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一）

唐朝的史学、科学、艺术

唐朝的文学，有如百花怒放；学术与艺术，也呈现着一片繁荣的景象。下面，对唐代的史学、地理学、科学（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学）、美术（书法、绘画、雕塑、石窟艺术）、音乐舞蹈，作一些介绍。

一 史学

五代史——武德中，唐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魏、梁、陈、北齐、北周、隋诸史。历时数年，未能成书。贞观三年，唐太宗再下诏修撰。至贞观十年，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俱成（魏史先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甚详备，无需再修），合称《五代纪传》，共二百二十五卷。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至唐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共三十卷。

《五代纪传》的修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子继父业，如《梁书》、《陈书》是由姚思廉续成其父姚察的遗稿，《北齐书》是由李百药续成其父李德林的遗稿。另一种是朝廷命官共撰，如《北周书》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等共撰，《隋书》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敬播等共撰。《五代史志》也是由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集体修撰的。这是初唐官修史书的成功经验。

李延寿又独撰《南史》、《北史》。《南史》为宋、齐、梁、陈四代，《北史》为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南史》《北史》虽属私撰，却是在官修《五代纪传》的基础上进行的。《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其特点（也是优点）在前后通贯。自两宋以后，《南史》、《北史》风行，而原来的八种断代史俱微，以至于阙佚。今本《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的阙卷，多取《南史》、《北史》补充。

《晋书》——晋史撰述，前代已有多家。初唐决定重修。贞观十八年着手，至二十年书成，共一百三十卷。太宗自撰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为“御撰”。新《晋书》既总结了前代人的成果（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并参考其他各家），又集中了当时人的特长（例如：《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以深明星历的李淳风主修），堪称初唐官修史书的代表作。自新《晋书》颁行，原来的十九家晋史皆废。

官修史书显示出朝廷对史书编纂工作的控制越来越严，但也起了好的作用。自唐以后，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朝修史，我国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

唐代还有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

刘知几《史通》——《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刘知几时年五十岁。他十七岁前，已遍读群史。四十二岁后，在史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修史经验，才能写成这部著名的史学著作。

刘知几推崇《文心雕龙》，自谓已能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史通》一书，即根据《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要旨，详加发挥，唐以前的全部史书，都受到审判，成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评论。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几：为何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他回答说：史有三长：才（技术）、学（资料）、识（观点），缺一不可。有学无才，好似愚拙的商人，拥有大批资金，但不能营运生利；有才无学，则如巧匠而无木材和工具，建筑不成房屋。至于史识，他更着重指出：必须秉心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所畏惧。当然，他所谓善恶，不过是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所谓秉心正直，无非是地主阶级所认为的正直。刘知几着重指出的史识，不能不是受阶级局限的见识，史学者要获得正确的史识，除了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别无其他途径，想从《史通》等书中获得史识是不可能的。

《史通》论修史，以直笔为中心思想。不仅有《直书篇》、《曲笔篇》，从正反两面，详加论述，其他各篇中，也贯穿着直笔的论点。什么是直笔？《史通·杂说篇》下有一个扼要的解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意思是说，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怎样才能做到直笔？综括《史通》所述，约有四端：不畏强暴（史德），分清邪正是非（史识），鉴别史料真伪（史学），不为浮词妄饰（史才）。

直笔，是我国史家的传统。这个传统，从孔子修《春秋》开始，历代相传，到刘知儿撰《史通》，予以总结。《史通》在颂扬《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载文篇》）的时，指出《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惑经篇》），认为孔子亲手笔削的《春秋》，也并未做到标准的直笔。《史通》以宜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分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清初文士因私修明史，而遭杀戮者，即有多人。这些史家，为了保存比较真实的明朝史事，为了抵制清朝对明史的歪曲篡改，不畏强暴，置生命于不顾，这说明中国史学确实存在着直笔的传统。

杜佑《通典》——唐代宗大历间，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从事时，得刘秩《政典》，以为条目未尽，开始编纂《通典》，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为淮南节度使时，方成书二百卷，用了三十余年的工夫。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官吏的杜佑，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验，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正因具备这种条件，才能写成《通典》一书。《政典》只有三十五卷，以“《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扩充了五六倍，等于创作，《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之作，虽源于“正史”的书、志，但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本书所载，上自黄帝，下迄天宝，肃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尔后发展为三通，十通，蔚为大观。但《通典》一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杜佑生活在由盛而衰的中唐，“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他考究历代沿革，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解决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通典》计分九门，以《食货》为首，理由是：“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识。《食货门》又分若干细目，以《田制》为首，杜佑说：“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这是《通典·食货门》中一段重要的史论，也是杜佑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理财意见。

杜佑反对“滞儒常情，非今是古”（《通典·礼》）。他并不是隐讳时政的弊病，但认为复古不能解决问题，主张：“随时立制，遇事变通”（《职宫》）；“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边防》）。所以李翰称赞他“师古在乎随时”。

《通典》卷帙浩繁，杜佑辑录其要点，成《理（治）道要诀》，以便观览。朱熹说：“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通典》的精华就是“理道”的“要诀”，足见杜佑研究历史，不是好古，而是为了今用。这种治学精神是可贵的。

此外，唐德宗时，苏冕编次唐高祖以后九朝事为《会要》。唐宣宗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王溥的《唐会要》，即据此二书，补充唐宣宗以后事而成）。苏冕开创“会要”的体裁，不为无功；但《会要》只罗列史实而缺乏见解，远不能与《通典》相比拟。

二 地理学

隋朝统一南北后，地理学有了新作品。大业中，普令全国各郡，条上其风俗、物产、地图，朝廷据以综合而成《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书。唐朝进一步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十道图》、《十道录》（《十道要略》）就是各地图经的综合。由于各地定期造送图经，中央政府就能比较及时地掌握全国的新情况，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见于著录的《十道图》、《十道录》有多种，可见是每隔一定时期，就综合制作一次，这当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唐朝与周围各国，交往频繁。外国使者来唐时，鸿胪寺讯其国之山川、风土，以至容貌、衣服，绘为图画。唐朝使者至外国时，每有行记之作（如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等）。可见唐人对外国地理知识也是相当重视的。

唐代的地理学家，以贾耽、李吉甫为最有成就。

贾耽——唐代宗大历时，任鸿胪卿，因而有机会熟悉外国地理。唐德宗贞元时，升任宰相，更能看到全国各地的图经。自吐蕃占据陇右，唐朝退守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贾耽乃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并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合称《通录》）进呈。图中，“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象真”，以备国家军事参考。

贞元十七年，贾耽又绘《海内华夷图》一幅，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进呈。《古今述》卷帙较多，观览费时，贾耽“又提其要会，切于今日”，为《贞元十道录》四卷。《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在绘图方法上，贾耽继承裴秀的“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而又区别古今。“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这个新创造应归功于贾耽。今西安碑林所藏伪齐（刘豫）阜昌七年（一一三七年）上石的《华夷图》，刻着“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等语，当是参考贾耽《华夷图》缩绘。

李吉甫——唐宪宗元和时，两任宰相。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没有比版图、地理吏为切要，故先后撰进《元和国计薄》十卷、《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二卷，以求有助于当时封建统治的稳定。《元和国计簿》是李吉甫与史官等辑录当时户赋兵籍而成，《元和郡县图志》当亦成于众手，而由李吉甫裁定。此书系元和八年所上，但书中更置有州一条，乃元和九年事，是书成之后又补充进去的。李吉甫批评“搜古而略今”的地理书籍，“莫切根要”，《元和郡县图志》注重现实问题，十分明显。

初启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有志无图，不能算完备。贾耽则有图有说，图说并行——《九州图》与《通录》并行，《华夷图》与《古今述》并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是图志合一，图在志前。后世官修方志，皆遵照李吉甫的体例，“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外国地理的名著。《西域记》内容丰富，在晋释法显《佛国记》、魏释惠生《使西域记》之上。惠生仅至北天竺，法显仅至西、中、东三天竺，唯玄奘遍历五天竺，前后十七年之久。《西域记》共记一百三十八国，书行者（根据亲身巡游）一百一十国，书至者（根据传闻）二十八国。玄奘生动地描述出一个个国家的面貌，使读者如身历其境。《西域记》的缺点是“侈陈灵异”。《新唐书·艺文志》置此书于《道家类·释氏》，而不列入《地理类》。其实，剔除其中宣传宗教迷信的糟粕，尚不失为记载古代中外交通以及中亚、天竺一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三 科学

天文

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后，天文学家皆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技术不断地进步。唐贞观七年，李淳风用铜造浑天仪，表里三层：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最内层是四游仪。“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在此以前，浑天仪只含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的部分，没有三辰仪的部分。浑天仪用三层，是从李淳风开始的。于是黄道经纬、赤道经纬、地平经纬都能测定，时称其妙。

开元十一年，释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黄道游仪（先以木试制，后改铸以铜铁），用以观测日、月运动，并测量星宿的经纬度。从汉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速度，均匀不变。一行经过观察，发现太阳在冬至时速度最快，以后渐慢，到春分速度平，夏至最慢，夏至后则相反。这是比较接近天文实际的。

一行又发现当时的星宿位置，与古代不同。不仅是赤道上的位置和距极度数，因岁差关系而有差异，即黄道上的位置，也是不同的。清齐召南说：“自古皆谓恒星随天不移，西法始谓恒星亦自移动，其说甚确，一行以铜仪测验，即知古今不符，已开西法之先。”

在制造黄道游仪的同时，一行又造“复矩图”，发起实测九州晷影和北极高度，以定各地食分的多寡和南北昼夜的长短。南宫说测量得出：地差三五一里八○步（唐代长度），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字虽不够精确，却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