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干下的农民难以冲破农业投机商的围剿

单干下的农民难以冲破农业投机商的围剿　　

——湘南县镇圩场的功用特征调研录　　

一、背景及动机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民工的队伍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持续壮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政府为推动消费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采取了政策上限制弄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　　

事实证明，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性错误。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增高、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恶性劳工事件频率的不断增高和产业主动权的逐步丧失，以及近两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群体事件愈多便是最好的说明。　　

2006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满五年后，中国按照过往应承条款实施了“全产业、所有市场无条件开放”，那个“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也就自然地“无条件地消失了”。　　

然而，根据我最近两年来的农村调研情况来看，“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的消失并没有能够使农业出现转机走向振兴，反倒是对农药、化肥和饲料近乎完全控制的外资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坏。农村人口的外流比例依然高得出奇，农业的从业人员依旧没有显著的增加。　　

市场经济社会里，人的去留和行业选择大多是因为收入。所以，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春节前，我以“卖姜”为切入对湘南的县镇圩场做了下调查和研究。鉴于可能对从事三农工作的朋友们有所启示，特略录于此。　　

二、过程：　　

（1）农历腊月17一大早，我挑了两大袋姜去圩场。二十来里山路大约要走一个半小时，到了圩场已快九点。路上碰到也是去卖姜的老农，他告诫我以后每次要少挑些来最好不要超过20斤以免被动，并告诉了我大致的价格“批发每斤2.5元左右，零售每斤3.5元左右”。　　

一到圩场后我发现，人流量较好的档位已全被占据。我姜还没放下，便有几个人围上来说要批发。好说歹说，最后有些被“强买”似地以“2.45元”的价格被一中年妇女批走。实重76斤，对方说要扣1斤袋子，最后零头又被软磨硬泡地扣了2元多，实收181元。我感觉对方在秤上是做了手脚的，经验告诉我可能差量有5斤左右，但由于我事前没有称也就没有办法核查了。　　

（2）农历腊月21左右我挑了20斤左右去圩场，到了圩场不足九点，由于轻装货少我很快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档位，邻近的同行零售3元我也只好附和。我的姜质量相对更好些，所以顾客络绎不绝，不到10分钟便卖出去了5斤。这时一中年男子跑到我档位前用土话对我的一个顾客说“你不要买了，这些我全部买了”。我质问其商业道德，对方称“你旁边同行是我亲戚，我帮亲戚拉个生意是常理，你这个姜我也确实要全买下”。最后议价以“2.7元”的价格把剩下的批发给他，他拎着姜袋往蔬菜行走，到了后才知道他也是做生意的，辣椒粉、姜、干辣椒都卖。到了他的档位后，他先是把姜往地上倒出，把一些大块的姜放入袋子，一些小块姜便扒拉到了一个角落，最后那些小块姜便没有过秤成了他所谓的“坏姜”了。估算了下，最后差量不小于2斤。　　

（3）农历腊月24在“姜价愈高”的经验启示下，我挑去了50斤姜。一到那，上次以 “2.7元”批走我11斤姜的中年男子便上来抓住袋子要全批走。我没答应，坚持要零售。最后其软磨硬泡以“2.8元”的价格批走一袋，我坚持称好付了钱再让其拿走，25斤基本够量。另一袋则被第一次批走75斤的中年妇女软磨硬泡地同样以“2.8元”的价格批走，24斤也基本够量。　　

（4）农历腊月27日一早我挑去了40斤姜去圩场，途中听说有外县商人在圩场外面的国道边以“3.2元”的价格收姜，我先去找到了那个地方，等了半小时没碰到人，最后转到另一伙欲收姜的外县商人处，对方只出价“2.5元”。不得已只好再挑去圩场卖。　　

一进圩场，两次批走过我姜的中年男子说要以“2.8元”的价格全部批走，我没同意，坚持零售或不低于“3.0元”的批发价。最后至上午11点半散圩时分以“3.2元”的均价零售出15斤左右。将近收档时包括以前批发过我姜的两人在内，共有4人提出“2.5元”的批发价全部买完，我拒绝了。　　

（5）农历腊月29早上我将上圩卖剩的姜拿去圩场零售，由于觉得有必要早点卖完以做些必要的过年准备，我以“3.0元”的价格不到2小时便将剩下的25斤姜卖完了。整个过程中，两次批走过我姜的中年男子多次提出“2.5元”批走，他的档位在我斜对面，自己的产品非常有限，被拒绝后始终冷嘲热讽地刺激我——卖完后打算离去时，一老人弄来十多斤上等姜，刚放下一会就被他以“2.7元”的价格批走了。　　

三、结论：　　

（1）零售档位优势“城关倾向”明显。上述几次卖姜，我到达的时间都不算晚，但每次去好的档位都被占了。经了解，那些占到好档位的多是县城、镇上及近郊的“本地人”，它们的位置是靠“地利”垄断了的。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充当封建制度主要掘墓人的是“早期的城关农奴”了。　　

（2）投机商无处不在。与好档位无缘，一般农民一进入圩场便会自然地成为投机商们的“猎物”。投机商们不从事任何农业生产劳动，经常在各圩场倒买倒卖，对在秤上做手脚、在价格上反复无常、矢口否认允诺、干扰你的营业状态影响你的意志和克扣零头，以及“如何让你的农作物出现次品，再强行要求议价”等方面狡猾得象狐狸，外表又不失狼的凶恶。可以说，投机商相当恶劣。　　

（3）资本面前没有公道，只有欺骗。在县镇圩场、城关国道边进行大宗收购的多是城乡垄断资本家。其中有的是有政府关系的“机关福利采购”，有的是大资本家与城关有经验的投机商合作进行的“项目”，有的是同时有地产、铺位类市场条件和资金优势的转型资本家。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会按照你的产品质量给你定价，而是会根据你的“焦急程度”和“不安状态”趁火打劫。　　

综上经历和分析，单干下的农民，一般几乎无法冲破农业投机商的围剿，结果只能是辛辛苦苦一场，大部分果实还是要被投机商掠夺去。目前处处流动着“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城关投机商”身影的县镇圩场，实际上已经成为城乡垄断资本肆虐之地，以及小资本投机商成长的温床——以致现在农民即便是丰收，也很难让人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