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

高  华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004年2月--7月，我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此前我虽多次去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但数这次居留的时间最长，故而对台北所藏资料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和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北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档案馆，台北所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又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料，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军事对峙，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资料的搜集主要是用于“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资料在使用范围上有着极严格的限制，随着台湾社会在90年代后加速转型，今天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已对公众开放。
台北所藏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主要收藏于5个单位：“国史馆”，“党史馆”，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防部情报局”，以及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80 年改为“法务部调查局”）的“荟庐”，现分别叙述如下：
原“国史馆” 1947年成立于南京， 1957年在台湾复馆，是台湾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收藏单位。该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有台湾各重要军情单位上报的有关大陆情势的报告及蒋氏的题签，批示。1948年冬，淮海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已预感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不保，下令将有关他个人的重要函电，文件秘密转移到台湾。1949年，蒋介石的这批资料转移到台北远郊大溪头寮宾馆，次年成立“大溪档案室”， 所以蒋氏资料又称“大溪档案”。 1979年，“大溪档案”被转移到台北市阳明山的“阳明书屋”。[1] 1995年2月，蒋氏资料由“国史馆”接收，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1998年，“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两册，起于1923年，止于1972年，横跨蒋氏活动的大陆和台湾两个历史时期。所谓“筹笔”，就是蒋氏亲笔手书的函电、文稿。“国史馆”还收藏有一部分“外交部档案”，位于北投的“外交部”档案馆已将一部分档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为对抗大陆影响，“联络友邦”，“拓展国际空间”的大量资料。
“党史馆”现隶属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该馆收有丰富的国民党历史文献。1978年，由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担纲，组成编委会，根据“国史馆”和“阳明书屋”（ “党史会”的史料自南京运台后长期存放在台中附近的南投县草屯镇乡间的 “荔园”，20世纪70年代后期转移到台北，和“大溪档案”一起集中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秦孝仪将“党史会”的新址定为“阳明书屋”）等单位所藏档案及其它重要资料，编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共8卷12册，时段截止到1949年。秦孝仪解释之所以编到1949年，是因为“部分图书，尚涉及国家机密，整齐次第，盖仍有待”。时隔24年后，到2002年12月，由于“档案资料多已开放，续编之条件初具”，加上蒋家后人蒋方智怡提供其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由“中正文教基金会”编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九卷（1950年），2003年12月又编出第十卷（1951年），[2]上述两卷所反映的都是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的活动，许多内容涉及到大陆。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两蒋时代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国关中心”的前身为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下辖6个研究组，首任主任为国民党前驻韩国“大使”邵毓麟，一年后由“苏俄通”卜道明继任。1955年，该会编印《问题与研究》月刊，1958年印行《x情月报》，这两份刊物在当时都是不公开的“机密刊物”。
1961年，蒋介石、蒋经国为判断中苏论战的性质，同时有感于台湾缺少研究大陆问题的“匪情专家”，以及为了针对所谓“国际姑息主义”，经“教育部”批准，将“国际关系研究会”改名扩编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3]同年10月，又将《问题与研究》公开发行。1966年1月，在该所成立“资料供应中心”，其宗旨是向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有关中共的历史资料。
1967年2月，蒋介石召见“国关所”负责人吴俊才，指示成立“东亚研究所”，由政治大学与“国关所”合办，以培养“研究国际共党和大陆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郭华伦、曹伯一等曾任该所代所长、所长。1968年，政治大学东亚所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
“国关所”和政大“东亚所”各有分工，“国关所”主要从事研究，“东亚所”主要则从事教学和培养学生，但 “国关所”的一些资深研究人员也在“东亚所”兼课，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国关所”研究人员中，有一些20-30年代的留俄生，这些人原先多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49年后又来到台湾。以《中共史论》一书而闻名的郭华伦，原名“郭潜”，又叫“陈然”，曾参加过长征，在抗战时期的中共东南局担任过宣传部长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1942年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特工。郭华伦去台湾后， 曾任“国关中心”代主任，副主任等职。另一著名人士是郑学稼，是俄国问题专家，曾长期被视为是“托派”，其代表作有《第三国际兴亡史》，《陈独秀大传》，《鲁迅正传》等，郑学稼去台湾后，先在“政战学校”教书，后被蒋经国安排在“国关中心”。
1975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易名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划归政治大学。在两蒋时代，“国关中心”起着“智库”的作用，如在蒋经国时代前后担任过 “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邵玉铭，都曾做过“国关中心”的主任。20世纪90年代后，“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功能已发生重大转变，1996年，“国关中心”完全并入政治大学的建制，已转型成为一般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也和大陆学界开始进行学术交流。近年来东亚所开设的硕、博士课程有：马克思主义、中共意识形态、中共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经贸问题、中美与两岸关系、中共外交、东北亚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大跃进专题研究、文革专题研究等。近年来随着政治大学教学研究机构的重新调整，国关中心原有的4个研究所约一百多研究人员，2004夏被压缩到30--40人，其他研究人员被分流到政大，台大的其它系所。
“国关中心”收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已完全开放，大陆来访学者可自由查阅，其收藏资料大致可分为四类：
（1）1949年后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包括报刊及经“国关中心”整理的大量的大陆报刊分类剪报、书籍以及经国民党军情系统翻印，再另加标题的大陆有关各类文件。这些资料在20世纪 50--80年代对于一般的台湾学者，都是“机密”资料，根本无法接触。“国关中心”的所在位置在当年也是特别选择的，它位于距政大校园不远的一个山坳里，据说也是出于所谓安全方面的考虑。
（2）台湾专业人员的有关论著，这些著述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为 “国关中心”出版物，例如：《中共的土地斗争》（1965），《中共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1969）等。从1961年--1995年,“国关中心”共出版中文各类书籍共116种，从1965年---1995年，用英文出版的书籍46种；另一类多为政大东亚所硕，博士论文，早期论文的题目涉及60--80年代大陆的政、经、军事、文化等领域，例如：中苏争论研究，60年代文艺整风研究，刘少奇与文革，林彪事件研究，中共九大研究，中共十大研究等等。这些论著所用资料一部分为大陆资料，另一部分为台港资料。
（3）所谓“中二组”和“中六组”资料。 “中二组”、“中六组”指去台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这是两蒋时代为“反攻大陆”， 在国民党内专门设立的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参见《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120-124）、高层政策研究和情报单位。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曾任“中六组”副主任，“中统”老牌特工陈建中任主任，实际上当时台湾的军情单位统由蒋经国负责。这两个单位都曾编印过一些公开和机密读物。例如：1961年由“中二组”编印的“机密”资料《X区来信中透露之大陆饥荒实况》；1967年由“中二组”和“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从大陆来信看共X“文化大革命”暴行》等等。
（4）由台湾军情系统收集的大陆资料和对大陆政经情势的分析报告。例如： 1963年由台湾 “中央广播电台”编印的《一年来大陆听众来信之发展》； 1968年由“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编印的系列内部读物《谈谈林彪这个人》，《谈谈朱德这个人》，《谈谈彭德怀这个人》，《谈谈刘伯承这个人》，《谈谈许世友这个人》等12本；1970年由“国防部战地政务局”编印的 《访问大陆来台义胞征询战地政务意见总结报告》；1974年由“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75年改由《中共研究》杂志社修订再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1998年由台湾“国防部军务局”编印的《八二三台海战役》等等。
“国防部情报局”是台湾主要的情治单位之一，专门针对中共和大陆，其前身为大陆时代戴笠的“军统”，一些中共变节人员曾长期在此“服务”，例如：投降国民党的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乾），20世纪30年代“托派”代表人物严灵峰（曾担任“军情局”副局长），原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女作家丁玲的前夫，30年代初负责中共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冯达等。据闻，该局也成立有“大陆研究中心”，又称“中国大陆问题数据研究中心”，曾挂靠在“国父纪念馆”，王思诚曾担任主任一职。该局曾长期抄录苏联对华广播，也曾编印过一些中共文件集。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前身为“中统”，其资料室又称“荟庐”，目前已对台湾学者和其它国家的学者开放,[4]但仍不允许大陆学者查阅资料。 长期担任“荟庐”资料室主任的万亚刚先生也是老牌“中统”，曾以“万大紘”的笔名，将原“中统”头目徐恩曾1953年撰写的未刊回忆录《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在台湾影印，限定在很小范围内阅读。万亚刚还编过有关中共史料汇编三大册，和《续编》两册。其人在20世纪70年代移居加拿大，再移民美国， 80年代后多次回大陆观光，曾受到廖承志，汪锋，罗青长等的接见。
“荟庐”资料室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 “中统”在南京的总部— “瞻园”的“中统训练股”的一个小图书室，当时主要收藏被国民党破获的中共机关所得的秘密文件和书刊，但是这些材料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抗战爆发后，这些资料被转运重庆，直到1943年才开箱整理，“其中不少已霉烂破损”。1945年后，这批材料又运回南京，“没有多少损失”，但从南京转运台湾时，正逢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这批资料被“露天堆放在基隆码头上，任其风吹雨淋，达数月之久，损失多少无法估计”，直到1952年后才被移置台北郊外的新店附近的青潭，“调查局”专门为收藏这批材料建了房舍，命名为“荟庐”。[5]
一般认为，“荟庐”是台湾地区收藏有关中共历史资料最丰富的单位。该处收有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70年代的经过初步整理的大量的中共原始资料，涉及革命年代和建国后的两个时期，种类繁多，但多为1949年前国共斗争的相关资料。这部分资料大多为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冷战时期，吸引了许多西方学者前来查阅，并写出了一批博士论文和论著。一些台湾学者也利用这些材料写出反映早期中共历史的论著，虽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对研究若干历史问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资料保密方面有十分完善的措施，台湾方面很难得到大陆的内部资料和文献，[6]只是在文革初期的混乱期间，大陆资料大量外流，台湾才得以收集和印行了一些中共中央文件和其它内部资料。
1967年1月31日，在大陆文革的高潮中，台湾的《x情研究》出版。此时大陆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的阶段，该刊以较多的篇幅跟踪大陆的文革的动态，不定期刊载他们所收集到的最新的大陆文件，例如：在1970年2月的第4卷第2期（总38期)，发表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由于不时发布大陆的一些文件资料和刊载大陆一些正被冲击和遭打倒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历史传记资料，该刊成为当时广被西方和日本注意的一份观察和研究大陆动态的重要刊物,“国关中心”也成为当时亚太地区研究中国文革和大陆事物的一个中心。
历史上国共长期斗争，互为对手，彼此都有很深的了解，1967年1月和7月，《x情研究》先后发表对林彪和江青的历史的评介文章，文章虽然在一些史实细节方面有不少错误，但是基本叙述还是可以和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后披露的资料互为印证。例如对林彪评介的一文，对林彪的军事才能有较客观的描述：“林彪的长处是善于运用战术，创造战术，作战勇猛沉着，指挥果断，作风实际，精于策划，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及发动战争之前的准备工作”。《剖视江青》一文则较准确地描述了江青早年的历史，并指出“江青完全缺乏自知之明”，30年代末以后， “她那崇尚尊贵尊荣，爱露锋芒, 快意恩仇，全盘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丝毫没有获得改造，她无时无地不在窥测名利，思图插手党政，攘功夺权，以满足她个人的欲望”。文章预测，“毛泽东一旦去世”， “亦必带走江青的一切”，江青将被“予以总的清算”，此段预言也被十年后的历史所证明。
然而，在那个年代，台湾对大陆20世纪50--60年代历史的高水平的研究总体说来是很少的，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把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予极简化和平面化的解读，而资料的缺乏和对大陆语境的严重隔膜导致不能对变化中的大陆发展的情况作出客观研究。1967年7月，大陆的文革如火如荼，各级党组织已完全被冲垮，《x情研究》第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共近期的文艺整风》，专论1967年5月江青、陈伯达等组织的对周扬的大批判，作者对当时大陆发生的文革十分隔膜，不知道如何概括文革中的这个现象，只能套用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常用词语“整风”，但是使用“整风”的概念来描述文革高潮中的“大批判”，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整风”的最重要的前题就是党组织的领导，而当时各级党组织已全面瘫痪。
台湾在冷战年代对大陆20世纪50年代后的历史研究是在极为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存在着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与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学术交流，从而影响了研究水平。60--70年代的“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几个教授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俄史、中共早期历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就比较隔膜，尤其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由他们指导的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实错误。甚至和中共军队打了20多年仗的国民党军方，对其对手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台湾军方内部印行的《谈谈林彪这个人》一书，虽然对林彪在建国前的历史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叙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一涉及到建国后的内容，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书中竟然称林彪曾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进攻汉城时,“再度负伤”，“因腰部伤势严重……又转送莫斯科治疗”云云。[7] 权威研究机构对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尚有严重的研判错误，社会上的一些读物和电影中的错误就更多。1980年代中期，台湾拍摄的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皇天后土》，虽获“金马奖”，还被当时的岛内舆论评价为“史诗”，但是作者缺少有关大陆和文革的起码的知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象世界中的产物，与真实的文革无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摆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实现了从内容到刊名的转型，《x情研究》继1969年改名为《中共研究》后，80年代再易名为《中国大陆研究》，原《共党问题研究》更易名为《展望与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台湾大学政治系主办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侧重介绍台湾各院校对大陆研究的动态，最近创刊的、由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两岸发展史研究》则侧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刊载相关研究论文。目前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学东亚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从事“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尽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语境理解、历史背景掌握、资料收集及释读等方面的缺陷，但在总的水平上已较过去有长足的进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大陆同行学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