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经济（一）（98）

唐朝经济

唐是繁荣强盛的大朝代。这个大朝代的所以产生，原因是（1）在黄河流域，隋末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得唐前期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2）在长江流域，东晋以下，经济继续在上升，南朝末年，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得统一的唐朝，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唐前期的统治者，看到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一般还有所畏惧，政治上不敢过度放纵，社会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状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中期，黄河流域遭受战祸，朝廷依靠长江流域的财赋来支付巨大的费用。唐后期的末叶，长江流域发生割据战争，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灭亡。长江流域在统一的朝代里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这说明长江流域开发成为富饶地区，与黄河流域合并成一个基地，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大量消费，商业兴盛的另一面，正是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农业不断在衰落。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朝农业的兴衰，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年）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两法各书所记多有出入，下面依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记，再参酌他书，略述唐均田法和租庸调法。《旧唐书·食货志》说，男女自初生以上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账，三年造一次户籍。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调法的行施都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唐中宗时，韦皇后请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三岁。唐玄宗时，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五十八岁以上为老。中男自十六岁改为十八岁，成丁自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老自六十岁改为五十八岁，都是减轻赋役，有利于广大民众。

均田法——男丁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八为口分。老男、残废人给四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受田人身死，世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租庸调法——唐赋役法：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絁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都免。加役连同正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日。如水旱虫霜成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都免。

六○四年，隋炀帝即位，下诏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开皇制规定节妇得免课役，隋炀帝改为妇人全免，实是赋税制的一个大改革。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仍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人数不会太多。隋末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的一支军队，首领出身奴隶，兵士中自然也有不少出身奴隶的人。又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与普通人同样得赏，大概经隋末大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租庸调法废除奴隶部曲的课役，主要是因为所得有限，与废除妇人课役意义是不同的。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官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的人，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赦诏，官奴婢与普通罪人同得宽免）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三番，每番一个月。免二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役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平民）。六十岁以上及残废的官奴婢，得为官户，七十岁以上得为良人。住在外州县的官奴婢，丁男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每年三百文，唐对官奴婢的待遇，是刑罚性质，没有经济意义。私家奴婢主要也不是用在生产方面，所以唐朝奴隶比起南北朝来，数量和作用都大大减少了。

唐租庸调法比前朝赋税制较轻也较合理，唐前期，在行施均田法的地区，对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下面略述均田与庄田、租庸调与两税行施的情形。

一、均田法

封建朝代的制度，在行施上只能看作大致如此，其中一定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入，均田法就是有很大出入的一个制度。黄河流域，关东与关中情形不同。在关东，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经过隋末大战争，起义民众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由于地主武装的疯狂屠杀和破坏，造成地旷人稀的现象。六三二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禅，魏征谏阻，说：现在自洛阳以东到泰山，人烟稀少，荒草无边，让随从的外国君长看见中国的虚弱，有什么好处！六五七年，唐高宗到许（河南许昌县）、汝（河南临汝县）二州，对从官说，这里田地极宽，百姓太少。足见河南许、汝那种肥沃地，至少在唐高宗初年还很荒凉，至于河北、山东荒凉更不待言。荒地既然太多，行均田法对朝廷有利。官指一顷田地给民众，让他们去开垦，官每年收租庸调，事情很简易。同时，对民众也有利。民众领到田地，法律允许使用到身死，付出劳力有些保障，乐于开垦。当时地主阶级的兼并活动还不很显著，农业生产因而逐渐恢复起来。在关中地区，地主势力比隋时更有增加。六一八年，唐高祖即帝位，便下诏说，隋朝公卿以下百官以及普通民人，身在江都，家口在此（唐占领地区），虽然不参加义军（唐军），所有田宅，一概免其没收。这样，周、隋贵族官僚的田宅全部保留下来了。唐朝新起的贵族官僚，又占有大批田宅，例如唐高祖赐宠臣裴寂良田一千顷，甲第（一等住宅）一区。其他大臣也各有赏赐，例如六五六年，唐高宗赐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田地。于志宁（北周鲜卑贵族）奏称，臣世代居关中，祖先产业相传，不曾有变故。张行成等新建庄宅，田园还少，请将赐地转给张行成等。总的说来，从皇帝起，全部贵族文武官员，都要占有田地，主要占有京城附近的田地。

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即位，和朝官们商议，让狭乡民户自由迁移到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说，畿内（关中）地狭户殷（多），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一定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唐太宗被他提醒，不再议迁移事。六四四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到灵口（在陕西临潼县），问每丁受田数，当他知道每丁受田只三十亩时，感到有危险，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其少的人，给与一些便利，迁移到宽乡。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说，“京畿地狭，人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其实，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关中土地总是在集中，而且是规模愈来愈大的集中，均田法与民众的关系是很微弱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情形也不同。长江流域自南北统一以后，士族势力衰落，又受隋初杨素的打击，不象关中地区贵族文武官员那样权力大、人数多，因之，土地集中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隋末大战争以前，长江流域人口原来比黄河流域少，连同初步开发的闽江、珠江两流域，人与地相比，是地旷人稀的局面，人口和农业都大有发展的余地。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官指定一些熟地或荒地给民众垦种，也算是行施计丁授田的均田法。得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自己觅地去垦种，官对这种人不谈均田法，但仍实行租庸调法。六九二年，狄仁杰为彭泽（江西彭泽县）令，上书武则天，请求免民租，说，彭泽地狭山高，无田百姓所经营的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照赋税制纳租，即使十足年成，缴官以外，半年缺粮。狄仁杰所称无田百姓，是指不曾受官田的人，但缴纳官租，仍照租庸调法。

一般地看来，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唐前期的农业生产，关东是由恢复走向发展，长江流域是在继续发展，总的趋势是上升，繁荣强盛的唐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唐敦煌户籍残卷》（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时候的残缺户籍）所载授田情形：（1）永业口分两种田，多少无比例。如常■才（■音辩bi4n）户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实受只有永业田十八亩；又如曹思礼户应受田三顷六十四亩，实受只有口分田一亩，其余都是永业田。按永业田父子相传，为本户所原有，无口分田，实际就是官府对某些户不按丁授田。（2）不论永业田口分田，都割裂成许多碎段。如程什住户实受田六十四亩，共分十三段。各段亩数多少不等，最大的段不过二十亩（为数极少，仅见于程大忠户），一般都在十亩以内，最小的段是一亩。田亩分裂得如此细碎，说明耕地很缺少。（3）每户实受田数都比应受田数少得多，口分田一般比永业田少。民户坚守永业田，借以维持生活，口分田的分配，权在官府，大概不容易得到。（4）极少数民户有买田。如郑恩养户有十二亩买田，算在实受田数内。依据上列情形，每户受田不足，与均田制一丁一顷的规定距离很远。耕地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少人多，而是豪强和佛寺盛行兼并。《残卷》所列民户，都是下中户和下下户，当然，全部户籍中还有上等户和中等户。按《残卷》中有下中户索思礼户，父子二人都是上柱国勋官，本户共应受田六十一顷五十三亩，可是他们没有势力和财力，实得田只有永业田四十亩，勋田十九亩，口分田一百六十七亩，又有买田十四亩。如果有势力，照法定数就可得田六十一顷，如果有财力，用买田形式就可以永久占有田地。势力和财力愈大，在法定数外兼并更多的田并无限制。占户数最多的中等下等户，由少地逐渐到无地，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残卷》的受田情形，正反映兼并在进行，均田法在破坏。

均田法实际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的一个方法，农民辛勤地开辟荒地，地主阶级凭借权力，逐渐夺取这些田地，田地开辟愈多，地主掠夺也愈益猛烈，到了唐前期的末年，正如杜佑《通典》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均田法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均田法废弃的过程，自然首先是关中，其次是关东，七二二年，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就是均田法失效的说明。长江流域在七八○年行两税法以前，均田法可能还多少保存一个时期。

二、庄田

唐前期行施均田法的时候，同时并存着三种土地占有的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业田。这种占有，关中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东较少。二是按均田法农民占有田地，其中有永业田二十亩。这种占有，关东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中最少。三是无田百姓，得不到官田，自己垦种十亩五亩小田地。这种占有，随着地主占有的扩大，均田法的破坏，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普遍形式。等到半饥饿生活也不能维持时，才被迫投靠地主作佃客。农民坚守十亩五亩小据点，和地主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保存一些仅有的自由，避免作佃客的痛苦。

地主占有一片田地，也可以占有许多片田地，按照阡陌相连的一片，组成一个农业生产单位，通称为一个庄。庄有各种别名，如庄田、田庄、庄园、庄宅、庄院、山庄、园、田园、田业、墅、别墅、别业等名称，实际都是一个地主所有的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庄在东晋、南北朝也很盛行，如东晋王导有墅在钟山（在江苏南京市），田八十余顷。谢安在山墅会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宋谢灵运在始宁县（浙江上虞县西南）有祖传的宅和墅，谢灵运移居会稽，修营别业，依山临江，风景极美，作《山居赋》，描写墅内农产物的丰盛，自己生活的康乐。孔灵符广有产业，又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立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还有两座山。东乡君有园宅十余所。梁昭明太子诗“命驾出山庄”，梁简文帝诗“瞻鹤岭兮睇仙庄”。陈陈暄诗“功多竞买园”。可见南朝地主都拥有庄。北朝记载较少，但不是没有庄。唐高祖住宅在武功，庄在鄠县（陕西户县）。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平阳公主利用鄠县庄聚众响应唐军。于志宁有祖传的庄园。足见北朝地主也都拥有庄。上推到两汉、魏、晋，或称园、田园、田宅，或称坞、壁、堡，也都是地主的庄。东汉仲长统《昌言》，西晋潘岳《闲居赋》，都描写了庄园主人的优裕生活。再上推到周朝，贵族领主所有的邑，也就是后世地主的庄。唐人所写庄园主人的生活，与《山居赋》、《闲居赋》、《昌言》所写大体相同，庄并不是唐朝地主的新创。唐庄之所以值得重视，只是因为自唐中期起，均田法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

皇帝是地主阶级最高的首领，自然，他要领头来掠夺农民的田地。举些例来看。六五一年，唐高宗废玉华宫，改作佛寺，苑内及诸曹司原是百姓田宅，一概交还本主。七二四年，唐玄宗下诏说，所筑宫墙，可开些宫门，让本主进来耕种。足见皇帝造宫殿，任意夺取百姓的田宅。皇帝又有大量庄宅，特设内庄宅使（宦官）掌管。八○五年，唐顺宗即位，命令庄宅使说，从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到贞元二十年（八○四年），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音碍ài）、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拖欠租课、现钱、絁丝等，共五十二万余，一概放免。足见皇帝拥有大量的私有田地和建筑物。皇帝是最大的兼并者，他们颁布一些禁止兼并的诏令，无非是想欺骗失地民众，表示朝廷也在关心。这些诏令的颁布，只能看作兼并愈益紧张，不能看作土地掠夺有任何缓和。唐自开国时起，法令规定凡官员都有占田权，所占田地数量是巨大的。官员占田的名目众多，大体如下列。

永业田——凡有爵、勋、官（职事官、散官）的人，得受永业田。自最高爵亲王起，下至男爵，都受永业田。职事官自正一品下至九品，也都受永业田。散官五品以上，受田数与同级的职事官同。王爵以外，又有命妇：公主正一品，郡主（皇太子的女儿）从一品，县主（亲王的女儿）正二品（《新唐书·百官志》作从二品），这些命妇自然也要受永业田。六二四年，唐高祖定官制，自三公以下，尚书、门下、中书等省下至公主的属官邑司，并称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八阶，为文散官；自骠骑大将军下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阶，为武散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十二等，为勋官，这个官僚架子是很大的。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并省官职，留用文武官凡六百四十三员。后来扩大为七百三十员。这些当是在京任职事的官员，其他文武散官和勋官，开国初期，一定有很大的数量。事实上，唐太宗并不能控制京职事官人数，当时正员以外，已有员外等名称。唐高宗显庆年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已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自三师以下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有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吏员没有特别受田制，但可以设想，按均田法受田，有比普通民众较优的待遇。后来官数愈益增加，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唐前期已是“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唐中期起，更是“不胜其滥”。这样多的官，在均田法正式废弃前，都有权受永业田传授子孙，多一个官，若干农民就失去应受的田地。法令规定：六品官以下受永业田，以本乡收回的公田即从农民收回的口分田发给，这样，农民的口分田愈来愈减少。五品官以上受永业田，不得在狭乡，只许在宽乡接受无主荒地。这个规定是否生效，是很可疑的，即使有些官在宽乡受地，也不会是荒地，至少不会全部是荒地，熟田还不是夺农民的口分田，荒地还不是驱迫失地农民当佃客，替他开垦荒地成熟田。所以，官员受永业田，是地主据有庄田农民失去耕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分田——这是作为京内外职事官一部分俸禄的田，与作为官员私人所有的永业田性质不同，但侵夺农民的熟田，迫使农民充当佃客是相同的。自唐高祖定职分田制，后世有时以“恐侵百姓”为理由，停给职分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升）。至七二二年（开元十年），唐玄宗收回内外官职分田，说是分给贫民，实际是兼并盛行，不得不废止职分田来满足权贵的兼并，所谓分给贫民，就是让贫民当佃客。在职分田废止以前，它是一种官庄，是夺取农民耕地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公廨田——这是官署所占有的田，也是官庄的一种。唐高祖定制，凡京内外各官署都有公廨田，又有公廨园、公廨地，都由官署收租税供公私费用。后来废京官公廨田，改给俸赐。京外公廨田仍旧制。

僧寺道观——道士僧人每人给田三十亩，女冠女尼二十亩。寺观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这个规定完全是空文。《通鉴》说，武则天时，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僧寺所有。唐朝僧寺拥有大量庄田，是民生的大害之一。关于寺院庄田，当在另节作说明。

上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以及寺观常住田，如果都按令式（法律规定）占田，尽管占田数量很大，总还算是有些限止。事实却完全相反。大抵自唐高宗时开始，下至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盛行的结果，令式逐渐失效，均田法逐渐归于废弃。下面举出一些有关贵族官僚无限止占田的事例，说明这一时期里的庄田情形。

王方翼（唐高宗时人）幼年从生母居凤泉别业。王方翼督促佃客力耕，数年间辟田数十顷，修饰房屋，种植竹木，成为富室。王方翼的父亲王仁表，唐太宗时作岐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按官品只有永业田二十顷，足见田可以任意扩大。

七一三年，唐玄宗没收太平公主的田园，官收取租息，几年还没有收完。宋之问有蓝田山庄（在陕西蓝田），后为王维所有，称辋川别业。宋之问诗“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王维诗“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庄田多有水利，可见夺田先从水田入手。

李澄（唐玄宗时人）广有产业，伊川地方（河南嵩县、伊川县境）水陆上等田，多为他所有，别业一个接着一个。他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被讥为有地癖。

张嘉贞（唐玄宗时人）多年任要职，有人劝他置田业。他说：我做过宰相，不愁贫穷，如果犯了罪，就是有很多田庄，也没有用处。我眼见朝官们广占良田，等到死后，都被无赖子弟用作酒色费，田业有什么意思。张嘉贞不置田业，算是稀有的见识，可知当时朝官无不广占良田。官员以外，普通富人也有大量田庄，如：富商郑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邺城人王叟，无儿女，积粟将近一万石。庄宅很广大，客坊中住佃客二百余户，王叟经常巡行客坊。依据这些事例，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田地，确实是极其严重的现象。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唐玄宗不得不下一道诏书来欺骗民众，至于实效当然是毫无的。诏书说：“听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人家，近来置庄田，不顾章程，尽量吞并。说是借用官府的荒地，其实是侵夺熟田，指山谷作牧地，不限地面的大小。百姓的口分田、永业田，也被违法买卖，或者涂改文书，或者托名典贴，逼得百姓无处安身，然后招作客户，使靠佃耕得食。这样，既侵夺居民的产业，又造成浮惰（竟说失地农民是浮惰）的习惯，到处都如此，相沿也很久。不加改革，为害将更深。”地主的罪恶行为，诏书里已经说出了一些，该怎样改革呢！诏书说：“所有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超过令式的规定数。”看来，似乎可以退还一些田地给民众了。诏书本来目的在欺骗，说了些责备地主的话并且提出办法以后，就把话头转到原封不动的地点上来。它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所谓宽典、弘通，就是变通令式，承认已经兼并的事实为合法。最后，它说：“自今以后，再也不许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以及非法影射、借用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私留客户等事发生。”这些空话丝毫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企图使民欢受骗，以为朝廷在关心他们失地当佃客的痛苦。

七五二年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告书。自西晋开始的授田制，因均田法的废弃而告结束，从此，庄田制一直在盛行。

下列诸例说明自唐中期以后庄田的盛行。郭子仪前后受赐良田、名园、甲馆极多，自置的田业数量更大。京城南有一所别墅（城南庄），林泉胜致，举世无比。孙樵《兴元新路记》说，自黄峰岭至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郭子仪私田。马燧财产极饶富。马燧死后，宦官逼马燧次子马畅献田园第宅。郭子仪、马燧都是良将，都占有大量庄田，其他武官可以类推。裴度在洛阳午桥建别墅（午桥庄），种花木万株，筑凉台和避暑馆，名为绿野堂。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可见庄中有农田。李德裕在洛阳南置平泉庄。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有奇花异草与松石。周围十余里的大庄，自然也有农田。裴度、李德裕都是良相，都占有大庄田，其他文官可以类推。司空图在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在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南），周围十余里。山岩上有瀑泉，引泉水灌溉良田数十顷。司空图子孙，北宋时还住在司空庄。司空图曾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算是不乐仕进的隐士，庄田却很大。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说，“强家大族，畴接壤联，动涉千顷，年登万箱”。陆贽《奏议》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这都是说，到处有大庄主。至于普通士人占有小庄田，更是到处都有。许浑《题崔处士山居》诗“二顷湖田一半荒”。权德舆《送李处士弋阳山居》诗“不惮薄田输井税”。岑参《寻巩县南李处士别业》诗“且喜闾井连，灌田同一泉”。耿纬《东臯别业》诗“东臯占薄田，耕种过余年”。这些所谓处士，就是不曾得官的士人，也是占有不多田地、少数佃客的庄主。他们的优裕生活，可在储光羲《田家杂兴》诗里见到，储诗说“种桑百余树，种黍（酿酒米）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他们只要得到官，田产就变大了。

大庄小庄遍布在全国，都是地主阶级侵夺农民田地的据点，农民坚守着的小块田地，陆续被这些大小庄主夺去。固然，许多庄是庄主用钱买得的，但是，钱归根还是从农民手上侵夺来的。陆贽《奏议》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说，当今京畿地方，每田一亩，官税五升（唐代宗改按丁收税制为按亩收税制，税额是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五升），私家收租，却有一亩收租一石的，比官税增二十倍。中等田收租五斗，比官税还多十倍。按上等田每亩产粟二石，中等田亩产一石，佃客纳租一石或五斗，仍是西汉“见税十五”的旧例。官税固然较轻，但加上徭役和额外科派，负担仍是沉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可免官府的课役。陆贽说私属的生活是借庄主的种籽和食粮，赁庄主的田亩和住屋，整年劳苦，不得休息，全部收入，还债还嫌不够。陆贽以为农民种官田比种私田好，其实，农民无论种官田或私田，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均田变成庄田，租庸调法自然也要变成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