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10年第24期·点滴

《读者》2010年第24期

点　滴

意　　林

别人的看法

(美国）安东尼·德·梅洛  陈荣生编译

大师对他人对他的看法似乎是无动于衷。当弟子们问他是如何达到这种内心自由的境界的时候，他哈哈大笑地说：

“20岁之前，我根本一点儿不在乎人们对我的看法。20岁之后，我没完没了地担心邻居的看法，然后，在我50岁之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人们几乎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了。”

开始

巴乌斯托夫斯基

高兴与不高兴

黄亨

一天，我和同事驱车赶路。天气很热，气温至少在37℃以上。隔着车窗，远远看到一支十几人的自行车队，顶着烈日，汗流浃背，行进在热浪滚滚中。

我对同事说，在大太阳下骑车，还不知得骑多少路才能到目的地，真可怜啊！同事却不以为然：“你没看出他们是一支骑车的旅行团队吗？他们在烈日下骑车，也许正为此高兴着呢。倒是我们赶着去一个乏味的会议，该可怜的应该是我们啊！”

恋爱

安妮宝贝

点　　滴

讲话是修行

星云大师

（一）

王阳明有一次跟学生出游，路旁有两个人在吵架，一个骂道：“你没有天理!”一个反驳道：“你没有良心!”

王阳明就对身旁的学生说：“你们听，他们在讲道。”

学生说：“老师，他们是在吵架。”

天理、良心要求别人是在骂人，若要求自己是在讲道。与人相处，“讲话”是一种很切实际的修行，语言的赞美是一种布施。是非常因讲者、听者、第三者无心地搬弄而恶性循环。大家都知道，是非止于智者，彼此能聚在一起，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破坏掉这份难得的因缘。

（二）

语言是沟通感情、传达思想的工具，但不得体的言语或过多的音声，常是是非烦恼的因由，故佛门常教我们要“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还有维摩居士的“一默一声雷”都是很发人深省的棒喝。

苏格拉底非常善于演说，以教人如何讲话为职。有一位青年前来请他教导演说，并说明演说如何重要云云。苏格拉底等他说了半天以后，向他索取两倍的学费，青年问为什么?

苏格拉底说：“因为我除了要教你讲话以外，还要教你如何不讲话。”

俗云：“一言折尽平生福”，谨言实在是修身要件。

（三）

“言语之于我们，乃在使我们互相做悦耳之辞。”无意间听到徒众的谈话，措辞实在值得商榷，如：

“是我拉他来的。”为什么不说“是我请他来的。”

“这是我管的……”为什么不说“这是我负责的……”

“我调查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不说“我知道大家反应都很高兴。”

“你听我的。”为什么不说“我们来沟通一下。”

“你可别后悔。”为什么不说“你不再考虑吗?”

“你要给我小心!”为什么不说“你还是谨慎点好。”

话人生

陈道明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曾经历过它。尽管经历过“文革”中的各种运动，也感受过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我始终不能忘却。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的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这种距离下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不在乎”。

都说对于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责任，我理解的责任首先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于家——父母养育了我，我要尽孝，让老人为我而感到欣慰；于妻——我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让孩子因有我这个父亲而骄傲；于友——让对方因有我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让别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受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话：我实话告诉你，说心里话，说白了吧，我跟你老实说吧，我一点不骗你……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真诚惯用语”，就有多少谎话产生。

有个30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在社会上陷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一点控制，焦虑就会少一点。

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吗？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的事。尝试把自己的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就是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德川家康遗训

德川家康

一、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于求成。

二、以受约束为常事，则不会心生不满。

三、常思贫困，方无贪欲之念。

四、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石。

五、愤怒是敌。

六、只知胜而不不知败，必害其身。

七、常思己过，莫论人非。

八、不及尚能补，过之无以救。

初雪

胡定核

初雪。

初雪是立冬后的第一场雪；

初雪是春天的前奏；

初雪是属于孩子们的。

初雪是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从高高的天空中向我们轻轻地飘下来，长长的裙裾在随风摆动。

初雪是一位天真的小姑娘，她从遥远的地平线向我们盈盈地走过来，她的脚步是迟缓的，因为她禁不住要好奇地东张西望。

而在她纯洁的目光注视之下：

青青的麦田第一次盖上了松软的雪被

金色的秋林羞涩地放下了白色面纱

巍巍大山肃立，戴上了银色的头盔，向这美丽的小天使敬礼。

她是有着洁白的衣

洁白的肌肤

洁白的长发

只有脸蛋是鲜红的，如冬日清新的早晨，正在飞升于雪原之上的。

那一轮鲜红的太阳

只有嘴唇是鲜红的，如新的一岁到来时，萌动于我们心中的

鲜红的希望！

给安德烈

龙应台

爱的实验

李平靖

这个实验出自一位童年缺乏母爱的心理学家之手，他叫哈络。而他毕生最亲近的伙伴就是一群恒河猴——他实验的对象。也正是在它们身上，哈络发现了在人类身上具有的爱的重大秘密。

恒河猴和人类的基因非常相似，它们的基本需求、对外界刺激所做出的一些反应，与婴儿如同一辙。为了这个实验，哈络制作了两只“母猴”，一只母猴的外表由铁丝网制成，腹部上方还有钢制的“乳头”，上面有个小洞，方便奶水流出；而另一只母猴由厚纸筒套上绒毛布巾制成，体内还安装了一个灯泡。

实验开始了，哈络把一群刚出生的恒河猴放进笼里，里面有两只“母猴”，铁丝母猴里的食物取之不尽，而从绒毛母猴的乳房里吸不到任何奶水。实验助理记录下了幼猴刚开始时的反应：它们一边尖叫，一边撞击着笼子，情绪极不稳定。

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几天后，幼猴知道母亲不会出现了，便把感情转移到绒毛母猴上。它们会趴在它胸前，用身体蹭它，抚摸它的脸，轻咬它的身体。当然，如果幼猴肚子饿了，会跳下绒毛母猴，来到铁丝母猴面前，吸取乳汁，吃完后再迅速回到绒毛母猴的怀抱。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奥妙，使得幼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呢？哈络认为，这是因为绒毛母猴能够提供接触安慰，而铁丝母猴不能。虽然肢体接触是影响感情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肢体接触竟然可以完全凌驾于生理需要之上，两者的差别如此之大，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幼猴吸奶只是为了能够和母猴保持亲密的接触。

哈络由此得出结论：爱源自接触，而非食物。母亲总有一天不再分泌乳汁，但是孩子还是会爱母亲，因为他们的脑海里还有被爱的记忆。每一次亲子互动，都源自幼时感受到的温柔抚触。

如今，哈络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各领域的广泛认同。婴儿在医院都会有专人负责抱，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肌肤的接触，婴儿几乎活不过六个月，即使勉强活过了，以后也会反应迟钝，常做噩梦。很多初为人母的妈妈都反映，婴儿特别喜欢毛巾‘绒毛玩偶，若是它们被人夺去就会大哭大闹，有些孩童甚至没有它们就无法入睡。这些都与几十年前哈络的研究结果惊人地相似。

我想，任何一个看到此文的人都应该感到欣慰，爱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高深。温柔的抚摸，轻微的晃动------所以没请不要害羞，拥抱你爱的人吧，这便是爱的真谛。

台湾的衙门不设岗

张鸣

住在台北的中心区，最大的好处是，不经意间，就可以看到许多政府机构。台北的政府机构的建筑，都是日据和国民党威权时代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高大、雄伟、宽敞，跟大陆没多少区别。但除了建筑之外，以一个大陆人的眼光，所有的官衙似乎都不怎么像政府。

没警卫的官衙门

大门槛外，没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缺了站岗的兵。威还在，但武没了。好容易才在房子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还经常溜号，就连他们的“总统府”也不例外。每个大门槛，随便都可以进去，没人管你。“总统府”限制多一点，周一到周五，上午9-11点开放参观。这些政府机构，“总统府” 带头，都在为台湾的旅游默默作着贡献，好些大陆来的陆客，都要求进大门槛看看。但是如果没有跟团走，单个的旅客也许会错过—旺报的社长跟我讲，就有大陆游客投书，说是到了台北市政府门口，硬是找不到，因为人家没有站岗的。

我们这些大陆人，平日里见惯了高大威猛的政府大楼、政府广场，见惯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听惯了门卫厉声的呵斥，一旦见了没有门岗的政府大门槛，还真就不习惯。其实，这个世界上好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是这个样子，别的地方，有的连高大的房子都没有，寒酸得紧。

有卫兵的大门槛也不是没有，台北至少有两处，一是“国父纪念馆”，一是“中正纪念堂”。两个地方，都有一坐姿相似的铜像，一为孙中山，一为蒋介石。两座像前，各站立一持枪的兵，一动不动，妻还以为是蜡像。过了不多久，到换岗时分，蜡像居然动了起来，虽然动得跟机器人相似，但可以看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实际上，这两处的岗兵都是礼兵，不是站岗，而是在表演一种礼仪，每天例行的换岗仪式，跟英国白金汉宫和美国阿灵顿公墓一样，无非是吸引游客的杂耍。一边换岗，一边玩玩花枪，让人看了好玩。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岸的礼兵，礼服正在趋同，但戴钢盔的方式却大不一样。我们这边钢盔是正扣在脑袋上，前面微微上翘；而他们这边则反之，前面的帽檐儿，压得很低。据说，非止礼兵，连正经的军人，台湾这边戴钢盔，也是这般，而我们则相反。

懂军事的人告诉我，压低帽檐，冲锋时可以减少伤亡，但的确不怎么好看。看来，即使礼兵，这边也不肯将就一下美观。不知是因为被共军打怕了呢，还是人家一切从实战出发?

昔日禁地今成市民活动中心

不过，今天的这两个纪念国民党大人物的场所，已经变成了市民的活动中心，“国父纪念馆”尤甚，到处是背画夹子的儿童，跳街舞的少年，还有盘旋的鸽子。“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大牌坊，已经在民进党当家的时候，改成了自由广场，原来的“中正纪念堂”五个字被凿去，改成四个颜体的大字—“自由广场”，纪念堂上的匾也被拿掉。国民党当家，说是拨乱反正，也只是换回了堂上的匾，广场上牌坊上的字，却还依旧。

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自由”两个字，是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一旦刻上了，谁也不敢轻易拿下。可怜当年老蒋对“自由”两字深恶痛绝，虽然没有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也有专门的文章，批评自由在中国的泛滥，进而痛骂五四新文化运动教坏青年。在他治下的台湾，最稀缺的，恰是自由。今日却让他老人家的坐像，天天面对广场上“自由广场”四个大字，真是情何以堪。还不如民进党的办法，在他的坐像前，弄上好多飞来飞去的虫鸟，让他老人家死活看不清广场牌坊上的字，似乎还更人道些。

    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办公处，已经变成了民间团体的所在。我为了找辛亥资料，来到国民党的党史资料馆，这个馆，今日缩在台湾的船业大王张荣发的基金会大楼里面，随便报上名来，连证件也不需要，就可以进去查资料，我查了他们可怜的馆藏，什么也没有找到。  

百姓有了选票，原来威武的衙门，都失了精气神，里面的官员都要讨好选民，更何况建筑?原来威权的纪念物，也在悄然之间，改变了性质，开始为人民服务，虽然多少有点转变过程中的小小尴尬。大门槛，已经没了。

旁听台北市议会

8月份台湾“立法院”开临时会，但去旁听，却赶上人家表决，只欣赏了一下搭棚子抗议的一群老头、老太太。进入9月，立法院依旧没有开会，但台北市议会在开，朋友告诉我，今天下午(9月7日)，市议会台北市政府总质询。这一阵，台北市市长郝龙斌陷在新生路高架桥和花博会采购弊案的风暴里，质询一定有戏看。于是，依照朋友的指点，我准时在下午两点到达了台北市议会。

台北凡是公家单位，房子都很雄伟，市议会也不例外，一栋很厚重的白色大楼，走廊十分高大宽敞。台北的政府机构，除了正门之外都不挂牌子，我一个外来人，当然摸不准哪个是正门，结果进的是后门，后门里面有个警察，但见到我这样东张西望的可疑人员，既不阻拦也不盘问，听任我绕到正门，跟志工会合。办理旁听要登记，拿出我的大陆同胞证，办事的小姐看都没看清楚，就在旁听证上写上“张鹏”两个字。证件后面有不干胶，撕开粘在衣服上就可以进去了，就这样，我顶着张鹏的名字，旁听了将近两个小时。

旁听席在四层，可以居高临下地看下面的议会大厅，但隔着厚厚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的人的动作，却听不见声音，好在旁听席有大屏幕，声情并茂，可以同时看见张牙舞爪的质询者和垂头丧气的市府官员。这一次是总质询，市政府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连7个顾问都到齐了，坐了黑压压好几排。但是，质询议员一方，却只有3个人，其他议员一律缺席，一排排的空椅子，不，沙发。

虽然只有两男一女三个市议员，可发起声来，却震天动地，连珠炮式地交替发问，一会儿放PPT，一会儿展示文件。总共两个小时的质询，质问的话题转换了无数次，但没有一个话题是有答案的，市府这边刚要回答，就被打断。议员叫谁上来，谁就得上来，上来之后，明白人不许回答问题，不明白的，却非要站在那里被问。7个顾问都被像过堂一样提过来，但却一个问题不提，依次点名之后，又一挥手让这些人下去了。刚刚提了一个建客家文化中心的问题，然后就放PPT，说是让郝龙斌市长好好看看，我以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没想到，放出来的却跟刚才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是大陆电视台采访副市长的画面，说她明明是副市长，被人称为市长却不更正。我看出来了，原来所谓的质询，质询者只在意“质”，而没有“询”，他们根本不希望被质询者回答问题，自己问完了，也就完了，所谓的问，其实就是指责甚至羞辱，羞辱完了，也就完了。让我这个旁听的人，连一个问题都没弄明白—不是我的智商低，或者不了解情况，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但我就是不知道真相。整个一下午，只有两个小问题，我似乎是听出了点头绪，一个是市府号召公务员跳花博舞，一个是市教育局发文让中小学号召学生参观花博会，似乎两件事在办的过程中，都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但是，质询者对这一点，恰恰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在如果买花博会的预售票丢了，要不要给赔偿的荒唐问题上纠缠不休。

没有新闻价值的质询会

偌大的旁听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二楼的记者席，也没有几个人，几台摄像机早就架在那里，记者们懒洋洋地三三两两坐着，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议事厅发生的事情，即使在议员有意向他们呼吁的时候，记者们也无动于衷。我知道，他们见的世面太多了，市议会的这点事，又算什么呢?媒体宁可报小偷偷空调，也不热衷报这个。

听完之后，我跟陪我的志工讲，如果我是台北市市民，我会对这样的场面很不满意，因为听了半天，没有一件事我能知道究竟的。我看到的，只是党争，只是作秀，而没有质询，没有真相。感觉三个议员痛快淋漓地骂了一阵，市府官员唯唯诺诺，吭吭哧哧一阵之后，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志工说，没有人会满意和不满意，因为，没有人来旁听，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报，除非其中爆出某些值得娱乐的话题。

记得看1910年清朝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看到那些民选的议员议事，也争，也吵，但每个议题都争得明明白白。历史总是会进步的吗?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悲伤不如呐喊

朱春学

这似乎是个被死神封印的家庭，死亡从来都是如影随形。蒙克5岁时，母亲劳拉死于肺结核；26岁时，父亲克里斯蒂安也撒手尘寰。蒙克还有4个兄弟姐妹，但他们的命运似乎更为不幸。一个兄弟和他最喜欢的姐姐苏菲，在他14岁时病逝；唯一结过婚的兄弟安德烈，在婚礼后不过数月也死了；而蒙克自己因为家庭的原因，疏于照顾，也是体弱多病。

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窘境：想高声呐喊，却不能够；想痛快哭泣，却欲哭无泪。蒙克所遭遇的，要比我们痛苦百倍。

一天黄昏，他沿着小路漫步。他又累又病，停步远眺。太阳正在落山，云被染得红红的，像血一样。他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他甚至仿佛已经听到了这声尖叫。于是，他画下了一幅画，画下了那些像血一样的云，那些在尖叫的色彩。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作品《呐喊》的由来。他描绘的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却又看得明白的悲惨人生。也许他的画显得悲观，但决不缺乏激情和震撼。如果看似悲惨的命运向我们袭来，不如呐喊，当你呐喊时，浑身的毛孔贲张，也许就会让你逃离惊恐，继而挺身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