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正义里守望 逆境中前行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文 ｜ 唐棠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因对斯大林的不敬而劳改八年，因处女作获赫鲁晓夫亲自批示发表而声名鹊起，又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国外20年，晚年回国后还因对叶利钦批判和对普京的赞誉而饱受非议……
他的一生宠辱不惊，无论被推崇还是被鞭笞，无论是鲜花美酒还是苦役禁闭，他总是安之若素，永远只为“正义”说话，挥舞着“战笔”，为国家的前途开出“良方”。
他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伊·索尔仁尼琴。
在他去世两年后，江苏文艺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了其长篇巨著《红轮》的中译本，这部书一共20卷，本次出版的第1卷共3册就已达100万字。这是俄罗斯的“史记”，涵盖了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而巨著作者的一生也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大书，一条流淌不息的苦难之河。
丧父阴影与作家梦想
1918年12月11日，亚·伊·索尔仁尼琴在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基斯洛沃茨克出生了。他的母亲塔伊西娅正经历着丧夫得子的大悲与大喜。怀抱刚出世的儿子，她来不及为小生命祈祷，只盼望时间倒流，能与丈夫多享受几天婚姻的甜蜜。
1915年前后，塔伊西娅与丈夫伊萨基求学于莫斯科，并在那里相识。伊萨基来自北高加索，是一名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农民；塔伊西娅出身乌克兰，是当时库巴尼地区最富有的农庄主的女儿。婚姻生活刚刚稳定，“一战”征兵，伊萨基应征入伍，在德国战场上担任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回到妻子身边。丈夫平安归来，塔伊西娅满心欢喜，很快，她有了身孕。夫妻二人在喜悦中共同等待着“爱情结晶”的诞生。不料，1918年6月15日那天，伊萨基外出打猎时，不幸中枪身亡，塔伊西娅在丧夫的悲痛中生下了索尔仁尼琴，可怜的萨沙（索尔仁尼琴的小名）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
在萨沙6岁那年，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母子二人迁居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市。萨沙靠母亲做打字员的微薄收入，入校学习。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从来没有吃过一天饱饭。无论鞋子和衣服多么破旧、布满污渍，他们还是不得不穿两年以上才能更换。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共产党政府分配的住房，只能租赁高价、没有水源和暖气的狭小的房间。为了减轻母亲的一点负担，萨沙尝试了各种维持生计的苦力活，推运工、砌石工、油漆工、木工……
丧父的阴影深深笼罩着童年索尔仁尼琴的内心，他不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坚持父亲生前的信仰。在初入学校时，依然信仰东正教，他拒绝加入少先队。但是，经过几年校园环境的熏陶，加之同龄人的嘲笑和施压，他还是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青团。
在学校里，索尔仁尼琴是个活跃分子，他担任班长，爱好足球，又为电影和戏剧痴狂，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如饥似渴。进入高年级后，索尔仁尼琴被文学深深吸引，他通读完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开始写些随笔、诗歌，甚至构思小说，憧憬着成为一名作家。
然而，大学的专业选择并未如愿，1936年，索尔仁尼琴进入了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一方面，考虑到为了他而未改嫁、身体每况愈下的母亲，他没有报考外地的院校，但是罗斯托夫大学没有文学专业，他就根据自己的第二兴趣选择了数理系。另一方面，文学专业被称为贵族专业，巨额的花费和政治上的风险，令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做了更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样，机械的数字和公式还是无法将他从文学的海洋中拉回。他顶着理工科繁重的学业负担，参加了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
此时，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年轻、漂亮、学化学的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娅。索尔仁尼琴生性古怪，与女友约会的方式也十分离奇。他的时间观念很强，如果纳塔利亚比约定时间提前赶到，正在学习的萨沙会不留情面地将她晾在一边。交谈时，索尔仁尼琴也很唐突，直言告诉女友，不喜欢结婚生小孩儿，因为他担心婚姻会干扰他的文学计划。
1940年4月，索尔仁尼琴和纳塔利亚在罗斯托夫市婚姻登记部门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由于囊中羞涩，加之学业计划紧张，他们没有进入教堂，也没有透露结婚的消息，双方的家人均未到场为这对新人祝福。
“你被捕了！”
1941年6月，当德国人的装甲部队闪电般攻入苏联时，索尔仁尼琴刚刚结束大学学业。他毫不犹豫，应征入伍。在部队中，他继承“父业”，曾任炮兵连长并两次立功受奖。
然而经过战争的洗礼，索尔仁尼琴对统治当局的看法由认同转为反叛。早在战前，他就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对20世纪30年代国内政治大清洗十分反感，认为对所谓“人民敌人”的公开审判极不正常。对统治当局的不满无从发泄，他就写在给中学同学维凯特维奇的信中。为了不被人抓到证据，索尔仁尼琴在信中称斯大林是“八字须人”，还批评了当时国内的腐败问题。
1945年，秘密警察破译了索尔仁尼琴在信中对领导者的不敬言辞，上报了统治当局。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第10节的第58条，索尔仁尼琴被定罪——“含有呼吁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或煽动，或个人的反革命行为”。
苏德战争胜利前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被叫到旅指挥部，先是莫名其妙被收走了手枪，接着，四只手伸向索氏，抓住他的帽徽、肩章、腰带，这时只听到一声大叫：
“你被捕了！”
“我？为了什么？！” 索尔仁尼琴不敢相信。
“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
不容申辩，索尔仁尼琴被捕入狱，关押在集中营，接踵而来的是八年劳改、继续流放。
1950年5月，索尔仁尼琴与另一位名叫帕宁的在押犯人，因不合作而遭到惩罚。他们乘坐监狱的运输货车，15个人呆在原本只能呆8人的无窗、不透气的车厢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哈萨克斯坦北部边远的劳改营。
这里每日的劳动艰苦而残酷。在雨水、泥浆或刺骨的寒风中步行至工地，一天两次接受搜身。犯人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号码缝在胸前、帽子和裤腿上。
犯人每月休息三天，早上和晚上排队等来的只是一块500克的黑面包和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稀汤，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大批劳改犯死于非命。
1952年1月，恶劣的集中营生活使索尔仁尼琴的右侧腹股沟中长了肿瘤。因为他身份特殊，拖了很长时间未能医治，当他在绝望中等待死神来临时，劳改营医院终于决定帮他治疗，使他躲过一劫。
赫鲁晓夫亲批准其处女作发表
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公开批判，政治形势发生转变，一些在押和流放“犯人”被释放，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垦荒地归来，定居梁赞市，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他一边在一所名为基洛夫的地方中学教授数学和物理，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稳定踏实的生活一时让索尔仁尼琴难以适应，他仿佛还生活在劳改营的幻影中，感到自己的“命运之神好像正在某处游荡”，他一时还不能习惯自己独立作出决定。一个多月后，他确信眼前的安定并非梦境，开始与《新世界》杂志打交道，向编辑推荐自己的处女作品——描写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
编辑安娜·萨莫依诺夫娜拿起手稿读了几句后，敏锐地嗅到小说中异样的味道。当晚，她把手稿偷偷带回家，在夜深人静时一口气读完，她被小说的内容深深打动了，小说很快在几位编辑手中传阅，最后，送到《新世界》的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手里。作为杂志的最高领导者，这位总编兼诗人更开明，也选择了晚间阅读小说。读完第一遍，又重读第二遍。当他深吸一口气合上手稿时，天已经亮了。
阅读手稿的那一夜，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无比幸福。他拿着小说跑到朋友那里，摆酒庆贺新发现，他“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热，激动到浑身发抖”。
51岁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召见了这位新人，他像一个贴心的朋友一样，提出了两条中肯的意见。第一，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为中篇小说，这样“分量更重”；第二，《854号劳改犯》这个题目会影响小说的发表。经过商议，将中篇小说更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揭批斯大林的错误。这为小说的发表扫清了障碍。接过特瓦尔多夫斯基呈上的小说，赫鲁晓夫不禁眼前一亮，亲自批示小说发表。
1962年11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立刻引发强烈反响。索尔仁尼琴在短时间内名声大振，一炮走红。
“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从清晨五点钟主人公伊凡在劳改营中醒来，到熄灯后躺在床上进入梦乡，索尔仁尼琴将劳改营中普普通通的一日生活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劳改营中，伊凡仔细地用白布头包着一小块攒下的面包，有了白布头的包裹，面包屑就不致掉下来。这块面包一直揣在他的两件衣服底下，带着他的体温。
伊凡对面包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的吃法是细嚼慢咽，用舌头吮，“含在嘴里细细地嚼，这块又黑又潮的面包还有一股香味儿哩”。最终，伊凡在进入梦乡以前，躺在床上回忆自己这一天的生活，因为有了一点点的收获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那点收获在常人眼里看来根本是磨难！索尔仁尼琴用这种乐观的笔调描摹劳改营的生活。主人公在苦难的地狱中努力为自己找到天堂的感觉，令人心酸和震撼。“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索尔仁尼琴不仅像圣徒一样承受了命运的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还以深刻的思想和远见卓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罪感意识”、炽烈的爱国情怀成为时代的“先知”，感召着一代代知识分子。
处女作发表后有人称赞索尔仁尼琴，已经攀上了文学高峰，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
正当人们将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投向索尔仁尼琴时，作家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1964年10月，索尔仁尼琴的推崇者——赫鲁晓夫下台。江山易主，文坛也改变了“风向”。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遭到公开批判。此后，他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另译作《癌病房》）、《第一圈》都未通过苏联当局出版许可，无奈之下均在法国发表。1968年，压缩成580页的《第一圈》英文版问世，而俄文版直至90年代才得以出版；1970年，《癌症楼》俄文版出版于巴黎。两部作品一经问世，立刻获得了国际性声誉。
小说《癌病房》的主人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脖子右侧突然冒出一个“可恶的肿瘤”，而且一天比一天大，不过幸好“外面还包着洁白完好的皮肤”。他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落在他这个“无忧无虑、幸福顺遂”的人头上。心中的焦虑，对现状的不满一泻而出。主人公的癌病，也是作家心中的癌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也可视作整个国家的患处、弊病。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活了，没有因癌患死去，这正是作家的期望。索尔仁尼琴希望医好的，不仅是人的癌病，更是国家的病患。
随后，让作家享有更高声誉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完成，微缩手稿偷运出境， 1973年12月在巴黎出版。
看似一个地理名称的“古拉格”，其实是俄文缩写词（ГУЛаг）的音译，其展开可译为“劳改营主管处”，即小说中的主要描写对象。索尔仁尼琴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服刑过程，并将“劳改营”喻为“一个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自1929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间，至少有1400万人被囚禁于“古拉格”，直至1960年前后才得以释放。“劳改营”中的律法蹊跷，31种刑罚轮番上阵，无辜者被安上各种罪名，接受从身体到心理的“全面”摧残：一位厂长因开会时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扎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
“古拉格”里有强管连、强管棚、强管区、惩隔室等。什么情况下要关惩隔室？“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多余的东西”，被“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等等，都要受到惩隔。犯人“自残”，则要关一年的惩隔室，并且不给治疗！
惩隔室有时是长满苔藓的原木箱笼，有时则是个地坑。冬天零下30度的酷寒下，惩隔室不生炉子，窗户小得可怜，被关进去的第3、6、9天才有吃的，但也只能吃二、三百克黑面包和烂菜叶汤。可想而知他们若想活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古拉格群岛》的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本，使索尔仁尼琴成为唯一登上西方畅销排行榜的苏联作家。苏联的极权政治也因此遭到极大打击，这使得索氏的个人命运再度逆转……
“我的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
1970年，在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的提议下，索尔仁尼琴被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也是他作品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于是，索尔仁尼琴成为继布宁、帕斯杰尔纳克、肖洛霍夫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
此时处境比较尴尬的索尔仁尼琴，作品虽然获得诺贝尔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被国内统治当局“封杀”。作品中抨击苏联社会弊端的大量笔墨，无法抹去作家对祖国的挚爱；遭流放、受冷遇、被批判，也无法摧残作家对祖国未来的殷切希望。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索尔仁尼琴左右为难。去不去领奖？去，与苏联当局的矛盾会更深，离祖国会更远；不去，少年时就将写作定为人生方向的他，经常在手捧诺贝尔奖杯的美梦中醒来。索氏权衡再三，在祖国与梦想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这需要极其巨大的勇气。遗憾的是，索尔仁尼琴此番历史性的抉择没有博得苏联当局的同情，苏共中央书记处认为“授予亚·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奖是挑衅行动”，并以叛国罪拘捕索尔仁尼琴。
1974年2月，这位诺奖得主被强行押入飞机驱逐出境。同年12月，索尔仁尼琴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乘飞机前往瑞典，领回了四年前就该属于他的殊荣。
从处女作的发表和走红，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被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将这一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历程，写成了自传《牛犊顶橡树》。
这本自传的俄文版于1975年由法国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出版，主要讲述了自1956年作家定居梁赞市至1974年被驱逐出境的“地下”创作和生活经历。在文学道路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并未被作者，放在心上，相反却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跃然纸上。翻开书页，五花八门的“地下”工作方式映入眼帘：俄国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曾用隐语巧妙地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恰达耶夫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家大图书室的各种不同书页里；而作者本人则“将写有文字的纸页卷成筒形，把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再把酒瓶埋在自家的园子里”。时间久了，写的东西多了，还要考虑为新增加的文字开辟储存领地和空间。若不是读过作品，实在难以想象如此夸张的“地下”写作方式。
一个个惊险奇特的故事背后，一头倔强的牛犊浮出纸面，权威、迫害、名誉、金钱都无法阻挠他勇往直前，勇指真理。
“我的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讲出真话。”索尔仁尼琴如是说。
20年的流亡生涯中，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佛蒙特州乡下居住了18年。他尽可能保持俄式生活方式，交际圈有限，自己练习母语，拒绝学习英文。他想方设法获得国内的消息，对美国社会不闻不问。他的母语因常年的国外生活逐渐生疏和退化，用俄文写作时常提笔忘词。
作家的文学创作受到层层阻碍。“知识分子最担心的，就是被迫离开祖国，离开自己的语言。”其中的悲哀和苦楚，令作家无以名状。
“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俄罗斯人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颇高，很多人希望索尔仁尼琴在政府任职，其中48%的人甚至希望索尔仁尼琴回国担任总统。
归来吧！俄罗斯人呼唤着身处异乡的索氏。
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邀请他举家回国。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纽约机场上，老人向来自全球的记者高举那本印有镰刀斧头封面的苏维埃联邦国家护照而高呼：“祖国，我想念你！人民，我没有把你们忘记！”76岁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远东登陆，乘坐火车向西横穿整个俄罗斯领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
这一次，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与20多年前的际遇截然相反。1998年80大寿时，总统叶利钦带着象征俄罗斯最高国家奖章的“圣安德烈勋章”来了，在“勋章”面前，索尔仁尼琴摆摆手，他“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已过古稀之年的索尔仁尼琴，经历了劳改营和流亡生涯的众多磨难后，依然锋芒不减，咄咄逼人，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指出，面前这位俄罗斯总统搞垮了国内经济。这一次，叶利钦让步了，他在回忆录中称，“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
时隔9年，俄罗斯的第二任总统普京也给了索尔仁尼琴莫大的赞赏和肯定。2007年俄罗斯国家奖颁奖典礼上，普京说：“全世界成千上万人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把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而索尔仁尼琴则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巨大努力并支持其主张，视普京为“当代俄罗斯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前后面对两位总统，立场和态度截然相反。在索尔仁尼琴心中没有权威，只有真理。对于索氏的此番作法，多数俄罗斯人予以赞赏，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也有部分人站出来指责索氏，认为他骨子里渗透着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思想，索氏心中迫切的“强国梦”，造成了他对叶利钦的偏见。
面对这些是非争议，索尔仁尼琴没有理会，继续挥舞着“战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家中去世，享年90岁。莫斯科时间8月5日11时，最高规格的葬礼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大厅举行：作家的灵柩由士兵护卫，灵柩后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和俄罗斯国旗。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向遗体敬献了鲜花，告别仪式持续了一整天。
索尔仁尼琴，一个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当俄罗斯遭遇大灾难时，他总会重复小时候从老人那里听来的一句话，“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索尔仁尼琴心目中的“神”，与其说是宗教中的耶和华，不如说是他永远秉承的真理。
这个有着无尽勇气的人，可以真正称得上“俄罗斯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