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索尔仁尼琴逝世 曾被誉“俄罗斯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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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逝世 曾被誉“俄罗斯的良心”
2008年08月04日 10:17中国新闻网-大洋网【大中小】 【打印】
索尔仁尼琴
前俄罗斯总统普京2007年6月12日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这位时年88岁坐在轮椅上的伟大作家。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文章导读：
索尔仁尼琴人物生平
1974年被美国政府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索尔仁尼琴对社会、政治的部分言论
反抗专制主义：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
衰弱，但稳定——“只要活着，就给国家开药方”
俄罗斯坐标上的雕像——一生都在向公众公开讲真话
中新网布拉格8月4日电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据德新社援引俄塔社的消息报道，这位世界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已有数月之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死于脑中风。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
索尔仁尼琴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走红苏联文坛。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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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
索尔仁尼琴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小说1973年在巴黎出版后轰动世界文坛，全球售出3000多万册。
“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80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
索尔仁尼琴晚年公开抨击美国和北约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努力。他认为西方民主危机严重，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黄频)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前苏俄流亡作家。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茲洛沃茨克。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作者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因为他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苏俄“大阳春”时代，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开明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举出名。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当局立刻下令《新世界》杂志停刊，索尔仁尼琴遭到围剿。
1965年索尔仁尼琴再接再厉，准备将小说《第一圈》付印，结果遭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索尔仁尼琴从此被迫将著作偷运出国外出版。
1967年，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70年代后，他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1974年的索尔仁尼琴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该书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继承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人文传统，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5年定居美国。
圣徒照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 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索翁的部分言论
官僚统治
俄罗斯的历史极具悲剧性。即便是今天的政治现状离我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也相距甚远。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俄罗斯会沦为"第三世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俄罗斯精神是崇高的，它远远高于目前苦难的现实。
人民自治
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我们的宪法第12条已经对此作了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组织目前不存在，也无人去建立。尽管许多省份曾迫于压力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然而，人民政治组织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地方的，然后从中派生出地区的，其后是州一级的，只有这样产生的自治组织与政府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才可能赋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杜绝空谈
拯救危难的祖国，不能从讨论国家的象征开始。对于那些年轻力壮却又毫无出路的男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头顶上奏响什么样的国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双头鹰怎么也不会帮助呻吟在贫困中的数百万民众。我认为，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问题，至少推后25年再议，眼下讨论这些问题不合时宜。
普京功过
评价总统普京的政绩，议论他治国的一些具体举措时，不应该忘记，他接手的是怎样的俄国。不要嫉妒他当上了总统。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财产被掠夺瓜分，数千亿美元流失到蔚蓝的海岸岛国。当然，叶利钦具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他为俄罗斯的解体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以私人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行贿，并以此取代国家法律制度。眼下普京面临的不是数十个，而是数百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要一下子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不出一点错。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批评他，依我看，他明显的错误只是取消生态委员会和森林管理局的自主权。因为这一结果导致对大自然和森林的出卖和掠夺。
还有一些我觉得则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联邦议会即上院的改革问题。原来是由各地区有资格的，能够承担责任的省长们组成。现在，提出要由那些得势的、永久迁居到莫斯科，并将享受部长级生活待遇的、也许是三流的政治家们替换他们。毫无疑问，普京总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但是，议会改革这样的方案是不能为他的目标服务的，正好适得其反。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京总统有着非常明智的决策，而欠缺果断的实施。例如，他同那些在近年内靠掠夺，侵吞，贪污而发迹的暴发户的斗争。那些人无偿或是半价得到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始终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完善的私有制度，而这样下去俄罗斯则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家杜马已经开始酝酿有关经济大赦草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前偷的就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大伙开始诚实地生活。这是很荒谬的。在腐败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可能站稳。普京应该在施政前，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首先清除这个毒瘤。
土地问题
卖，还是不卖农业用地--我们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新富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尽快将自己的不义之财投到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着手开办地区性土地银行和设立土地委员会。如果没有资助(分期付款和低息)，我们是不会有合适的买主的。土地银行资助了土地购买者，然后又清算偿还。在发生买卖行为的时候，不以任何国家任职级别为条件。(如果是被国家没收了土地的富农后代，一旦有旁人佐证就可以无偿拨给土地。)占有取得的地块应通过个人和继承的方式。但是，应当有一个规定：所得地块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当地的土地委员会要对此进行监督。如果土地挪作它用，由土地委员会决定收回用地。土地银行将退赔付款和已经发生的土地费用。
乌克兰
同乌克兰签署的最后一个协议令我大惑不解。叶利钦在十年间不断地在乌克兰总统们面前一味地低头妥协。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马奇的拥抱。今天情形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仍然继续妥协。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为什么我们允许他们推迟十年偿还债务?以优惠价卖给他们天然气?似乎是自己人要偷就让他们偷吧!对此，我无法理解。
车臣问题
众所周知，车臣战争不是源自普京，而是叶利钦1994年丧失理智的决策结果。这是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尽管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宽恕。马斯哈托夫在这三年里为了自己的独立都做了些什么?在恢复公民生活方面，他无所作为。是的，在这三年中，他让车臣储满炸药和各种武器，训练一批狂热的雇佣兵。我在1992年曾建议叶利钦："放弃车臣吧，他们要脱离出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让他们去吧，国界就沿铁尔科划定。"但是马斯哈托夫利用这三年制造恐怖爆炸活动。我发现我给叶利钦的建议错了。车臣为了成为军事恐怖的政体而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如同其它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但它却具有双重性，当人们谈及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时，作为一个从苏联时期过来的历史见证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目前新闻传媒基本上是自由的，畅所欲言，无所顾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至于新闻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出资人的意图则是另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我收到几份报纸，都看了。又收到几百封信，人们在大声抱怨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敢断言，报刊所反映的生活较之我们现实的实际生活要肤浅得多，琐碎得多。报纸在忙于应付政治阴谋，而极少关心人民的福利。为了装饰门面，把一些生活事件写进报纸和电视里。最可怕的是按照来自上层官僚们、来自最高权力机关、法律机构和教育阶层的意见来决定一切!似乎不需要人民自治，一切由上层来考虑，一切由上层来决定。这种对新闻自由的内在干扰是很危险的。只有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但对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完全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似乎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斯大林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称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在传记中写道，被捕的那天，是认识到悔改并走向神的开始；他的第一间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性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监禁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兮福所至”，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据他回忆，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同样反对斯大林专制的基督徒医生，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样从犹太教转成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术台上，荣归天国。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使他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词中，曾极力赞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言了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不信神，就什么都信”。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斯大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把世界拖入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专制主义最有进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它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学层面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共产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
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它只要宣传口号，用所谓阶级平等，改变了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根本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心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人的肉体，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环境，但摧毁不了邪恶本身。因为人的恶（原罪）是与生具来的，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后果。不管有没有”革命”，邪恶都会存在。但革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尔仁尼琴根本无法接受西方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人类进步的解释，因为邪恶不是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是滥用了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悲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不论他有多少”时间”，活多长，经历多复杂，阅历多丰富，其心灵成长、爱的能力都不会随年龄而自然成长。时间本身，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救赎和人性的提升。不仅不能，反而还会因为”时间”的延长，也就是经历和阅历的丰富，而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了神，那么人类不论繁衍几千年，世界不论有多么久的历史，最后社会不仅不会真正进步，反而会爆发更多的灾难，二十世纪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阴影，丢掉了耶稣的道德之”盐”，人类会加快腐败。说到底，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类就会为所欲为。因此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传播基督信仰，主张作家要做的，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并强调，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治疗人心灵的源头活水。”而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因为人同时具有行善和做恶的两种能力，而人这两种能力的表现，在《圣经》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应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
因此从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渗透着对这些永恒价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剧本《风中之烛》中，就探讨了这种主题。该剧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内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话，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烛火，而二十世纪启蒙运动后的人生观像是外来的强风，它以人类自由意志的名义将人心中良知的烛火吹灭。剧本的主角叫”亚力”，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名；经历也相似，很像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亚力经常说，”上帝祝福你，监狱！”他认为，”苦难是灵魂成长的杠杆”。
该剧否定了两种价值观：一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世上所有问题都有理性的解决之道。二是倡导感官享受，及时行乐，毕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肯定现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学上都是物质主义，而不是服从上帝、遵从耶稣的灵性世界。这个剧本是所有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没有以苏联为背景的，但却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他展示，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来属灵的人心可以被邪恶败坏，同样也可以藉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赎；”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共产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专制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同时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只身挑战庞大的斯大林政权和帝国，因为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减弱它们稳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识的复苏，它是极权主义要求全面控制人类精神制度的天敌。”美国作家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秘密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个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的智慧与勇气。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象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抗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坚守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就因为他的准则是：永恒的比暂时的伟大，天国的比人间的伟大，灵性的比政治的伟大。
1983年，索尔仁尼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而同样曾是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Sergei Kovalyov），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军的暴行。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於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把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看得大於人的尊严。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坚定地反抗斯大林的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的是，斯大林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坚定地反对践踏人的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价值，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没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看重现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灵天国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 in 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他刚回国後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也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
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怎么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著”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後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选择权，包括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发财致富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他忽视了，或者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於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这种呼吁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更没有了他曾最强调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儿女，这种最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索尔仁尼琴：衰弱，但稳定——“只要活着，就给国家开药方”
特约记者孙越自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上周在莫斯科家中对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说：“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他身体依然非常衰弱，但健康状况稳定。不过，前些天他偶感风寒，还在咳嗽流泪。
2006年12月27日，读书 报特约记者向索尔仁尼琴赠送了中国特产乐陵红枣。
“刚才还有朋友来电话说，也许中医和中药对我的病更有疗效。”索尔仁尼琴说，“看看，话音未落，你就送来了中国的红枣。”
索尔仁尼琴告诉中华读书报：“大家都说，我活着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听到大家说什么，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承受痛苦。可惜，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多年来，索尔仁尼琴几乎从不接受记者采访，因而此次见面实属不易，但也不准拍照。
他看上去很忧郁，不愿意讲话，标志性的花白长须垂在胸前，穿一件暗绿色西服上衣，黑色高领薄毛衣，不打领带。
他递给读书报记者一张当天在莫斯科出版的《一起生活的时代》报，上面刊登了索尔仁尼琴1998年出版的《崩塌中的俄罗斯》一书的片断。
“你看了就会明白，为什么俄罗斯是这个样子了。”索尔仁尼琴说，“也许你应该把这本书译成中文。”
与索尔仁尼琴的会面结束后，他的夫人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还邀请记者到莫斯科市中心参观了索氏的老房子。
此地位于特维尔大街12号。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就是在此被捕，后遭驱逐。
这座四室老宅现为索尔仁尼琴的书房。靠右手的一间现在用做索夫人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摆满了图书的玻璃门书柜，完全是上世纪80年代的款式，一张并不宽敞的书桌，没有电脑，只有一些秘书送来的需要阅读的文件。隔壁两间书房，一大一小，都是秘书的办公室，那里书架上的图书堆得顶到了天花板。
有大约三、五个秘书到这里全职上班，年龄都在50岁以上，他们负责处理索尔仁尼琴的稿件、图书和资料等事务。
索尔仁尼琴娜告诉读书报，俄罗斯将在2007年举办主题为“索尔仁尼琴与世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之一就是索尔仁尼琴亲自创办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心”，研讨会主会场分别设在俄罗斯和美国，届时，主办单位将邀请世界各国的索尔仁尼琴作品研究学者参会。“索尔仁尼琴在中国”也将成为此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一。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坐标上的雕像——一生都在向公众公开讲真话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
即使1994年在流亡20年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叶利钦政府。从2003年普京电贺索老84岁生日到今年6月12日登门拜访，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而那个政治异议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和普京的合影中，像雕像一样屹立在时代坐标上。
从不是明哲保身的顺民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着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大。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受奖。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但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虽然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下令出版该书。当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时，已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小说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一时间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坛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捧红的，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日益艰难，1965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当整个社会舆论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而对索尔仁尼琴不利的时候，作家早就忘记了20年前对声誉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的批评带来的灾难，和1945年的那封批评信一样，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5月的作代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这位由赫鲁晓夫捧起的苏维埃作家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而有点“不知好歹”的索尔仁尼琴顶着风口浪尖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这几乎是灾难性的。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会籍。
但在回忆往事时，面对曾经有知遇之恩的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的看法却是：“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顶着橡树的牛犊
随着作品在欧洲的出版，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坛的声誉日隆。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代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得到苏联当局的明确警告：出去后就别想再回国。没有选择主动流亡的索尔仁尼琴致信斯德哥尔摩，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但四年后，作为国际知名人士的索尔仁尼琴还是被迫出走他乡，并被剥夺苏联国籍，从联邦德国、瑞士一直流亡到美国。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来自对苏联的批评，他作为“铁幕”以西的政治工具而被过度吹捧。但事实上，即使受到西方各国的优待，索尔仁尼琴依然像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牛犊那样，在铁幕那边横冲直撞，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批评西方的演讲招致美国的围攻。而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故乡后，他又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这样形容自己，他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索尔仁尼琴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认为：“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出色的作家，不成功的政治活动家。”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这样评价这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用文字和口号为俄罗斯命运奔走甚至受难的文学家。
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的文学巨人，其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群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并在普通百姓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因如此，1994年之后的索尔仁尼琴甚至被一度视为俄罗斯未来的先知。“他能得到俄罗斯百姓认同主要是在于他的使命感，在大家不敢说的时候他说了真话。这也是俄罗斯2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陈建华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
总结自己的一生，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说到，“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索老的身体确实一日不如一日了。”和索尔仁尼琴相识并长期保持联络的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告诉早报记者。
学者观点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普京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为其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这当然有普京政治上的考量在里面。近几年来，西方经常指责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普京通过此举可以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当然这也是对一位老作家表示的由衷敬意。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描绘了病态社会下人性的扭曲，索尔仁尼琴和陀氏一样，希望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道路，也就是用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当中有点宗教空想的东西。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曾与索尔仁尼琴有过一面之缘，并与其一家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国之后，不太了解俄罗斯国情得罪了许多人，他吸取教训闭门谢客。“与索老的唯一一次见面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任光宣告诉早报记者：
“我与索尔仁尼琴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前。我发现大厅里有一位身材中等、蓄着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周围簇拥着好多人，那个人很像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确定，于是问了身边的一位俄罗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当即决定向他走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与这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见面和对话的良机。我趁机向他把自己做了简单的介绍，说我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教师，索尔仁尼琴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我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我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与读者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他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
我与索尔仁尼琴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相识于2003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她索尔仁尼琴作品在华的翻译情况，但她开玩笑地回答道，‘第一，我们不知道；第二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
娜塔丽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在索尔仁尼琴最倒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一起，共患难几十年。娜塔丽娅非常漂亮、有风度，从不以名人妻子自居，也不会在社交场合谈起自己的丈夫。近年来，索尔仁尼琴身体不适，所有社交活动大部分由妻子代劳。
2008年08月04日 10:17中国新闻网-大洋网【大中小】 【打印】
索尔仁尼琴
前俄罗斯总统普京2007年6月12日前往莫斯科郊外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这位时年88岁坐在轮椅上的伟大作家。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文章导读：
索尔仁尼琴人物生平
1974年被美国政府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索尔仁尼琴对社会、政治的部分言论
反抗专制主义：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
衰弱，但稳定——“只要活着，就给国家开药方”
俄罗斯坐标上的雕像——一生都在向公众公开讲真话
中新网布拉格8月4日电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
据德新社援引俄塔社的消息报道，这位世界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已有数月之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死于脑中风。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
索尔仁尼琴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走红苏联文坛。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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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
索尔仁尼琴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小说1973年在巴黎出版后轰动世界文坛，全球售出3000多万册。
“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80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
索尔仁尼琴晚年公开抨击美国和北约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努力。他认为西方民主危机严重，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黄频)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前苏俄流亡作家。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茲洛沃茨克。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作者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因为他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苏俄“大阳春”时代，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开明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举出名。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当局立刻下令《新世界》杂志停刊，索尔仁尼琴遭到围剿。
1965年索尔仁尼琴再接再厉，准备将小说《第一圈》付印，结果遭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索尔仁尼琴从此被迫将著作偷运出国外出版。
1967年，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70年代后，他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成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长篇小说《1914年8月》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1974年的索尔仁尼琴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该书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继承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人文传统，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5年定居美国。
圣徒照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 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 索翁的部分言论
官僚统治
俄罗斯的历史极具悲剧性。即便是今天的政治现状离我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也相距甚远。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俄罗斯会沦为"第三世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俄罗斯精神是崇高的，它远远高于目前苦难的现实。
人民自治
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我们的宪法第12条已经对此作了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组织目前不存在，也无人去建立。尽管许多省份曾迫于压力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然而，人民政治组织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地方的，然后从中派生出地区的，其后是州一级的，只有这样产生的自治组织与政府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才可能赋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杜绝空谈
拯救危难的祖国，不能从讨论国家的象征开始。对于那些年轻力壮却又毫无出路的男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头顶上奏响什么样的国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双头鹰怎么也不会帮助呻吟在贫困中的数百万民众。我认为，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问题，至少推后25年再议，眼下讨论这些问题不合时宜。
普京功过
评价总统普京的政绩，议论他治国的一些具体举措时，不应该忘记，他接手的是怎样的俄国。不要嫉妒他当上了总统。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财产被掠夺瓜分，数千亿美元流失到蔚蓝的海岸岛国。当然，叶利钦具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他为俄罗斯的解体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以私人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行贿，并以此取代国家法律制度。眼下普京面临的不是数十个，而是数百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要一下子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不出一点错。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批评他，依我看，他明显的错误只是取消生态委员会和森林管理局的自主权。因为这一结果导致对大自然和森林的出卖和掠夺。
还有一些我觉得则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联邦议会即上院的改革问题。原来是由各地区有资格的，能够承担责任的省长们组成。现在，提出要由那些得势的、永久迁居到莫斯科，并将享受部长级生活待遇的、也许是三流的政治家们替换他们。毫无疑问，普京总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但是，议会改革这样的方案是不能为他的目标服务的，正好适得其反。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京总统有着非常明智的决策，而欠缺果断的实施。例如，他同那些在近年内靠掠夺，侵吞，贪污而发迹的暴发户的斗争。那些人无偿或是半价得到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始终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完善的私有制度，而这样下去俄罗斯则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家杜马已经开始酝酿有关经济大赦草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前偷的就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大伙开始诚实地生活。这是很荒谬的。在腐败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可能站稳。普京应该在施政前，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首先清除这个毒瘤。
土地问题
卖，还是不卖农业用地--我们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新富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尽快将自己的不义之财投到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着手开办地区性土地银行和设立土地委员会。如果没有资助(分期付款和低息)，我们是不会有合适的买主的。土地银行资助了土地购买者，然后又清算偿还。在发生买卖行为的时候，不以任何国家任职级别为条件。(如果是被国家没收了土地的富农后代，一旦有旁人佐证就可以无偿拨给土地。)占有取得的地块应通过个人和继承的方式。但是，应当有一个规定：所得地块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当地的土地委员会要对此进行监督。如果土地挪作它用，由土地委员会决定收回用地。土地银行将退赔付款和已经发生的土地费用。
乌克兰
同乌克兰签署的最后一个协议令我大惑不解。叶利钦在十年间不断地在乌克兰总统们面前一味地低头妥协。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马奇的拥抱。今天情形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仍然继续妥协。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为什么我们允许他们推迟十年偿还债务?以优惠价卖给他们天然气?似乎是自己人要偷就让他们偷吧!对此，我无法理解。
车臣问题
众所周知，车臣战争不是源自普京，而是叶利钦1994年丧失理智的决策结果。这是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尽管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宽恕。马斯哈托夫在这三年里为了自己的独立都做了些什么?在恢复公民生活方面，他无所作为。是的，在这三年中，他让车臣储满炸药和各种武器，训练一批狂热的雇佣兵。我在1992年曾建议叶利钦："放弃车臣吧，他们要脱离出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让他们去吧，国界就沿铁尔科划定。"但是马斯哈托夫利用这三年制造恐怖爆炸活动。我发现我给叶利钦的建议错了。车臣为了成为军事恐怖的政体而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如同其它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但它却具有双重性，当人们谈及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时，作为一个从苏联时期过来的历史见证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目前新闻传媒基本上是自由的，畅所欲言，无所顾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至于新闻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出资人的意图则是另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我收到几份报纸，都看了。又收到几百封信，人们在大声抱怨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敢断言，报刊所反映的生活较之我们现实的实际生活要肤浅得多，琐碎得多。报纸在忙于应付政治阴谋，而极少关心人民的福利。为了装饰门面，把一些生活事件写进报纸和电视里。最可怕的是按照来自上层官僚们、来自最高权力机关、法律机构和教育阶层的意见来决定一切!似乎不需要人民自治，一切由上层来考虑，一切由上层来决定。这种对新闻自由的内在干扰是很危险的。只有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
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但对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完全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似乎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斯大林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称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在传记中写道，被捕的那天，是认识到悔改并走向神的开始；他的第一间牢房，是他的”情人”，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性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监禁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兮福所至”，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据他回忆，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同样反对斯大林专制的基督徒医生，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样从犹太教转成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术台上，荣归天国。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使他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词中，曾极力赞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言了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不信神，就什么都信”。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斯大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把世界拖入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专制主义最有进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它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学层面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共产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
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它只要宣传口号，用所谓阶级平等，改变了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根本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心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人的肉体，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环境，但摧毁不了邪恶本身。因为人的恶（原罪）是与生具来的，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后果。不管有没有”革命”，邪恶都会存在。但革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尔仁尼琴根本无法接受西方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人类进步的解释，因为邪恶不是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是滥用了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悲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不论他有多少”时间”，活多长，经历多复杂，阅历多丰富，其心灵成长、爱的能力都不会随年龄而自然成长。时间本身，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救赎和人性的提升。不仅不能，反而还会因为”时间”的延长，也就是经历和阅历的丰富，而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了神，那么人类不论繁衍几千年，世界不论有多么久的历史，最后社会不仅不会真正进步，反而会爆发更多的灾难，二十世纪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失去上帝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阴影，丢掉了耶稣的道德之”盐”，人类会加快腐败。说到底，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类就会为所欲为。因此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传播基督信仰，主张作家要做的，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并强调，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治疗人心灵的源头活水。”而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因为人同时具有行善和做恶的两种能力，而人这两种能力的表现，在《圣经》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应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
因此从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作品，就渗透着对这些永恒价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剧本《风中之烛》中，就探讨了这种主题。该剧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内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话，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烛火，而二十世纪启蒙运动后的人生观像是外来的强风，它以人类自由意志的名义将人心中良知的烛火吹灭。剧本的主角叫”亚力”，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名；经历也相似，很像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亚力经常说，”上帝祝福你，监狱！”他认为，”苦难是灵魂成长的杠杆”。
该剧否定了两种价值观：一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世上所有问题都有理性的解决之道。二是倡导感官享受，及时行乐，毕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肯定现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学上都是物质主义，而不是服从上帝、遵从耶稣的灵性世界。这个剧本是所有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没有以苏联为背景的，但却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他展示，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来属灵的人心可以被邪恶败坏，同样也可以藉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赎；”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共产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专制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同时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只身挑战庞大的斯大林政权和帝国，因为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减弱它们稳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识的复苏，它是极权主义要求全面控制人类精神制度的天敌。”美国作家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秘密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个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的智慧与勇气。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象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抗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坚守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就因为他的准则是：永恒的比暂时的伟大，天国的比人间的伟大，灵性的比政治的伟大。
1983年，索尔仁尼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而同样曾是不同政见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Sergei Kovalyov），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军的暴行。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於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把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看得大於人的尊严。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坚定地反抗斯大林的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的是，斯大林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一方面坚定地反对践踏人的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价值，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没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看重现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灵天国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 in 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他刚回国後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也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
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怎么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著”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後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选择权，包括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发财致富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也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他忽视了，或者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於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这种呼吁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更没有了他曾最强调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儿女，这种最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索尔仁尼琴：衰弱，但稳定——“只要活着，就给国家开药方”
特约记者孙越自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上周在莫斯科家中对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说：“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他身体依然非常衰弱，但健康状况稳定。不过，前些天他偶感风寒，还在咳嗽流泪。
2006年12月27日，读书 报特约记者向索尔仁尼琴赠送了中国特产乐陵红枣。
“刚才还有朋友来电话说，也许中医和中药对我的病更有疗效。”索尔仁尼琴说，“看看，话音未落，你就送来了中国的红枣。”
索尔仁尼琴告诉中华读书报：“大家都说，我活着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听到大家说什么，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承受痛苦。可惜，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多年来，索尔仁尼琴几乎从不接受记者采访，因而此次见面实属不易，但也不准拍照。
他看上去很忧郁，不愿意讲话，标志性的花白长须垂在胸前，穿一件暗绿色西服上衣，黑色高领薄毛衣，不打领带。
他递给读书报记者一张当天在莫斯科出版的《一起生活的时代》报，上面刊登了索尔仁尼琴1998年出版的《崩塌中的俄罗斯》一书的片断。
“你看了就会明白，为什么俄罗斯是这个样子了。”索尔仁尼琴说，“也许你应该把这本书译成中文。”
与索尔仁尼琴的会面结束后，他的夫人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还邀请记者到莫斯科市中心参观了索氏的老房子。
此地位于特维尔大街12号。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就是在此被捕，后遭驱逐。
这座四室老宅现为索尔仁尼琴的书房。靠右手的一间现在用做索夫人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摆满了图书的玻璃门书柜，完全是上世纪80年代的款式，一张并不宽敞的书桌，没有电脑，只有一些秘书送来的需要阅读的文件。隔壁两间书房，一大一小，都是秘书的办公室，那里书架上的图书堆得顶到了天花板。
有大约三、五个秘书到这里全职上班，年龄都在50岁以上，他们负责处理索尔仁尼琴的稿件、图书和资料等事务。
索尔仁尼琴娜告诉读书报，俄罗斯将在2007年举办主题为“索尔仁尼琴与世界”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之一就是索尔仁尼琴亲自创办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中心”，研讨会主会场分别设在俄罗斯和美国，届时，主办单位将邀请世界各国的索尔仁尼琴作品研究学者参会。“索尔仁尼琴在中国”也将成为此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一。
索尔仁尼琴：俄罗斯坐标上的雕像——一生都在向公众公开讲真话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
即使1994年在流亡20年回到祖国后，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叶利钦政府。从2003年普京电贺索老84岁生日到今年6月12日登门拜访，作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得到祖国的官方肯定，而那个政治异议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和普京的合影中，像雕像一样屹立在时代坐标上。
从不是明哲保身的顺民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着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大。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受奖。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但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这些只能写给自己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预感到一位大师的诞生，但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虽然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下令出版该书。当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时，已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小说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一时间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坛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捧红的，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日益艰难，1965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当整个社会舆论随着赫鲁晓夫下台而对索尔仁尼琴不利的时候，作家早就忘记了20年前对声誉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的批评带来的灾难，和1945年的那封批评信一样，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5月的作代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这位由赫鲁晓夫捧起的苏维埃作家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而有点“不知好歹”的索尔仁尼琴顶着风口浪尖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这几乎是灾难性的。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作协会籍。
但在回忆往事时，面对曾经有知遇之恩的赫鲁晓夫，索尔仁尼琴的看法却是：“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顶着橡树的牛犊
随着作品在欧洲的出版，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坛的声誉日隆。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代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得到苏联当局的明确警告：出去后就别想再回国。没有选择主动流亡的索尔仁尼琴致信斯德哥尔摩，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但四年后，作为国际知名人士的索尔仁尼琴还是被迫出走他乡，并被剥夺苏联国籍，从联邦德国、瑞士一直流亡到美国。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来自对苏联的批评，他作为“铁幕”以西的政治工具而被过度吹捧。但事实上，即使受到西方各国的优待，索尔仁尼琴依然像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牛犊那样，在铁幕那边横冲直撞，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批评西方的演讲招致美国的围攻。而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故乡后，他又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这样形容自己，他这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总是很不明智地、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犄角狂热地顶向枝干庞大根基深厚的橡树。
索尔仁尼琴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索尔仁尼琴自己也认为：“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出色的作家，不成功的政治活动家。”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这样评价这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用文字和口号为俄罗斯命运奔走甚至受难的文学家。
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俄罗斯，之所以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的文学巨人，其原因就是有这样一群具有“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并在普通百姓中获得广泛支持。也因如此，1994年之后的索尔仁尼琴甚至被一度视为俄罗斯未来的先知。“他能得到俄罗斯百姓认同主要是在于他的使命感，在大家不敢说的时候他说了真话。这也是俄罗斯200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专家陈建华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
总结自己的一生，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说到，“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但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年华无情流逝，当年的“斗士”索尔仁尼琴也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见现任总统。“索老的身体确实一日不如一日了。”和索尔仁尼琴相识并长期保持联络的北京大学任光宣教授告诉早报记者。
学者观点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普京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为其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这当然有普京政治上的考量在里面。近几年来，西方经常指责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普京通过此举可以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当然这也是对一位老作家表示的由衷敬意。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都描绘了病态社会下人性的扭曲，索尔仁尼琴和陀氏一样，希望为俄罗斯的未来指明道路，也就是用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当中有点宗教空想的东西。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北京大学俄语系任光宣教授曾与索尔仁尼琴有过一面之缘，并与其一家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国之后，不太了解俄罗斯国情得罪了许多人，他吸取教训闭门谢客。“与索老的唯一一次见面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任光宣告诉早报记者：
“我与索尔仁尼琴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96年夏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前。我发现大厅里有一位身材中等、蓄着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周围簇拥着好多人，那个人很像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但我又不敢确定，于是问了身边的一位俄罗斯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当即决定向他走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与这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见面和对话的良机。我趁机向他把自己做了简单的介绍，说我是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教师，索尔仁尼琴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学中文的。’我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我国的译介情况。我告诉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部小说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与读者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他既感到惊讶，又十分高兴。
我与索尔仁尼琴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相识于2003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告诉她索尔仁尼琴作品在华的翻译情况，但她开玩笑地回答道，‘第一，我们不知道；第二我们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
娜塔丽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在索尔仁尼琴最倒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一起，共患难几十年。娜塔丽娅非常漂亮、有风度，从不以名人妻子自居，也不会在社交场合谈起自己的丈夫。近年来，索尔仁尼琴身体不适，所有社交活动大部分由妻子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