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的良心

正如世人所预期的那样，去年秋天，社会主义中国如期举行了其国庆60周年庆典：经过数月的严格训练，20万军人、10万平民、8万学生和4000名音乐家参与了这场盛会，赞美祖国的伟大和党的英明领导，其间共放飞了6万多只鸽子和气球。手持冲锋枪、足踏长筒靴、身着超短裙的女兵，搭载着可装填核弹头的导弹的卡车，由少数民族组成的方阵挥舞着红色的丝带，数千名经过层层筛选得以观礼的群众欣喜若狂。“让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媒体记录了这一时刻的贺词，“对于你们所取得的惊人成绩...，我们，整个世界都向你们表达诚挚的谢意...愿中国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显然，中国还需要一些反思。

这些高涨的爱国呼声似乎把一些现代中国更加凸显的问题盖了过去，过去的100年中的不公和政治暴力给这个国家留下不可弥合的精神创伤。任何想要了解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笼罩中国、时至今日仍然潜藏在中国光鲜之下的绝望，都该从中国现代派文学奠基作家之一——鲁迅的短篇小说开始。

1881年鲁迅出生时，他未来将成为向封建文化宣战的文化名人简直是不可置信的。作为一个北京地方文职官员的孙子，他经历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落日余晖。他在私塾受过儒家经典和复古教育——虽然他本人更喜欢他的奶娘给他讲的躲藏在屋后的妖魔鬼怪的故事。他尽己所能克制自己，做好一个封建家庭的儿子：为参加科举考试而读书；接受一段无爱的包办婚姻，与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结合。

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地位和家财一去不返，生活穷困潦倒。其家族的衰落折射出19世纪垂死中国的窘境，谁又能想象得到，这个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和帝国列强瓜分的千疮百孔的国家，仅仅100年之前还是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之一。

1899年，和同时代许多焦躁不安的青年人一样，念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家、国的惨淡境况，鲁迅也不再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他开始在中国新创办“洋学堂”里的学习西方文化知识——英语、政治和自然科学。对此，他的家庭乃至整个家族深感不满：其母对他决定去“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哀痛不已，而他的一位叔叔则要求他改名，免得辱没了家族的名声。他靠所得的奖学金到日本学医，当时，中国的激进分子们对日本推崇备至，因为它通过维新变法跨入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那时我脑中已然勾画出美好的前程，”鲁迅回忆说，“毕业后我要回到祖国，救治她深重的疾苦，坚持以我的行动让我的同胞们走上变法救国的道路。”

但是，1906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鲁迅的信念。那是在一次生物讲座后，他的一位日本老师给班上的同学们放映了一段1904-05年日俄战争片段的幻灯片，这场战争有一部分战役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当放映到一个中国人被日军视作俄国间谍而被砍头的场面，而刑场外围则满是看热闹的中国人时，鲁迅愤怒了。“每张脸上都写满了麻木不仁...我再也不相信医学能够给我救国的力量了，”鲁迅后来回忆道，“无论一个国家的国民如何强壮，如果国民的思想不觉醒，他们永远只能当炮灰，或者做麻木的看客...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他们的思想；我认定文艺是让人们觉醒的最好办法。”这次经历仿佛当头棒喝一般让鲁迅觉醒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转变就这样发生了——鲁迅放弃了学医，开始了其以自主写作医治中国精神顽疾的生涯。

鲁迅以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身份重生近十年之久后，中国才开始循着他的足迹慢慢跟上。十年间，他在夹缝之中辛勤耕耘、艰难生存，看着一份份进步杂志被查抄，他的书躺在书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他写的杂文没有人去看。随着中国末代王朝在1911年的革命中覆灭，而终结它的共和国不久就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泥淖之中，这个时期，鲁迅蛰居在北京一座闹鬼院落的屋子里（当时的鲁迅心中五味杂陈，还有哥特式的自怜），他博览各种古书，为古典文学作品添加注解，将古人的墓志铭和碑文再现出来。

时间转到1917年，中国文化界的氛围改变了。在北京和上海，富有反叛精神的进步青年聚集在一起，革新腐朽中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公开谴责儒家传统礼教的弊病和劣迹，呼吁中国向西方学习，要求恋爱自由，他们崇拜歌德（Goethe）、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和易卜生(Ibsen)。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鲁迅发现自己的大声疾呼有了回应，他的作品有了读者，他为中国新兴的激进杂志撰写了很多言简意赅、词锋犀利的杂文（其中涉及女权运动、中国男性的无能、爱国主义还有他的胡子），同时，在1918到1925年间，鲁迅先后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呐喊》（Outcry）和《彷徨》（Hesitation）。

在鲁迅描写20世纪初中国境况的短篇小说中，大多以他童年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生活为背景::自鸣得意的乡绅和地主们居住的豪宅；小渔村里破败漏风的小屋；与世隔绝、贫穷的小山村。但鲁迅创作这些故事的意图却要深远得多：揭露他目睹的中国社会和政治上的黑暗。在《孔乙己》（这部篇幅仅仅五页纸的故事是通过一个麻木不仁的孩子之口叙述的）中，一群愚昧无知的酒鬼以戏弄孔乙己这个在乡里声名狼藉的小人物为乐，故事中，这些人发现孔乙己的腿被乡绅打断之后乐不可支。在《药》和《明天》中，孩子们因为长辈们笃信封建迷信悲惨地死去：依照迷信的说法，患结核病的孩子吃了所谓的“灵药”——用一个被处死的革命者的血浸过的馒头。《阿Q正传》是鲁迅描写愚昧丑陋的中国人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正如这部作品中显现的对愚蠢和侮辱的无知无觉、没心没肺的快乐一样，故事的主人公阿Q无知到连自己将被押赴刑场处死都意识不到。这部作品问世之后几年之内，阿Q一词就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代称：好面子；优越心理（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

鲁迅的短篇小说问世之初因其语言风格和其中的观点被视作异类。直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有志文人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诗歌创作之中,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诗歌都是用包括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典故和譬喻在内的晦涩的古汉语写成的；当时，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白话文小说一直受世人冷眼。然而，鲁迅却不这么认为。对他来说，在被帝制支配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汉语是统治者们为限制未受教育的大多数人的话语权蓄意扶植的。“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他写道，“继续紧抓着我们的古汉语不放，直至败亡，或者将之抛在一旁另寻生机。”通过阅读他以新式的白话文写就的短篇小说，读者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认识到小说创作也可以是带有特定目的的。在中国文学界，鲁迅相当于将狄更斯和乔伊斯集于一身的人物（如果粗略地与欧洲文学界作比较的话）：他在时代的洪流中冷眼看世人；他为语言与制度的复兴奋斗不止。

以西方作家为模板来阐释鲁迅并没有听起来的那么西方中心。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鲁迅如饥似渴地摄取英法俄等国文学作品的中、日、德文译本中的营养。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译作——他由日文译来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从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他写的小说中也随处可见他早年阅读过的各国文学作品的痕迹。据我们通过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严酷审查制度的了解，其严密恰恰反映了中国的文学文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除了毛泽东掌权时期）和英美等国一样多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社会主义中国，鲁迅死后获得疯狂追捧这一奇怪现象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及其继任者们尝试去与作家们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的特质周旋。在右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白色恐怖之下，鲁迅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都开始转向左倾势力。但他只是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结伴同行，并没有投入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国民党怀疑他与共产党“通同一气”时，他仍然居住在当时仍是半殖民地的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享受家庭生活，流连于钟爱的书店里，看西方电影。终其一生，作为一个作家，鲁迅都对作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态度悲观，他认定革命终将给文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事实证明确实如此）。1936年，在他因结核病谢世前不久，他还在和共产党文化部门的官员进行者激烈的争论。

鲁迅去世时虽然拒不收回自己任何尖刻的言论，也不作任何忏悔、不请求宽恕（这里有一个典故），毛泽东仍将他称作“现代中国第一圣人”，以表彰他对中国下层人民所作的杰出贡献。自从毛将鲁迅“强行”归入共产主义旗帜之下，与鲁迅有关的产业纷纷兴起：鲁迅纪念馆、鲁迅的塑像、鲁迅相关的书籍、杂志和改编的电视剧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纷纷歌颂鲁迅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一代代学子都被要求背诵鲁迅脍炙人口的作品和词句。有头脑的开发商甚至专门修建了破败不堪的鲁迅主题公园，让游客们体验“当鲁迅的感觉”——看演员们装模作样地演绎鲁迅笔下最出名的人物们，同时让游客们见识受共产主义洗礼之前的“封建中国”。但毛对鲁迅的赞颂把他锋芒毕露的一面抹杀掉了，连同他的批判性的思想和言论一起被抛弃在历史的角落里。“在恶势力统治时期，鲁迅正气凛然地用冷嘲热讽与之对抗。”毛泽东在1942年开展的第一次针对言论自由进行的“整风运动”中如是说，“但在我们共产主义的根据地里（当时还未建国），自由与民主有充分的保证，我们不需要变得像鲁迅那样。”

但即便在毛泽东将鲁迅的“刺”（批判性言论和思想）剥离几十年之后，官员们仍然对他对独立思想的坚持和不从众深感不满。2007年，教育部门开始将鲁迅的文章从学校课本里撤除，代之以武侠小说之类脱离现实甚至逃避现实的作品。也许这一举措是为了拓宽年轻一代的阅读面也说不定；或者是为了将少年人由鲁迅悲观的反省引向更有朝气与活力的自信。也许这也是为了防止年轻人们养成鲁迅那样让人不快的爱挑毛病的习惯。被去除的作品中，有一部是鲁迅于1926年为纪念一位在和平示威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女学生而作的悼文——因为它让人们回想起过去国家经历过的混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昂首阔步走过了60个年头，我建议——为了整治北京过重的浮夸风气，中国需要鲁迅这一剂猛药：因为他对现代中国的阴暗面有着独到有力的见解；同时，这样做也能给执政党大张旗鼓但成效甚微的公民道德建设上生动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