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10年第23期·人生·摆渡（作者：林天宏）

《读者》2010年第23期

人生

摆渡

林天宏

2010年4月12日清晨5点多，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48岁的老师王勇起床了，他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出门往河边走。

王勇从来不敢赖床，因为每天早上6点，孩子们都会准时在村头的渡口等着他。山里温度低，如果他出门晚了，孩子们就容易被冻感冒。在过去的20年里，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王勇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摆渡者

1984年，20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民办代课教师。

1989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件往事时，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当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年，从教6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小学。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H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爽快地答应F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也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千就是20年。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的去处。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其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些的教育条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了6个学生，最大的上六年级，最小的上一年级。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一次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左脚的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河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没捞着。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6年。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岁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学三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现在，王勇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

船、桥和老师的背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条小木船。它长约3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载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河去。2002年，县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米，宽1.5米，一次能运10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每逢秋天的清晨，河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有好几次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王勇让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向，才能勉强渡河。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面，来确定能否行人。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脚踩破了冰面，大半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一边喊着让孩子们不要靠近，一边用手肘支撑着冰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冰窟窿里爬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结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两百多斤重”。母亲和妻子搂着他心疼得直哭。

每年有两段时间，王勇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是在冬天，河水还没结冰的时候，他不到4点就要起床，烧上一桶开水，烫一下船上的机器，否则机器根本启动不了。另一段时间是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回落30多米，大多数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来，随处可见干枯的水草和龟裂的泥滩，那艘铁皮船也趴在岸边，动弹不得。而这段时间，河水还是有几十米宽，挡住了孩子们上学的道路。每天早晨，王勇只能背着这些孩子瞠过河去。

为了背孩子们过河，他特意买了一双能够套到大腿的长筒胶鞋，但很多时候，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光着脚，“踩石头踩得紧，不容易打滑”。因为长期浸水，王勇的双腿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到发病的时候，双腿红肿得像大萝卜，现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热水烫脚。

摆渡者的家

王勇的家，离碑沟村的村口不远。他和妻子住着2007年新盖的一座小平房，年迈的父母住在不远处的祖屋里。祖屋已经盖了20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顶被烟火熏得发黑，时不时地往下掉土坯。

对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学，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

最直接的反对原因，来自经济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来块钱，但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务农。他一边要赡养两个老人，一边要养育18岁的在宽甸读高中的儿子。但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得在这艘铁皮船上搭进数千元：零件坏了要更换，船体要时不时地维修，光是一年的油费，就是1000多元钱。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王勇才会向学生家长象征性地征收一点油钱，每个孩子每天5角钱。

其实，王勇也曾想过放弃。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们怎么办？犹豫再三，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仅如此，现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渐接受了他的“傻劲儿”。

现在，王勇不在家时，妻子就主动顶替。开船的事儿，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但老人家主动当起了“安全监督员”，经常绕着铁船转个把小时，检查机器和船身。

村里的村民们除了种田外，大多都有些副业——养养蚕，种点烟草，可因为接送学生，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归，仅有的几亩农田全靠妻子侍弄。因为人手“不够”，他家至今没有副业。

对于自己的儿子，王勇也有个愿望，希望他将来也能当一名老师，哪天自己老得实在干不动了，儿子能接替自己继续摆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学可上。当他和旁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妻子可不答应了。这个农村妇女扯着嗓门吼道：“你自个儿上了贼船就算了，别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

曾有人问王勇：“送了孩子20年，你觉得这事儿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说不出什么大话来。”王勇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说，我在一天，孩子们就能安安全全上学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们的。”

小黑的选择

李家同

我做大学教授已经很多年了，我注意到大学男生属于白面书生的已经非常少了，大多数男生都有很健康的肤色，可是比起在外面做工的工人来说，似乎我们的大学生仍然白得多了。

张炳汉是少数皮肤非常黑的那种大学生，难怪他的外号叫「小黑」，我是他的导师，第一天导师生面谈，他就解释给我听为何他如此之黑，他说他从高二开始就去工地做小工，再加上他是屏东乡下长大的，所以皮肤黑得不得了。他说他家不富有，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哥哥，而他哥哥就是一位完全靠劳力赚钱的建筑工人，他大一暑假就跟着他哥哥打工，赚了几万元。

有一天，一位屏东县社会局的社工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一件令我大吃一惊的事，他说张炳汉现在的父母绝不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因为他们血型都是Ｏ型，而张炳汉却是Ａ型，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个案，经过计算机数据库不断的搜寻，他们总算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只在这里说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发现张炳汉其实是走失的孩子，他现在的父母领养了他，而他被发现时穿的衣服也有很清楚的记录，当时他只有二岁，十八年来，他的亲生父母仍保留着当年寻人的广告，也从未放弃过找他的意念，那个广告上的衣服和小黑当年被找到的完全吻合，再加上其它的证据，他们已可百分之百地确定小黑可以回到亲生父母怀抱了。

社工人员问我小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告诉他小黑性格非常爽朗，他建议我们就立刻告诉他这个消息。

小黑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感到十分地激动，可是，他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血型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和他哥哥完全不像，他哥哥不太会念书，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做工了，他却对念书一点困难也没有，他哥哥体格也比他强壮得多。

他们俩唯一相同之处是口音，可是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从小学他哥哥的缘故。不要看小黑年纪轻轻，他的决定却充满了智慧，他说他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人物，可是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他的身分证上父母栏不会改变，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们对我这么好，收养了我，含辛茹苦地将我带大，我这一辈子都会认他们为爸爸妈妈。至于亲生父母，我会孝顺他们，将他们看成自己的父母，只是在法律上，我不要认祖归宗了。

我和社工人员都为小黑的决定深受感动，社工人员告诉小黑，他的生父是一位地位不小的公务员，生母是中学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比小黑小一岁，念大学一年级，他们住在台北。

小黑表现得出奇镇静，他要和社工人员一齐回屏东去，将这一切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是典型的乡下好人，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和台北方面联络，约好周六小黑去台北见他的亲生父母。

星期六一早就从台中开车去台北。小黑虽然是个壮汉，可是当他走下汽车的时候，两腿都有点软了，几乎由我和太太扶着他进电梯上楼。大门打开，小黑的妈妈将他一把抱住，哭得像个小孩，小黑有没有掉眼泪，我已不记得了，我发现小黑比他妈妈高一个头，现在是由他来轻拍安慰妈妈。

事后，他告诉我，当天他在回台中的火车上，大哭一场，弄得旁边的人莫名其妙。我和我太太当然识相地只坐了半小时就走了，半小时内，我观察到他的亲生父母都是非常入情入理的人，他的弟弟和他很像，可是白得多，和小黑一比，真是所谓的“白面书生”了。

我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还是我们的小黑比较漂亮，尤其他笑的时候，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有一种特别男孩子的魅力。小黑收到一件夹克做为礼物，是滑雪的那种羽毛衣，小黑当场试穿，完全合身——这也靠我事先通风报信，将小黑的尺寸告诉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小黑要我请客，将他的“双方家长”都请到台中来，我这个导师只好听命，除了两对爸妈以外，我还请了小黑的哥哥和他的亲弟弟，因为大家都是很真诚的人，宴会进行得十分愉快，我发现小黑的哥哥的确比他壮得多，我又发现小黑的弟弟比他们白了太多，小黑好像感到这一点，他说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非洲小白脸”，他显然希望由此说来缩短他和弟弟间的距离。

小黑的账户中增加了很多钱，可是小黑的生活一如往常，只是周末有时北上台北，有时南下屏东，他的亲生母亲一开始时每天打电话来嘘寒问暖，他只好求饶，因为同学们已经开始嘲笑他了。

大二暑假开始，小黑向我辞行，我问他暑假中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做苦工，我暗示他可以不必担心学费和生活费了，他说他一定要再去屏东，和他哥哥在一起做一个暑假的苦工，他要让他哥哥知道他没有变，他仍是他的弟弟。

我知道屏东的太阳毒得厉害，在烈日之下抬砖头、搬水泥，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我有点舍不得他做这种苦工。小黑看出了我的表情，安慰我，教我不要担心，他说他就是喜欢做苦工，他还告诉我他做工的时候，向来打赤膊打赤脚，这是他最痛快的时候。

可是小黑没有骗得了我，我知道小黑不是为了喜欢打赤膊、打赤脚而去做苦工的，如果仅仅只要享受这种乐趣，去游泳就可以了，我知道他去做工，完全是为了要作一个好弟弟。

小黑大三没有做工了，他是信息系的学生，大三都有做实验的计划，整个暑假都在计算机房里，他自己说，他一定白了很多。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小黑身旁多了一个年轻人，在他旁边玩计算机，我觉得他有点面善，小黑替我介绍，原来这就是他弟弟，可是我怎么样都认不出来了。他过去不是个白面书生吗？现在为什么黑了好多，也强壮多了？

小黑的弟弟告诉我，他已经打了两个暑假的苦工，都是在屏东，两个暑假下来，他就永远黑掉了，我忍不住问他，难道他也需要钱吗？小黑的弟弟笑了，黝黑的脸，露出了一嘴的白牙齿，他指着小黑对我说“要当他的弟弟”。

在烈日下做两个暑假的苦工，他真的当成小黑的弟弟了。

我们有选择的权利，而每个选择都是转折。

小黑可以选择回台北亲生父母的身边，小黑的弟弟可以选择做其它轻松的工作。他们的选择，更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不单单是亲情，还有选择后面的智慧。

闭上眼睛

流沙

英国登山运动员约瑟攀登过阿尔卑斯山主峰。但不幸的是，他所加入的这支野外登山者队伍并无实战经验，在向主峰发起冲锋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和局部雪崩。同行的7有中有6人遇难，惟有约瑟活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21年前。从此，约瑟就再没有登过阿尔卑斯山。

约瑟现在接受了英国一家登山爱好者协会的邀请，让他讲述当年那段记忆。约瑟讲得很从容。当谈到冰峰上如何自救时，约瑟说：“伙计们，发生危险时，你们什么也不要做，只要把眼睛闭上就行了。”

所有的队员哄堂大笑。

而约瑟却一本正经地说：“真的，只需把眼睛闭上，站在原地，祈祷吧。”

约瑟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当年7人遭遇暴风雪时，我们一起下撤，当走到半山腰时，应该是安 全了。但山上的雪崩发生了。雪崩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己无法可逃。我闭上了眼睛，站在原地。我想自己肯定会死。我开始祈祷。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雪只盖住了我的上半身。但是，我的朋友却全死了。他们并不是被雪埋没的，而是死于缺氧。当雪崩发生时，他们往山下狂奔，他们所带的氧气很快被消耗殆尽。”

约瑟说到这里，所有的队员都愣住了。

约瑟说：“逃生是人的本能，当恐惧降临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常识，忘记最基本的生存办法。今天，我就要给你们一个忠告，当你们攀上高山时，你们需要永远牢记常识，当一切无法抗拒时，就请闭上眼睛祈祷吧。”

将救生圈丢掉

苗向东

胡立阳小时候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刺激、冒险。他五六岁时就学会了游泳，自认为泳技高超。他常听说有人在海边被浪卷走，却不相信自己会碰上那回事：终于，他十三岁那年决定到大海里去大显身手，他抱着一个很大的救生圈下了海，由于那时是退潮，他没料到海浪的力量有那么大，很快就把他带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已经离警戒线一两千米远了，沙滩上的人看起来小得跟蚂蚁一样。他使劲地想游回岸边，但由于是退潮，加上套在身上的救生圈实在太重，根本就游不动。几经挣扎，他发现自己被海水越带越远。当时天色渐暗，身边四下无人，风浪渐大，他有些慌了，心想：难道自己要葬身海底喂鱼了吗？想到此，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哭累了，还得想办法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抱着救生圈，被动地等待奇迹出现；要么丢掉救生圈，靠自己的力量拼命游回去。可是丢掉救生圈，若游不回岸上，又没人来搭救，怎么办？但不丢掉救生圈，他动不了，就只能坐以待毙！在刹那间，他做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将救生圈丢掉。

把救生圈丢掉之后，他立刻就哭了，因为救生圈很快就被退潮的浪带走了。他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拼命往岸边游之后，浪一退，他就潜到水下，以缓慢的速度在水下拼命地游；浪一来，他就冒出水面，借助浪的助力前进。就这样游游停停，当他感到无力时，他不断鼓舞自己来驱除内心的恐惧。他想，来海滨浴场不就是为了享受游泳的乐趣吗？怎么现在一落到海里，就哭哭啼啼了呢？眼前一大片海水，不正好可以施展自己的泳技吗？随后，他的身体慢慢放松了，虽然仍游得吃力辛苦，但陆地已经触目可及就这样拼命游了两个小时，直到天色已暗，他才终于游到岸边回头一看，救生圈早已消失在黑漆漆的茫茫大海中。当手碰到沙滩的那一刻，他瘫倒了，同时喜极而泣，劫后重生的感觉令他永生难忘。

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赌博，他庆幸当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不然自己可能也跟救生圈的命运一样了？事后，他曾与许多朋友讨论他当初的这个选择。大家都说他当时疯了，因为没有了救生圈，等于没有了希望。但胡立阳清楚，自己是对的。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对胡立阳日后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往后不论在求学还是工作中，始终奉行这样的座右铭——成败往往在一念之间，凡事皆应当机立断。

后来，他进入了华尔街，不断领教到“股海”的可怕与无情当发现行情的走向与预料不同，一定要做出“丢掉救生圈”的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暂时“止损”就是放弃了希望！不幸遇上“退潮”，他总会勇于认错，并立即做出果断的决定，将手中的股票全部抛掉。

就这样，他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华人投资理财专家，被誉为“亚洲股市教父”。

再一次的遇见

一江春水

一对日本中年夫妇，生活无趣，丈夫每天对妻子呼来喝去。妻子实在忍受不了，拿烟灰缸砸破了丈夫的脑袋。昏迷的丈夫被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瘤。

医生给出两种治疗方案：1、选择开颅手术，彻底切除，但是因为脑瘤和大脑已经相互渗透，可能会失忆。2、选择放射线治疗，不会有后遗症，但是脑瘤可能会再次复发。

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手术。手术前一晚，妻子和护士聊起来：“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见面后的第二天他就向我求婚了——‘你能和我在一起吗？’膝盖都在抖呢……”

手术之前，丈夫请求护士帮忙给妻子带话：“请告诉我老婆，我嘴笨，一直没告诉她……告诉她，我这辈子只要她一个，就算是重来一次，我也要和她过。”

结果，他还是失忆了。

医生指着妻子问醒来的丈夫：“你认识她吗？”

丈夫回答：“不认识。”

妻子照顾失忆的丈夫，而失忆的丈夫总说：“对我这么亲切，谢谢您了。”

第二天，失忆的丈夫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正和护士聊天的妻子与丈夫相见了，他们彼此点头致意，然后，失忆的丈夫被继续推着往前走去。

“不好意思，等一下。”失忆的丈夫转过头，望向妻子。

于是，在白色基调的医院，在阳光四溢的清晨，依然打着吊瓶的丈夫，依然需要呼吸管辅助的男人，嘴角不自然地抽搐着，膝盖不停地颤抖，说：“那个，虽然昨天才见面，请和我……请和我一起生活吧。”

妻子趴在丈夫的腿上，哭得不能自已。两人的手叠在一起，上面有结婚时的对戒。

也许会像故事里一样，某一天，某人会对你一见钟情，他会用颤抖的声音表达爱意，你汹涌的泪水却不仅是感激他，还有命运。有人会对你一见钟情，当你第二次遇见你时，你要记得。

回忆我的母亲

贾平凹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当然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湿热得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忌日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

陈彤

为什么是你

我是一个南方孩子，刚到北京的时候，由于口音以及个子矮小，常常被人欺负，最初几个月，没有一天我不是哭着从学校回来。外婆看着心疼，对母亲说：“你总要管一管，去找找校长或者其他孩子的家长。”母亲瞟了我一眼，问了一个我那个岁数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那些孩子只欺负你，却不欺负别人？”

这个问题几乎伴随了我整个成长过程——无论我受了什么委屈，无论我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我永远会先问自己：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有没有你自己的问题？

个子矮小我无法改变，但是口音我彻底改掉了——现在即使我告诉别人我是南方人，人家都会说，不可能，为什么你没有一点口音？

母亲和我外婆的最大分歧在于，我母亲坚持认为不要给孩子任何可以依赖的幻想，要告诉孩子真相——你不是最优秀的，你不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上有比你更强的人，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不是错，但你要自己争取，即使身为你的母亲，也没有义务为你提供你所要的…切。你有本事，就自己去挣；没有本事，就不要抱怨。

不必要的牺牲

记得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出差，下了火车发现钱没有带够，给母亲打长途电话，希望她能从我的工资卡里取出1000元钱寄给我。母亲愤怒地说：“你去出差为什么不带够钱？你妈妈不是家庭妇女，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干这些事情？”

我在电话里哭了——后来她当然还是给我寄了钱，但是警告我下不为例。的确，后来我再没有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麻烦过她，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她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曾经我很为自己的母亲不是那种传统型的母亲而遗憾，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命运给了我这样的母亲，而她也造就了我独特的个性，为此我真的很感激她——因为她，所以才有我；因为她有个性，所以我才有个性。她不是不肯为我做出辆牲，她只是不愿为我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用我的命换你的人生

去年某…天深夜，我被送到医院急诊。母亲当时正负责宝钢项目，她赶到医院时，大夫告诉她我病情严重，刻不容缓，需要马上化疗，她当机立断办了退休。她甚至对亲戚说：“如果能够一命换一命，就让我换了她吧。”

我常常想，母亲为什么甘愿用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命，却不肯给我一点点依赖和幻想呢？

即使在我生病的时候，她也从来不像有的母亲那样说些“善意的谎言”，她似乎从来就不认为我承受不住真相的打击——她是直截了当跟我说：“你生的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如果不化疗，你活不过半年；如果化疗，你有50%的胜算。即使化疗结束，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你必须常常到医院检查，防止复发。在协和医院的记录中，曾经有18年以后复发的患者。”

我当时差点疯掉，我对她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打算治疗，我要用最后的时光去周游世界。”

她冷静地告诉我：“第一，现在不是最后的时光。第二，你的生命不完全是你的，你这条命是我给你的，你要为我活下去。”

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这样一位母亲，我会成为今天的我吗？我现在还能活着写这些文字吗？她帮助我发现了生命中另外的意义，她让我成为我自己，又让我懂得，我的生命并不是任性地属于我一个人。

生命之所以可贵，并不仅仅在于它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还在于它的广度和厚度——就像我母亲对我说的那样：“如果你拒绝化疗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害怕痛苦，那么你以为你去周游世界就能真正快乐吗？”

我想她说得对。感谢她让我懂得，生命本身就是包含苦难的。多年以前，如果她不肯经历苦难，那么就不会有我的生命；多年以后，如果我不肯接受化疗，就不会活下去。所谓“痛快”，没有痛苦的“痛”，怎么会有快乐的“快”？

诗意背后

王珏

季承出生于1935年5月，而季羡林在当年8月就去了德国。小时候，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是家人告知的墙上的一幅照片季羡林回国后，在季承的记忆里，两人也从来没有过那种父子之间的肌肤之亲，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有一个场景令季承印象深刻：一次季羡林空闲，摸了摸他的头说：“怎么不把头发留起来？像个当兵的。”

“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

父子还没来得及熟悉起来，季羡林就回北大教书了，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的家。再后来，季承和姐姐婉如先后考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但是和父亲的感情依然疏远。一般说来，他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谈什么。见面之后还要礼貌地握握手，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家庭、个人，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

姐弟俩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使父亲真正融入家庭。季承说，也许他们做得不够，也许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几十年来，季老一直自外于家人，对家人冷淡，几乎不闻不问季承结婚的时候，季羡林送了200块钱，就什么事都不管了 办婚礼时，他给父亲写了信，写了地址，但当天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后来一问，父亲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北大了。

季羡林还有一些“怪毛病”：不许女儿用自来水拖地、刷卫生间；节电成癖，不同意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一家人在屋里聊天，他也会进去把灯和电视关掉：不让人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食品，都收起来长期保存，偶尔拿出来请客时，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爱书如命，子女从不敢借阅他的藏书，偶尔翻阅也会遭到白眼。

更令季承辛酸的是，季老对亲人生死的淡漠。1989年春节后不久，为季家操劳一生的叔祖母过世，在她住院的20多天里，季羡林一次都没有前往探望。这之后的7年间，季承的姐姐、母亲、姐夫相继去世，季羡林也都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

后来，季承在整理父亲未完的遗作《最后的抚摩》时，发现了一段文字，讲述了季老有一天来到病房看望老伴的场景，字里行间充满不舍：“德华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

季承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父亲还抚摩过母亲，父亲也有温存，并非冷若冰霜。他突然意识到，每位人物身后都会有他的难言之隐，季羡林也不例外父亲不是无情之人，只是对家人不够好。

丹妮拉·贾西亚的故事

Anne Mullens

28岁的智利女郎勇敢克服意外造成的肢体伤残，重新展开美好人生。

她说：“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她是快乐的医科学生

在2002年10月30日之前，丹妮拉的生活安适无虞，无忧无虑，在亲情洋溢的家庭里长大。她品学兼优，尤其喜欢生物学，中学毕业后被天主教大学医学院录取。这所大学是智利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学府之一。

2002年10月底，丹妮拉22岁，第四年的医学院课程接近尾声。她有一个交往4年的英俊男友瑞嘉多?史特拉布，就读于另一所大学的商学院，是名运动健将。

盛夏即将降临南半球，大学期末考试就快开始。同时，几乎全国大学医学院都会参加的医科生联合运动会也即将在圣地亚哥南方约670公里的特木科举行。各医学院都想在这个年度盛会中夺取奖杯。

丹妮拉并不热衷于参加这届比赛，她希望专心应付即将到来的考试：此外，往特木科的旅费昂贵，得在火车上过夜，车程长达9个多小时。不知为什么，丹妮拉对这趟旅程竟有点莫名的忧虑。她告诉自己：“放心吧，火车旅行向来安全。”晚间10时左右，火车走了一个多小时，两个朋友邀丹妮拉一起去别的车厢，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同学。

四肢碾断痛彻全身

列车行经工业城兰卡瓜。两位朋友各走在丹妮拉的一前一后，来到两节车厢的交接处，由于照明灯烧坏，黑暗中看不见走廊通道并未盖住车厢连接处的空隙。走在前面的迪耶哥人高腿长，轻松跨过；娇小的丹妮拉摸黑跟在后头，此时列车正绕过一个大弯，造成车厢间的空隙大开。

丹妮拉往前踩了一步，突然感到失去重心，整个人往下直坠。本来她和两个朋友在一起，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另一名乘客在车厢边抽烟，看到这一切，告诉他们：“喂，那女孩掉下去了！”

丹妮拉觉得自己仿佛被撕开了，然后像从离奇的梦境中醒过来般，她发现自己躺在铁轨中央，四周是无边的黑夜。

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只觉得脸上有东西黏黏的、暖暖的——那是左眼上方一道小伤口冒出的鲜血。她举起左手，想拂开披散在眼前的头发，但徒劳无功。她再试一次，还是一样，就像手臂空自舞动。丹妮拉愕然抬头一看，不禁心胆俱裂：她的前臂下半截和手掌已无影无踪。

丹妮拉转头看另一只手，更觉惊慌。她的右前臂和手掌同样被碾断了，两臂断处血流如注。她试着移动身体，这才感到一阵剧痛，痛彻全身。

丹妮拉不愿回想她接下来看到的景象：左腿在臀部与膝盖之间被截断，右腿膝盖以下也失踪了。她几乎无法承受四肢全部被截断的恐怖事实。但身为医科学生，她知道自己不能惊慌，也明白自己失血严重。

幻痛袭来如火烧电击

救护队抵达现场11分钟后，丹妮拉被抬上救护车，火速入城。一路上丹妮拉断断续续念出亲友的姓名、电话。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医院。丹妮拉一见人就问：“我会没事吗？”进了急诊室，丹妮拉再度问这问题，但护士沉重的表情令她十分担心。不久，丹妮拉被推进电梯，，准备进手术室。她看到一位身穿罩袍的医生，留着胡子，眼神十分慈祥，又问：“我会没事吗？”医生凝望着她，对她微笑说：“你不会有事的。”

遭逢骤变之后，丹妮拉第一次感到安心了。她想：“我能做的都做了。现在一切就交给医生吧。”

丹妮拉的断肢被火车车轮压扁了，无法接回。几位外科医生动了3个小时手术，尽力清洁、整理伤口，务求使其顺利愈合。手术后，丹妮拉在药物麻醉下昏迷了两天，然后转院回到圣地亚哥。她在加护病房苏醒过来，看到男友瑞嘉多就问：“你会帮我渡过这难关吗？”瑞嘉多说：“当然会。”但内心深处，他怀疑自己是否办得到。

复原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是截肢后的幻痛。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似乎无法适应失去四肢的剧变，信息紊乱。丹妮拉有时觉得失去的手脚如被火烧，有时又觉得手指仿佛遭电击、钉刺。药物对幻痛没起太大作用。后来，丹妮拉借着冥想以及控制身体能量的日本式“灵气”治疗，逐渐控制神经的反应，减轻幻痛。只是当她疲惫的时候，幻痛还是会乘虚而入。

与此同时，丹妮拉的父亲正忙于为女儿物色安装义肢与进行康复治疗的机构，最后他选定美国阿伯特?爱因斯坦大学知名的摩斯康复中心，就在费城附近。2003年2月的某个周六，白雪纷飞，丹妮拉来到康复中心，开始为期6周的康复疗程。

到康复中心后第4天，丹妮拉看到自己的第一双义腿，它以塑料和金属制成。在她眼中，义腿实在美丽可爱。她套上一条义腿，由物理治疗师玛丽亚?卢卡丝扶着站起来，一股喜悦涌上心头。意外发生后，这是丹妮拉第…次站着与人对望，她喜极而泣。卢卡丝无法忘怀丹妮拉的毅力和斗志，深信她能克服残障。

丹妮拉每踏出康复的一步，就体验到强烈的快乐。站立、行走、学习用义手握笔，都令她喜不自胜。她很快就学会运用连接缆索的背部肌肉操纵双手钩子的开合，以便拿起或移动物品。她灵巧地涂抹眼影、编织，甚至拉起衣服上的一根头发。不过康复小组组长艾斯昆纳齐担心，丹妮拉的乐观情绪有一天会幻灭。她似乎太乐观了。艾斯昆纳齐见过许多断肢患者一心想要恢复正常生活，以为科技产品可以替代他们失去的肢体，但往往发觉事与愿违，于是灰心丧气。丹妮拉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原本以为可以摆脱火车事故的阴影，恢复以往的生活，但在摩斯康复中心，却发觉一生已永远改变，想到伤心处，有时不禁潸然泪下。

艾斯昆纳齐告诉丹妮拉：“你会永远怀念你的双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弥补你的损失。但你必须选择：一是躲起来，憔悴终生；一是振作自强，尽力而为。”尽管丹妮拉有时不免悲伤，但还是努力投入物理治疗，她谨记艾斯昆纳齐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自己走出来。”

成为医生  婚姻美满

丹妮拉在康复中心治疗6周后，和家人一起飞回圣地亚哥。瑞嘉多接机，看到丹妮拉用义肢向他走来，脸上挂着咧开大嘴、容光焕发的笑容，两人都欢天喜地。瑞嘉多原本担心无法陪丹妮拉走下去，这种疑虑当下一扫而空。

遭遇意外将近一年后，丹妮拉回到医学院。她拒绝任何特殊待遇，她要凭真本事取得学位，像艾斯昆纳齐一样当康复科医生。她专心读书，成绩更胜以往，终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四肢残缺的专业医生。现在丹妮拉做不到的事少之又少：用双手把头发绾起来绑个马尾她做不到，但其他很多事她都能做到。她的休旅车方向盘有特制把手，方便驾驶：她喜欢骑自行车，或和瑞嘉多共骑一辆协力车；她还喜欢下厨，自己设计食谱。她用来代替手掌的钩子仿佛有触觉，在检验病人时，她甚至可以察觉皮肤下的肿块。

丹妮拉和瑞嘉多的感情越来越好。2007年3月，他们到欧洲旅行后，瑞嘉多向丹妮拉求婚，他直言：“意外刚发生时，我实在不知道和丹妮拉的关系、感情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她不断为自己的遭遇哭哭啼啼，我恐怕受不了。但丹妮拉完全没有让那场意外局限她的发展。我喜欢这样的人，想和她共度一生。”2007年9月，丹妮拉和瑞嘉多举行婚礼，观礼的亲友有300多人，大家整夜跳舞庆祝。现在，他们经常到圣地亚哥各大公园骑协力车或到乡间参加公路赛，还计划生儿育女。

丹妮拉的人生目标没有因为那场意外而改变，她立志当一名出色的康复科医生，不但医术要好，还要和病人维持良好的关系。她希望协助病人克服痛苦，过圆满的生活。丹妮拉还要当一位好妻子、好母亲。而最重要的是，她珍惜宝贵快乐的人生，不会念念不忘失去的东西。她永远牢记艾斯昆纳齐医生和她初次见面时说的话：“人生的路要自己走出来。”

“最懂互联网”的“的哥”

蒋昕捷

“的哥”李杰的名片上印着——“您在路上的家”，可他自己却还没有“家”。

出于对房子的渴望和对高房价的不满，8月的一个周末，他豁出去两晚没拉活儿，跑到北京20多个入住一年以上的社区，支起三脚架，转着圈儿拍，拍了个痛快，主题是“夜幕下社区零零散散的灯光”。

这些精选出来的一百多张“黑灯照”，被他上传到微博，李杰无意中成了“民间晒黑灯活动第一人”。

反响出人意料。“黑灯照”上传后两天就招来15家媒体，微博里也多了数百粉丝，网友评论中不乏溢美之词，李杰瞬间“有种当英雄的感觉”。

“支持我的，都是买不起房子的人吧。”他这样揣测道。

说话间，李杰的车已经驶入北京房价上涨最快的朝青板块。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社区。他指着车窗外的一栋楼笃定地说：“这儿的入住率不到10%。”几天前，他从住在附近的乘客那儿得知，整栋楼都是每平方米4万元以上的大户型，“全被煤老板买了”。

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子是李杰与乘客间永恒的话题。在形形色色的乘客中，有仍在合租平房、眼神迷茫的年轻人；也有需要还贷30年、却一脸庆幸的小夫妻。

这样的情形，让27岁的李杰觉得不大能理解 “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他的传统观念里，房子只是家的组成部分，“如今却成了商品”。

李杰自小在天坛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长大，17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住着三代人二“如果能有自己的房子，我想住在市区，路宽，开车舒服。”

可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李杰的父母先后下岗，其后父亲得了癌症，母亲患了抑郁症，又碰上“看病难”，国家转型期的种种矛盾都让这家人碰上了。

好不容易等到李杰结婚威家，房价已经“噌噌”地翻了几个跟头。眼看就要做爸爸了，李杰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只能“倒插门”住在老丈人家。

“就现在的房价，我要攒两三个世纪才能买一套房子。”李杰调侃道，“这年头买房必须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奋斗下去。”

这位年轻的“80后”的哥懂得利用网络去表达观点。过去4年来，他每晚都在中关村的互联网企业楼下“趴活儿”。百度百科里关于李杰的评价是：“他是出租车司机里最懂互联网的。”

李杰向来“好管闲事”：他曾向媒体就节水龙头的使用情况提出过质疑；也曾骑着自行车从天坛蹬到北四环，一路向交通台“汇报”路况：看到娱乐场所门口总停着一些公务车，他还产生过监督“公车滥用”的想法。

经历了“晒黑灯”活动，李杰的人生仿佛突然间被激活了。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的哥加网民，除了怨天尤人之外，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用他的话说：“黑灯换来了一盏明灯。”

李杰丝毫不避讳自己想“出名”的冲动。不久前，他捡到一台笔记本电脑，很快交还给了那位日本乘客，这点儿事，他也在网上贴得到处都是：“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李杰拾金不昧，下一步，才能全世界都拾金不昧。”

“这可是钱买不到的啊！”他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