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抓虱子

   虱子，寄生在人、畜身上的一种昆虫，吸食血液，能传染疾病。与80后的年青人，特别是城里的年青人说起这害人的小虫子，他们都说没见过，不知虱子长的是什么样子，更不知虱子有多么厉害，多少人拿这种只有米粒大小的昆虫没有办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恐怕没生过虱子、没见过虱子的人不太多。我是在位于和龙县一个深山沟里的煤矿长大的，在那极端困苦贫穷的年代，生活在煤矿的人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也不论是工人还是领导，没有不生虱子的。因为虱子多，特别是到了冬季，虱子多的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抓虱子就成了人们每天的重要活动。上学时，经常看到坐在前面的女生头发上挂了一串一串的虱子卵，老百姓管它叫“虮子”，不时还能看到虱子在头发中、在脖子上爬动。因为虱子在吸食人血时使人产生奇痒，不少学生上课时忍不住抓痒，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学习。放学了，回家写作业时，感到虱子咬时，就停下来抓。晚上睡觉前，脱了衣服抓虱子是必须的。小孩生虱子，痒痒了就挠，有机会就抓，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大人们特别是那些有点身份的大人们生了虱子有时候就很难堪，若在大庭广大众之下，虱子不识时务地从衣服里爬出来，甚至爬到脖子或者脸上，就不好处理。至今，有个关于虱子的笑话我还记的很清楚：说是某人稍有地位，为人不实在，一日正在众人面前闲聊，大家看到一个虱子沿着脖子爬到了他的脸上，他用手摸下拿在手里看了看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呢” ，随手扔在了地上，旁边一人哈腰捡起拿在手里看了看说：“我还以为不是虱子呢”，众人大笑。

米粒大的小小昆虫，吸人血、让人痒、传染疾病、让人难堪，人们恨它恨的咬牙。人在地球上是多么地不可侵犯，特别是中国人，在“伟大的斗争理论”教育和培养下，按理说在和小小的虱子斗争中取胜，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多少年下来，每天人们都在大量地消灭虱子，而每天又有大量的虱子在人们的身上生长出来，硬是打了个平手，不分胜负。虽然中国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抓虱子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眼神好的抓着虱子就用手指甲挤它个皮开肉绽。年纪大眼神不好的就用牙在衣服上虱子多的地方咬，来个你咬我，我也咬你。如果衣服上虱子多的抓不过来，就把衣服放到开水里烫，把衣服拿到雪地里冻。女人们对付长在头发里的虱子和虮子，最拿手的办法是用篦子篦。后来又有了灭虱子的毒药。方法虽然又多又狠，但是，直到我离开煤矿，我也没有看到人们能彻底消灭虱子的一点迹象。

1968年初冬，我和同学们一起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我被分到了当时叫龙水公社石国大队的一个偏僻村庄，离公社所在地还有近20里地。社员的生活极端贫困，用饥寒交迫来概括十分恰当。我在那里的那一年，每个工才合三角五分钱。那时农村还没盖“集体户”，我们去后都分散住在社员家，我和另两名同学住在一户有6个孩子的社员家里。夜里，我们3人睡在用拉门与社员家隔开的只有6平方米左右大小的里间。很快，我们就体验到了所到的农村要比矿上的虱子多多了。首先是我们三个人，因为炕太小，挤在一起睡觉，每个人身上的虱子交流起来就方便多了。其次，当时农村还没有电，晚上都是点小煤油灯，为了省灯油，又把灯头弄的只有黄豆粒大小，在昏暗的油灯下抓虱子，离远了看不着，离近了不是把灯弄灭了就是把头发燎了，由于抓的效果不好，虱子的群体就迅速扩张起来。当地的社员，按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们还都在为满足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挣扎着，顾及不到虱子对他们的危害。对他们来说，冬天能穿上棉衣，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要同时具有“三票”（钱票、布票、棉花票），才能买来材料加工棉衣，当时的农民一年到头是见不到钱的。冬天，他们身上穿的是里外露棉花的破棉衣，成了虱子很好的藏身之地，让你抓也没法抓，抓也抓不净，虽然有时候虱子太多，让人产生了“因为虱子多，想烧了破棉裤”念头，但是因为破棉裤是他们唯一的御寒衣物，没人舍得因为虱子多，把破棉裤烧了。当时农村家里都用火盆取暖，冬天屋里都放个大火盆。有时候他们也抓虱子，一般是白天脱了衣服抓，抓了就顺手扔在火盆里烧了，有时把破棉衣翻过来，用手拎在火盆上方抖或用笤帚扫，无数的虱子掉在火盆里立时就产生劈里叭啦的响声。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对虱子也不是太在意了，皮肤麻木了、迟钝了、抗咬了，也不为有虱子感到难堪了。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现在没有虱子了，年青人连虱子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了。虱子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人的身上消失的，又是怎么消失的呢？我可以肯定地说，虱子不是被人们抓净的。

现在，还有很多被人们痛恨的现象和东西，屡禁不止，长抓不净，久除不绝，长期存在。

人们应在虱子消失这种现象中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