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回忆:一次能捉200只虱子

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回忆:一次能捉200只虱子

编者按64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年的这一天，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向二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人民表示“深刻反省”。

本文作者在日本访学，偶然接触到有关日本战俘的一些史料。显然，苏联战俘营的岁月，对于某些亲历者是不堪回首的。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曾被日本蹂躏的亚洲人民的痛苦呢？恰恰是从亲历者念念不忘的回忆中，我们能够窥见日本的普通民众在正视历史、反省战争这一问题上的微妙态度。

本文涉及日本和俄罗斯双方的史料，分上下两期刊出。

◎成自虚

最近，笔者偶然接触到一些关于二战后日本战俘在前苏联生活的报道，出自不同身份的人之口，其中有俄罗斯学者和普通百姓，以及曾经作为战俘的日本人。而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些不同的叙述，心中的感受十分复杂。

促使我关注这一段历史的机缘很奇特。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在东京某著名汉语学校任教。她的学生里有一位叫佐佐木新的日本老人，今年83岁，在两年的时间里，他连续用虽然不太地道、但很准确的中文记叙了自己六十多年前在苏联度过的战俘生活，并作为“作文”交给我的朋友。这篇长达4000字的“作文”被命名为《西伯利亚俘虏记——我最灰心的故事》。为了保留原文的语气，在此笔者仍以其原有的第一人称视角撮述其概要：

■煮饭时我们发现这里的水不含盐分。我们愤怒地对苏联兵说：“你们这些大骗子！”

1945年1月，我20岁的时候被征兵去了中国的哈尔滨。1945年8月二战结束，我们被苏军俘虏，以为马上可以回日本，可是在吉林车站上车的时候，苏联兵发给我们每人一套防寒服，我们都觉得很奇怪，问:“现在日本是秋天，为什么需要防寒服？”苏联兵笑着说：“你们是经过西伯利亚回日本，西伯利亚就要变冷了。”我们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坐着有盖货车从中国的满洲里进入了苏联境内。我们经过的第一个城市是赤塔。

大约过了十天，看到了大海，我们高兴地大声喊:“日本海！日本海！”可是用饭盒煮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的水不含盐分。旁边一个苏联兵说:“这是贝加尔湖。”我们愤怒地说：“你们这些大骗子！”货车继续朝着西方奔驰。我们失望极了，大家都叹气说:“除了听天由命，没有别的方法了。”当我们意识到不能回日本以后，变得十分灰心和不安，没有一个人说话。

货车不停地朝西方奔驰，途中每到大站会停几个小时。苏联小孩过来跟我们交换东西。他们想要的是手表、肥皂、包袱皮、布料，我们想要的是香烟和面包。有的苏联妇女把换来的包袱皮当围巾戴，还有的把牙膏粉当雪花膏涂在脸上，我们看了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常受苏联小孩儿骗，换东西的时候，他们把一盒香烟递给我们就跑开了。打开烟盒一看没有烟，只有废纸。我们要去追赶，可苏联兵用枪拦住，一点儿办法没有。

■三个日本俘虏去摘外面电线杆上的灯泡，结果被苏联兵发现立刻给枪毙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到达一个叫罗斯特夫卡的大城市，进入了第一个战俘收容所。什么时候才能回日本呢？还能不能回日本呢？也许就死在这里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绝望。

那是刚进收容所时发生的事情，因房间的灯泡只有一个，光线极暗，三个日本俘虏去摘外面电线杆上的灯泡，结果被苏联兵发现立刻给枪毙了。这是第一次出现的牺牲者。

过了两天，我们开始打扫厂房和道路。这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是女工，很多男人都在战场上战死了。我们这些俘虏为苏联的重建和复兴开始工作。

1945年11月中旬，我们接受了体检。体检的时候只有女医生，听说男医生也都战死了。体检时我们一直随身带着的手表、钢笔、包袱皮、国旗等都被苏联兵没收了。有的苏联兵一只胳膊上戴着好几块手表。那以后，我们就不能用表来判断时间了。

体检后被选拔出来的人三天后被拉到一个山区的村庄巴拉比杨卡。下车后又步行20公里才到达收容所。步行途中苏联人向我们扔石头谩骂，我们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

收容所四周有铁丝网的围墙，围墙四角的瞭望台上站着持枪监视的士兵。一个房间里有很多双层床，电灯只有一个，光线非常昏暗。屋里有一个火炉，烧的是木柴。因为太冷，所以我们都穿着防寒服睡觉。厕所是露天的，只是挖了一个坑，坑边放着两块圆木。

■我们先向东方、向太阳升起的方向遥拜，下决心要回到日本去

过了两天采伐工作开始了。早上六点半苏联兵进屋来，嘴里喊着：“快起床！快起床！”同时用鞭子抽打还没有起来的人。每天的早饭和晚饭是玉米饭或高粱饭，里面有日本的咸梅干，这些梅干是苏联兵从旧满洲运来的。

吃完早饭，8点出发，外头天还黑着。我们有的扛着斧子，有的扛着锯，5个人一组在门前排好队，在霏霏的雪花中走两公里来到采伐现场。山里的树木大多是红松，我们两人一组，先砍倒树，然后砍掉树干上的树枝。工作定额是每天18立方米。只有星期天和气温零下40度以下的日子才能休息。中午，苏联兵坐着雪橇运来午饭——黑面包和汤，每人250克黑面包。因为汤里有点肉，我们觉得比早晚饭好一点儿。

由于严寒和防寒装备的简陋，我们当中出现了很多冻伤患者，可是根本没有药。苏联看管只允许冻伤和骨折的人休息，而把腹痛、头痛都看作是装病，不准休息。

收容所的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大概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水不够，所以不能洗衣服、洗脸、刷牙。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每天睡觉前我们都坐在火炉边儿捉虱子，一次能捉100至200只，可那也捉不完。虱子吸我们的血，再加上恶劣的环境，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1945年12月31日晚点名时，苏联看管突然宣布1月1日放假过年。我们非常高兴，并私下里议论:“虽然不可能吃年糕、喝酒，但是饭总会比平时好一点儿吧。”可是我们的期待落空了，饭跟平常完全一样。我们没能体味到一点儿新年的气氛，对苏联人的无情感到十分愤慨，早饭后，不知是谁大声说:“让我们举行元旦庆祝仪式吧！”于是大家自发地聚到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开始了元旦仪式。

我们先向东方、向太阳升起的方向遥拜，然后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接着唱国歌，这时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下决心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要回到日本去，要与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孩子团聚，那悲伤和愤怒终生难忘。

1月2日采伐工作又开始了。雪比年前下得更大。

■我们由于太饥饿，常常吃这些连土带泥的甜菜皮，很快出现了拉肚子的人

有一次，我们组没完成工作定额，苏联看管非常生气，晚点名后，作为惩罚，从晚上到第二天早上不许我们吃饭，同时把我们关进了地下遗体停放所。气温零下30度，我们冻得整夜不能合眼。第二天没吃早饭，又去山里采伐。

我开始不停地拉肚子，可是每天还得照常去山里采伐。没有药，只好按照小时候妈妈教的办法吃浮炭(烧木柴后剩的炉灰)。可是没有效果，越拉越厉害，走路都很艰难，然而苏联人不让休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月。

1945年11月下旬开始，由于恶劣的饮食和繁重的劳动，不断有人死亡。到第二年2月下旬为止，3个月里被枪毙、病死、被树压死的人加在一起，死亡人数共计65人。人死了以后，他们的衣服立刻被剥掉(衣服还要再利用)，尸体被搬进遗体停放所。由于寒冷，尸体立刻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和尸体冻在一起分不开。到星期天我们用铁棍把尸体分开，拉去埋葬。

1946年2月末，我们幸存的435人又被送到比斯可的一个糖厂工作。糖厂的原材料是甜菜，作为垃圾的甜菜皮到处都是，我们由于太饥饿，常常吃这些连土带泥的甜菜皮，很快出现了拉肚子的人，严重的人一天要拉十几次，走路十分艰难。

■我们终于踏上了日本轮船的甲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吃日本的咸梅饭团

1946年6月我们被苏联的货船运到了北朝鲜的清津港口，我们灰心极了，想哭都哭不出来，在心中叫喊：什么时候才能回日本啊？半个月之后的1946年8月中旬，我们从清津坐货车到了平壤，进入了第四个收容所，在那儿一直工作到12月中旬，又坐货车到了北朝鲜的兴南。在那里苏方人员突然说：“你们可以回日本了，日本的轮船已经进港，在等着你们上船。”

1946年12月31日，我们踏上了日本轮船的甲板,当我们看到日本船员的时候, 高兴极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吃日本的咸梅饭团。1947年1月4日我们到达了日本的佐世保港。1月8日我终于回到家乡，和姐姐妹妹们团聚了 (父母在我入伍之前都已相继病故)。那时我22岁。

到1948年12月为止，在西伯利亚共同度过战俘生活的朋友大都回到了日本。从此，大家开始为了生存而工作。找工作很难，生活又很困苦。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在结婚20多年之后，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进入70年代以后，在拘留者之间发出了聚会的呼声。1974年西伯利亚拘留者会——北斗会成立。以后每年都聚会并组织旅行，直到2008年。北斗会最兴旺的时期会员有70人，随着年龄的增高，死亡和患病者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下10人左右。2008年5月，北斗会宣布解散了。

以上就是那篇“作文”的梗概。原文还配了很多当年的战俘所绘的图画，画上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俄罗斯的城市、村庄和田野。“作文”的后面还有我那位朋友与她的学生的合影，其中的佐佐木老人满头白发，善良的脸上布满皱纹。他跟他的那些都已经不再年轻的日本同学，都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在努力地学习中文。

读完这一段追忆，笔者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许作为中国人，我应该幸灾乐祸：当了战俘那是活该！你们所遭受的磨难难道能够抵消中国人民因你们的入侵而遭受的痛苦吗？但是，这样的谴责似乎应该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战俘而发，对于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这样的情感甚至难以被自然地唤起。我甚至发现，自己对这位老人的经历产生了由衷的同情，并进而想到战争，包括借着所谓“正当名义”发动的战争带给每一个个体的痛苦，最终想到战争的无意义。不过，佐佐木老人并没有在作文里表达类似的想法，他仅用了“最灰心的故事”来概括那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