实行代田法，便用力少而得谷多。代田比缦田显然是一个大进步。

代田——用耒 （音叉chā）发土后，即在土上散播谷种，不分行列，称为缦田。缦田是原始的耕作法，地力用尽，必需休息（上田一年，中田二年，下田三年，称为莱田），或杂种五谷（黍稷麻麦豆），调剂地力。这种耕作法，障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赵过代田法，突破了这种障碍。代田法是一亩（直测，横一步，纵二百四十步；方测，横十五步，纵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宽一尺深一尺。一步宽六尺，三畎每年换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发出的土置畎旁，称为垅。谷种播畎中，苗逐渐长大，耨草时拨垅土培苗根，到盛暑垅畎都平，根深不畏风旱。

耦犁——自春秋时期起，可信已有牛耕，但极少使用。赵过改善旧法，创制耦犁，推广牛耕。法用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牵引二牛，共二牛三人。

耧车——耧车是下种器，一人一牛，挽耧下种。

人力犁——用赵过的田器和代田法，比缦田每亩一年多收一石或二石。一般农民无力养牛，有人教赵过作人力犁。人力多一天能耕三十亩，人力少也能耕十三亩（一亩约合今半亩）。

汉武帝提倡新田器和新耕作法，令大农官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奴隶制造新田器，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地方小农官）、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法及耕种养苗法。提倡的结果，边城戍卒及河东、弘农、关中诸地豪富家实行代田法，其他地区仍用耒、 等田器。赵过以前，《淮南子》说，农夫一人用耒耕种，不能过十亩，一岁收谷，不能过四十石。赵过以后，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说，内地郡县人口稠密，缺少牛马，用耒耕田，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这说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等地区，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贫苦农民而是地方豪富。但赵过创新法的功绩无疑是重大的，因为农业开始走上新的阶段，旧耕作法势必逐渐被舍弃。

西汉三十税一制，便利了豪强兼并。汉武帝兴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强了豪强兼并的力量，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到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与奴隶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强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势力。

农民要逃免破产的灾难，只能在耕作技术上求生存。汉成帝时，氾胜之总结农业经验，作《农书》十八篇，对节候、辨土、施肥、选种、下种、御旱等农事，各有叙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氾胜之书）。特别是区种法，为氾胜之书的新创。区种法分上农区、中农区、下农区三种。上农区是发土方、深各六寸为一区，每区相隔九寸，一亩得三千七百区。壮男长女一天可作一千区。每区下好粪一升，粟种二十粒，一亩用粟种二升。中农区发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二尺。下农区发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三尺。用区种法的田称为区田。区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块土地和浇薄、未垦的土地上，农具、粟种、肥料也比较省便，遇旱灾可挑水灌溉，费力虽多，收获却颇可靠。一家有田十亩，便不愁饿死了。区种法适合于最穷苦的小农经营，对豪强兼并多少起些延缓破产的作用。

汉成帝时已有温室，种冬生葱韭菜蔬，这当然也是农民的一种创造。

农民在开辟耕地，在改进耕作法，在增加农业生产，西汉末年，垦田多至八百万顷，这是农民勤苦劳动的成就。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主要是农民造成的。

晁错叙述汉文帝时农民的生活状况说：农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有二人，一年里有几个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劳动。一家人合力种田不能超过一百亩，收获不能超过一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采伐薪柴、给官府服徭役，一年到头，不得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些耗费，如送往迎来、吊死丧、问疾病、养育孤儿幼童，实在是勤苦已极。一遇到水旱灾荒，急征暴赋，那就只好贱卖农产品和借贷钱物，忍受商贾的盘剥，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子孙来还债。晁错所说，正是当时农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状况。他们过着这样勤苦的生活，在继续增长的剥削下，一部分农民失去田宅，破产逃亡。《盐铁论》叙述农民破产逃亡的过程说：贫苦农民不堪赋税徭役的压迫，大抵逃到豪强家里供役使。官吏不敢得罪豪强，赋税徭役加到还没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变成小家，最后也只好逃亡。逃亡者多数变成下列各种身分的人。

佃农——董仲舒说，贫民耕豪富家田，按收获量缴纳一半作田租（“见税什五”）。

雇农——贫民受雇耕主人的田地，称为佣耕或田客。客与奴地位极相近，《史记》、《汉书》多是奴客并称。东汉崔寔《政论》说，如果没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价）每月一千钱，西汉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钱。

田僮——是耕田的奴隶。汉武帝曾没收商人的大量田地与田僮，足见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愿意使用奴隶。佃农要分谷物一半，田客要月钱一千，两汉奴价普通是一万五千钱，耕作技术最高的奴隶，买价不过二万饯，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农民破产变奴隶。不过这种愿望与地主首领的皇帝（尽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隶主）在赋税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冲突。皇帝从农民可以取得各种收入，从私家奴隶却仅取得加倍的口算。私家奴隶愈多，皇帝损失愈大，因此政论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隶的议论和措施。西汉地主确实使用巨大数量的奴隶，但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一个事实，即奴隶只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构成西汉社会的主要阶级，不是奴隶而是与地主对立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私有生产者——勤苦农民。

破产农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谓“背本趋末”“离乡轻（弃）家”的小工商和佣工。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的儿子买葬具，雇了佣工搬运回家，却不给工钱，被佣工告发。佣工出卖劳力，比小工商更是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