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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整合性变革 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10年12月24日 09:47:24 　来源：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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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深刻变革，而其中我国的变革又将是最为剧烈的。变革问题始终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不可分离。变革是为了寻求新的秩序，实现更好的发展；而发展的秘诀在于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变化（《国富之道》作者傅军语）。如何发展，如何变革，这是一个很难有终极答案的大问题。但只有科学变革，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而能给我们提供正确答题思路的，唯有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方向的进一步明确，是理论和指导思想上更加成熟的表现。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入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科学发展时期，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破解和落实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实践问题，也就是如何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问题。必须清醒看到，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与科学发展相矛盾、相违背的地方，有些甚至还比较严重，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还未完全落地生根的表现。而要使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又必须在探讨如何变革中寻求答案。
一、只有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才能应对时代变革挑战
2007年始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是近年来发生的最重大世界性事件。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范围，不但引发了发展模式、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秩序、国际机制、大国关系等的广泛讨论和争论，而且引发了各国之间在贸易、汇率、货币发行以及碳排放等问题上的直接对抗；更多的国家在积极出台国内政策引导变革的同时，力图通过设置和参与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资源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以主导确立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各大国之间纷纷施展各种纵横捭阖的外交、甚至局部军事威胁手段，企望在国际格局变动中占据有利位置。G20正取代G8，频繁召开国际性会议。各类世界性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也应运而生，并以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亮相于国际舞台。世界各国群雄逐鹿的景象，非常类似于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
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澳大利亚总理朱莉亚?吉拉德等，都不约而同地把“变革”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我们党也将“变革”两个字写入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我们必须惊醒，一场历史空前的变革浪潮正猛烈席卷全球。
但金融危机只是这场世界性大变革的触发点和加速器，其深层原因是人类文明的大转型。人类从原始文明起步，先后历经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向知识文明迈进。历次文明转型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社会动荡。马克思对这两方面都已有过经典解说，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其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确实，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留下的历史印记，不能不让人惊悸：伴随着商品和资本的强劲输出，到处是破产的流民、大规模的移民潮、屠杀和战争以及殖民地等等，有些民族在这场文明转型中甚至彻底消亡。在现今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不太可能再次发生那种血腥的掠夺式、破坏性场景，但可以想像，这场变革将照样是惊心动魄和空前剧烈的。
人类文明的转型，使世界各国各民族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可以预见，按照文明转型的进程，这个星球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位置将重新排序。美国之所以能够确立世界霸主地位，是由于它在两次文明转型中走在了世界前列。知识文明更是直接发轫于美国硅谷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为了保持其在文明转型中的领先位置，还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国内变革和谋取世界领导权，以确保“世界创新源”地位。但是，全球化和网络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创造文明和历史的进程。美国硅谷所催生的信息网络成为遍布全球的最重要基础设施，人类将在这个全新的基点上开展交流与合作，新一轮技术革命将超越传统模式在多点多领域突破，未来的地球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网络化的“硅谷城市群”，这将为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提供极好的历史性机遇。
如何应对文明转型带来的时代变革挑战，考验着各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谋略。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出错一步，就可能遗憾百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推翻，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和再造。熊彼特命题启示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变革时代，谁能在当下的问题和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地把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立于不败之地。
人类历史是一场马拉松，暂时的先后并不关键，关键的是要找对方向和道路。美国的暂时领先，是因为它在立国之初就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比较好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变革。但是美国不可能总能很好地解决自身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最先在美国爆发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世界文明转型进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实力只能说明过去，并不代表未来。应对时代变革挑战，必须有新的理念、思路和手笔。在中国，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她是我们应对时代变革挑战的指路明灯。科学发展观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最新总结，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必须继续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特别是北欧和亚洲新兴国家成功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指引中国的未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把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宝贵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设计，使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为重建新的国际游戏规则，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贡献。
二、只有坚持整合性变革才能使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文明发展大潮，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交叉并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临深刻转型，各种因素激烈碰撞、交融。所以注定了正在发生的中国变革，要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广泛、深刻、复杂、迅速。五中全会清醒地分析了我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科学发展观没有完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表现。
科学发展观不能很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发展的惯性使然、有传统的思想使然，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机制的“中梗阻”使然、一些利益团体的利益驱动使然。不是看不到问题，也不是看不到问题存在的原因，难题在于找不到破解之道。实际上，不但党内的有识之士、而且全社会的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找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方法和路径，并积极推动变革。系统性的问题，只能系统性地解决。只有有效汇聚所有积极的变革力量，围绕社会进步这个目标系统性地推进变革，才能真正使得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系统性变革中，最重要的元素毫无疑问是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但同时，我们的思想观念、执政方式、改革方式、政治生态、社会结构、科学技术、创富模式、对外交往、生活方式以及人的发展等等，都需要跟进配套变革。这样的变革总起来说，就是整合性变革。
坚持整合性变革，就是要在我们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整合各种变革元素，正确处理变革的内外部关系，从而有领导、有步骤、有方法、有秩序地协同推进这场大变革。坚持整合性变革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落实到实践中去，在变革中实现发展和稳定，在发展和稳定中推进变革，使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最低、得到的收益最大，使我们能够利用这场全球性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衡量整合性变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它能不能、有没有真正推动科学发展。五中全会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变革本身的特性和特点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这场变革必须是整合性的变革。首先，从变革的特性看，变革体现着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发性力量，反映着社会大众自下而上的社会革新诉求，它深刻影响着社会大众而又需要社会大众包括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同时变革必然是系统性的，当我们无法认清和把握社会变革的规律和趋势时，变革的各元素就会自发性地发生作用，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碰撞，甚至引发可怕的社会动荡。只有科学整合各种变革力量，才能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其次，从变革的特点看，我们面临的这场变革是空前的。从广度来说，是世界性的；从深度来说，是历史性的；从内涵来说，是系统性的；从力度和速度来说，是猛烈迅捷的。在整个变革过程中，变革的各个要素之间、变革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将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这同样要求我们科学整合各种变革力量。最后，从变革与改革的关系看，变革与改革有所不同。某种意义上说，变革可以包含改革，但改革无法替代变革。改革更多体现在对公共议题的回应上，是自上而下的自觉的理性行为，是对现行不合理的破除和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改革推动变革，但变革也会对改革提出内在要求，只有把改革和变革联系起来系统地加以考虑，才能使变革与改革相互促进，有序推动我国健康发展。
三、全面把握整合性变革的十项内容
第一，思想观念的变革。任何伟大时代的诞生都伴随着思想观念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精神面貌、价值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开放、包容，竞争、合作，务实、创新，公平、正义，效率、财富，尊严、幸福……这些词汇的推陈出新，充分反映出当代社会大众的心理渴望和精神追求，折射出全社会的认同感和价值观，是我国社会30多年来思想观念渐进式变革的一个缩影，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肇始。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进步价值观主导下，还有不少人感到迷茫、躁动和不安，心态失衡、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拜金主义流行成为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迫切需要有一场新的思想观念变革。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归根到底也是由我国生产方式变化所引发的。而我国生产方式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执政党在“发展”问题上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推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了三次思想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我们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移；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的大讨论，使我国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力量；姓“公”姓“私”的大讨论，确认了个体私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出台《物权法》、个体私营企业主入党清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可以说，经过我们党历次思想大解放，在思想观念上，彻底解决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基本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怎样发展的问题。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单纯追求GDP的发展理念在党内或多或少存在；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政绩观在党内还比较通行。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继续解放思想，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进而以全党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全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的深入贯彻、全面落实，为推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深刻变革开辟思想观念的大通道。这样一个通道必定立足在一个全新的基点上，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就能够准确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辩证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做到纲举目张，融会贯通。人要生存，首先就要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因此毫无疑问，“发展”必定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而人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之后，继而就会追求文化享受和政治参与，渴望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人”，当然是指“人”的集合体，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人的需求，就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因此，要在全社会形成与科学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就必须立足于“以人为本”这个基点，继续推动党内思想解放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必将带来全社会思想观念的新的极大变革，并推动其它各方面变革。
第二，执政方式的变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党的执政方式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党执政方式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到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党过去实行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执政方式带有明显的“人治”特点，使民主和法制建设产生严重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传统执政方式进行了逐步调整和改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我们党50多年的执政经验，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把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执政方式转变的目标。科学、民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这标志着党对自身执政规律、要求和目标在认识上的成熟。但认识的成熟不等于实践上的成熟，我们党在实践中实行的还是一种过渡型执政方式。有学者把这种过渡型执政方式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从横向看，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权力一定程度上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从纵向看，基层的权力一定程度上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运作的实践角度看，党政不分现象存在，行政机关一定程度上对党的机关负责；在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关系上，一定程度存在事权划分不清；在地方权力的配置上，权力则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由做主型向民主型转变。推进执政方式变革要围绕处理好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党与行政机关、党与司法机关、党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以及党领导人民正确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带头遵守与正确制定和实行党的政策等五方面关系。其核心是要弄清楚“党的权力来自哪里，党又是为谁执政”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把胡锦涛同志讲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习近平同志讲的“权为民所赋”这两句话落实到执政的程序和制度设计上，通过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和认同感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在执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以法治和信息为手段，通过简政放权来发挥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保障公民权利来发挥社会力量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当然，执政方式的变革进程要与社会变革的进程相适应。在当前，政治上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仍然非常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切实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第三，改革方式的变革。要促使社会变革向良性方向发展，使科学发展落地生根，必须借助于改革的推力。但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本身又必然对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改革的方式必须发生变革。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方式为我国快速发展赢得了一个平稳的社会政治环境。但随着渐进式改革步入深水区，一系列难啃的“硬骨头”摆在了我们面前。资源价格、收入分配、垄断行业、行政体制、社会管理和保障体系等改革，推行多年而成效不大。现在有一些说法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企业改革是民营企业国企化，国有企业央企化，中央企业垄断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是撞铁门、爬高门、看玻璃门；政治体制改革是外围化或表层化，下移化或基层化，融解化或形式化；等等。这些说法反映出改革的不平衡性，深层原因在于攻坚期的改革带来的不再是利益的“普惠制”，而是要动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同时，强力推进改革带来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大。由此，就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产生了“改革疲软症”。在改革的攻坚期，改革的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和风险的防范要求更高。如果不对过去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式进行突破，改革就面临停滞和倒退的危险。改革方式的变革，要特别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实现从不平衡改革战略向平衡协调改革战略的转变。为此，要对未来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进行全面、系统地谋划和规划。在改革的内容上，更加注意系统配套，协调推进。要集中精力先行改革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同时又以此带动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上，要把自上而下推进改革与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强调上下协调改革。要大胆放权，允许地方和基层根据实际情况先试先行，出台有差异化的改革政策，增强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减少全面改革的系统性风险。在改革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提高改革的民主化程度，依靠民众和舆论的力量来打破一些利益集团的把持，尤其是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更要广泛吸收社会大众的参与，提高改革的公平性、合法性，使改革得到更广泛人群的拥护，使发展成果为更多人所共享。
第四，政治生态的变革。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综合反映，是一定的政治体制存在的基础。因此，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清醒认识和把握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变革。中国政治生态的变革，首先取决于执政党自身政治生态的变革。应当说，我们党从革命战争走过来，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和改革开放的洗礼，变得更加成熟、强大、自信。最主要的改变是，我们党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等思路、理念和目标。尤其是党内民主进一步发展，政治生活实现正常化，形成了健康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态。但同时，党内不良风气特别是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仍然突出，部分党员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严重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更主要地体现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中国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契约精神”，人们对规则、法律、制度缺少理所当然的尊重和遵守，在现实行为习惯中往往是“人情优先，制度靠边”。缺少对法律和政治游戏规则的尊重，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也是我们不能按照一些所谓的“理想模式”盲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又促使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促进我国政治生态变革的另外两大因素是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勃兴。毫无疑问，网络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的重要渠道，许多社会事件都通过网络成为政治事件，影响和约束着各级政府和领导者的政治行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则自下而上加快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广大公民对于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更加自觉，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努力引导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生态。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关键是要形成清正廉明的党风政风和相互包容、尊重规则的政治文化。
第五，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科学发展观是否真正贯彻到位、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结构变革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这既涉及社会问题，也涉及经济和政治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原有的社会格局早已被打破，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已经生成并发生作用，社会结构从单一型转向多样型，面临着社会成员角色多元化、阶层复杂化、流动频繁化的挑战。社会结构变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现在对于社会阶层的分化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因为阶层的分化，本质上是由财富的创造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的，而我国的财富创造方式和分配方式还在嬗变之中，所以社会阶层也必定在继续分化、整合、变动之中。通常的做法是按照财产多寡区分社会阶层：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健康的社会结构是中等收入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形”结构。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阶层呈现倒“T”字型结构，大量人口处于低收入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又制约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的另外两个显著特点是，大量流动人口导致社会变迁，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带来了社会压力。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一些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所谓社会精英的利益趋向集团化、封闭化、外流化，导致社会财富的恶性垄断、恶性消费、恶性转移；广大普通民众权益保障和生存发展压力加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自发性民间组织不断涌现；等等。这些无疑对社会管理方式形成了严重挑战。推动社会结构变革，关键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但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此以前，要求我们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尤其要加强干预机制、防控机制、扶助和救济机制等机制建设，注重群众利益诉求表达，妥善协调与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与要求，为加快我国整合性变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六，科学技术的变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在向知识文明转型的进程中，加快推进科学技术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一直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战略位置，通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几年以来，我们确立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国制造”正开始走向“中国创造”。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的能力还不强，能够总揽全局的战略科学家和能带队攻坚的领衔科学家仍然不足，科技体制特别是科技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真正走上依靠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世界科学技术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仅美日欧盟等先进国家都在积极制定新的科技发展战略，韩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都纷纷在科技领域投入巨资，试图抢占某方面科技制高点。面对激烈竞争，我们必须把加快科学技术变革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争创一流。首先，必须准确把握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一轮革命的前夜。以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为代表，人类迄今历经了三次大的科技革命。但信息技术革命远未结束，它将与生命、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海洋等科学技术的结合，把第四次技术革命推向高潮。我们应当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编制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选准和部署好战略重点和关键突破点，努力在某些方面成为世界的创新源。其次，要努力把握当代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的新特点。主要是科技创新、转化和产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原始科学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发展呈现出群体突破的态势，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更加迅速；科技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关系日益紧密，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日益广泛，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将在全球范围内密切合作协同；等等。这些特点体现了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必须顺应这股变革潮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打破科技资源利用的封闭和垄断，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最后，大力推进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尤其要发挥科技进步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进产学研之间的密切合作，建立健全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机制，促进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发挥企业在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尽快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这一点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第七，创富模式的变革。发展是不是科学，某种程度直接反映在财富创造模式是否科学、合理上。不同的财富创造模式，即创富模式，不仅是由于财富创造者思想理念的不同，更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体制机制的影响和制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关键和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科学、道德、生态的创富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创富模式从一般意义上讲，走过了勤劳致富、创业致富、创新致富这样一个过程。在我国短缺经济环境和工业化初期，普遍的创富模式基本上是“资源+劳动+简单技术+简单管理”这样一个公式，赚的是小钱和辛苦钱。但就依靠这样一种模式，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解决了发展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改革开放的深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分工的细化，加剧了市场竞争，也催生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大量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新手段创造财富的模式应运而生。特别是由于科技进步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批以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文化创意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一批像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的创新型现代企业，在我国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创富模式变革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在新的创富模式中，人才正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资本围绕人才转。一种新的以“人才+资本”为主要特征的创富模式得到普遍运用。这种模式也是美国硅谷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奥秘所在。在这种模式中，人才以其掌握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构建核心竞争力，创业投资家则以其精准的眼光和专业的服务在助推创业人才走向成功中实现资本增值。股票市场特别是创业板的推出，则为“人才+资本”创富模式提供了充分实现其价值的有效平台。这个创富过程，能够使创业家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财富，快速超越老一辈的创业者，大大激发了一批有理想、有激情、有作为的年轻人投身创业。新的创富模式的出现，将极大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极好的契机。但是，新的创富模式要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必须增强社会的责任意识，加强“道德”和“生态”的自我约束。与创富模式的变革相伴随，财富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真正的财富是可享受的劳动成果的多少或者幸福感的强弱。对于国家来说，GDP已不等于财富，更值得关注的是国民的幸福。对于个人来说，现金和实物资产已经不能等同于财富，“市值”成为衡量一批“新贵”财富多寡的重要标准。对于有些富豪，成功的衡量标志已转向社会评价的高低。创富模式和财富概念的变化，意味着更多的人都有了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空间，依靠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来改变命运，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这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机会，也是社会进步的新的动力。
第八，对外交往的变革。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对外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不同的交往方式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从历史看，俾斯麦的外交策略和外交手段，对于推动德国的统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外交只是对外交往最主要的一种形式。世界本身处于文明转型的大变革之中，中国的崛起更增加了世界格局的变动。毫无疑问，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对外交往。要深入研究世界文明转型过程中国际大局的变化趋势，系统长远地谋划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应当采取的外交策略和手段；同时要更加高效灵活地应对国际局势的突发性变化，在全球性变革中握有主动权。我们所有对外交往的努力，都应当是维护和争取一个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我们抓住机遇，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加快发展，跟上文明转型步伐服务。在涉及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要向全世界亮明我们的底线和态度；在涉及国际事务的问题上，要把握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尺度，同时根据我们的实力和能力承担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在新的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要深谋远虑、认真研究、积极参与，争取对己有利。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适应时代要求和进步标准的国内转型，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要努力提升自己设置世界性议题的能力。要培养一批哲学家式的、深谙西方文化的外交家，在全球的普世价值理念传播和全球热点话题的讨论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军事能力、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支撑点，非对称性手段是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的必要选择。要积极推动高层学术交往和民间文化交往，更主动地参与全球的文明对话，大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广泛地积极邀请和吸引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和科学技术人才来中国讲学和交流工作。
第九，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类生活活动形式的总和，包括消费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闲暇方式等等。生活方式的变革，既反映着思想观念的变革，又反映着社会结构的变革。整个社会变革的面貌，某种意义上，都直观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变革上。当然，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深层次讲，是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的，但反过来，它又对生产方式包括经济发展方式产生影响。所有人对生活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梦想和追求，这是人们坚持生产和工作的主观动力，也是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革的主观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各种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知识层次的人们，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有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沿海生活与内陆生活、北方生活与南方生活、老年生活与青年生活、白领生活与蓝领生活等等的区分，也有虚拟生活、社交生活、休闲生活、户外生活、学习生活、低碳生活等等的分类。生活方式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种种生活方式，总体呈现了“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但也带来一些摩擦和不和谐，比如消费方式上的奢侈风、交往方式上的人情风和闲暇方式上的沉迷风等等，都从多方面影响当前的社会风气。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背后，主要起作用的是地域年龄、价值理念和收入分配的差异，但生活方式的变革的总趋势是，价值追求从物质生活型向精神生活型转变；休闲消费方式从节约、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生活状态从封闭、庸俗、单调型向开放、文明、丰富型转变。在绝大多数人把“过日子”作为人生准则的同时，有人把健康和和谐作为人生选择，有人把进步和奉献作为人生追求，也有人把追求享乐和刺激作为人生目标。富裕的年青一代，更加注重的是生活的品质，个性化、差异化、时尚化、品牌化成为主流消费。随着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满足各种生活需求的新型经济业态也随之出现。信息网络、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教育培训、家政服务以及健康产业、养老产业、创意产业和环保产业等经济业态蓬勃发展。生活方式的变革，既应当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又应当体现社会和谐的要求，既能满足主体需要，又能推动社会进步。总的说，与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相适应，我们要引导全社会形成科学的价值信仰，大力提倡健康、文明、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以此引导社会风气和消费方式等的良性变革，并带动符合生活方式变革趋势的各类新型经济业态的发展。
第十，人的发展的变革。温家宝在接受CNN记者专访时，谈到他的政治理想和信念：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这些话无比精彩地把“人”放到了与国家和民族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注解。实际上，马克思开始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消除人的异化，而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改造世界，就要先改造人自身。人自身的变革，也就是人的现代化，最终决定着这场变革的成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当代中国，我们已经较好地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过上体面、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实现人的自身的发展，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这种梦想和追求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人有要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有要求政治参与的权利，有要求创造和享受文化的权利，有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环境舒适安全的权利，总之，人有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权利，这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我们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要补充一句，那就是“人民就是在追求自身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创造历史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服务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构建好的制度设计，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因为历史就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发展观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我们应对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挑战指明了方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把“以人为本”理念全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要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增强“人”的元素，注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改造与重塑。要培养具有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道德信念和法治观念、开放胸襟和世界眼光的现代公民。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培养引进一批又一批能够独立思考、不断创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新型优秀人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坚持唯才是举，创造条件让各类人才充分涌流。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积极培育公民社会。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改善民生并不是各级政府对民众的“施舍”，民生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人民享有的多种权利。政府在作出改善民生的各项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有群众的参与。否则，最好的政策也将“变味走样”。这也是加强生态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样必须注意的问题。唯有动员民众的力量参与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生态建设才有切实可靠的保障。要充分发挥7300多万党员的主体作用，把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好，把党员的民主权利落实好，把全体共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好，那样，就不可能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得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以科学理论和严密组织武装起来的坚强战斗集体的前进步伐。
四、坚持整合性变革的基本要求
第一要坚持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的主心骨，是领导我们事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尤其在我们面对这场历史性变革的时候，更加需要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没有核心、没有权威、没有必要的集中，就无法有效整合各个变革元素，而各个变革元素所形成的自发性张力，就有可能撕裂整个社会，从而出现动荡。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因此，任何变革都不能冲击党的领导，任何改革都不能放弃党的领导。社会变革要求我们改革政治体制、改善执政方式，但改革政治体制、改善执政方式的目的只能是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要坚持科学引领。面对这场空前的变革，没有全党和全社会认同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样行不通。这个理论只有、也只能是科学发展观。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全面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一把“钥匙”。“以人为本”是整合各个变革元素的核心理念。变革中出现的认识差异和社会问题，都应当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来统一认识、破解难题。
第三要坚持围绕主线。五中全会所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从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期间经历了10多年的长过程，但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而且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滞后，已经对我国的内政外交都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到“五个坚持”，努力在促进结构、产业、要素三个转变上下功夫。但能否成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需要各项系统性的变革和改革措施相配套。其中的当务之急是要调整国民财富的收入分配结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第四要坚持系统推进。变革和改革越是深入推进，越是不能单兵突进，而必须更加重视统筹考虑、系统推进。思想观念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先导，科学技术和创富模式的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当然内容，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方式的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生态和执政方式的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外交往的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人的自身的变革是推进科学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总之，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变革的各个元素都将在相互影响中逐步推进，所以方方面面的变革都不应被忽视和遗忘。
第五要坚持开放包容。文明是在开放中发展的。我们所面对的变革，既是自身发展提出的要求，更来自世界文明转型的挑战。在全球化和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封闭和孤立既不可能更行不通。只有相互开放、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促进。同时，变革还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变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吹毛求疵，更不能匆忙下结论。只要大方向正确，不出大问题，就应当包容，应当坚持和支持。
第六要坚持改革带动。现行的体制机制往往会对社会的自发性革新诉求产生压制和排斥，如果社会变革力量难以突破其束缚，往往会导致它通过其他途径和渠道、以其他形式来发挥作用，对社会造成破坏性损伤。社会的变革力量只能“疏”而不能“堵”，要使自发性的变革力量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洪流，必须发挥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自觉带动作用。我们当下改革的主要目标，仍然应该放在理清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清除障碍。改革的工作重点则应当放在社会建设领域上。社会领域的改革，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政治建设，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也最为强烈，必须加快推进。但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系统考虑，尤其在影响和妨碍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一些关键和难点问题上，要先行突破。
第七要坚持协同有序。变革引起震荡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但造成动荡就说明变革的方式存在问题。要避免变革引发社会动荡，就要使变革可控、有序，尤其要使变革的各要素之间相互协同，努力实现变革的社会效应最大化。协同有序推进变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一方面，不能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来压制改革与变革。片面强调稳定，结果可能就是“人治”的强化和“法治”的弱化，阻碍变革和改革进程，而且这种强制性的稳定一旦失控，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强调改革和变革、忽视稳定，这将导致改革和变革失控，同样引发社会动荡。总之，变革和改革都应当科学规划、协同推进。
五、结束语
世界在变革，中国在变革。这个新时代，呈现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了。中国的变革叠加上世界的变革，使我们每一年所经历的，往往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几十年都经历不到。对于每一个懂得生命价值、敢于超越自我的人，都不能不因此感到幸运和激奋；而对于每一个贪图安逸、不求变化的人，又不能不感到失望与沉重。变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图腾，是唯一不变的图腾。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早已开始，并将一直贯穿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她将为我们带来持续的惊喜；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还将是多维度、多领域的，她将为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受。变革是美好的，也是艰难的；参与变革是激动的，也是痛苦的。我们要有一颗炽热的心，更要有一颗冷静的头脑。面对这场变革，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一定要坚持整合性变革，让科学发展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在发生的、在世界文明转型背景下的这场大变革，将深刻改变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面貌，深刻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每一个中国公民，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毫无例外地尽自己的所能，勇敢地担当起这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吴彬  作者系中共浙江台州市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