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工商业与工商（43）

西汉工商业与工商

西汉工商业是在战国时期山东诸国开始发展的工商业和西汉长期统一与农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汉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也有遍布在全国城市农村中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这些大小手工业的产品，一部分供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分成为商品，经过官营商业的均输和大小商贾的转运，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期更多的大城市，国外贸易也有显著的进步。工商业与农业构成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自然，两者比较，农业是主要的。

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分官营私营两种。官营又分营利与自用两类。私营全是营利。官营规模远比私营为大。

官营手工业

一、营利类

煮盐业——汉武帝从豪强手中收回煮盐业，全国设立盐官。盐官多设在滨海地区。内地如河东郡安邑县出产池盐，蜀郡临邛县出产井盐，巨鹿郡堂阳县出产碱制盐，也各设盐官。盐官雇贫民，发给煮盐盆，按盆数给工价，称为牢盆。煮盐贫民从豪强奴役下转而受盐官雇佣，生活可能好一些，但官盐价比私盐贵（私盐与粟米同价），许多贫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

冶铁业——汉武帝收回冶铁业，在全国重要产铁地设铁官，冶铸农器与兵刃。不出铁的郡设小铁官，销毁旧铁改铸新器物。北京清河镇附近曾发现汉铁官遗址，其中出土的铁器有锄、铲等农具，刀、剑、戟等兵器，也有镜、剪等日常用具。这种制铁处当是铁官所设，散布在适当地方，以便出卖产品，省运输的劳费。冶铁设备有炉（熔铁炉）、橐（音陀tuó风箱，称为排橐，用人力。东汉杜诗改用水力鼓动排橐，称为水排）、埵（音朵duǒ吹火筒）、坊（土型范）。在铁官里劳动的人有徒，有卒，有工匠。徒是被罚作苦工的罪人（韩信谋反，诈赦各官府徒、奴使当兵，可见徒与奴不同），卒是定期服徭役的民人，工匠中一部分是有技术的奴隶，指导徒卒制造器物。徒卒被役使象奴隶一样，工作效率自然不能符合铁官所定的规程。铁官要补足产量，无限止地征发徭役来助工，只求做出铁器来，不顾铁器是否合用。铁官又要增加收入，强迫农民出高价购买不中用的铁器，有些贫民只好用木器耕田，用手拔草，感到很大的不便。

《盐铁论》说铁官鼓铸铁器，大抵按照规定的式样，多制大器，不合民用。所谓多制大器，就是多造铁犁，少造耒 。这将迫使农民放弃耒 ，改用铁犁，虽然贫苦农民大感不便，或因而沦为奴客，但铁犁却逐渐消灭落后的耒 。战国时期，楚韩等国的“巧冶”应用炼钢（刚铁）术制造某些兵器，但直到汉文帝时，兵器主要仍是铜制。汉武帝设铁官后，推广炼钢术，全国铁官都能炼钢造兵器，其中蜀郡铁官所制蜀刀最著名。近年辉县和长沙发掘西汉墓葬，证明自汉武帝时起，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兵器。炼钢成为普通的技术，正是官营冶铁的效果。

铸钱业——汉武帝废各种杂钱，专铸五铢钱，统一全国货币。朝廷铸钱，使用大量卒、徒、奴，因此能获利。豪强非有极好技术，不能私铸。

二、自用类

朝廷拥有不少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及军事使用。管理这种手工业的官府，最重要的是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少府。少府属官有考工，掌制造弓、弩、刀、甲等兵器。制成后刀甲等兵器藏在武库（属京师守卫官执金吾），弩是精巧的兵器，藏在少府另一属官若卢。若卢长官兼管特种狱（诏狱），有权检查武库和审判犯罪的将相大臣。弩藏在若卢，说明弩比钢刀更重要。少府属官又有尚方，掌制造御用刀剑及上等器物。又有东园匠，掌制造皇帝坟墓内殉葬器物。其他如东织室、西织室、左司空、右司空等都属少府。凡少府各官所用人工，主要是徒和奴。少府以外，皇帝又在著名手工业地区设工官。齐国自春秋以来，织工技巧最著名，丝织麻织品通行各国间，号称“冠带衣履天下”。汉皇室在齐郡临淄设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起初丝织物每年不过十箱。汉元帝时，三服官扩充到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费钱数万万，专制冰纨（音丸wán）、方空縠（音胡hú）、吹絮纶等精细丝织物。蜀郡、广汉郡金银工漆工最著名，汉皇室在蜀、广汉设工官制造漆器、金银扣（音扣kòu镶嵌）器。漆器多是饮食用器。《盐铁论》说，文杯（漆器）一具比铜杯贵十倍。又说，制成一个文杯，要经百人手，制成一张屏风，要费万人功，意思是说分工极精细，当然每年费钱一定也不少。少府考工、东西织室每年各费钱五千万，远不及齐三服官，这是因为少府各官主要用徒、奴，三服官主要用民间技术工匠和女工。又陈留郡襄邑县（河南睢县）出好刺绣，汉皇室在襄邑设服官，专造衮龙文绣等礼服。临淄、襄邑两地织工，都在钻研技术，企图发明织花机，代替手工刺绣。前七年（汉成帝绥和二年），诏书说“齐三服官，织绮绣难成”，是临淄织工在试制织花机。公元五九年，东汉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着五色新衣裳。皇帝的衣裳刺绣，公卿大臣的衣裳织成，都是襄邑服官的贡物。襄邑织工发明织花机，不知在何年，至少东汉初这种织物已为公卿大臣所服用；虽然织物精美比手工刺绣还差些，这个发明却极可宝贵。《西京杂记》说，织花机的发明者是陈宝光家，陈宝光妻传授织法。《西京杂记》是伪书，所说不知是否有据。

少府所属各官的制成品，如果不是皇帝赏给臣下，臣下不得私自使用。皇室独占大手工业，一切器物，都自制自用。民间出大量资财，却不能取得制造器物的利益，皇室手工业实际是民间手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

朝廷别一大工官——将作少府（后改名将作大匠），专管土木建筑工程。秦筑长城，造阿房宫及骊山大墓，建筑技术已达高峰。汉高帝时，秦军匠阳城延为将作少府，在首都长安造著名壮丽的长乐宫、未央宫（未央宫周围二十八里）。前二一五年，秦始皇毁天下城郭，前二○一年，汉高帝恢复城郭，所有县邑都筑起城来。阳城延掌管大规模土木建筑，是一个特出的建筑工程师。

官营手工业至汉宣帝时，工匠制造器械，技巧方面有高度的发展。汉元帝、汉成帝时，手工业很少能追上这个标准。

私营手工业

汉武帝官营煮盐、冶铁、铸钱三业以前，民间豪强分享三业的大利，其中冶铁商获利最大。蜀郡汶山下出产大芋，临邛卓王孙家利用廉价食物，招贫民开铁矿，冶铸铁器，在滇蜀两地交易成巨富。卓家有僮（奴隶）一千人（《汉书》作八百人）。卓王孙曾分僮一百人钱一百万给女婿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买田宅也成为富人。西汉至南北朝，工商业和农业，特别是工商业，不论官营或私营，奴隶劳动常以相当大的数量被使用，虽然不应举卓王孙等人为例证，指西汉社会是奴隶制度社会，但西汉至南北朝，确因奴隶制度残余的存在，严重地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和隋唐两宋奴隶制度残余更进一步的削弱，因而生产力又得前进一步相比较，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特征上，划分了中期封建社会的前后两个时期。

临邛别一巨富程郑，家里有僮数百人，鼓铸铁器，与滇蜀“椎髻之民”（所谓“西南夷”）交易，财产和卓家相似。卓程两家原先都是山东冶铁商，秦始皇时迁徙到蜀郡，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从此蜀郡成为冶铁炼钢最著名的地区。同时“西南夷”获得较好的铁制工具，也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西南夷”生活穷苦，自秦灭巴蜀时起，向来被卖为奴隶，奴隶主卓、程两家的大量家僮，主要来源就是被卖的“西南夷”人。

宛（河南南阳县）孔氏、曹（山东菏泽县）邴氏都是大冶铁商，邴氏财产值钱一万万。

以冶铁为首的三大业，自汉武帝收归官营以后，私营全部衰落。剩下的民间手工业，一般是规模较小的“作”和称谓“女红”（工）的家庭手工业。《汉书·货殖传》说：通邑大都，一家商人每年卖酒一千瓮，卖醋、酱一千缸，或有船一千丈（船用丈计数），有轺车（马车）一百乘，有牛车一千辆，有漆器一千件，有铜器一千钧（一钧三十斤），有帛、絮、细布一千钧，有染色帛一千匹，有白厚布、皮革一千石（一石一百二十斤），有狐貂皮一千张，有羔羊皮一千石，都算是大富商。制造这些商品的人，当然是很大数量的男女手工业者。当时有这样的谚语：“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与工所生产的物品，通过商变成商品，商依附农工取大利。西汉商业比战国有更多的发展，这也就是农业与手工业比战国有更多的发展。

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的地区，朝廷特设工官。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下列八郡有工官。（一）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县西南）；（二）河南郡荥阳县（河南荥阳县）；（三）颍川郡阳翟县（河南禹县）；（四）南阳郡宛县；（五）济南郡东平陵县（山东历城县东）；（六）泰山郡奉高县（山东泰安县东北）；（七）广汉郡雒县（四川广汉县）；（八）蜀郡成都县（四川成都市）。这些工官与产木地设木官，产橘地设橘官同为收税官，不同于专制宫廷用品的服官和工官。全国民间手工业发达地区，当然不只是上列八郡，但八郡特设收税官，足见生产品不仅供本地消费，主要还是运销他地。

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货物流通而愈益加强，汉武帝这一措施，对进一步增加全国经济的联系性，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司农是掌全国财政的大官，属官中有掌运输的均输官（郡国也各设均输官）和调剂物价贵贱的平准官。郡国每年向朝廷贡献本地产物，人工来回，费用往往超过贡物的原价，贡物也往往采用劣等货充数。汉武帝创均输法，令郡国缴纳贡物钱及运输费。平准官熟悉各地物价贵贱，通过均输官，令郡国均输官在价低地方买进货物，运到京师，转运到价贵地方出卖。运输时所用工具如车和其他器具，都由工官制造，运输时所用人工，名义上付出僦费（僦音就jiù雇佣工钱），实际是征发民卒，作为农民服徭役的一种。官营商业因有各种便利，每年获得巨大赢利。汉武帝曾一次出游，耗费帛一百余万匹，钱好几万万，就是从商业赢利中支出的一部分。

朝廷设平准官，说是要平抑天下的物价，不让富商大贾牟大利。其实地方均输官收买货物，不是直接从农民、手工业者买来。商贾积储当地货物，高价卖给均输官，私营商业并不因官营商业而受阻碍。

私营商业

在丰富的农产品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的基础上，西汉私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这首先由于政治统一，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一统，关梁开放，山泽弛禁（盐铁业私营），因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汉元帝时贡禹说：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岁获二分利息。《盐铁论》说，汉武帝征服百越，“民间厌橘柚”。北方富贵人（所谓“民间”）吃厌了橘柚，想见有很多特产物借商人转运到各地。西汉国内通商，货物顺畅地流通，起着刺激农工业发展的作用。

商业城市

官私营商业并行发展，全国出现了比战国时更多更大的商业城市。其中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一个大地区的中心商市，此外还有许多较小地区的中心商市。这些较小地区的中心商市，依水陆商路的便利，联系到大地区的中心商市，最后总汇到全国中心商市的长安。

长安——关中地区物产富饶，特产有竹、檀、柘，号称陆海。西汉建都长安，皇室、贵族、官吏集中在都城里，附近诸帝陵，居民多是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大官、巨富及豪强。富贵人家生活侈靡，需要大量消费品，商业自然发达起来。巴蜀地区与内地贸易，必需通过褒斜道（褒在陕西褒城县北，斜谷在陕西郿县西南），西北地区畜牧业特盛，与内地贸易，必需通过长安。长安是全国首都，又控制着西北、巴蜀两大地区的商业，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因之市区规模特别宏大。据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为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为东市。前九一年，汉武帝太子刘据起兵杀佞臣江充，驱四市人数万众与丞相军战斗五日。四个市有众数万，足见市上人物非常殷盛。

东西市以外，还有一个槐市，在太学附近。太学诸生朔望在槐树林下聚会，交易各人带来的本郡物产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王充在洛阳市书肆看书成博学。西汉还只有太学附近一月两次的文物市，想见西汉文化的传播不及东汉那样普遍。

洛阳——河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西周初年，周公因洛阳地处四方的中央，建立洛邑，作为周天子的东都。洛邑居民主要是商国顽民，他们保持着商人以富为贵的旧俗，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远自西周以来，洛阳常是著名的商工业城市。战国时更为发达，东与齐鲁，南与梁（魏）楚有商业上的联系。《汉书·地理志》叙述洛阳一带民俗说：周人巧诈嗜利，重钱财不重道德，富人受尊敬，贫人被轻视，大家都爱做商贾，企图发大财。这种民俗正是长期经营商业的表现。

邯郸——战国时赵国旧都，是黄河北岸（包括河内、河东两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邯郸北与燕，南与卫郑有商业上联系。燕地物产有鱼、盐、枣、栗。燕国都蓟，是北方大商业城市。它和边塞外乌丸、夫余、朝鲜、真番等族贸易，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邯郸、临淄与河南、齐鲁两地区相联系。河内区有温（河南温县）轵（河南济源县）两个商业城市，联系西方上党区与邯郸间的贸易。河东区本魏国领土，出产盐铁，有杨（山西洪洞县）、平阳（山西临汾县）两个商业城市。这两个城市与秦及边塞外翟人、匈奴人贸易，在商业上也与邯郸相联系。

临淄——齐都临淄，西周以来，常是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齐地出产鱼、盐、漆、布、帛，特别是纺织品最为精美，通销全国。临淄人物殷盛，称为具五民。所谓具五民，就是说，临淄住着从各地方来的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城市。东海出产的鱼盐，通过陈运销楚地，陈在商业上是次于临淄的交通枢纽。

宛——宛市位置在汉水、长江、淮河三水路与关中地区往来的孔道上，随着秦汉时期对吴、越、南越的继续开发，宛市商业愈趋繁盛，成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盐铁论》称“宛周（洛阳）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宛市新兴居上，意味着北方与南方经济上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南方特产，通过下列大城市与北方交易。

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泽。南方所产犀兕革、象齿、翡翠、楠、梓、黄金等珍贵物，通过江陵北运，长安市是主要销售地。

吴——江东大都会，附近出产的盐、铜、鱼在吴市集散。

合肥——地处江淮二水间，皮革、海鱼、木材在合肥集散。

番禺——海外贸易的大都会。南方出产珠、玑、象齿、犀革、果（龙眼、荔枝、橘柚等）、布（葛布）等珍物，为北方富贵人所喜爱，商贾贩运往往致富。

江陵、吴、合肥、番禺等城市，有水路通到宛，宛是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

成都——巴蜀广汉出产盐、铁、布、竹、木、蔬菜、果实等物，与边疆外诸族贸易，自南边买进奴隶，自西边买进马、牦牛。西汉后期，成都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汉书·货殖传》叙述成都人罗裒（音抔póu）致巨富的经历说：罗裒有钱数十万或百万，在长安市做买卖。后来替平陵巨富石氏到巴蜀放债，数年间得钱千余万。罗裒分一半钱送给贵族王根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力，放债更广，没有人敢赖债。罗裒又占有盐井。卖盐、放债。这一事例，说明长安成都两市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中国特产之一的茶（《尔雅》称为槚），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王褒《僮约》说“武都（甘肃武都县）买（当作卖）茶”。武都地方，氐羌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史记·货殖列传》列举著名都会十九个，其中包括洛阳、宛两大市的七个都会在中原地区（河南省）。中原是经济、文化最高的地区，以中原地区与西方关中地区为基础，直接联系全国各大城市，间接联系各郡县小城市。这种大小城市在商业上的联系，有利于全国人民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政治力量，虽然当时商业对国家统一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容否认它起着相当有力的联系作用。

对外贸易

西汉国内不设关禁，商业通行无阻，对国外贸易，法律上却有严格的限制。西汉国外贸易也分官营与私营两类。

西汉设置一个外交兼商务的大官，称为大鸿胪（秦时名典客）。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归大鸿胪管理。大鸿胪属官有行人（出使外国）、译官、别火（掌刑狱）及郡邸（各郡会馆）。长安藁街有“蛮夷邸”，居住外国使者和商人，当然也是大鸿胪所掌管的一种邸。

外国人住在京师“蛮夷邸”，同在边境关市上一样，中国商人不得卖禁品给他们。前一二一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应该算是汉朝人了，他们在长安市购买货物，汉武帝因商人违犯法律，诛杀商人五百余人。这说明西汉对外贸易，限制极严，外族商人到内地也不能买到禁品。

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及丝织品与匈奴交换马、骡、驴、驼、兽皮、毛织物，与西羌交换璧玉、珊瑚、琉璃，与南蛮交换珠玑、犀象、翡翠。《盐铁论》说：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几万钱的货物，外国物产内流，中国利不外溢，是富国的良策。私商货物经官府允准，给予符传（凭证），也得与外国人贸易。不在禁例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大抵经私商手传到外国去。

海路贸易的都会主要是番禺。航海商船却从合浦郡徐闻县（广东徐闻县）出发。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应募商民入海，购求大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汉书·地理志》记当时海上商路说：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末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南有已程不国。汉译使到此才回航。别一海路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船行可八月到日南郡象林县。据考证家说，黄支国即建志补罗，在印度南部。如果所说不误，中国因有精美丰富的手工业产品，不仅在陆上开辟出丝路，自东方达到远西的大秦（罗马），就在海上也显示出远航大洋的毅力和雄姿。东周时期，齐国已是“海王之国”，西汉以至明朝，经常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并继续发扬着这个光荣传统。

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扩展疆域以后才开始，私营海外贸易则是一向在发展。蜀郡是手工业品、农产品饶富的产地。蜀私商对外贸易，一路走滇边到乘象国，再转入印度；一路经夜郎通到南越；一路顺长江经灵渠直达岭南。《盐铁论》称中国运蜀郡的货物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品。南粤有蜀枸酱，大夏（西方史料称为巴克达里亚，在阿姆河南）从印度买得蜀布、邛竹杖，想见蜀地私商与海外诸国贸易独多。东汉初年，西域交通阻塞，不能畅通，大秦已有中国钢铁，可能在西汉时，蜀商人从水路私运出海，开始了这种贸易。《汉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航海必需观测天象，西汉海中占验书多至一百三十六卷，说明航海已成专门学问，也说明海路商业与陆路商业同样发达。

西汉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包含着防止侵略的意义。法律用死刑禁止兵器、铁器、铜钱输出边境，商人也不敢偷卖这些禁品给匈奴和西域。铁制兵器在当时是中国特产，汉元帝时冯奉世比较汉羌兵力说：按兵法，出兵击敌，兵数加倍，力量才能相当。不过羌人刀不坚利，四万汉兵一个月便可击败三万羌兵。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兵力说：胡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五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近来颇得汉人铸铁法，还是三个胡兵抵一个汉兵。铁制兵器出境，有害边防，铜钱出境将被改制为兵器，严禁都是必要的。一般铁器严禁出境，对匈奴西域是防止改铸兵器，对西南农业部落是促使接受汉朝的统治。《盐铁论》称铁器是农夫的“死生”（生命）。吕后时禁南越关市出售铁器，南越王赵佗被迫三次谢罪。许多非汉族的农业部落，请求内附，自愿改为汉郡县，铁器贸易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工商业者

西汉工商业发达，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量很巨大。官营手工业大抵用下列几种人进行生产。技术工用奴隶（“工巧奴”）。这是周秦以来传统的旧惯例，西汉以迄南北朝，相当凝固地保持着。《盐铁论》说：官府给工巧奴衣食，却不很考核他们的工作效率。工巧奴私自经营产业，积财多至一百金。这种奴隶因有技术，待遇远比普通奴隶高。粗工用徒、卒和普通奴隶。徒卒也是官给衣食，事实上罪人和徭役，官只能给予少量的衣食，让他们不死在工作期限内。煮盐运输用佣工。工作时官给一些工钱，工毕便停给。服官所在地，纺织用女工，大概也给些工钱。少府所属东西织室是用女奴和宫女。私营大手工业用奴隶和佣工。佣工待遇不会比奴隶好多少，当他们被剥削到不能自保时，陆续变成奴隶，同时失业农民不断补充进来，佣工总比奴隶多。官营商业买卖货物用小吏，运输用徒卒或佣工。私营商业用奴和佣工。在官营私营工商业里劳动，即使不是奴隶，总不免被当作奴隶来剥削，这是工商业不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原因。大手工业大商业以外，全国散布着大量的小手工业小商业。汉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主张驱游食之民（小工商）归农，认为背本趋末的人太多了。由于一部分农民被迫转业小工商，小工商数量一直在增加。到西汉后期，照贡禹的说法，农民出了谷租，又出稿税，乡吏额外勒索，更是无法供应，因此几乎过半数的农民放弃了本业，即使赐给他们田地，还是贱价卖掉，宁愿去做小工商。在大工商业压迫下，小工商又不免破产，那就只好做盗贼。贡禹说过半数农民破产失业，未免有夸大处，下列事实却被他说明了，那就是官吏、豪强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和压迫，一部分农民抵抗不了这一种灾难，放弃土地，改做佃客小工商，尤其不幸的一部分人，被迫陷落到奴隶群里去。到最后，不得不爆发以农民为主体，有奴隶小工商参加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