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解读　　许平

内容摘要　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一场学生运动。战后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观念，是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学生运动是一次文化变革运动，从解放人性的角度上看，它在与文艺复兴对话。青年学生承载着历史的重负与未来的希望，在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完成文化变革，推进整个社会实现向后现代的过渡。
关 键 词   学生运动　60年代　文化变革
作　　者　许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40年前5月的巴黎，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危机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其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社会运动。上百万的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在国际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更多的自由和民主。那场景令人想起1793年、1871年同样在巴黎发生的分别属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次革命。巴黎的1968年5月，是60年代几乎席卷所有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的一个缩影。这场为期约10年的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倏然消逝。运动过后，整个世界归于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40年——是一个足以让人们拥有历史眼光的时间距离。今年，西方国家的媒体和学术界纷纷撰文立述，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并纪念这场运动，当年运动的参加者也加入这场讨论。“68年5月（Mai 1968）”和“60年代（60s）”又赫然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究竟是什么使得60年代的中产阶级学生集体反叛现行社会，继而又群体回归社会主流？持续多年的学生运动的本质是什么？这场学生运动为什么样的思想所指引？它给后来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怎样的思考和印记？这里，我们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历史的过程中，来解读那场横扫整个西方的学生运动。
一
早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时候，对它起因的思考就已经开始。以法国“5月事件”为例，即便同是既当时又当事的人，对它的解释也大相径庭。学生们攻击的对象、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认为，导致学生运动有两个心理因素，一是学生们有各种欲望需要发泄；二是大革命以来法国人对革命的崇拜与冲动。“1848年是对1789年的重演，而1968是重演1848”。另两位同时代法国思想界的巨擘萨特和福柯，不仅以自己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引导学生，还身体力行地走在运动的前列。这些左翼思想家认为，“5月事件”是对已经过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是“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此外还有“大学危机论”、“文明危机论”、“阶级冲突论”、“政治冲突论”等等。另外有人认为，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组成的特定环境一步步推动事件的发展，从而得出“情境主义”的解释。林林总总的观点见仁见智，它们从不同侧面拓宽了我们对学生运动起因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60年代放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去理解，就会发现，它绝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是以往历史的连续，又是其后历史的肇始。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指出：“从一开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躁动激情。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普遍的约束，它导致早期征服中对奢华风气严加压制的传统”。［１］他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存在两种动力，一种是由资本不盈利即死亡的本质所决定的“贪婪掠夺性”（acquisitiveness），即经济冲动力；另一种是马克斯·韦伯所阐释的、由清教伦理表达的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即宗教冲动力。在近代早期，这两种冲动力纠缠在一起，互相补充，合力开拓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但是，这种事功与道德的紧密联系并不长远。因为精神与道德也是历史的产物，它与一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社会的常态是资金与物质的普遍匮乏。在资本的多寡决定着能否实现社会再生产历史条件下，过度的消费就被视为浪费实现再生产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悖，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所不容。从本质上说，清教伦理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伦理，清教精神就是原始资本的精神，它为当时的经济生产方式提供精神的与文化的支撑。到了20世纪，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快就碾碎了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战中大发横财的美国为战后更新技术、扩大生产准备了足够的资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突如其来的经济繁荣与物质诱惑，挑战早期移民所崇尚的勤奋节俭、不尚奢华的传统观念，信用卡、赊购制度开始实行。1927年，美国60%的家庭汽车是靠分期付款的形式来消费的。消费方式发生变化，说明市场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作用在提升，大批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其价值，并维持再生产。遗憾的是，这个中的意义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在生产不断增长、股票腾腾攀高的祥云中，危机悄然逼近。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大于消费，投资多于购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从战后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中获得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发展动力，它虎虎生风，一鼓气繁荣了四分之一世纪。1948—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暴增三倍多。从物质生产看，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它不仅可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物质匮乏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出远远超出人们生存需求的物质财富。在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中，社会生产的性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为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超出生存需要的、可以无限增长的欲望需要。有史以来第一次，资本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难题，消费成为实现社会生产的瓶颈。不断扩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已经成为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花销、赞美富足、讲究实惠、注重感官和心理满足的享乐主义，应该被“去道德化”，一改灰头土脸、百遭指责的状况，堂而皇之地获得经济上的合理性，甚至是必需性。
从物质普遍匮乏时代的文化和道德中摆脱出来，是历史的要求。正如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战后资本主义飞速增长的物质生产力，不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还需要一场文化上和观念上的变革。冲破新教伦理和传统社会规范的束缚，完成观念的更新文化的变革，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且是实现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最终是要求经济基础与文化观念同质、同步的。正是在60年代，在人们因为战争与危机的打击而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深刻反思，提出质疑，力图寻找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历史氛围中，飞速增长的物质财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需求，膨胀了人们的欲望，而旧的社会规范、道德、教育、价值观还在束缚和禁锢着人们。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一方面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压抑和束缚。当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以极端的形式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在50年代经济扩张之后，接踵而至出现具有文化变革意义的60年代学生运动，而文化变革的“60年代”又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时段上发生重合的历史原因。
二
40年前，当五月风暴骤起之时，当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就意识到，“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受到冲击的是我们自己的文明”。［2］30年后，西方人反思这段历史，认为学生运动“使社会摆脱了与新资本主义不同步运转，但仍然存在的风俗习惯。革命的暴力将过时的习俗从消费社会中清除，催生了文化自由主义”。［3］ 当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现在欧洲议会的绿党议员科恩·邦迪也认为，“这场运动想改变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政府”。今年4月7日，巴黎城市报《Metro》第四版，刊登了一组年轻人对40年前那场学生运动性质看法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72%的人认为是一场学生反叛运动；45%的人认为是一场社会变革；41%的人认同那是一次革命；37%的人认为是一场罢工；27%的人把学生运动看做是一次性解放运动；10%的人认为是年轻人的一场梦”。［4］这些当事者和后来人的看法表明，无论怎样为这场学生运动定性，它的批判性、叛逆性，它的非政治的文化取向都是可以肯定的。此外，从上述调查结果的百分比情况看，很多人的选择是多项的。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学生运动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
在西方学术界，有人把60年代附比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以学生反叛为时代标记的“60年代”称为“微型文艺复兴”（Mini-Renaissance）时期［5］。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点明了学生运动的最本质的历史内涵。文艺复兴作为近代早期西方第一次思想文化变革运动，为了反抗宗教的和世俗的封建权威对人的统治和对人性的压抑，把人当作“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把人放在世界中心的位置。解放人性是文艺复兴的基本内涵。文艺复兴运动为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在西方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人的理性得到进一步光大。启蒙思想家的巨擘们高举着理性主义的旗帜，照耀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人类作茧自缚。资本主义几个世纪的发展，使得当初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理性走到了其反面。理性在履行解放的功能，将人性从神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其自身变异为单纯的理性，将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目标的人文理性淹没。在以理性为基础，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理性不仅取得了君临一切的位置，而且渗透进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编织起无所不在的新的社会网罟。在西方国家中，大到国际关系、国家事务、社会规范，小到个人生活、个人意志，都要服从万能的新上帝——理性。而人性的另一方面，人本能的冲动、人的感情和欲望、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再次被囚禁和监管起来。不知不觉之中，人成了理性社会、技术统治社会中的囚徒，无所不在新的枷锁——理性的枷锁之中。
60年代再次祭起人文主义、个人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旗帜，批判现存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说，60年代的学生们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在进行对话。所不同的是，60年代的文化批判是否定之否定，批判之批判。它要实现的是人性的第二次解放，把人性从已经建立的现代理性社会的种种压抑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个人主义得到张扬，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个人情感得到宣泄，个人意志得到尊重。大写的“人”再次被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与现代理性社会中新的统治权威和社会规范进行对抗。
正如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文化革命，是一次价值观的奠基礼一样，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虽然它具有革命的形式，也使用了反资本主义的话语表达。运动中，学生们怀着革命嘉年华的喜庆和从未有过的解放感，抱着彻底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决心，举着象征革命的红旗和代表无政府主义的黑旗，穿着奇装异服，喊着“We won’t go!（ 我们不愿去）反征兵）”，“Faites l’amour, pas la guerre （要恋爱，不要战争）”，“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 （严禁被禁止）”，“什么都要，现在就要”，“实现真正的个人主义”，“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在创造历史”等口号，占领校园，一次次走上街头，静坐、狂欢、游行，向前来阻止的警察的枪口插花。巴黎的学生们还模仿巴黎公社的作战方式，高唱国际歌，用石头、木头、广告板、塑料甚至小汽车搭起不堪一击的街垒，制造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氛围，制造着“革命”。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次年轻人理想主义激情的宣泄，一场年轻人的闹剧，一首不具备革命条件的革命的即兴诗。实际上，如他们自己所说，学生们确实在创造历史！学生运动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以极端的方式反叛现实社会的一切条条框框，其批判锋芒直指现代文明的核心——理性主义传统，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关于人、关于社会的一系列普遍原则，它动摇了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与学生运动同时代发生的，在内在逻辑上相通，但色彩缤纷，形式各异的新左派运动、反战和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甚至文学艺术界的“黑色幽默”，社会生活上的性解放，思想界的后现代思潮等等，都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不和谐部分的校正。
三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并非空穴来风，它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一样，都有思想的闪电先行。点燃学生反叛思想火焰的有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和思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斯基主义，古巴格瓦拉的城市游击中心理论，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存在主义哲学等，均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对学生影响最大、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个学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马克思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于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被称作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三M”（因英语中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Marx、 Mao、Marcuse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这表明，在学生们看来，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上看，他享有同马克思和毛泽东同等的历史地位。马尔库塞被学生奉为“精神领袖”和“青年造反之父”。
马尔库塞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左翼激进的社会哲学流派，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① 它得名于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及其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该所在德国纳粹上台掌权之后，先迁至瑞士，又经巴黎迁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后又迁至美国西海岸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回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和北美两个大陆的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文化内涵滋养了他们，转型时期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铸就了他们。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以其先哲式的敏锐，洞察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感知在现代社会环境下人们心灵的震颤。他们把救世的热情化作冷静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从思想哲学、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等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意蕴深远的批判。其社会批判思想，不仅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对年青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学生们高举着的一面旗帜。因此追溯其社会批判思想的源流和内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学生运动更深刻的内涵。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消除愚昧、建立永恒的理性王国为己任，要创造一个完全为人类理智支配的新天地。在理性主义原则的支配下，整个世界变得富裕、光亮起来！似乎人类会永远进步，未来一片光明！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孤独的思想者——卢梭，面对着拂面而来的工业文明的紫陌红尘，保持着清醒。当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还在为文明而同愚昧作殊死搏斗的时候，卢梭已经凭智者的天才直觉到了文明带来的弊端；当别人还在为树立理性的绝对权威而殚精竭虑的时候，卢梭已经意识到理性不是万能的，应该提防理性的僭越。他提醒人们，理性在将人类从自然和神学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它本身会变异，会给人类带上新的枷锁。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可能会丧失自由、道德陨落，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卢梭警世钟似的呼喊为后来的批判者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一批宝贵的“思想矿石”。［6］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日渐发展，理性王国日渐成熟，对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之音也从小到大，由弱渐强。19世纪费尔巴哈、黑格尔、青年马克思都对理性的异化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批判日益尖锐。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相结合 ②，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理性的分析批判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早期的启蒙精神中包含两种理性，一是要求天赋人权，实现自由平等的人文理性；二是主张科学进步、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两种理性所各自代表的自由与科学、公正与平等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作为目的的理性，即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人文理性，与作为手段的理性，即推进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的工具理性是相一致的。但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两种理性间的平衡与和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现代社会按照资本必须讲求效率，进步应该讲求科学的原理，以数字化、标准化、控制论、定量化、整体化来控制一切。于是，工具理性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根本依归。
工具理性横扫一切的推进，使启蒙思想走上了自我摧毁的不归之路。因为在工具理性渗透至人类社会各个角落的同时，启蒙精神中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人的身心解放的人文精神必然不可避免地衰落。启蒙精神失去了人文理性这一价值资源，剩下的就只是为实现某种具体目的而存在的合理性了。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合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却被这个合理的技术社会所奴役。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掌门人霍克海默所说：“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动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愈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人的独立判断力也似乎在缩小。启蒙精神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失却人性的过程。这样，进步就有要取消它要实现的真正目标—人的思想的进步的危险。”［7］ 这样一来，人不仅没有因科学进步和物质丰裕而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反倒跌进一个新的、不自由的、被工具理性所主宰的野蛮状态之中，——这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
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眼中，发达工业社会是富裕的、满足的，体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完全由理性控制的社会，是物质对人全面控制的社会，是失去精神的社会。那么，如何摆脱这种状况，建立一个物质丰富精神也充盈的社会呢？马尔库塞认为，在富裕的社会中，新的社会革命不是产生于贫困，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不同以往。革命必须由没有完全被现代社会同化并具有一定批判能力和否定意识的人群来承担。革命的方式，既不能走暴力革命之路，也不能依靠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发动革命的方式主要是“大拒绝”式的“总体革命”，即拒绝现存社会的一切，与现存的秩序、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彻底决裂，使现代社会无以为继。与其社会批判理论相比，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显得浮浅苍白。但是，站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坛上的马尔库塞，以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以及对“总体革命”的期冀，引导并鼓舞了学生。学生们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掀起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洪流巨波。西方国家也因此经历了战后最激烈的社会动荡与文化变革。在这场文化变革中，西方社会纵身火海，在学生运动的烈火中，完成一次新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
四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60年代的文化变革中，充当革命主体、塑造明日世界的不再是传统的革命力量——产业无产阶级，而是全新的社会力量——青年学生。以往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学生，突然间像火山爆发一样涌上历史舞台，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全新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力量，其中的历史涵义耐人寻味。
实际上，60年代的青年学生是伴随着战后经济繁荣和消费社会的生长而生长的。从根本上说，他们是被这个社会孕育出来的。按道理，他们应该是被资本主义整合的最好的一代。但是，恰恰是这一代人，由于他们生长在资本主义按其内在逻辑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要向新的方向发展的转捩点上，他们身上同时地、集中地承载着历史的重负与未来希望。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成长把教育和青年学生同时推向社会的中心，成为影响社会运转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但在奶与蜜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一方面，他们鲜活、年青，充满理想、向往未来，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膨胀着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欲望，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也在丰富着他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尚未成熟，在现实社会中，身受学校、父母和社会的多重权威的管教与束缚。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距离，使他们急欲打翻现存的一切，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部解放。在60年代学生运动中，他们以摧毁一切的气势和节庆般的兴奋，投入到这场破坏旧的统治权威，瓦解旧的社会规范的文化变革之中，在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完成文化变革的使命。
60年代，西方各国的大学生几乎同时行动起来，造成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浪潮，这本身就指示了学生运动的普世性。它是现代社会的“高级神经系统”——高等学校和青年学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所做出的反应。在法国五月风暴前两个月，学生运动在氤氲之中，巴黎大学人文学院南泰尔学院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就发出这样的诘问：“假如知识与社会的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那么学生运动不就和前一阶段里的工人运动具有同样的意义吗？”［8］这一诘问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入的历史思考。分析60年代学生的要求，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两种相悖的取向。一方面，他们富有正义感和革命热情，从理想主义出发，顺应社会平等的要求，强调社会的责任，反对越战，支援黑人民权运动，要求实现国际社会中的和西方社会内的自由与平等；另一方面，他们的要求又是特别个人的，如“我们要生活得快乐，不要生活得痛苦”，“永不工作”，“我们正领导着一种奇异的生活，我们睡，我们吃，我们不触及钱，没有人要它，这就是我们创造的社会”，“我越造反，就越恋爱，越恋爱，就越造反”，这些要求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又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由此可见，青年学生们最基本的价值观仍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是享乐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又恰恰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消费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青年学生们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同行，或者说走在了历史与时代的前列。也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历史与时代的重任，扫荡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步的社会观念与规范，完成这次历史性的文化变革。这也是为什么学生们在经历了这次青春的集体躁动之后，随着他们所要求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完成，当年的造反者后来基本汇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根本原因。
经历了60年代的震荡，西方社会变得平静。许多当年反叛本阶级的最激进的中产阶级大学生们，也一扫60年代的闲散与放纵，脱去嬉皮士行头，西装革履地杀奔主流社会，很多人甚至成为主流社会的中坚。③ 几十年后，嬉皮士时代已成为人们对往事的温情追忆。1987年，在华盛顿召开了当年运动参加者的“再思会（Second thoughts conference）”，反思当年的运动，其中有的人还流露出忏悔之情。这说明，这些当事者们至今对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缺乏深刻的、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冲击，传统道德观念瓦解，整个社会才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多元，人们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与平等。在价值中立，文化多元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社会获得更大的包容性，把体制中的异己因素无害化，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顺利实现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今年4月，当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现在欧洲议会绿党议员科恩·邦迪接受采访，当被问及法国五月风暴是否是一次反叛的时候，他回答说：“在法国，68年5月完成了社会进步的变革，接受更广泛的个人自主（En France, Mai 68 a complètement transformé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et a accordé une plus large autonomie à l’individu）。”［9］ 他还说，“40年了，人们不再担心将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