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探轶】《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之六：历史人物

《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之四：历史人物
   第一节　林黛玉

《红楼梦》作者对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描写刻画，不能说不成功，但又不能说没有缺陷。最突出的不成功之处，就是林黛玉的年龄、阅历与她行为、思想不相称。从年龄看，林黛玉进入荣国府时不过五、六岁，直到抄检大观园、姐妹们即将风流云散时，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而已，还是一个刚刚到了青春萌动期的孩子。从阅历看，林黛玉母亲去世后，即被外祖母家“收养”，除了少不更事时期在扬州家中外，基本就生活在荣国府潭潭园宅内，从来不曾迈出大门半步。可是，在这个如此年轻、如此单纯的女孩子的诗中，却不时流露出一种浓浓的离愁别绪，一种浓浓的漂泊无奈，一种浓浓的压抑悲伤，一种浓浓的渺茫悲观。
诗言志，任何诗词，都是诗人心灵的折射。如果不是在安史之乱的离乱社会中奔波，诗圣杜甫不可能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的史诗。同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如果没有与她诗中透露出来的情绪相适应的生活基础，似乎不可能写出《葬花词》、《柳絮词》、《秋床风雨夕》、《桃花行》、《题帕三绝》等回肠百转、泣血哀伤的诗词。当然，林黛玉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为同她的人生阅历也必须是吻合的，否则，就是作者的败笔。从《红楼梦》作者的大手笔看，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败笔么？似乎不应该，也无此可能。那么，《红楼梦》书中出现林黛玉身上的这种怪现象，其中必有重大隐情。这个创作中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所言，《红楼梦》书中林黛玉所作的诗词，反映出来的思想情绪与林黛玉本人的人生经历不相吻合。那么，林黛玉诗词中究竟反映出来什么样的思想情绪呢？这样的思想情绪又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呢？让我们再仔细赏析一下书中这个“诗魂”的诗，从中梳理出一些代表性、规律性的东西吧。
１. 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构筑过一个“香巢”，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人去梁空巢也倾”了，令她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悲伤留恋的忧郁情绪。在一个暮春日子里，“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林黛玉与宝玉因为小儿女的勾当，吵了几句嘴，“一腔无名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于是，“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唱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葬花词》。
《葬花词》中流露出来的对前途渺茫的感伤情绪，容后再议。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在诗中隐约表现出自己昔日似乎曾经构筑过一个“香巢”：“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表面上看，诗中说的是燕子，三月间在房梁上已经垒成了窝巢，实际上，林黛玉这里是以燕喻人。燕子垒巢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夫妻出双入对，生儿育女。比喻为人，就是已经构筑成了男女同宿同飞的爱巢，准备偕老百年。
但不知什么原因，燕子变得无情起来，抛弃了新垒的“香巢”，造成“人去梁空”，香巢倾覆！比喻为人，就是男女双方，在刚刚同筑爱巢后，就劳燕分飞、各奔西东了！造成燕子“梁空巢也倾”的根本原因，是“人去”了，男女主人公分手了。
林黛玉作《葬花词》的起因，是“感花伤己”。这里筑巢后又弃巢的燕子，自然是代表着自己和心爱的人。《红楼梦》书中宝玉与黛玉虽然倾心相爱，但却不曾到达构筑爱巢的地步；二人虽然为一些琐屑小事吵嘴闹别扭，却也谈不到“人去梁空巢也倾”的后果。所以，黛玉的《葬花词》，必然另有所指，用《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的小儿女故事，是难以解释得通的。
２. 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曾经长期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热切地渴望找到人生的归宿，但由于前途十分渺茫，因而内心十分焦灼忧虑。这种情绪，在《葬花词》中表现得尤为强烈：“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以花喻人，说自己像晚春飘飞的花瓣，随风飘荡，无人怜惜。“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自己在漂泊无定的生活中，幻想肋间生出两只翅膀来，随着落花一起飞向天涯海角。“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但天涯海角也遍寻不见能使自己结束漂泊的“香丘”，因此内心幻想自己不如像这些花瓣一样，被收集在一个“锦囊”中，用一“净土”掩埋掉，以死来结束漂泊的人生。
黛玉表达自己漂泊无定、前途渺茫心情的诗作，最为突出的是那首歌咏柳絮的《唐多令》。“粉坠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词中把自己的命运比做随风飘荡的柳絮，萍踪无定，无人收无人管，眼看着韶华流逝，却找不到归宿。难怪大观园一起作诗的姐妹们都说，这首小令“好固然是好的”，但“太作悲了”。
黛玉诗词作得好坏且不论，只是这种“太作悲了”的漂泊感觉来得太无来由了！《红楼梦》书中的黛玉，虽然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但却不曾有过什么漂泊的人生经历，不应产生漂泊无定、命运随风逐水的感觉。寄居之处又是自己的亲外祖母家，把自己当“心肝儿肉”一样对待，更何况还有个心心相印的表哥宝玉，二人此时已海誓山盟，黛玉心中正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漂泊无依、萍踪无定的感觉。
３. 从诗中看，林黛玉内心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美人迟暮的危机感，悲叹自己“明媚鲜艳”的时间不多了，一旦“红颜老死时”，便难觅踪迹了。也是《葬花词》中，表达这种情绪的诗句比比皆是：“闺中女儿惜春暮”，“明年闺中知有谁？”“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不仅《葬花词》中如此，林黛玉的所有诗词中，几乎都有这种美人迟暮情绪的流露。比如在《桃花行》中，“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医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憔悴桃花伴随着憔悴美人，在“杜宇春归尽”的季节，产生的青春不再，红颜易老的情绪是何等强烈！
问题就出在这里！《红楼梦》书中林黛玉作《葬花词》、《桃花行》时，年龄不过十四五岁，一朵鲜花尚未完全开放。拿现在的话说，不过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女生而已。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憔悴花对憔悴人”这样美人迟暮的感觉，更谈不上预感“花落人亡两不知”那种急不可待的情绪了。
４. 从诗中看，林黛玉时时处处都表露出一种别离的感伤情绪，似乎内心深处思念着远方的什么人，不时为两地相思不得聚首而感到酸楚无奈。在《林潇湘魁夺菊花诗》中，黛玉吟道：“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蛰鸣。醒时幽怨同谁述？衰草寒烟无限情。”“满纸自怜题夙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高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蛰病可相思？”“蛰鸣”、“雁断”都是古典诗词表达两地相思的常用典故。这种“相思”之情，不是对父母的，而是对情人的，否则不会用“闺中幽怨”来表达。
黛玉的菊花诗中，本身就透露出有一个令她日夜思念的情人，这个人代表着她心中的“夙愿”，是她愿意同他倾诉“幽怨”，并愿意与之“偕隐”、相伴终生的人。这个令她深深思念的情人，显然并不在她的身边，在《秋窗风雨夕》中，黛玉明确说：“泪烛摇摇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耿耿秋灯秋夜长”，“灯前似伴离人泣”。在苦风凄雨的秋夜，一盏昏黄的“短檠灯”下，黛玉苦苦思念着这个“离人”，品味着凄楚酸辛的“离情”。
黛玉相思的这个“离人”是谁呢？显然不是书中的宝玉，因为宝玉就在她的身边，每天不论早晚，随时都可以见面，她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显然不是“离情”，无须用“雁断”、“蛰鸣”、“鸿归蛰病”来表达。这么表达的情人，只能在远方，在只能遥寄相思、却无法见面的地方。
在黛玉的《题帕三绝》中，其实也有好些奥妙值得深思。宝玉送黛玉三方“旧帕子”，黛玉在其上题诗三首。帕子上是否适宜题诗且莫论，诗中却说“尺幅鲛绡劳解赠”，所谓“尺幅”，在古典诗词中很少见到代指手帕的先例，旧时的帕子也不同于今天的手帕，并非“尺幅”，倒是旧时的书信，一般都称为“尺牍”，所谓旧帕子，似乎是旧日信件，所以黛玉见了之后放“神魂弛荡”，领会出了其中“深意”，闹得“五内沸然炙起”。
她在帕上所题的第三首诗，也令人莫名其妙：“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这个“湘江旧迹”是哪里？红学家们一般都认为是指黛玉自己的家乡，这就说不通了。一则黛玉在宝玉所赠之帕上，似乎只能表达相思之情，而不应该表达思念家乡父母之情；二则父亲去世时，黛玉曾赶回去奔丧，对故宅旧居也不会这么快就产生“模糊”的感觉；三则对故乡父母的思念，也断然不会用“湘竹”代表的血泪来表达，只有恋人之间才能使用湘妃思念舜帝哭红斑竹的典故。
《题帕三绝》诗中的深意，按照目前所有解释《红楼梦》诗词的专家们的解读方法，都说不通，其中必然另有隐情。可以肯定的是，黛玉题诗时思念的人，应该是自己的恋人而非父母。思念的“湘江旧迹”，肯定是与恋人昔日缠绵的所在，而非自己的故乡！
５. 从诗中看，林黛玉似乎曾经遭遇到“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困境，同侮辱迫害自己的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抗争中，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葬花词》中的话：“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对花的“风刀霜剑”不过春秋二季而已，对葬花之人的“相逼”，却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几乎无时不在，可见问题之严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在黑恶势力的逼迫下，诗人似乎已近绝望境地，既然不能随波逐流，陷于污淖，那么只好以死抗争，保持清白了。
贾宝玉悼念晴雯的那首《芙蓉诔》，红学家们一致承认明诔丫鬟，实诔小姐，其实就是黛玉死后的祭文。文中说：“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诼谣蹊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高标见妒，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故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跛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有的红学家认为这是小儿游戏文字，是毫无道理的。作者这里用这么激愤伤感的严肃文字，表达的岂能是儿戏心理？
文中的“狂飙”、“骤雨”、“诼谣”、“荆棘”等，其实都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最好注脚。文中的“闺帏之恨”、“巾帼之惨”，应是书中第一女主人公的真实遭遇！《红楼梦》中的黛玉，虽然也不时遭到一些背后的流言蜚语，但要说有人存心迫害她，还谈不上。林黛玉之死，实际上是性格的悲剧，并非被什么人迫害致死。林黛玉心中之恨，是有情人难成眷属之恨，并非对什么人咬牙切齿之恨。因此，《红楼梦》的这些近乎不情的描写，背后必然有重大隐情。
其实，《红楼梦》创作初期，确实是一部写妓女生活的书。书中的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原型，就是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的柳河东。“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分别是按照柳河东与陈子龙的爱情和与钱谦益的婚姻创作的。
柳河东是何许人也？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风尘女子，驰名当时的“秦淮八艳”中的翘楚。柳河东姓柳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还有蘼芜、芙蓉、美人等数不清的风流别致雅号。柳河东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死于清康熙三年（1665年），享年四十七岁。她的一生，是五彩缤纷的一生，才华横溢的一生，缠绵婉转的一生，英勇悲壮的一生！她是花神的象征，也是诗魂的载体；她是不世出的知名才女，也是世罕见的烈性侠女；她是招蜂引蝶的一朵鲜花，也是挺拔茂盛的一棵大树！在明末清初的壮阔苍茫的社会大舞台上，柳河东以其短暂独特的人生经历，谱写了一曲缠绵悲凉的风尘悲剧，也谱写了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正剧！
柳河东一生爱得最深沉、最刻骨铭心的恋人，是抗清义士陈子龙。当年，二十五岁的柳河东曾与三十三岁的陈子龙在浙江嘉兴的一座“小红楼”中同居了一段时间。其间，陈子龙写下了这样美丽的一首诗，描绘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诗中的“红楼梦”三字，应该就是小说《红楼梦》书名的真正来源。
由于陈子龙家庭的干预，陈柳二人无奈痛苦地分手了。分手后，二人都洒下无尽的思念泪水，创作过大量表达思念“离情”的诗篇。特别是陈子龙在抗清战争中英勇牺牲后，柳河东对当年恋人的思恋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浓烈了！
在柳如是嫁给老名士钱谦益，结成“金玉良缘”之前，曾经长期在杭州西湖漂泊，在遭受离别思念折磨的同时，还要遭受谢三宾等地方黑恶势力的“风刀霜剑”逼迫，由于痛苦的煎熬，柳河东几次吐血，几乎九死一生。《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表达的就是这一时期柳河东的真实心情。“三月香巢已筑成，梁间燕子太无情”，说的是自己同陈子龙在“小红楼”搭建的爱情“香巢”，因恋人无奈分手而倾覆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的是在西湖漂泊期间，一个孤苦的弱女，遭受社会恶势力欺凌时的心情。“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说的是柳河东美人迟暮、无所归依、对前程极端恐惧忧虑时的心灵呐喊。《红楼梦》书中那么多林黛玉表达“离情”的诗作，基本上也同《葬花词》一样，都是对这一时期柳河东真实心情的表达。
《红楼梦》后来被作者改写成以“蕉园姐妹”事迹为原型的小说，但初期写妓女的诸多诗篇，作者舍不得割爱，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以至于造成书中十三岁的闺中少女林黛玉，口中吟唱着二十五岁漂泊无依妓女的诗词。《红楼梦》书中“绛云轩”、“绛洞花王”、“潇湘妃子”等名称，也是从柳河东的真实生活中取材的。
《红楼梦》书中林黛玉的生活原型，前为柳如是，后为林以宁。康熙前期，洪昇以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的“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为素材，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创作了初期的《红楼梦》。康熙中后期，洪昇又把作品主人公改写为自己和“蕉园诗社”的姐妹们，为了抒发自己“无才补天”和姐妹们“万艳同悲”的命运之痛，终于创作完成了今天传世的《红楼梦》。今天传世的《红楼梦》中，虽然作品中人物的原型主要是洪昇和姐妹们，但仍然留有《红楼梦》创作初期柳如是等人物的深深印记。
在林黛玉身上，有着洪昇表妹林以宁的影子。林以宁，字亚清，号凤潇楼，顺治十二年（1655）年生，小洪昇十岁。林以宁出生于一个穷书生家庭，母亲早丧，父亲林纶虽然考取了进士，但没有出仕作官，在女儿尚未成人时又不幸病死了。林以宁没有亲兄弟姐妹，十分孤独，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完全相同。林以宁从小绝顶聪明，由于父亲从小钟爱女儿，重视女儿的教育，使得林以宁满腹诗书，多才多艺。她的画画得特别好，特别善于画墨竹；她的字也写得漂亮，特别善于蝇头小楷，有钟王的笔意；她的诗词做得更出色，先后出版过两本诗集《凤潇楼集》和《墨庄诗抄》，还创作过一部传奇《芙蓉峡》。
小的时候，林以宁参加了顾玉蕊、徐灿等长辈女诗人组织的“蕉园诗社”，是当时名满杭州的“蕉园五子”之一。及至长成，她又牵头重组了“蕉园诗社”，与七个表姐妹一起，在杭州诗坛极为活跃，号称“蕉园七子”。洪昇在遭遇“家难”前，经常与这些表姐妹一起活动，与一干表姐妹感情甚笃，从而养成了他的至情理想。
林以宁与“蕉园七子”等女诗人，都是名门闺秀，受父兄影响，在清初那个“末世”里，心中充满了“遗民”思想。这从她们为诗社所取的“蕉园”名称中，便可看出思想倾向。所谓“蕉园”，并不是什么长满芭蕉的园子，而是明朝末期北京皇宫太液池旁的一个宫殿名称，此殿主要用于保存当时著名文人钱谦益等人所修的明史。后来，由于李自成大军退出北京时放了一场大火，蕉园连同其中的明史都付之一炬了。钱谦益痛心之下，曾写了一首著名的“蕉园”诗悼念明史。由此可见，这些女诗人把自己的诗社取名“蕉园”，明显是悼念先朝的意思。
林以宁所创作的《芙蓉峡》传奇，今天已经失传了，其内容已无从窥见。但从种种蛛丝马迹看，这部传奇歌颂的女主人公，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风尘才女兼侠女柳如是。柳如是与她的丈夫钱谦益在清初赫赫有名，钱翁是东林领袖，主宰天下文坛近半个世纪；柳如是在当时的诗名和侠名独步天下，在女性中无人可比。二人对清初的文坛风气影响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夫妻二人都死于康熙三年（1671），其时正是“蕉园诗社”活动的活跃期。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性格和形象，绝大多数还是初期柳如是留下来的。譬如，林黛玉之所以姓林，是因为其原型先姓杨后姓柳，恰是二木为姓。林黛玉之所以身体经常有病，室内药香不断，缠绵病榻却仍然面如桃花，这恰恰就是柳如是当年的真实形象，当时就有很多文人学者对经常患病的柳如是何以能保持面色艳丽颇感困惑。林黛玉之所以爱哭，整天眼泪不干，这正是陈子龙说的柳如是多愁善感、“风风雨语能痛哭”的真实反映。林黛玉之所以连家乡都模糊不清，是因为柳如是从小坠入风尘，根本不知道家乡父母的缘故。林黛玉之所以诗才为大观园之冠，是因为柳如是的诗才确实在当时名重一时，风尘女子中无出其右，就连诗坛领袖钱谦益、陈子龙等人也赞叹不已的原因。林黛玉之所以从来不劝宝玉追求仕途功名，是因为柳如是与她的情人陈子龙，都坚定地抱有反清的思想，陈子龙为抗清牺牲了生命，钱柳夫妻后期也为反清奔走效力，这样的女性反清志士，在清朝统治下，能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么？
洪昇在创作《红楼梦》的后期，由于把书中第一男主人公的原型换成了自己，第一女主人公的原型也就相应换成了表妹林以宁。“蕉园诗社”的前“五子”后“七子”共十二钗，为什么非得换成林以宁呢？并不仅仅是她姓林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是洪昇与表妹林以宁感情甚笃，有洪昇所作的《后同生曲》可证；二是林以宁的性格特征与柳如是相似，善病爱哭，诗才为“蕉园诗社”之冠；三是林以宁与柳如是在反清悼明问题上思想一致，并且创作过《芙蓉峡》传奇，歌颂柳如是的才能和人品。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就有了两个生活原型，一个是洪昇敬重的前辈才女兼侠女柳如是，一个是洪昇志同道合的表妹林以宁。
当你知道了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红楼梦》大观园中那些莺莺燕燕的姐妹们的生活原型，也就都有了着落了。在《红楼梦》创作前期，她们的生活原型应该是与柳如是交往密切的“秦淮八艳”以及陈子龙、钱谦益的某些家眷；到了《红楼梦》创作后期，洪昇把她们都按照“蕉园五子”、“蕉园七子”的形象进行了改造，但在她们身上，仍不可避免地留有早期的痕迹
第二节 王熙凤

《红楼梦》书中有一处极不合情理的描写，就是一家一辈中，居然有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贾琏是贾赦的儿子，对他身上的那个兄长，作者几乎没表，似有实无；其实，上一辈贾赦居长，又承袭着“大将军”之世袭前程，不居正宅，偏居别院，在那个时代，已属不情。贾政本是老祖宗次子，又只是个小小的“员外郎”，雄居国公府正宅，难合情理；贾政夫妇又不是没有儿子，断了香烟，年纪也不到七老八十，何用侄子夫妻，鹊巢鸠占，替叔叔婶婶当家？兄弟排行，如果叔伯间大排，有贾珍、贾珠（李纨死去的丈夫）、贾瑚、贾琏、宝玉、贾环六人，贾琏行四，宝玉行五；如果亲叔伯兄弟排行，贾琏行三，宝玉行四；如果亲兄弟排行，贾琏宝玉都是“二爷”。但问题是，贾琏凤姐夫妻常年居住在二叔家，在那个时代，上下人等只能按叔伯排行称呼，否则，一家兄弟，出来两个“二爷”，娶来两个“二奶奶”，称呼岂不乱了套？
还有一层，贾琏的妻子凤姐，本是宝玉母亲王夫人的娘家侄女。在封建社会，姑舅做亲本属平常，王夫人如果欣赏这个侄女，为何不说给长子贾珠，反而给了侄子贾琏，自己再另聘门第并不般配的李守中之女李纨？如果不喜欢这个侄女，又为什么在自己有三个儿子的情况下，把侄子和娘家侄女请过来当家，难道不怕贾府上下说自己和娘家人的闲话么？更何况，书中王夫人和凤姐，虽说是亲姑母侄女关系，但并不亲密，总是一副公事公办、貌合神离的架势。
当你知道是洪昇初创的《红楼梦》，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原来，洪昇的母亲，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江浙语言，发音王黄不分，在书中写成王夫人，顺理成章。洪昇的妻子，就是母亲的娘家侄女，自己的亲表妹黄蕙！据张爱玲考证，《红楼梦》书中原来没有贾赦一支，贾琏凤姐，本来就是贾政王夫人的儿子儿媳，与洪家庭关系完全吻合。
洪是家中的长子，书中却称主人公为“二爷”，岂不矛盾？说来话长，洪昇一共兄弟三人，他和二弟洪昌，当年由于“天伦之变”，一起被逐出家庭。自己虽然历尽艰辛，毕竟活了下来，而二弟夫妻，都年纪轻轻地在漂泊生活中悲惨地客死异乡。洪昇一生都刻骨铭心地思念惨死的二弟，晚年时，把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把自己庶出的儿子洪之益过继在二弟名下，继承香火。洪昇创作《红楼梦》时，写的是自己亲历亲闻，但想到惨死的二弟夫妻，把主人公称为“二爷”“二奶奶”，也就顺理成章了。
洪昇初创《红楼梦》用的是传奇体裁。传奇剧本要在舞台上演出，必须严格遵守三一律，不能平铺直叙，只好把自己一生的不同阶段，分为几个人，并集中到大观园同一背景中。因为洪昇主要想表现自己少年时代种种纨绔不肖的荒唐事，但又无法回避自己婚后被逐出家庭的经历，只好写了两个“二爷”；但为了表明两个“二爷”实为一人的青年和少年两个阶段，故而让宝玉这个尚未娶“二奶奶”的小“二爷”没有正式名字。 “琏”本来就是“宝玉”之意，合两个“二爷”的名字，就是一个完整的真“二爷”了。为了证明以上推断，我们不妨在《红楼梦》书中找出几件事情，说明其合理性。
其一，书中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中，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病重逝世期间，是贾琏陪同黛玉回到父亲身边，侍奉汤药，出殡送终。贾琏虽然也是黛玉的叔伯表哥，但在封建社会，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无此情理；只有夫妻回家，探病奔丧，才合情理。林如海逝世是九月初三，秋凉时节，故此要捎“大毛”衣服。事实上，洪昇的岳父黄彦博，确实是考取进士（虽不是三甲探花，但也被钦点为庶吉士，正所谓“兰台寺大夫”）后，第二年秋凉时节就病死了。其时洪昇已与黄蕙结婚，婚后夫妻二人确曾于秋凉季节赴北京探病送葬。有洪昇好多哀诗为证。
其二，书中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中，秦可卿大出殡路上，宝玉居然钻到凤姐的车里一起上路；下榻馒头庵，又与秦钟一起，同凤姐同居一处。晚上秦钟同尼姑智能儿幽会，宝玉早已经历过“云雨”生活，当晚还要同秦钟“算账”，种种淫秽情节的描写，与叔嫂同居甚不和谐。如果二人是夫妻关系，则无可厚非了。
其三，书中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赵姨娘委托马道婆对凤姐和宝玉二人同时施行魔法，却对贾琏未加谋害，而名义上贾琏才是当家人。凤姐同宝玉虽说是表姊弟关系，但毕竟是叔嫂有别，病重时也不可能一起“挺尸”，如果他们是夫妻，这样写来就合乎情理了。事实上，洪昇夫妻，确实是因为家庭中父辈的庶母挑拨离间，方被逐出家庭，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过着颠沛潦倒的困苦生活的。
其四，书中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在“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之后，因为赵姨娘母子挑唆，宝玉被父亲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好长时间不能下床；无独有偶，因为石呆子的扇子，贾琏也被父亲一顿痛打，好长时间不敢行动。贾家纵然有打儿子的传统，但这样与扇子巧合，也难于解释。如果哥俩写的是一个人，因为同一原因，挨的是一次打，就易于解释了。
其五，书中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贾赦说鸳鸯瞧上的“小白脸”，可能是宝玉，也可能是贾琏；平儿和袭人，也调笑说把鸳鸯给了贾琏或宝玉。如果兄弟不是一人，鸳鸯几乎人尽可夫了，与鸳鸯性格不符。贾赦如果说鸳鸯看上了侄子尚可理解；如果这样说儿子，难免有聚之嫌，封建社会，任谁也不会这样说。
其六，书中第六十四回到六十九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洪昇确曾“偷娶”了一个姓邓的妾，娶后妻妾间也确曾发生一些纠纷，有洪昇的《回文锦》传奇为证。但黄蕙不曾置邓氏于死地，小说创作，夸张是常用的手法，可以理解。《红楼梦》中的宝玉年纪尚小，不能纳妾，写到成年的贾琏身上，合乎情理。由此间接亦可证明宝玉贾琏实为一人。
其七，书中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中，抄检的原因，本为傻大姐在园中捡到一个“绣春囊”，王夫人怀疑是凤姐的东西，凤姐不承认，才抄检的。但凤姐并不居住在大观园中，不抄凤姐居所，反而抄少男少女的居所，于理不通。抄检的后果，是大观园中怀春男女的离散。由此可证，凤姐的真实身份，应是大观园中人物。
其八，王熙凤的最终下场，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红学界对此判词的真实含义见仁见智，聚讼不休，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其实，“一从二令三人木”，就是一个繁体的“检”字，“一从”是检字下边的两个“人”字；“二令”是检字中间的两个“口”字，义取令从口出；“三人木”就是检字的“人”头和“木”旁。“检”表示抄检大观园，这句判词的意思是，自从抄检大观园后，王熙凤就被逐出家庭，不得已“哭向金陵”了。事实上，洪昇夫妇被逐出家庭后，确实是“哭向”武康的，武康县在杭州北，正是通往南京的路上，说是金陵亦无不可。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红楼梦》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怪现象，就是凡是宝玉出场的情节，贾琏几乎都不出场；凡是贾琏的重头戏，宝玉又总是失去了踪迹。譬如清虚观打醮，宝玉、凤姐都去了，连贾珍贾蓉父子都十分活跃，但就是看不到贾琏的身影，他干什么去了？王熙凤搓辱尤二姐至死，贾琏发狠为二姐报仇，平时那么怜香惜玉的宝玉，为什么从来踪迹不至？原来，青年贾琏和少年宝玉的生活原型是同一个人，就是洪昇自己。书中的王熙凤，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凤姐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黄蕙也是洪昇母亲黄夫人的娘家侄女，关系完全相同。由此不难看出，《红楼梦》为什么把王熙凤写成了第一女主角，戏码远远超过黛玉、宝钗，形象也更鲜明生动，如见如闻，就因为人物原型是作者洪昇最熟悉的表妹兼妻子！
“皮肤滥淫”的贾琏，与“意淫”的宝玉合在一起，就是洪昇作为“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的真实写照！作者说创作此书，“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他说的是大实话，对自己的丑事也没有隐瞒。
谈到王熙凤，不能不谈她的女儿巧姐。《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是聪明美貌的青年女子，惟独巧姐是个例外。前八十回结束时，她还是个怀抱的孩子。她有什么资格跻身十二钗行列呢？《红楼梦》中的巧姐，有好些地方十分奇怪：
一是搞不清巧姐和大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书中说凤姐为了孩子好养活，求刘姥姥给多病多灾的大姐另取名巧姐，显然大姐和巧姐应该是一个人；但书中又出现了奶妈“抱着巧姐领着大姐”的说法，显然又是两个人。
二是巧姐的年龄暴涨暴缩，总也长不大。刚出场的大姐，是个怀抱的婴儿，中间似乎长大了一点，但到前八十回结束，她仍然是个不离怀抱、善于啼哭的婴儿。《红楼梦》的故事前后经历了几年，研究者有争议，但毕竟是好多年吧，宝黛等人都由一个大孩子长成了进入婚龄的年轻人，而巧姐却总也长不大。
三是《红楼梦》作者十分讨厌巧姐的“狠舅奸兄”，但这两位舅和兄究竟是谁？他们怎
么“狠”了？怎么“奸”了？前八十回没有交代。后四十回说贾环和贾云就是“狠舅奸兄”，他们合谋把巧姐卖了，沦落风尘，后来被刘姥姥搭救，嫁到乡下一个周财主家里。但贾环不是巧姐的舅舅，而是叔叔；贾云的为人也不似奸人。《红楼梦》中也从没暗示巧姐当过风尘女子，这些描写显然都不可信。
要想揭开这些谜团，还是得找对《红楼梦》作者，用曹雪芹是解不开巧姐之谜的，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之后，巧姐之谜就迎刃而解了。
洪昇婚后到逃离家庭前，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长女十分聪明可爱，但从小多病，身体较差；幼女尚在怀抱。逃出杭州后，洪昇把妻子女儿先安排在武康县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口的小城居住，自己到北京去谋生。
此时，洪昇的妻子黄蕙和孩子们，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与婆家洪家闹翻了，无人管她们娘仨生活，就连娘家黄家，那么富贵的家庭，也无人肯照顾这三个可怜的母女。她们全靠街坊邻居接济一些米和菜，勉强度命。
此时黄蕙母女生活之困窘就可想而知了。用洪昇的诗描述，是“甑尘疑禁火，衣单似耐寒”，也就是说，经常一连几天揭不开锅，锅上落了一层尘土；到了寒冬没有棉衣穿，人们还以为这娘仨耐寒。对于两个年幼的女儿来说，这是多么悲惨的日子啊！
洪昇的长女似乎没有正式取名，我们姑称之为“大姐”吧。在饥寒交迫中长到了八岁，竟在冻饿交加中悲惨地夭亡了！孩子死时，洪昇正在北京卧病，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洪昇悲痛得几乎疯了，在病床上提笔写了《遥哭亡女》四首诗。
洪昇在诗中，首先痛责自己无能，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尝尽了痛苦，有时孩子牵着自己的衣襟“索果”，自己都无法满足这点可怜的要求。这个孩子“从小偏聪慧”，“爱拈爷笔管，闲学母裁缝”，父母愁闷时，“消愁最喜侬”。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可爱的女儿了，将来回到南方，在你的小坟头上浇一杯酒道歉吧。
在这种极度悲伤的心境下，洪昇应该最痛恨谁？当然是这个孩子的“狠舅奸兄”！其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死，黄蕙的娘家弟兄坐视不管，洪昇内心怎么能原谅他们？回到南方后，洪昇几次在诗中使用“临邛犊鼻浑”的典故，去讽刺岳家。这个典故是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婚后，富裕的岳家不肯照顾他们，他们就当垆卖酒，羞臊岳家。从这个典故中，不难看出洪昇对孩子的“狠舅奸兄”的情绪。
洪昇的次女是洪之则。在父母的教育和熏染下，她成长为一名在当时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整理过父亲的遗作，还评点过《牡丹亭》传奇。洪之则后来嫁给杭州郊区一个比较贫寒的秀才，丈夫没有考取功名，又青年早死。洪之则早早做了未亡人，用文学生活打发未来的孤寂岁月，一生也很不幸。
洪昇生前很以此女为荣，以她的才华，以她的薄命，洪昇在创作《红楼梦》时，把她列入“金陵十二钗”末尾，不是很自然的么？洪昇的妻子黄蕙与洪昇的母亲是亲姑姑侄女，与《红楼梦》中王夫人、凤姐、巧姐三代人的关系相同。《红楼梦》中的“狠舅奸兄”，当是指王仁和贾芹一流。
回头再看《红楼梦》中的大姐和巧姐，在洪昇的原著中，应该是当作两个人写的。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时，应该是怀抱巧姐手牵大姐的。大姐应该在凤姐逃出家庭后死掉了，死时凤姐一定十分痛恨“狠舅奸兄”。“势败休言贵，家亡莫论亲”，《红楼梦》中“恨舅奸兄”的罪名是“爱银钱、忘骨肉”，不是“卖骨肉”，见死不救就够狠够奸了，无须再把巧姐卖入风尘，那样写来太恶心人，《红楼梦》作者必不如此。
巧姐应该在随母亲离开家庭后，娘俩不时得到刘姥姥的接济，最后在刘姥姥的撮合下，嫁给城郊一户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最后的下场也应该是“薄命司”中人物，否则不入“十二钗”行列。《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武康县经常接济黄蕙母女的县“教谕”郑兰谷的丈母娘。郑兰谷也有两个同洪昇女儿差不多大的儿女，两家“儿女时更抱”，关系很密切。洪昇在武康并没有亲戚，似乎就是投奔她去的。她的园子里种了好多蔬菜，经常给黄蕙送些青菜或干菜，这些在洪昇诗中都有记载。
《红楼梦》作者交代此书是根据“亲历亲闻”创作的，以上这些同洪昇夫妻和两个女儿的遭遇完全相契合，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洪昇。《红楼梦》中的巧姐年龄暴长暴缩，是因为有人修改了洪昇的原著，没有理解好原作者的意图，把巧姐和大姐合二为一了。这个修改者，似乎应该是“披阅增删”的曹雪芹。至于那些对巧姐沦落风尘、刘姥姥筹钱赎买、把巧姐嫁给板儿等附会之谈，实在不值一哂。我们的某些红学专家，似乎不把金陵十二钗的下场，都猜成风尘女子就不过瘾似的，莫名其妙地让湘云、妙玉、巧姐都当上了妓女，实在有点下流。《红楼梦》作者没这么下作。
第三节  薛宝钗

《红楼梦》书中的薛宝钗是个“冷美人”。为什么是“冷美人”呢？因为她吃“冷香丸”；她又为什么要吃“冷香丸”呢？因为要治疗她的“热毒”之症。这个出身于巨富之家的官宦小姐，却偏偏“从胎里带来一股热毒”。“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简直就是绝症！
后来遇到一个“专治无名之症”的“秃头和尚”，给她开了一张“海上方”，又给了一包“不知哪里弄来的”“异香异气的药引子”，让她“发作时吃一丸”。“到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些”。这个效验的“海上方”是个什么样的药方呢？书中明确交代：“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不仅药料奇，药引子更奇！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一并和成丸子，“埋在梨花树底下”，发病时再用十二分黄柏“煎汤”， “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这真是奇人、奇病、奇方、奇药。访遍中西名医，无人能诊断清楚“热毒”奇病，查遍中西药店，无处有如此奇特的药料和引子。就说这“四个白”和“十一个十二”吧，就怪得不能更怪了。为什么偏偏都要白色的花蕊？为什么各种药料和银子的数量偏偏都是十二？古今中外谁见过如此奇特的药方？
《红楼梦》作者如此不情加不通的描写，恐怕不是真实记录，当然也不会是游戏笔墨，其中必有重大隐情，隐藏在这怪病奇方的后面。其中的隐情是什么呢？红学界在“曹家店”用探雷器掘地三尺，足足找了八十年，也没有找到结果。按照笔者的考证思路去搜寻，却很容易找到答案。《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时代的大文豪洪昇。洪昇创作《红楼梦》的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就是洪昇自己和他的那些“蕉园诗社”姐妹们的亲身经历。薛宝钗的怪病奇方，在洪昇的生活圈子里不难探询其中奥妙。
《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表妹钱凤纶。钱凤纶的家庭，明朝后期是杭州一个极其富贵的望族，而在清初却遭遇了重大变故，全家命运十分悲惨。《红楼梦》关于薛宝钗的病和药，就是隐写的这段惨痛历史。好多读者朋友可能知道，清初顺治年间，在江南发生了一件影响重大的“科场案”。朝廷开科取士，本是皇帝十分重视的选拔人才的大事。由于受明朝后期科场腐败风气的影响，清初科场作弊事件仍然层出不穷。朝廷为了整肃科场，同时也为了震慑江南士大夫阶层，对江南科场案处理得极为严厉！
当时江南科场的副主考，就是洪昇的表丈钱开宗。由于落第考生告发，朝廷认定钱开宗受贿作弊，于是把他逮捕下狱，几乎没经过认真审讯，就绑赴法场，砍了脑袋。钱家主仆二百多口人，全部押解进北京，准备发卖给旗人为奴。钱凤纶就是钱开宗的女儿。父亲出事时，尚在幼年。随同母亲顾玉蕊，与全家兄弟姐妹，丫鬟仆人，凄凄惨惨地被押解北上。当时犯官家属的待遇是十分不堪的，全家大小，被反绑双手，一根绳子穿着，跌跌撞撞地走向北京。从杭州到北京，长途三千里，饥寒交迫，棍棒加身，儿啼女号，主悲奴怨，个中滋味，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红楼梦》在宝钗出场时有一段皮里阳秋的怪论：“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不懂得这段历史，还真看不懂这段话。“今上”就是当今皇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就是“开科取仕”。把“仕宦名家之女”交给“公主、郡主”做“陪侍”，说白了，就是把“开科取仕”中犯罪官员的家属子女籍没为奴婢！什么叫“赞善”、“才人”？就是皇亲贵戚的女奴！大清的规矩，凡犯官的家属子女，一般都“赏赐”给功臣为奴。原来薛宝钗进京“待选”，就是等待皇帝发卖为奴！
为什么要求荣国府帮忙疏通？因为《红楼梦》中荣国府的原型就是杭州的洪昇府，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洪昇的家。洪家在明朝“祖孙太保五尚书”，权势大得很，但清初改朝换代后却是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应该没能力帮忙。但请不要忘记，洪家在朝中还有阔亲戚，就是洪昇的外祖父，也是妻子黄蕙的祖父黄几！黄几贵为宰相一级的“大学士”，有能力疏通官府。事实上，钱家家属子女被释，也很可能是黄几疏通的结果。
《红楼梦》书中“四大家族”中惟一有权有势的是“九省都检点”王家，就是王夫人和凤姐的娘家。书中王家的原型就是顺治朝后期、康熙朝初期的杭州黄家，洪昇的母亲、妻子都是黄家的女儿，与书中王夫人、凤姐的姑姑侄女关系完全相同。有黄几这么一个硬后台，所以在大家庭中很有地位。
《红楼梦》中的薛蟠，跳踉斗狠、憨态可掬，没心没肺，任性胡闹，形象与钱凤纶笔下的“伯兄”差不多。但他又顽劣异常，好玩好闹，似乎不像一个满怀深仇大恨的人。须知《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完全纪实，无须把每个人每段时间逐一印证。谁知道钱凤纶诗中的“伯兄”在家庭出事前是否真的如此？谁知道作者洪昇同这个表兄的感情和关系如何？感情不同，书中人物形象也必然不同。洪昇独对女儿钟情，对须眉男子，在《红楼梦》中却是很少说好话。
第四节   史湘云

《红楼梦》中史湘云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她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从小父母双亡，出身孤苦；二是性格“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三是诗思敏捷，诗中有“喃喃负手扣东篱”等出世思想；四是婚姻不幸，丈夫早亡，“云散高唐，水涸湘江”。
当我们知道了《红楼梦》中宝钗、黛玉的原型在创作初期是柳如是时，湘云的生活原型就不难考证了。她就是和柳如是最要好的“手帕姐妹”黄皆令为原型创作的。
黄皆令幼年生活坎坷，父母早逝，不幸被卖入青楼，逐渐成长为一名走红的名妓，与柳如是一生交往甚厚。黄皆令的诗画才能在南明时期名气很大，其诗中有浓郁的出世思想，柳如是曾经编辑过她的诗，评价为“皆令诗近僧”。黄皆令的性格确实是“英豪阔大”一类，早年并未像柳如是等“手帕姐妹”一样，急于出嫁从良，似乎缺少“儿女私情”。后来嫁给一个姓杨的穷秀才，连续生育了三个孩子，但丈夫又不幸早死，一个人拖着三个可怜的孩子，以卖画为生，生活十分窘迫。
钱柳结成“金玉良缘”后，应“手帕姐妹”邀请，黄皆令曾经到钱柳居住的“绛云轩”居住一个时期，与钱谦益、柳如是夫妇诗酒唱和，传下了一段佳话。后来钱柳死后，黄皆令便不知所终了。《红楼梦》描写的“金陵十二钗”，最初的原型本来就是南明时期的名妓，《红楼梦》最初确实是一部写妓女的书，这在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明确记载，无须怀疑。
在洪昇创作《红楼梦》的后期，“十二钗”原型均改为“蕉园姐妹”，书中史湘云的原型，应是“蕉园诗社”中的骨干分子冯娴。冯娴，字又令，父母早逝，自己又青年早寡，陪着老祖母苦度余生。她为人开朗，心地坦荡，对困苦生活无怨无悔。她的事迹，同《红楼梦》中“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史湘云是一致的。冯娴的诗集取名《湘灵集》（一作《湘云集》），这也大概是《红楼梦》作者为其取名湘云、取别号“枕霞旧友”，说她的下场是“水涸湘江”的来历（繁体灵字与云字字型相近，易混，灵、云、霞三字同为雨头，容易产生联想，究竟孰是无考）。由以上可知，《红楼梦》中最主要的三个女主人公黛玉、宝钗、湘云的名字，都来源于她们生活原型的作品集名称。
第五节  妙玉

《红楼梦》中的妙玉，是个十分奇怪的人物，她是个出家人，但却不僧不道；她自幼出家，却不容于家乡豪族，被迫流亡在外；她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但却似乎很有点家底，拿出的贵重茶具，连堂堂荣府也找不出几件来；她性格孤僻，只与林黛玉、邢岫烟还合得来；她的诗才不在钗黛之下，但很少参与大观园活动，只在凹晶馆为黛湘联诗做了一次收尾。
在《红楼梦》创作早期，妙玉的生活原型，应该是寄居在杭州西湖的名妓林天素。柳如是在同陈子龙分手后，一段时间曾寄住在杭州西溪的“黄衫豪客”汪然明家里，既承受着感情上的巨大痛苦，又接受着身体上的痛苦折磨，曾经连续长时间吐血。其间柳如是与汪然明之间信件往来频繁，柳如是手书的信函，深得魏晋风骨，受到汪然明的赏识。汪然明将柳如是的三十一篇书信汇集起来，整理成《柳如是尺牍》出版；出版前，就是请林天素为该书做的序。
林天素本是福建名妓，性格孤僻鲠直，诗才著名当时。因家乡豪绅迫害，不容当地，愤而出家，先是流浪到苏州玄墓居住，后来又辗转到杭州西溪，依附汪然明，寄住在西溪的“随喜庵”。林天素由妓女而出家，确实是不僧不道的形象，而性格更加孤僻，不喜与当红“手帕姐妹”往来，也封笔不再作诗写文章，但却不过汪然明的情面，很不情愿地为《柳如是尺牍》写了序言。今天，林天素的这篇序言，与柳如是的尺牍一起流传下来，从中不难看出林天素的孤僻性格，也不难看出她的行文特色风格。
在《红楼梦》创作后期，妙玉的原型，也相应改为“蕉园五子”之一的徐灿。徐灿是“蕉园诗社”中惟一非血缘关系的成员。《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原型，就是清初杭州“蕉园诗社”中一干女诗人。“蕉园诗社”分前后两期，前期称“蕉园五子”，后期称“蕉园七子”，合起来恰是“西陵十二钗”。徐灿是“蕉园五子”的成员。“蕉园五子”活动期间，她恰好同丈夫陈之遴在杭州居住，陈之遴的诗中，就有“家住西湖滨，长戏西湖里”的诗句，徐灿的诗词中也多有歌咏西湖的作品。由于陈之遴与顾玉蕊的丈夫钱开宗同为明朝旧官僚，有通家之好，所以她能够受到顾玉蕊的邀请，参加她们亲族组成的女性诗社。在陈之遴的侄子陈元龙所写的《家传》中，就记载了徐灿在杭州，常与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唱和，结成“蕉园五子”的过程。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也明确表述了徐灿参加“蕉园诗社”的经历。
徐灿的母家和夫家都是著名望族，生活极为豪富。徐灿，字湘苹，号深明，晚号紫言（竹头）。苏州人，少小时家住苏州城外支硎山下的一个山庄内，风光十分优美。父亲徐子懋曾任明朝光禄寺丞，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很为父亲钟爱。徐灿许配给陈之遴为继室。陈家是海宁望族，在明朝兴旺发达了一百多年，至崇祯年间，陈之遴经三次科举考试，终于高中一甲二名进士。婚后，夫妻二人居住在苏州著名的拙政园里，生活条件十分优裕高雅。徐灿对拙政园感情极深，诗词集皆用拙政园命名。
后来，由于陈之遴的父亲陈祖苞“因边疆失事，庾死诏狱”，连累陈之遴被撤消编修官职，“永不叙用”。清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覆亡，陈之遴变节投靠满清，累官至“大学士”，世人都称之为陈“相国”。以百年望族加两朝高官，其家居住北京时，生活之富贵、优雅，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徐灿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丈夫却变节事清，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徐灿和丈夫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在家中夫唱妇和，夫妻感情甚笃。明亡后，徐灿深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兴亡之叹，对丈夫后来仕清一事，心存憾悔，在诗作中时有微词，夫妻间在政治感情上出现了危机。而在生活感情上，徐灿仍然恪守妇道，始终不渝，无论顺境逆境，都对丈夫忠贞不贰。
徐灿词中多表达故国之思和矛盾悔恨心情的力作：“小院入边愁，金戈满旧游。问五湖，哪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谢前度桃花，休开碧沼，旧时燕子，莫过朱楼。悔煞双飞翼，误到瀛州。”本文所引的文头诗，说徐灿词似李清照，人似谢道韫，就是清朝诗人对徐灿当时心情的最好概括。
徐灿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与李清照齐名的伟大词人。徐灿一生诗词双擅，但词作成就要高于诗作。其《拙政园诗集》收古今体诗246首，《拙政园诗余》收词46调，99首，是我国传世作品比较丰富的女诗人。南宋以来，徐灿是惟一可同李清照媲美的女词人。著名诗人陈维崧说她，“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著名诗人陈廷焯也说她，“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苹”，“可与李易安并峙千古”。这些评价并非过度誉美之词。与李清照相比，二人的词可以说各有千秋。李清照的一些名作固非徐灿所能及，但徐灿的一些感慨跌宕之作，也非李清照所能做到。徐灿的词在立意高，视野宽，取材广，容量大，风格雅方面，在中国古代女诗人中，应属首屈一指。
徐灿晚年沉溺佛法，希图空幻，但内心痛苦仍不时折磨着她。顺治十五年，陈之遴因为交接贿赂内监罪，被朝廷罢官抄家，全家二百多口人全部流放尚阳堡（今辽宁开原东）。此后，丈夫陈之遴和几个儿子先后都病死在关外。十二年后，到了康熙十年，皇帝东巡期间，才开恩特许徐灿孤零零一人，形影相吊“扶柩南归”。此时的徐灿，万念俱灰，希冀通过佛法求得心灵上的解脱。《清史稿》上说她“晚学佛，更号紫”。但诗人一生的跌宕起伏遭际，无论如何在内心也平息不下来。她晚年所作的《秋感八首》，总结了自己一生在江南、在燕京、在塞外三个阶段的经历，慨叹了明朝覆亡、南明腐朽、江山易代，兴亡转瞬的悲愤心情。在临终前写的诗里，还在感慨“万种伤心君不见”，“羞向玫瑰说旧游”。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是正大的，作者满怀兴亡感叹，以自己和“蕉园诗社”姐妹们的遭遇为原型，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大观园中的悲欢离合，让读者在洒下一掬同情眼泪的同时，感受到改朝换代时的历史苍凉和简单纯真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妙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这一点。
《红楼梦》中关于“金玉质”陷入“污淖中”的描写，是隐指大节有亏而不是沦落风尘。一说到女人陷入污淖，我们的红学家就立即想到什么被“迷奸”啦，什么做“娼妓”啦，什么嫁给老头子啦，习惯性地往下道想。其实，《红楼梦》作者安排妙玉陷入污淖，是影射她的丈夫变节事敌，她内心反对而又不得不跟随丈夫在污浊的朝政中沉浮，正像无瑕白璧陷入了污泥一样。清初以女人失节比喻男人变节的作品比比皆是，在吴伟业、钱谦益等人身上，这种文章都没少作，不妨找来读一读。
《红楼梦》中关于“欲洁何曾洁”、“过洁世同嫌”的描写，是隐指人品高洁而不是生活上的洁癖。《红楼梦》作者通过刘姥姥走后妙玉用清水冲地，并要砸毁所用杯盏等行为，似乎要把读者引到妙玉有洁癖的思路上来，这是障眼法。“何曾洁”决不是把身上弄脏了，而是在民族气节上把形象弄脏了。脂批说她“红颜屈从枯骨”，应该是指她屈从丈夫这样的“枯骨”出仕变节。徐灿是继室，丈夫年龄比她大得多，把变节分子称为“枯骨”，也是时人常用的词语。“世同嫌”说的是徐灿晚年现实，变节的人嫌她诗中的故国之思；坚持气节的人嫌她随丈夫出仕，追求高官厚禄；两面的人都对她晚年凄惨伤心的境遇幸灾乐祸！
《红楼梦》中关于“王孙公子叹无缘”的描写，是说要结识她的文名无门得入，而不是要娶她或嫖她。徐灿在当时诗名满天下，很多王孙公子确实想结识她，以抬高自己身价。但徐灿洁身自爱，不论是春风得意时还是落魄潦倒时，都不愿同这些人来往。好多名士确实慨叹过，与徐灿同时代，却铿缘一面，引为终身憾事。《红楼梦》中说妙玉“天生成孤僻人皆憾”，就是这个道理。
《红楼梦》中关于她出家后寄住大观园的描写，要等待的是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决不可能是什么被“迷奸”“劫持”，更不可能是什么沦为风尘女。而是以出家人的淡泊心境等待盖棺论定。她之所以不能回到家乡居住，是因为已经家破人亡，丈夫和儿子都死去了，晚年只好在庙里栖身。作为“望族”、“世家”出身的人，身边有几件遗留的珠宝器皿，是平常事情，不足为怪。
《红楼梦》中为什么描写妙玉愿意与宝玉交往？是因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什么暗恋。书中妙玉同宝玉、岫烟、惜春交往，因为他们都有出尘思想。对黛玉、湘云也不厌烦，因为她们名利心淡薄。为什么不愿与宝钗、凤姐、探春交往，因为她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仕途经济，追名逐利。《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她心中爱慕宝玉而险些走火入魔，是胡说八道，绝对不可信。
事实上，洪昇与徐灿在这方面确实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你如果把《稗畦集》同《拙政园诗集》加以比较，就可明显看出共同的感叹了。洪昇一生同徐灿大概有两段交往：一是“蕉园五子”活动时期，二是康熙十年扶柩回南之后，至洪昇逃往北京之前，此时是“蕉园七子”活动之期。前一时期徐灿参加过“蕉园诗社”活动，后一时期，徐灿万念俱灰，大概没那个雅兴了。
洪昇在北京滞留期间，也对徐灿的诗词发生过浓厚兴趣。曾同老师王渔洋一起阅读和欣赏过他们夫妻的作品。洪昇几乎每年都要南来北往一次，瓜州渡口是必经之路，与晚年的徐灿在这里相遇，用两家的悲惨遭遇“各示劝惩”，是可能的。徐灿的年龄比洪昇要大许多，二人之间决不会有什么微妙的复杂情感。
《红楼梦》中，妙玉这个人物有点程式化，形象并不鲜明生动，这与她的原型在蕉园诗社活动时间较短有关。《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蕉园七子”期间的故事，而徐灿主要是参加了“蕉园五子”的活动，到了“七子”时期已不在杭州，并未参与其中，所以洪昇写起来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徐灿是“蕉园诗社”的创始人之一，诗名在“西泠十二钗”中又是最高的，又与作者洪昇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洪昇为“闺阁昭传”创作《红楼梦》，不能没有她的形象，但在《红楼梦》大观园中又不能出现一个老态龙钟的尼姑形象，只好用她晚年的尼姑形象，配以早年在“蕉园诗社”的相貌神态，创作出这样一个怪诞神秘的妙玉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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