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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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1900-1992） 原名文若，中年后以字行。号石荒、沙村、决明、兰沙等。浙江鄞县人。　　早年从冯君木学古典诗文，从吴昌硕习书法、篆刻。后又与著名学者朱疆村、况蕙风、章太炎、马一浮等交往，受益良多。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曾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63年起在浙江美术学院兼课，1979年起为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历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雄强"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刚健，气势磅礴，堪称旷世罕见。沙氏学问渊博，识见高明，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主要著作有《印学史》、《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真行草书集》、《兰沙馆印式》、《中国书法史图录》、《沙孟海论书文集》等。并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卷》等。沙孟海是中国当代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 [编辑本段]沙孟海的书法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书法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其他艺术大师的成功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处如同是注重学问修养、讲究传统法度、从师从友交游、请业问教等。先生的幼秉庭训、少年得志以及转益多师等方面则是有些同辈或先辈大师所不具备的的。沙先生时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时代的沧桑巨变、人间的悲欢离合等等都在先生的内心深处烙上了深深的印记。沙先生一生的书法创作实践活动，蕴含着无数次心灵的裂变与观念的重塑。因此，对沙先生书法创作实践活动各个阶段不同的探索与努力，风格的走向、特征进行划分和把握，对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与估价沙先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及其对中国书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阶段：但求平正。30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生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楷书作为先生书作的主要书体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这可能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第二阶段：务追险绝。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险渐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关注字的“体势”和章法的“气势’当然，原有精耕细作的楷书不是全然放弃，偶作楷书，仍极为精妙。譬如48岁所作《修能图书馆记》和50岁所作《叶君墓志铭》即是中年时期楷书的优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艺术观念的转换之始，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企冀艺术个性化的涅盘与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学与碑派是书法艺术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艺术内在的相同规律，然而毕竟尚韵崇势，各领风骚，既非互相对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学与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实非容易之事。但撷取意态挥洒的帖学和雄浑朴拙的碑派之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书法艺术家都从此中领悟到艺术的无限玄机，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谓是“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时期，横跨时近四十年。概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堂堂大人相。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邦’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8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 　　 [编辑本段]书法大家沙孟海　　鬻文卖字为诸弟 　　天才蒙蒙亮，沙孟海已经端坐堂屋裁纸磨墨，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自打1922年冬进入上海，四年来沙孟海一直如此。尤其是访晤了康有为、吴昌硕、郑孝胥等书坛前辈之后，他愈加感到学业上的不足。 　　开头的两年，沙孟海一直出任宁波巨商屠、蔡两家的家庭教师，两家没有几个孩子，教书的任务谈不上重，授课之余除了跑裱画店，跑旧书店，他就虔诚地奔走拜访寓居沪上的书画家，从前辈的艺术风格中汲取教益与营养。 　　当时，清末大画家任伯年的公子任英叔和画家俞语霜创立了一个“题襟馆书画社”，沙孟海常去拜访，与书画家们促膝长谈，十分投机，相见恨晚。他年少时就对康有为的学问钦佩至极，到上海后看到康有为写的许多擘窠大字，更是羡慕万分，恰好这时宁波同乡中有一老僧唤安心头陀者与康有为相熟，于是相约一块去拜访康有为。康有为虽没将谈话持续太久，然而短暂的一次接触也使沙孟海对学书的理解产生了升华，认识到学习书法的目的并不在于把字写得与古人一模一样，而在于在学习中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 　　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交往则有点戏剧性。1924年岁末，昌硕先生在海上词人况蕙风家闲坐时，发现了沙孟海雕刻的印章，当即挥笔书道：“虚和整秀，饶有书卷清气”。得到吴昌硕如此评价，沙孟海激动不已，不久就拿着自己新刻的作品登门求教。当时他教书的处所与吴昌硕的宅邸相距甚近，晚上得便，他总会到吴昌硕府中闲聊，而就在这漫不经意的闲聊中，吴昌硕的艺术理念犹如绵绵春雨，寂然无声地滋润了年轻人的心田。 　　前辈的鼓励与关切使沙孟海坚定了在书法绘画艺术上刻苦探求的方向。当然，沙孟海发疯似地写字作画，还有着另外的一重原因，那就是生计。 　　沙孟海少时家境窘迫，诸弟辍学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1919 年师范毕业后，他就把诸弟一个一个接到外地读书。先是二弟文求，再是三弟文汉，再是四弟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岁尚幼的五弟文度，其余三个兄弟都已出外读书。二弟文求高中毕业后先考入上海大学，后来文求要求转学复旦大学物理系，尽管复旦学费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犹豫地支持弟弟实现了自己的意愿。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轻的书法家通宵达旦地拚命，过起了鬻文卖字的生涯。当时上海滩仕宦商贸每遇婚丧寿宴，多喜欢馈赠书画艺术品，雅而不俗。那阵他的书法在上海滩已经有点名气了，又只有二十几岁，出手快，有急需赶时间的活计，人们总喜欢找他，生意日渐红火。他干脆请书界前辈朱祖谋先生列了一个“润格”，“明码标价”。这种鬻文卖字度日的清贫生活，沙孟海觉得不足言道，他只希望自己的四个兄弟能够健康顺利地成长，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两篇电文定乱局 　　抗日战火很快燃烧起来了。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部特派一个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专赴北平，敦促吴佩孚出山。川本为了便于接触吴佩孚，还拜吴佩孚为师，时相过从，不时试探。川本懂得洪宪劝进的故事，于是乎，“大帅府”霎时热闹空前，来自全国各地“拥吴出山”“挽救大局”的电报纷至沓来。 　　吴佩孚出山之事在国民党政府中造成很大震动。朱家骅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晨紧急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完汇报一脸阴沉。朱家骅献策道，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像军统对付唐绍仪那样谋刺；一是他以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吴佩孚发一个电报，晓以大义，阻止他出山。朱家骅认为第二种方法要好一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沙孟海经同乡陈布雷介绍，已在朱家骅手下当秘书，起草电文的任务就落实给他了。沙孟海当然知道朱家骅交付的担子有多重，平时他并不喝茶，但那天晚上，他却浓浓地泡了一杯。凝笔静思，仿佛有一股神力在左右他的笔毫。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骈文一挥而就。文中庄严声明“春秋大义”，敦促吴佩孚千万要以民族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骅对电文极满意，当即令人将电文急送吴佩孚的老友张芳岩，发给吴佩孚。 　　吴佩孚正在就“出山”与川本商定程序，当随从将他请进密室，将朱家骅的电文递交给他时，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仿佛遭了电击。他反复诵读着那朗朗上口的电文，一种自责的情感笼罩了他的身心。 　　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这位大帅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已经向东京报告吴佩孚同意出山，东京要求他确定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然而，当他把东京的意思提出后，吴佩孚却不紧不慢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吴直接指挥的三十万人的军队，日军撤出华北。川本没想到紧要关头吴佩孚会来上这一手，于是吵着要剖腹自杀，但是没等他拔刀，吴佩孚已经甩开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投敌，朱家骅得悉汪精卫派特务欲拉吴佩孚下水的情报后，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个致吴佩孚的电文。不久，朱家骅收到吴佩孚通过张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员拍回的一个电报，言词恳切：“仆虽武人，亦知大义，此心安如泰山”。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日本特务计出多端，吴佩孚却终于没有“出山”。 　　四弟进了“参事室” 　　沙孟海的四弟沙文威，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 　　1937年冬，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特令在军事委员会属下成立一个参事室，聘请各路诸侯中的军事将领出任参事，为最高统帅部出谋划策，蒋介石特命朱家骅出任参事室主任，负责组建参事室的工作班子。 　　如果能设法打进这个机关，对于中共情报战线，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胜利。然而，在介绍沙文威进参事室时，沙孟海可没少担心思。沙文威1931年在浙江被捕时，他曾请朱家骅、陈布雷联名发电报营救，万一朱家骅记起这事，可就不大好交代。他把疑虑说给了兄弟，沙文威说：“朱先生那么忙，要记也不一定记得那么准。再者，我现在不叫沙文威，叫沙重叔嘛！” 　　沙孟海深以为是，连声说：“对，朱先生知道我兄弟多，如果问起你，你就说不是我，是另一个兄弟。”兄弟两人哈哈大笑。经过沙孟海的推荐，沙文威被朱家骅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不过，沙孟海到底还是捏着一把汗，直到朱家骅调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王世杰接任参事室主任，沙孟海才舒了一口气。 　　1938年1月，沙文威走马上任，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沙文威发现，参事室真是一个情报的金山，军委经常有文件发往参事室，管文件收发的恰恰就是沙文威。而且按照朱家骅的规定，沙文威可以拆看文件，然后再分类送往各有关负责人。尤其有意思的是，参事室一应家具，诸如书柜、写字台、文件柜，都由沙文威来买购置。他不贪污，也不想拿“回扣”，家具买得又便宜又美观，主管秘书十分高兴，几次对沙文威说：“朱先生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保藏机密文件的柜门钥匙，沙文威早已多配了一把，当时在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中，夜晚住在机关的只有沙文威与传达室工友两个人。因此，夜阑人静之际，沙文威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誊抄。1938年夏，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德关系日趋冷淡。汪精卫建议派朱家骅率一个代表团去会晤希特勒。朱家骅尚未成行，中央政治委员会已送来一大批绝密文件。绝密件沙文威不能拆看，秘书把它们锁进了文件柜，当晚半夜，沙文威便将文件摘抄了一遍…… 　　军事委员会的绝密文件通过博古夫人，以后又通过解放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张唯一，源源不绝地送到李克农手中。武汉失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迁到重庆红岩村后，这类文件又通过李克农的老搭档吴克坚，源源不绝地送给了周恩来。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大雄宝殿”补题款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因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决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长远地存在。 　　那是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当局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西哈努克不再声响，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接受不了，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 　　周恩来的指示得到了贯彻，浙江当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这当然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他说：“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来人好不尴尬，但是写字的事又相强不得，你总不能摁着别人的手腕吧？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很难看，但“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沙文若”三个字到底还是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