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土默热红楼十讲－３历史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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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和恨，就是作者心中爱和恨的真实流露。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红楼梦》的作者，创作时立意下笔，时时处处都心存忠厚，本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原则，对作品中的人和事，加以忠实记录，一般不说绝对话，不做绝对评价。即使是对薛蟠一类人物，在表现他愚蠢凶恶行为的同时，还对他尚未泯灭的善良一面，不忘加以刻画。
但是，也有例外，作者对主人公宝玉的伯父贾赦和伯母邢夫人，庶母赵姨娘和同父异母弟贾环，却心存深深的厌恶，把他们描写得污秽不堪、愚蠢透顶，事事都透露出可恨、可鄙、可笑又可怜的丑态。就连他们身边的人，如马道婆、王善保家的等，作者笔下都绝无怜悯，把他们统统描写成一副令人作呕的小人、坏人形象。
赵姨娘母子制造的家庭矛盾是嫡庶矛盾，贾赦夫妻制造的矛盾是长房、二房之间的矛盾，两组矛盾的另一方，则同为“二爷”宝玉和“二奶奶”凤姐，也就是家庭的继业者和当家人。《红楼梦》书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家庭中“乌眼鸡”般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激烈矛盾冲突，譬如，赵姨娘母子导演的挑唆宝玉挨打、魇魔凤姐宝玉奄奄待毙的闹剧，贾赦夫妻导演的鸳鸯拒婚归罪宝玉贾琏、拾绣春囊抄检大观园的悲剧，等等。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对家庭主导权的争夺。譬如鸳鸯，在贾府女奴中，并不是最漂亮聪明的，为什么贾赦非纳她为妾，并且一反常态，邢夫人亲自出面说亲呢？说到底，控制了鸳鸯就是控制了老祖宗，也就等于控制了凤姐宝玉。贾赦夫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红学界一般都把书中贾府“落一片茫茫白地”的下场，归罪于外部因素，说什么受到雍正政敌的牵连，等等，这是毫无根据地“猜笨谜”。书中贾府败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正像书中所说，“只有从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是赵姨娘母子、贾赦夫妻的“窝里斗”，才最终导致了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导致了宝玉一痛决绝逃离了家庭。可以说，《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就是对一个封建大家庭发生“家难”、导致“子孙流散”、落得“茫茫白地”过程的真实记录。
《红楼梦》记录的“家难”，发生的时间不是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发生的地点不是江宁织造曹府，而是钱塘“百年望族”洪府。在详细考证康熙年间以“南洪北孔”著称的大文学家洪昇身世的基础上，再细读《红楼梦》，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就是洪家“家难”的真实记录。
洪昇在康熙十年前后，怀着“古孝子”的悲愤，逃离家庭后，在诗文中经常以“履霜操”、“避缴者”自譬。所谓“履霜操”，就是指无罪见斥；所谓“避缴者”，就是逃避挑拨离间的人。既有“避缴者”，就必然有“施缴者”，即制造事端的人。这个洪家的“施缴者”，有史料证明，就是洪昇的继母和父妾及同父异母弟，与《红楼梦》的记载完全相同！
洪昇自居的所谓“古孝子”，其真实含义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红楼梦》中，宝玉遭到贾环母子的暗算，被父亲施加狠毒的笞挞，三个月不能动弹，父亲还留下话来，要找绳子勒死他，以避免将来发展到“杀父弑君”的程度。在有性命之忧的家庭环境中，宝玉最终除了逃离家庭，还有别的办法么？事实上，《红楼梦》的初创者洪昇和二弟洪昌，就是在“大杖”的威胁下，逃离家庭，造成洪家“子孙流散”、继业无人的。由此分析，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对这些家庭的“施缴者”，丝毫不留情面，竭力加以丑化诋毁，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论是否承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红学界一致公认，作品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寄托着作者的影子、作者的爱恨。书中宝玉出场的那两首“西江月”，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感情：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从诗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作品主人公自怜自叹、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书中主人公的母亲王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孽根祸胎”，父亲贾政称自己的儿子是“不肖孽障”，总之是个“不肖”逆子；但主人公的祖母“老祖宗”，在清虚观却含着眼泪对张道士称，“只有这个孙儿”，最像当日的“国公爷”。由此可见，《红楼梦》主人公在家庭中的矛盾形象。 父母心目中的儿子“不肖”，儿子心目中的父母形象又如何呢？一般说来，按照“严父慈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我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文人，都不会在作品中丑化自己的父母的。但《红楼梦》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主人公的父母却不无微词，这实在是有违封建社会常理的。作品中的贾政，不仅迂腐古板，而且不学无术，从他经常交往的“沾光”（詹光）、“善骗人”（单聘仁）、“不顾羞”（卜固修）等人的名字，就足以看出他们的道德人品。与他们为伍的贾政，还可能是正人君子式的“严父”么？作品中的王夫人，表面上的“慈”和内心中的“狠”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虔心礼佛的慈善面孔下，潜藏着一颗阴险毒辣的心肠，死金钏、逐晴雯、疑凤姐、诋黛玉，家庭所有悲剧的产生，她几乎都在暗中操纵。
以上足以看出，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不仅有长房二房的矛盾，父辈嫡庶的矛盾，还有父子母子之间的矛盾。对前两组矛盾，作者采取公开诋毁的手法，对当事人不遗余力地加以丑化；但对后一组矛盾，作者的手法就要隐晦曲折得多了，在表面上描写“严父慈母”的文字中，潜藏着对父母的极大不满。《红楼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符合封建常理的怪现象，根源还在于作者洪家庭中发生的“家难”。洪昇逃离生活优裕的大家庭，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起因固然是别人的挑唆，但家庭关系破裂的根本因素，还是洪昇不容于父母所致。洪昇在描写“家难”时，对主人公父母不无微词，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家庭的逆子，当然要背负“不肖”的恶名，事实上，洪昇一生确实无时无刻不为“不肖”罪名而苦恼。封建道德要求，家丑不外扬，不能指责尊长，洪昇无法为自己辩解。因此，把“家难”“编述一记”，把自己的“不肖”“普告天下人”，正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洪昇创作《红楼梦》时矛盾无奈的真实心境！
《红楼梦》中有一处十分令人费解的描写，就是在荣府二房的屋檐下，同一辈分中居然有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宝玉的“二爷”身份是清楚的，因为身上有一个死去的长兄贾珠；宝钗出嫁后，自然是“宝二奶奶”。贾琏、凤姐的“二爷”、“二奶奶”身份就十分可疑了：书中明确交代贾琏是贾赦的长子，却莫名其妙地让他称为“二爷”，并安排他和凤姐夫妻二人，去为在同一家庭中生活、并未分居的二叔二婶当家。真不知道家中的晚辈和下人，对他们如何称呼？
红学界的好多专业大师和业余红迷，都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不论怎么排行，从贾珠论的小排行，还是从贾珍论的大排行，贾琏都不是行二！只好立此存疑，糊涂过去了。其实，只要明白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这个谜团就迎刃而解了。
洪昇兄弟三人，洪昇为长，二弟洪昌，字殷仲，与洪昇一母所生；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妾所生，是洪昇的同父异母弟。既然洪昇并非“二爷”，为什么在《红楼梦》中把主人公写成“二爷”呢？这还要从洪家的“家难”说起。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是同二弟洪昌一起逃离家庭的。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二弟和弟妇孙氏都年轻轻地客死异乡了。对骨肉同胞的惨死，洪终生都感到无比痛心和愧疚！因此，在创作《红楼梦》时，把主人公的身份，给了“二爷”洪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洪昇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宝玉形象，又把“二爷”的身份给了洪昌，自己就只能回归“大爷”的真实身份，并处理成年轻夭亡的贾珠了。洪昇曾把自己的二儿子洪之益，过继到二弟名下继承香火，这应该就是贾兰的原型。据此分析，洪昇创作《红楼梦》时，为了纪念二弟，有意把自己和二弟交换了身份。至于三弟中令的形象，应该就是书中的“小燎猫子”贾环。
书中的贾琏，与宝玉应该是同一生活原型的两个生活阶段，宝玉是婚前的少年时代，贾琏则是婚后的成年时代，二人在书中的身份，当然都是“二爷”。洪昇是在婚后数年，与妻子一起逃离家庭的。书中的“琏二奶奶”凤姐，原型应该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洪昇的妻子是母亲的娘家侄女，自己的亲表妹，与《红楼梦》中凤姐与王夫人的关系相同；书中王夫人与凤姐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与生活中洪家婆媳关系也是吻合的。洪昇的亲生母亲黄氏，虽然未必就能与作媳妇的娘家侄子搞好关系，但在洪婚前就病逝了，父亲续娶钱氏，继母与前妻所生子女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洪昇的继母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就是白热化的，洪昇逃离家庭二十年后，妻子还不肯回杭州探视公婆，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既要表现作者少年时的浪漫经历，又要表现自己青年时的家庭矛盾，还要把这些人和事放在荣府大观园一个框架里，所以只能写出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书中让小“二爷”宝玉只有乳名，既无名也无字，似乎莫名其妙；书中的宝玉忽大忽小，忽清忽浊，也似乎很难解释。只有确认洪昇的初创者身份，这一切才有了合理的解释。《红楼梦》大旨言情，作者的创作目的，据书中“作者自云”交代，是描写“当日闺友闺情”，为自己的姐妹作传，使得“闺阁昭传”，不致因自己“不肖”而使其“湮没无闻”。作者的姐妹们命运一定都十分悲惨，否则，作者不会把她们都归入“薄命司”，让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考证真实生活中洪昇的姐妹们，命运同《红楼梦》描写的竟是如此契合，当非偶然。洪昇确实有众多的姐妹：妻子黄蕙就是洪昇的嫡亲表妹。洪昇还有两个亲妹妹。洪昇的表亲黄家、顾家、翁家、钱家、李家、林家、江家，都有好多表姐妹。这些姐妹的命运，归入“薄命司”，大致都是不错的。
黄蕙与洪昇自小青梅竹马，二人的结合，还真有点现代人自由恋爱的味道。黄蕙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妙解音律，与表兄洪昇志趣相投，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黄蕙的祖父黄几，在康熙前期备位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可谓富贵已极，与《红楼梦》中的王家相酹。在江南口语中王黄是同音的。
黄蕙的命运似乎相当不幸，幼年丧母，青年丧父，在封建大家庭中，孤儿的命运可想而知。与表兄洪昇喜结连理之后，本想夫荣妻贵，享受终生，但确实“好事多磨”，又因“家难”，逃离了富裕的家庭，受尽了人生苦难。黄蕙青少年的经历，同《红楼梦》中的湘云十分相似，本想“嫁得才貌仙郎”后，“准折些幼年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心事终虚化”！
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洪昇从小经常和妹妹们在自家的花园中玩耍，对妹妹们一往情深，称赞她们“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但两个妹妹的命运都相当悲惨。可能是所嫁非偶的命运悲剧，她们在哥哥洪昇逃离家庭后，草草嫁人，婚后不久，就相继悲惨地死去。洪昇对两个妹妹的惨死，终身痛心疾首，直到晚年，还悲吟“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的诗句。这与《红楼梦》中，迎春、探春的命运，似乎是相同的。
洪昇的众多表姐妹们，就是“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都是清初杭州“四大家族”的女才子。在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面前，她们也确实落得“万艳同悲”的命运。洪昇的表丈钱开宗，是“江南科场案”中被砍了脑袋的副主考；洪昇的姻亲翁世庸，是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案被革职的台湾知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些表姐妹们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时代注定的。作了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就不难想象，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为什么要写女儿们的悲剧，为什么立意为“闺阁昭传”了。
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一部《红楼梦》的缩影，有人干脆称其为“小《红楼梦》”。但作者为什么在一部大《红楼梦》中，套写一部小《红楼梦》，红学界却几乎无人能够说得清楚。索隐派在甄士隐身上无隐可索，考证派在甄士隐身上也找不到江宁织造家庭任何人的影子，因为甄士隐的故事是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探佚派在这里也找不到用武之地。
其实，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你就会清楚地看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洪昇对自己悲剧人生的简要概括。《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是作者青少年时的爱情生活，受“三一律”的制约，作者不可能按线性原则去描写自己的完整人生经历，因此，再创作一个甄士隐，放在作品的开头，既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又交代了作品正文无法表达的内容，是十分高明的创作方法。
甄士隐的故事大致交代了五层意思：一是甄士隐慷慨资助贾雨村进京科考，贾雨村因此飞黄腾达；二是甄士隐的小女英怜因家人霍起粗心，被拐子拐走，后来贾雨村恩将仇报，乱判了葫芦案；三是甄家隔壁葫芦庙失火，带累甄家烧成一片白地；四是甄士隐到田庄上住了几年，因“水旱无收，盗贼蜂起”，实在生活不下去；五是投靠岳家受冷遇，最后看破红尘，跟着道士走了，不知所终。甄士隐人生的“五部曲”，实际就是洪昇人生的真实经历。洪昇因“家难”逃离家庭后，携妻带女确实在武康田庄上住了几年，这几年又恰值平定耿精忠的战乱，“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实在难以维持生活，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洪昇的长女在最聪明可爱的七岁时，因贫病交攻、冻饿交加，就是在武康悲惨地死去了；洪昇在作品中讳言死去，处理成丢失，是情理中事。
洪昇携八口之家赴北京居住时，岳家正在北京过着相府生活，但洪昇家庭却经常出现断炊的情况，岳家照顾如何，可见一斑，洪昇称岳家为“封肃”，并非无因。洪昇最后倒没有跟着什么“道士”飘然而去，但确实在康熙二十八年遭受“斥革下狱”的人生打击后，愤而逃到京东盘山，跟着兼具和尚道士双重身份的“拙上人”，用“逃禅”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书中甄士隐唱出的《好了歌解》，就是当时洪昇心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蕉园诗社
古人就知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的道理，何况今人。举凡成功的文学作品，书中重要人物和事件必有生活原型，这是文学领域的常识，无须多作解释。托翁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鲁迅写《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都有生活原型所本，不是凭空捏造，文学界早有定论。
《红楼梦》开篇，作者就交代，创作此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写自己“幻形入世”、“无才补天”，二是为姐妹们“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当然，作者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把“蕉园诗社”成员们都集中到“大观园”里，把她们长达十几年的诗社生活凝缩到同一时间内，这是文学创作三一律的需要。
《红楼梦》中描写的十二钗，其身份、地位、才情、性格、举止、命运以及与主人公的关系，都是基本尊重事实的。书中记述的“家庭闺阁琐事”，都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创作中采取的是完全写实的方法，虽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人物情节的描写则是“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班姑即续《汉书》之班超，蔡女系作《胡笳十八拍》之蔡文姬。《红楼梦》书中的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从《红楼梦》作者在书中的交代，我们对这些“异样女子”最起码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
其一，从生活环境上看，这些女子应该就生活在作者身边，与作者关系密切，作者对她们感情笃深，她们的事迹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并非虚构；从作者说的“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来推断，这些女子是作者家中之家属或亲属，与作者应系姊妹关系，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其二，从时间上看，这些女子应该与作者年龄相仿，前半生的青少年时代往来密切，因为作者明确交代“亲历亲闻”的时间是“我半世”，一个人到了后半生，才会说“我半世”如何如何；反过来说，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时间，自然是在自己的后半生，是“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凭着对年轻时的回忆写作的。
其三，从数量上说，这些女子不会是三个两个，而是一群人，用作者的话说，是“一干冤孽”。她们虽然没有班姑蔡女之名气，但“或情或痴”，“小才微善”，曾作过几首“歪诗熟话”，又明显不同于那些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显然，这些女子都有一定的文学才能。不仅如此，似乎这些女子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令作者十分佩服，自我感觉“堂堂须眉”不如“一干裙钗”。创作《红楼梦》的目的，是不欲使姐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泯灭也”。
其四，这些女子都没有摆脱“红颜薄命”的社会规律，最终下场都很悲惨。作者把她们统统归入“风流冤孽”行列，打入了“太虚幻境”中的“薄命司”，让她们来自“离恨天”、“灌愁海”，叹“古今之情”，偿“风月之债”，结果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其五，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动因，是因为经“历过一番梦幻”。什么“梦幻”呢？“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成了女娲弃置在“大荒山”下的一块顽石。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补天”的通常理解，作者是哀叹自己“仕途”不顺，很可能“跌过筋斗”，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除此外，作者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难言之隐，怨恨自己辜负了“天恩”、“祖德”，还“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屡次声称自己“不肖”，自己之“罪”“固不能免”，似乎作者在家庭败落中负有重要责任。《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描写的这几个异样女子又是谁？这是牵涉到《红楼梦》作品主旨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搞清楚。笔者经过多年精心考证，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著名文学家洪昇。洪昇向“普天下”宣示“不肖”的“我之罪”，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继承并恢复祖业，造成“百年望族”洪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经历的“梦幻”，跌过的“筋斗”，就是洪家“天伦之变”的“家难”，以及洪昇本人又因为“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革职下狱，终身功名无望的人生悲剧；洪昇“忽念及”的“当日之女子”，就是年轻时与洪昇相亲相爱的众多姐妹，也就是清初著名的女诗人群体“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曾结成“蕉园诗社”，号称“西陵十二钗”（在杭州史志中，西陵与西泠通假），在清初名满天下。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就是为“闺阁昭传”，因此，通篇几乎都是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最感人的、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大观园中姐妹们起“诗社”的故事了。书中第三十七、三十八回，集中描写了由探春发起的结“海棠社”故事，姐妹们咏“白海棠”，赛菊花诗，讽“螃蟹咏”，好不热闹。到书中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姐妹们继续诗社生活，歌吟“红梅花”，联句“北风雪”，在芦雪庵痛快了好一阵。及至第七十回，由林黛玉倡导，姐妹们重组诗社，并改社名为“桃花社”，填桃花词、柳絮词，又着实热闹了几天。再加上书中描写的元妃探亲咏诗，宝玉作四季诗，黛玉作“题帕三绝”、“葬花词”，香菱学作咏月诗，凹晶馆即景联诗等，书中关于姐妹们“诗社”生活的描写，几乎占了一半篇幅。
参加诗社生活的姐妹们，有贾家三姐妹迎春、探春、惜春，表姐妹宝钗、黛玉、湘云、宝琴，邢夫人的侄女邢岫烟，大嫂子李纨和妹妹李纹、李绮，寄住的尼姑妙玉，以及开句“一夜北风紧”的凤姐等。当然，还有一贯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贾宝玉。
书中姐妹们起的诗社像模像样，有发起人，立社名，取字号，定社约，拟社题，赛诗、评诗、论诗等，把结诗社的每一个环节，都描写得生动逼真。诗社活动期间，芦雪庵烤啖腥膻鹿肉，湘云醉卧眠石等场景，也十分诗情画意。特别是“绛洞花王”、“稻香老农”、“潇湘妃子”、“蘅芜君”、“蕉下客”、“枕霞旧友”等别致的字号，给读者的印象十分深刻。这些描写，同旧时文人的文学结社生活完全一致，当非向壁虚构。
中国历史上，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束缚，女性文学才子本来就寥若晨星，加之富室闺阁“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严厉规矩，女子们的结社活动，更是难以想象。明末清初以前的班超、蔡文姬、李易安等女才子，都是孤立的文学生涯，未闻有“一干女子”集中在一起，结社赛诗的生活。清朝雍乾以降，朝廷严旨控制文人结社，加之严厉了对女性的道德防范，女子结社的现象更是不可想象。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女子有结社活动的时期，只有明末清初！
其实，明末清初，女子结社活动也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叶绍袁家父母和三姐妹，方大镇家的五个堂姐妹等，也都是家庭范围内的文学活动，没有结社行为。这一时期见诸于史籍的女子结社，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蕉园诗社”！
“蕉园诗社”也称“蕉园吟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蕉园诗社”成员是“蕉园五子”，由著名女诗人顾玉蕊发起，成员有徐灿、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等。后一阶段的“蕉园诗社”成员是“蕉园七子”，由林以宁发起，成员有钱凤纶、钱静婉、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李淑等。
前后两个“蕉园诗社”的文学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从今天可见的她们的诗词作品中看，她们经常聚在一起，分韵作诗，歌咏西湖景物，先后吟颂过梅花、海棠、菊花、柳絮、冬雪、秋雨、春情、夏韵等。平时，她们之间也经常互相赠诗、寄诗，倾诉心境，表达思念之情。
“蕉园诗社”的成员们，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她们经常聚在一起，“春日偕游，扁舟泛湖，练裙椎髻，命翰分吟，相邻游女诧为仅见”。她们结队游玩的地方多在西湖和西溪，《红楼梦》中湘云烤鹿肉，黛玉嘲讽“遭劫”的“芦雪庵”，就是“西溪八景”之一，真实地名叫“秋雪庵”，江南秋季是不下雪的，所谓“秋雪”，就是芦花如雪的意思。从她们传世的作品看，平时，她们也不时三两相偕，或对奕，或观画，或联句，或听琴，甚至“夜宿河渚看梅”，“早春湖头踏雪”，种种风流韵事，不一而足这个女子诗社的成立决不是偶然的。其一，这些女子们都是杭州当时“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名门闺秀，都出生于“诗礼簪缨”家庭，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其二，诗社之所以用“蕉园”命名，既是取自柴静仪家中的“蕉园”景点，也是取自著名诗人钱谦益的“蕉园”诗，“蕉园”和“绛云”，都是储存明史的地方，后来都被大火烧毁了。诗社取名“蕉园”的意思应是悼念明史。由此可见，这些女诗人都是怀着亡国之痛的遗民诗人一流；其三，这些女诗人与杭州“百年望族”洪家都是亲属关系，她们都是洪昇的表姐妹，洪家的府邸园林在杭州著名的风景地西溪，为这些“异样女子”提供了一方优游吟唱的乐土。
不知朋友们是否到过西溪，今天的西溪很荒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野性美，很难想象，在繁华杭州的近郊，今天还有这么一处天然的荒野。但在宋明两朝直到清朝初期的西溪，却一直是文人雅士钟情的场所。南宋高宗南渡后，初次来到西溪，看到这里景色宜人，本打算在这里建都，后来发现了凤凰山麓，才打消了在这里建都的计划，但仍对这里的景色依依不舍，宋高宗赵构于是说：“西溪且留下”，从此，西溪就有了“留下”的别称，直至今天。南宋以后，杭州著名的官僚文人，往往在西溪建筑自己的府邸或别墅，好多著名的僧道尼姑，也到这里建筑庵堂寺观，修真养性。洪昇的六世祖洪钟，就是晚年在兵部尚书岗位上退休后，来到西溪建设洪府和洪园，为暮年养静之所的。
西溪的景色，与《红楼梦》中描写的大观园景色基本相同，依山傍水，曲折幽深，主要的象征景物有梅花、杨柳、翠竹、桂树、莲藕、芦苇、蘼芜。清康熙年间有“西溪八景”，今天多已不存，仍然清晰可见的，就是“秋雪庵”和“藕香桥”，这两个景点，恰恰就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姐妹们吟诗作画的场所！
《红楼梦》中“芦雪庵”、“藕香榭”、“凹晶馆”这些地方，都在西溪洪府的周围，并不在洪家花园内，所以今天读《红楼梦》的朋友都有个奇怪的感觉，就是大观园为什么那么大？当你明白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不仅是洪园，包括整个西溪的时候，就会恍然大悟了。书中湘云和宝琴等人在“芦雪庵”烤鹿肉吃，如果是在家庭花园内，就十分令人费解，当你知道了芦雪庵本来是野外时，就感到顺理成章了。
朋友们可以作深一步分析，《红楼梦》作者为什么把大观园诗社的活动场所，都安排在“芦雪庵”和“藕香榭”？因为书中明确交代这里是探春和惜春居住的地方。探春和惜春是谁？是宝玉的妹妹！换句话说，就是作者洪昇的亲妹妹。洪昇诗中记载，他确实有两个亲妹妹，都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的少女。“蕉园诗社”在这里活动，就是在洪府及其周边美丽的西溪八景中活动。杭州西溪历来是文人雅士热中吟颂的美丽地方，当然也是洪昇与姐妹们青少年时代的天堂！你听过腾格尔唱的“天堂”么？对于《红楼梦》作者来说，“芦雪庵”和“藕香榭”就是终生无法忘怀的天堂！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诗社，成员都是以贾宝玉为轴心的姐妹，有的是宝玉的亲姐妹，如迎、探、惜三春；有的是宝玉的姑表姐妹或姨表姐妹，如钗、黛、湘、琴；或者是与“四大家族”沾亲的姐妹们，如邢夫人的侄女岫烟，李纨的妹妹纹、绮等。总之，她们之间互相都联络有亲，是一个由血缘联系起来的文学团体。
由“前五子”、“后七子”构成的“蕉园诗社”，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几乎完全相同，当非偶合。其中，钱凤纶、钱静婉姐妹，是顾玉蕊的女儿；林以宁既是钱氏姐妹的表妹，又是其弟钱肇修的妻子。顾长任与钱、林姐妹间既是表亲，又是林以宁的嫂子；柴静仪是洪昇与钱氏姐妹的表嫂；冯又令是黄家的媳妇，洪昇的妻弟媳；李淑是洪昇朋友吴人的表妹。只有徐灿是圈外人，但也是顾玉蕊的密友。
钱氏姐妹的父亲钱开宗，是洪昇的表丈，林以宁的母亲，是洪昇的姑姑，通过钱、黄两家，洪昇同顾长任、柴静仪、冯又令之间也是表亲。由以上关系不难看出，这些人同《红楼梦》初作者洪昇的亲密关系。除顾玉蕊年长外，这些人同洪昇夫妻的年龄又相仿，同居一城，从小经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画，猜谜行令，是完全可能的。
据考证，这些姐妹，还有可能像《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在洪昇家中寄居过。清初三大案中的江南“科场案”，钱开宗是副主考，被朝廷砍了脑袋抄了家，孤儿寡母，寄居在表亲洪家是可以想象的。黄蕙的祖父和父亲当时都在北京居官，她在婚前也经常住在姑姑、也就是后来的婆母，即洪昇的母亲家。洪、黄、钱、顾四家，在当时的杭州，确实是互相之间联络有亲的四个大家族，与《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相仿，笔者对此有专门考证，此不赘述。洪家住在杭州西溪，府后有一个美丽的花园，附近又有“芦雪庵”、“竹窗”、花坞等景点，姐妹们经常在一起游玩，不仅是合理推测，而且在洪昇及姐妹们的诗作中，也多有记载。以上十二子中除去重复共九人，再加上洪昇的妻子黄蕙，和洪昇的两个亲妹妹，正“红楼十二钗”之数。笔者推测，《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原型就是“西陵十二钗”。杭州“西泠”，过去也写作“西陵”，可以通假。
《红楼梦》中的才女，个个多才多艺。除大家都能吟诗作赋外，黛玉还精通音乐，宝钗更是满肚子知识，湘云的才思敏捷无人能及。这些小女子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原因就在于家学渊源，家庭中有个良好的文化环境。黛玉的父亲是“探花”，从小教女儿读书，宝钗也说自己家过去藏书很多，因而读书也很多，宝玉的家庭当然更是“诗礼簪缨之族”了。
与洪昇联络有亲的“西陵十二钗”，之所以都是才女，原因也正是家学深厚。洪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著名文人宋朝的洪皓和他的儿子洪适三兄弟、明朝的洪钟和他的子孙洪澄、洪滔、洪椿，都是洪昇的祖先。黄蕙的祖父黄几是顺治朝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父亲黄彦博也是康熙朝进士，曾任庶吉士。钱开宗任过科场主考，学问可知，妻子顾玉蕊的诗名在康熙朝名动天下，四个子女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才子（女）。柴静仪的父执柴绍柄，是康熙朝著名的“西泠十子”之一，为天下学子敬重。
“西陵十二钗”们，学诗学得很苦，吟诗近乎走火入魔。钱凤纶诗中说林以宁“半壁青灯临卫帖，一窗寒雨读陶诗”，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行径仿佛。钱静婉诗中说自己为了吟诗，“柳絮癫狂莺不管，穿林又啄桃花片”。顾长任描述自己“病中咏菊”的情形，“柔姿旖旎，人瘦黄花共”。姐妹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文人墨客，或分韵赋诗。钱凤纶给顾启姬、柴静仪的诗中记载，“也曾念，共绣阁，论文人否？”“玉案联吟，锦笺分韵，珠玑新灿”。她们在每个成员的生日、送别、对弈、作画、听琴等时候，互相之间以诗词赠答，诗社生活十分活跃。这些同《红楼梦》大观园中姐妹们的生活完全一致。
今天红学界的几位权威，都承认当今红学，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很不够，但又没有几个红学专家，真的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红楼梦》。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林黛玉为刚刚学诗的香菱大讲了一通作诗的道理：香菱说她只爱南宋诗人陆游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黛玉马上说，“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道，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旦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陆放翁乃诗坛千古名家，黛玉却说他“浅近”，断然不许香菱学他的诗，不是很奇怪么？她排斥放翁的诗，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你知道了清初诗坛关于“宗唐”、“宗宋”的论争之后，你就会明白，黛玉为什么看不起陆游的诗。明朝末期，诗坛曾掀起一股崇拜宋诗的风气。到了清初，以钱谦益为领袖的诗坛，为了反对“公安派”的复古倾向，仍然推崇晚唐、五代和两宋的“简朴”、“浅近”、“以俗为雅”的诗风。直至到了王渔洋主盟诗坛，方才大力倡导盛唐诗风，主张“神韵”风格，扭转了诗坛宗宋风气。王渔洋曾编辑出版了《唐诗三昧集》，共收录初唐、盛唐诗人42人的448首诗，主要推崇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人的诗。《唐诗三昧集》对有清一代诗风影响甚大，流风所至，直到今天。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中林黛玉向香菱发表的诗论，她并非排斥陆游一个诗人，而是排斥整个宋诗。她向香菱推荐的诗人，全部是唐朝诗人。她要求香菱首先把王维、杜甫、李白的诗，各读“一二百首”，“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炀、谢、阮、庾、鲍等人的”诗逐一阅读领会，“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黛玉推荐的诗人，不是盛唐，便是初唐的，连晚唐诗人都没有，因为晚唐诗风与宋诗一脉相传。当然黛玉也推荐了几个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如陶渊明，因为那时的诗风与初唐一脉相传。宝玉、探春和香菱一起听黛玉讲诗时，又说“这三昧你已经得了”，什么“三昧”？就是唐诗“三昧”。香菱后来读诗，果然只读“王摩诘”、“岑嘉州”、李义山的诗（第六十二回），可见香菱学诗是学唐，而非宗宋。
《红楼梦》作者为什么通过黛玉论诗，表现自己的宗唐非宋诗风呢？原来，《红楼梦》的作者洪昇，少年时学诗，本属清初浙派，浙派诗风是宗宋的。后来，洪昇拜王渔洋为师，诗风改宗唐，特别是对岑参、王维的五言律诗，崇拜得五体投地，洪昇诗歌的最高成就，就完全体现在五言诗及古风上。看《红楼梦》中姐妹们的诗，作者最欣赏的，大概也是元妃省亲时的四首五言律诗和姐妹联诗“一夜北风紧”，和“三五中秋夕”中的百韵排律，以及歌颂林四娘的古风，足以看出作者洪昇的诗歌倾向。最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宝玉一见黛玉的面，便送她一个“颦颦”的字，问其出处，宝玉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解释自己“杜撰”的理由，红学界至今也没人深入探讨“颦颦”二字的真实含义。其实，这个“颦颦”二字的奥妙，就在于清初诗坛的唐宋之争！明代后期诗坛复古之风甚盛，直到清初余风尚在，几社的陈子龙、柳如是等人，基本上是这股诗风的代表者。顾嗣立形容这些复古主义的诗人，曾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后生齐奉李于鳞，乐府歌谣总失真。举世不知西子面，效颦更笑效颦人。”诗中连续出现的两个“颦”字，当是黛玉字“颦颦”的真实来历。
笔者曾经考证，《红楼梦》创作的早期，黛玉的原型原来是明末清初的风尘才女柳如是，直到后期，洪昇才把这个人物的原型改为“蕉园诗社”的林以宁。与柳如是缔结“金玉姻缘”的丈夫钱谦益，诗风是宗晚唐两宋的；而她早期“木石前盟”时的情人陈子龙，诗风是宗唐的，并明显有明代公安派的风格。柳如是本人的诗风，主要受陈子龙影响，明显有六朝与唐代的风格。所以，洪昇用“颦颦”二字为黛玉取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现黛玉身上的柳如是影子。
在《红楼梦》中，探春具简邀宝玉参加诗社，花笺上写道：“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所谓“东山雅会”，在明末很有名气，是江南众多知名文人聚集在钱谦益家的常熟东山酬唱赋词，柳如是巾帼不让须眉，大展才华，风头强劲。《东山酬和集》对此有详尽记载。《红楼梦》中探春说的“东山雅会，让余脂粉”，只能是指柳如是的这件出风头的事迹。对于“东山雅会”这么重要的文学事件，红学界竟无人注意，更谈不到研究了，实在是一大憾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红学专家们更多地注重“猜笨谜”，很少有人认真做文学考证分析的缘故。
在《红楼梦》“太虚幻境”曲子中，表现宝黛二人的曲词说：“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按现在对“镜花水月”成语的一般理解，似乎从字面也不难理解其中含义。但把这句话放回到清初的文学环境中去，却另有更深层次的内涵。王渔洋的《池北偶谈》中说：“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语，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沧浪乃宋朝诗词理论家，他对唐诗的评价为后世所尊崇。王渔洋在这里引严沧浪所说的“镜花水月”，乃是指盛唐诗风，也间接说明自己的“神韵”诗论，是有特指的，并非随便一用。因此，《红楼梦》中说宝黛二人，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应该有两人诗风都宗唐的意思，也间接表现了《红楼梦》作者与“神韵”诗风的渊源关系。洪昇是王渔洋的嫡传弟子，因为“镜花水月”问题，还曾同老师王渔洋和好友赵执信三人进行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讨论，此见赵执信的《谈龙录》，并非笔者胡乱附会。
顺便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是为《红楼梦》题书名的那个“吴玉峰”。这个人在曹雪芹身边确实找不到是何许人，但在洪昇身边却实有其人，他就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及诗词理论家吴乔。吴乔字修龄，号玉峰，昆山人。昆山别称玉峰，诗人是以地名取号。吴乔与清初著名文人兼官僚徐乾学是同乡，徐乾学也有“玉峰尚书”的雅号。吴乔曾与徐家子弟围炉谈诗，写下了著名的《围炉诗话》。吴乔同洪昇的生活圈子往来密切，据王渔洋《居易录》记载，他同吴乔是少时朋友。另据《茶余客话》记载，吴乔同赵执信为莫逆交。诸多史料显示，吴乔与洪昇的师友毛先舒、徐轨、李天馥、宋荦等人，也往来密切。
这个吴乔，是个诗风宗唐的铁杆，对钱谦益宗宋诗风多所指摘，曾专门为此著《正钱录》一书。这个人资格很老，寿命很长，与陈子龙、柳如是是同时代人，又与陈柳同属云间派诗人，陈柳抗清的事迹他曾经亲见，对陈柳及其他“几社”诗人在“小红楼”中吟诗的场景也十分熟悉。在《红楼梦》创作前期，由这个“花间诗人”、情场老手“吴玉峰”，题写《红楼梦》这个书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也是有最大可能的。
《红楼梦》中黛玉诗有“冷月葬花魂”一词，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叶绍袁悼念早逝女儿叶小纨、叶小鸾、叶纨纨的诗句。《红楼梦》作者套用一家出了四个女诗人的叶绍袁诗句，表达《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同“西陵十二钗”一样，都是“薄命司”中的怨鬼，是顺理成章的。有证据表明，叶氏姐妹与她们的母亲沈宜修，虽非“蕉园诗社”成员，但与顾玉蕊、柴静仪是亲戚关系，大约有过酬唱往来，洪昇和姐妹们，应当熟悉她们母女的诗作。
“蕉园诗社”成员中，钱氏姐妹的父亲钱开宗，在她们幼年时，就被砍了脑袋抄了家，四兄弟姐妹和寡妇母亲，又曾被逮捕发配，后虽然返回了家乡，但故宅已颓，旧巢倾覆，孤苦无依。林以宁和柴静仪，都是幼年时父亲不幸病死，柴静仪生卒年不详，林以宁却只活了三十七岁，就带着一颗诗人的心，静静地到了另一个世界。洪昇的妻子黄蕙，幼年丧母，刚刚结婚，又死了父亲。婚后本以为嫁了“才貌仙郎”可以“博得个地久天长”，但因为洪家发生了“家难”，又被迫与丈夫一起逃离了家庭，后半生过着极端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用眼泪为丈夫还了一生情债。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是“冰雪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聪明美丽女子，但都由于家庭破败、婚姻不幸等原因，双双年轻早死了。
洪昇因为“天伦之变”，在康熙十年逃离了家庭，洪家“子孙流散”，“蕉员诗社”失去了主要据点，姐妹们也陆续出阁，或随父母、夫婿远行，诗社终于不宣而散了。康熙三十一年，相隔二十年后，洪昇回到了家乡，在西湖的孤山修建了简陋的“稗畦草堂”居住。这时候，少年时一起游玩的姐妹们不仅早已风流云散，而且大多都已不在人世。看到这种“万艳同悲”的结局，抚今追昔，洪昇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八年，洪昇把同自己一起逃离家庭的二弟洪昌的骸骨迁葬故乡，吟诗道：“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为兄年老大，叠稠遇悲伤”。这种心境下，洪昇根据西溪故宅和家园风景，设计了“大观园”，根据姐妹们的事迹和命运，设计了“太虚幻境”，并把她们都打入“薄命司”，同时把自己居住的“稗畦草堂”命名为“悼红轩”，开始创作《红楼梦》，为当年的“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红楼梦》还有比这更充分的创作理由么？
第三节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最有价值的珍宝打碎了给世人看。《红楼梦》是一部描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悲剧主题的作品，领略大观园中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人，在作品中是主人公宝玉，在作品的背后当然是作者本人。《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四个方面的悲剧：
1.一代封建末世的社会悲剧
《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末世光景”。书中开篇，就借冷子兴之口，向贾雨村介绍，宁荣二府处于“末世”；在王熙凤这个女强人的判词中，也说“凡鸟偏从末世来”；在探春理家的情节里，还表现了她身处“末世”，无力回天的悲怆心情，说她“生于末世运偏消”。
书中所说的“末世”，不是一家一姓的“末世”，而是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末世”！疯僧跛道的“好了歌”与甄士隐的“好了歌解”，就是对这个“末世”光景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个“水旱不收，鼠盗蜂起”的时代，昔日歌舞升平的达官显贵府邸，“蛛丝儿结满了雕梁”；“金满箱银满箱”的富家子弟，“转眼”，就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昨天还嫌“纱帽小”去跑官要官，今天却沦为披枷戴锁的囚犯；昨天还披着“破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穷酸，今天却“紫蟒”裹体高视阔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真实写照：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群新贵族产生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何处“他乡”，何处“故乡”，为何认他乡为故乡？这正是暗示异族入主中原，中华发生了天崩地裂！
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结尾，作者“自度”了“飞鸟各投林”曲牌：“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描写的是什么？是一幅“世界末日总清算”的图画！除了改朝换代，还有这种全社会性的“总清算”场面么？
作者笔下的这种“末世”场景，绝对不是乾隆盛世，而是明末清初那段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末世”！有清一代，在封建文人的笔下，称为“末世”的时代共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另一次就是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红楼梦》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作品，他产生的时代背景，只能是清初这个“末世”；他描写的作品主题，也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末世”悲歌。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清初虽然战乱多，社会不稳定，但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初，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末世”呀？此问并非没道理，问题在于用谁的眼光看社会。清朝新贵的眼中，当然不会把清初看作“末世”；而在明朝的“遗民”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末世”！朋友们可以翻阅此时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吴梅村、钱谦益、戴震、蒲松龄等名家的著作，不难看出，“末世”的提法触处皆是。
红学界关于《红楼梦》是否有“反清吊明”思想的争论，至今言人人殊。反对者往往说，曹雪芹生在清朝中叶，出身“汉军旗人”家庭，不会有遗民思想，说的不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谁能否定“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曲子中的遗民思想呢？这不恰好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具有“末世遗民”思想的清初人，而不是清朝中叶不可能具遗民思想的曹雪芹么！
2.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最终败落是必然的，但为什么要定义为天伦悲剧呢？提这种问题的朋友，恐怕是中胡适先生和他的徒子徒孙的毒太深了，没有认真去读《红楼梦》原文，却把工夫用在了对曹家同雍正朝宫廷斗争的附会上了。《红楼梦》根本没有写什么宫廷斗争，都是那些“探佚”家们胡思乱想出来的。
《红楼梦》开端，就交代这个富贵流传了百年的“望族”，此时正处于“末世”，“外面架子没倒，内囊却渐渐尽上来了”，不似先前那么“温柔富贵、诗礼簪缨”了。书中还借“宁荣二公”之口，对“警幻仙姑”说，自己这个家族的运气已经尽了，最终破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家族中的人，也不是不知道运气已尽、败落在即的形势，书中主子和奴才都经常说，“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个家族是怎么败落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家族内部。书中借探春的口说，“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从外面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只有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君不见，家族中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表现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族的“自杀自灭”史！
这个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宁荣二府之间的矛盾，荣府中赦政兄弟及邢王妯娌之间的矛盾，贾母与长房贾赦邢夫人之间的矛盾，二房贾政一支中嫡庶之间的矛盾，王熙凤同邢王两婆母之间的矛盾，贾琏一家中夫妻及妻妾之间的矛盾，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矛盾，跟随不同主子的奴才与奴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母子失和，兄弟反目，夫妻同床异梦，妯娌尔谀我诈，“施魇魔法”、“造谣生事”、“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这样矛盾深重的家族，焉有不败之理？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没有写到这个家族的彻底败亡，但也充分表现出了破败迭起，败亡将至的趋势。家族矛盾的总爆发，体现在“抄检大观园”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由一个“绣春囊”，把王熙凤、王夫人、邢夫人、探春、迎春、惜春、黛玉、宝玉、晴雯、司棋、王善保家的几乎全家主子奴才都卷了进来，住在园中的亲戚也受到波及，担了嫌疑。抄检的直接结果，是屈死了晴雯、司棋、潘又安三条人命，间接结果就更严重了，王夫人下令：过了年宝玉和姐妹们必须全部搬出园子！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人生乐园，即将风流云散了。
发生在贾府及大观园中的这些悲剧，说到底都不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是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结果，正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天伦悲剧。用脂批语言概括，就是因为“棠棣之戚，之悲”，造成“子孙流散”，家庭败亡。当然，外部的因素也是有的，比如处于“末世”社会，入不敷出，官僚搜刮等。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内因。《红楼梦》所要表现的，正是家族内部的自杀自灭的过程，把一个表面上“诗礼簪缨”的封建大家族，如何毁灭的过程展示给读者看，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所在。
3.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我国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仕途经济，几乎就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成功者固然可以飞黄腾达，不成功者如蒲松龄、孔乙己者，为数更是多多。
红楼梦》描写的主人公贾宝玉，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却与此截然相反：其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之路，把追求仕宦之人统统骂为“禄蠹”、“国贼”。其二，他反对程朱理学，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统统烧掉了。其三，他不赞成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说“文死谏、武死战”者是“浊气上涌”，“置君父于何地”？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主人公这些思想，代表着封建叛逆思想，说明作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种理解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产生不出所谓封建叛逆思想的。把《红楼梦》表现的这些思想，放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身上，确实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放到明末清初的一个封建正统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是十分自然的，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的。
在清初，多数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入关的异族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当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情况也很多。不合作者对这些“下首阳”的追求仕途经济者，当然持蔑视态度。清初正统文人的文章中，斥骂“禄蠹”、“国贼”的文章触目皆是，就连两截为人的吴伟业、钱谦益的晚年作品中，也对自己追求仕途经济的行为悔恨不已，说自己“总比鸿毛还不如”。《红楼梦》表达的这种思想，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叛逆思想，反而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
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更不是什么异端思想，而是清初封建正统知识分子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明亡前，内有“流寇”造反，外有建州袭扰，朝廷焦头乱额。此时朝廷内部，东林党人普遍犯“文死谏”的毛病，崇祯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杀谏臣最多的残暴皇帝；带兵的武将，也只顾一死报君王，对战争的胜负却在所不惜，结果屡战履败，损兵折将，最终丢了三百年基业。清初三大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分析，感慨之下，痛哭流涕，大骂文武误国。贾宝玉一个毛头孩子，懂得什么“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重复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说法而已。
至于宝玉烧掉四书以外的书，更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清初，江南正统封建文人检讨明亡的教训，多数认为是“空谈误国”所致，而空谈之风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程朱理学”、“王陆心学”的泛滥。当时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反对孔孟之道，不是反对四书五经，而是反对朝廷确立的统治思想“理学”和“心学”。《红楼梦》中宝玉的行为，只是表达了那个时代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这些思想，根本谈不上“异端”，他毕竟没烧四书嘛。
贾宝玉表现的这些思想，在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但在乾隆朝却是决无可能的，换句话说，曹雪芹绝对不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他也决对写不出《红楼梦》中的这些思想。只有清初江南的封建正统文人，才有把这些思想见诸于纸面的可能。为什么这么绝对呢？一方面是明末清初确实流行这些思想，另一方面是当时文网尚宽，这些思想有公开面世的条件。乾隆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网最严、文字狱最惨烈的时代，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红楼梦》作者把自己比喻为女娲弃而不用的补天石，慨叹自己“无才补天”，说自己“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交代创作此书时，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大概并不仅仅是在仕途功名上无所成就，似乎还经历过人生重大打击。书中屡次出现“经历了一场人生梦幻”，“跌过筋斗”等字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断定，《红楼梦》表达的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4.一干知识女性的命运悲剧
《红楼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作者交代：自己虽然“无能不肖”，但家庭中却“历历有人”，决不能让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湮灭”，所以要把她们的事迹写出来，以“悦人之耳目”。
《红楼梦》书中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代表的“一干”知识女性，聪明、美丽、善良、有能力，比贾府中的诸多“须眉男子”都要强得多！她们不仅能够咏柳絮、歌海棠、颂桃花，还能“兴利除宿弊”、“小惠全大体”。虽然她们没有做到挽大厦于将倾，但她们为挽救这个将死的“百足之虫”尽了力，令这个家族中的所有“须眉男子”汗颜。
《红楼梦》中，这些女子都是来自于“薄命司”中的“冤孽”，她们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黛玉、宝钗、探春、迎春、惜春、湘云、妙玉等人，有的泪尽夭亡，有的误嫁中山狼，有的远嫁海外，有的长伴青灯古佛，有的青年早寡，都经历了一段悲惨的命运。对这些女子，作者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生花妙笔，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让读者为她们，洒下一掬哀怜同情的泪水。
作者下最大工夫，描写的是“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故事。故事中的两个青年女子，都是主人公的表姐妹，与主人公都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最后都落得“水中月、镜中花”的结果。好多读者都认为宝黛爱情是悲剧，但宝玉同宝钗的婚姻何尝不是悲剧？好多《红楼梦》读者都用今天的一夫一妻观念去看《红楼梦》中爱情关系的排他性，这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不必要求《红楼梦》主人公爱情专一。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书中的“百年望族”，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书中的“一干女子”，都是比“须眉浊物”宝玉强得多的才女。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为“姐妹们”作传，让她们的事迹可以流传久远。由此推断，《红楼梦》作者必有一大帮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必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她们同作者还必须有青梅竹马的条件，最后她们的愿望都必然是“水中月镜中花”，统统落得“红颜薄命”的下场！
《红楼梦》是一篇“秋天的故事”。用脂砚斋的话说：《红楼梦》“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书中借黛玉的诗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原来作者写作“满纸荒唐言”，记载的就是“自怜”的“素怨”，慨叹的“谁解其中味”，就是书中展现的“诉秋心”。
秋天怎么了？看见月缺花残，便潸然泪下，乃文人悲秋的通病。但《红楼梦》作者的悲秋，却不是文人一般的悲秋的症状。作者曾刻意交代说：“风晨月夕，阶柳庭花”，“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可见作者并不是一般的对景伤情、寻愁觅恨，并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有重大的隐情隐藏在秋天的故事里，隐藏在《红楼梦》这面“风月鉴”的反面。
“三秋”背面隐藏的故事，根据《红楼梦》“作者自云”归纳起来：一是作者家族“闺阁中历历有人，”“当日所有之女子”“裙钗一二可齐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故事；二是自己“锦衣纨绔”时辜负“天恩祖德”、对不起父母师兄，“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成为“孽根祸胎”、家族罪人的故事；三是家族因自己的“无能”、“不肖”、“偏僻”、“乖张”，没有挽大厦于将倾，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
作者创作《红楼梦》，据实记述以上三个故事，目的并非“怨世骂时”，而是“自悔”。这三个令作者悔恨终身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定都是在“中秋”前后。所以，《红楼梦》记载的故事，应该是作者自己“三秋”的忏悔，作者家族“三秋”的挽歌！
洪昇出身于一个江南“望族”家庭，始祖可以追溯到宋朝出使金国，威武不屈的洪皓。他是一个类似于苏武的英雄人物，受到朝廷的极高褒奖，被封为“魏国忠宣公”，赐国公府第于钱塘葛岭，府后还有一个美丽的大园子。园子何名不详，但考虑到“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命名为“大观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洪家在杭州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洪皓的三个儿子洪遵、洪迈、洪适，号称“洪门三学士”。洪迈所著《容斋随笔》，至今仍是古典文学领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朝是洪家第二个辉煌时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以军功起家，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太保，可谓极品；五世祖洪澄、洪涛，也都官居显要；高祖洪椿、曾祖洪瞻祖，两代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要职；祖父曾任江西地方官员；父洪起鲛，字武卫，清初也曾出仕。从明代算起，洪家可谓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澄涛二公，似乎就是《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公贾源、贾演，从“澄涛二公”到洪起鲛，历经五代富贵，正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士大夫家庭兴衰规律。
明朝的覆亡，给“世受国恩”的洪家以灾难性的打击，洪与表妹黄蕙自小青梅竹马，洪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母。二人成年后亲上做亲，如愿结为夫妻，“阆苑仙芭”嫁给了“才貌仙郎”，正可谓“金玉良缘”。黄蕙字兰次，与洪昇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结缡时，友人作《同生曲》祝贺。黄蕙的祖父黄几为当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位高权重；黄蕙少年时生活并不幸福，虽然受过良好教育，工诗善画，通晓音律，但因为自幼丧母，父亲在考取进士、做了几年“庶吉士”之后也英年早逝。可见，黄蕙的才情和幼年时“坎坷形状”，与《红楼梦》中宝玉的三个表姐妹都极为相似。
洪昇兄弟三人，二弟洪昇昌，与洪昇同母所出；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洪昇父婢妾所生。这与《红楼梦》中宝玉的兄弟行完全相同。洪家家庭长期不合，父亲性格古板暴躁，兄弟们常常受到严厉责罚。在洪的诗中，常常出现对“施檄者”即挑拨离间者的怨恨。这与《红楼梦》中贾政夫妻、赵姨娘、邢夫人等人，同贾琏夫妻、宝玉、贾环的复杂关系极为相似。康熙十年秋天，长期的家庭矛盾终于酿成了大祸——“天伦惨变”发生了！洪昇夫妻、洪昌夫妻被同时逐出了家庭，也可能是主动逃离了家庭。洪昇诗中，常常以“古孝子”自居，所谓“古孝子”，就是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古训，在有性命之虑的时刻，逃离了父母身边。“天伦之变”产生的原因，在洪昇诗中屡用“避檄者”典故看，似是逃避家庭中挑拨离间；再从诗中用“伯奇《履霜操》”典故看，似是无罪见斥，满腹冤屈。逃离家庭后，洪昇夫妻的生活便立刻陷入困顿之中，“金玉良缘”落得个“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黄蕙整日眼泪不干，为洪昇还着“三生石”上的“孽债”，“木石”般的平民生活，也只有美好的“前盟”可待追忆了。
《红楼梦》中的宝玉最终有没有当和尚已不可知，但离家出走的结局是肯定的。贾琏夫妻最终也必然是被逐出家庭的下场，王熙凤“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明证，与洪昇兄弟结局相同。洪昇和二弟拖家带口，逃出家庭后，第一个落脚地就是武康县。武康隶属江宁府，正是所谓的“哭向金陵”。洪昇夫妻在武康生活不下去，又投奔京师，卖文为活，极为贫困潦倒，经常处在“八口命如丝”的境地。洪昇昌夫妻与哥哥分手后，辗转流浪，年纪轻轻地双双客死异乡，可谓“事更哀”了！洪昇是家庭长子，但《红楼梦》中贾琏、宝玉兄弟二人却都被描写成“二爷”，为什么这么写，联想到惨死的洪家“二爷”洪昌，就会恍然大悟了。洪昇同父兄弟三人，家中还剩下一个庶出的三弟中令，正似《红楼梦》中那个赵姨娘生养的“小燎猫子”贾环！
第二首秋天的挽歌——“破家之难”：洪昇的父亲洪起鲛，清初曾经出仕，所任何职，已不可考。但从洪昇寄给三弟中令的诗中可以看出，中令经常随父亲在福建往来，似乎父亲任职地就在浙江的邻省福建，所任职务也似是“学政”、“粮道”之类的“主事”衔官职，与《红楼梦》中贾政仿佛。《红楼梦》中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平安州”，似乎同福建有意义关联，中国人的古训就认为“平安是福”嘛。
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派兵攻掠江西、浙江，“三藩”挑起的战火烧遍长江以南。清廷的平叛大军进驻浙江多年，杭州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康熙十四年秋天，洪昇的父亲洪起鲛“因事获罪”，被“械送京师”、关押在一个破庙里。是否即《红楼梦》的“狱神庙”，不得而知。获的是什么罪，今已无考，但从时间和地点来推断，似乎是受“三藩之乱”的牵累。在“三藩”占领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没有“殉国”，没有“抵抗”，朝廷都视为“罪臣”，这是毫无疑义的。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家的罪名“交结外官”，十分耐人寻味。再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的探春远嫁，乘着大海船，嫁给“西海沿子”一个“藩王”为妃，洪家是否因为与耿逆有姻亲关系而获罪，亦非空穴来风。
洪起鲛的罪案一直拖了五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在总清算的时候，于康熙十八年深秋，决定把洪昇的父母一起“发配充军”，远流黑龙江宁古塔。洪昇一方面在京师为父母奔走呼号，求情辩冤，一方面又徒步三千里，赶回家乡侍奉父母“充军”。这年的除夕，就是在发配犯官的阴冷潮湿的遣送船上过的。此时何种心情，可想而知。后来遇到朝廷“大赦”，洪昇和父母才免遭“充军”之苦。
那时凡罪行严重到发配充军的官员，必被“抄家”，财产被抄掠一空，家人被赏赐变卖，百年“望族”洪家，至此落得个“曲终人散”、“食尽鸟投林”悲惨下场。遇赦后发还的府宅，也只能是一个空“园子”了，这与脂批透露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悲凉结局相同。
洪昇和二弟离家出走后，家中留下的除三弟中令外，还有两个妹妹。洪昇的两个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用洪昇诗的语言表达，就是“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洪昇对妹妹感情笃深，总是在诗中慨叹，自己虽为“堂堂须眉”，但比不上身为“裙钗”却“齐家”有方的妹妹。但洪昇的妹妹也逃脱不了“红颜薄命”的规律，出嫁后，可能是所遇非偶，她们都年纪轻轻地就悲惨而死，其下场同《红楼梦》中的迎春、探春如出一辙。
洪昇终生都刻骨思念两个可爱、可敬又可怜的妹妹，康熙三十年，洪昇回到家乡后，把二弟夫妻和两个妹妹的尸骨都迁葬故乡父母身旁，并含泪泣血写了“诔词”和一系列怀念弟妹的诗章。这些与《红楼梦》作者在交代创作缘起时，说此书创作的宗旨，就是为了“记述当日的闺友闺情，”是完全吻合的。第三首秋天的挽歌——仕途绝路：洪昇在离开家庭后，虽然仍不脱纨绔习气，厌恶走“仕途经济”道路，但是从当时文人惟一的出路着想，从家族面临的危机出发，还是无奈在当时的最高学府中，继续其“国子监生”的生涯，希图有一天考取功名，重振颓败的“百年望族”。
江山好改，秉性难移，在京师国子监肄业的洪昇，虽然有求取功名的强烈愿望，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传奇”剧本《长生殿》的创作。这固然有个人爱好的因素，也是谋生的需要，搬演剧本的剧班和观演“传奇”的富贵人家给予的赏赐，是洪昇在京期间的主要生活来源。洪昇创作《长生殿》，始于“天伦之变”前，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经过“十年辛苦”、“三易其稿”，终于杀青了。一经传演，立即轰动京师，平民百姓爱看，官僚富商更是趋之若鹜，就连当朝皇帝康熙爷，也亲自观演，并钦赐了二十两白银，成了当时公认的“赏格”。
正当洪昇得意忘形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向他袭来了。康熙二十八年中秋，康熙帝青梅竹马的表姐、成年后的皇贵妃、临终前的第三任皇后佟佳氏，刚刚被“册封”为皇后的第二天，就呜呼哀哉了，《红楼梦》中描写“元妃”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灯谜，正是当朝皇后的真实写照！皇后薨逝，按规矩臣民必须居二十七天“国丧”，一切娱乐活动都必须停止，但洪昇和他的朋友们却于此时干了一件蠢事，受到朝廷的严厉处罚。演出《长生殿》大获成功的京师“内聚班”，为了答谢剧本作者洪昇，遍请京师名流，“中秋”“国丧”期间，在“生公园”“聚演”《长生殿》，被人告发，朝廷震怒，参与“聚演”的人员都受到了严厉处分。洪昇被“逮捕下狱”、“枷号示众”，并被革去了“国子监生”，彻底断绝了仕进前途。时人作诗嘲笑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可谓深刻。康熙二十八年秋天的悲剧，不仅断送了洪昇个人的前程，事实上也断送了洪氏“百年望族”复兴的惟一一线希望。
出狱后的洪昇，在万念俱灰、满腔愤悲的心境下，骑了一条毛驴，奔赴京东盘山，欲在清沟禅院剃度出家。盘山多巨石，相传是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创“大荒”之处，又有女娲庙证明是“炼五色石补天”处。洪昇在这里抚今追昔，其心情正是《红楼梦》中所说的“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把自己比喻为“大荒山”、“青埂峰”的一块弃置不用的顽石，不是再贴切不过了么？这也正应该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
《红楼梦》书中交代，作者创作此书，是于“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这“一番梦幻”，正是洪昇人生中发生在秋天三次噩梦！感叹家族的败亡，感叹姐妹的惨死，感叹自己的坎坷，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理由，不是最充分不过了么？《红楼梦》的主题和内容，不是与洪昇的真实经历最吻合么？可能有人说，这是牵强附会，但请问：胡适先生当初断定曹雪芹为作者，不也是如此“考证”的么？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比较起来，包括曹雪芹在内的所有清代文人，谁有洪昇这样充足的创作《红楼梦》的理由？
对于发生在洪昇身上的家族悲剧和个人悲剧，当时社会上好多人都归咎于洪昇的“不肖”，“不肖”恶名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文人都难以承受的，但洪昇自己又百口莫辩。创作《红楼梦》，“追踪蹑迹”去记载秋天的三场噩梦，为自己的恶名辩白，应是洪昇的本意。但按照封建伦理，洪昇在书中既不敢指责君王，又不能讪谤父母，只好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作，巧妙地制造了“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洪昇创作此书面临着两难选择，既怕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用意，又怕别人知道自己指斥君父的事实，所以一再流露出“谁解其中味”、“谁解诉秋心”的无奈心情。
第四节 天香楼
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作品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宝、钗、黛三人之间的爱情，一条是宁荣两府的兴衰沉浮，两条线索互相交织，把一系列红楼故事穿了起来，形成我们面前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两条红楼主线都是明线，《红楼梦》书中还有一条暗线，始终若隐若现地游走在作品中间，使书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与它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关系，这条暗线就是“天香楼”。
听了这段议论，可能有的红友要掩嘴发笑：这不是瞎掰嘛？切莫早下结论，听在下把话说完再发议论也不晚。《红楼梦》作者用笔确实相当“狡狯”，让多少包括红学专家在内的读者，把对“天香楼”奥秘的猜测目光，投向了公公与儿媳的暧昧关系。 一、宝姐姐与天香楼
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的读者就会哑然失笑：怎么把宝姐姐与天香楼硬扯到一起去了？这是哪跟哪呀！莫着急，听在下细说其中原委。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初作者是洪昇，书中姐妹们的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一干”亲姐妹和表姐妹，这些姐妹们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结成“蕉园吟社”，赋诗作画，灯谜酒令，风云一时。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这些聪明美丽的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不使其“一并湮灭”。
书中宝姐姐的原型，是清初著名女诗人、洪昇的表妹钱凤纶。钱凤纶与“天香楼”有什么关系么？有，而且大有关系！钱凤纶在“蕉园吟社”中所取的别号，就叫“天香楼”，她出版的诗集，名称就是《天香楼集》！她的妹妹钱静婉，也是清初著名女诗人，在“蕉园诗社”取别号“古香楼”，诗集名《古香楼集》，不难看出，她就是《红楼梦》中宝琴的生活原型，宝琴在书中就有十首“怀古诗”。
因为她姓钱，所以作者在书中让她叫“宝钗”，让她有“金锁”，让她家“珍珠如土金如铁”，让她的丫鬟名字都叫黄金莺。清初杭州钱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也确实很有钱。从江南“科场案”发生，她的父亲上了断头台，家庭财产被官府查抄，方才败落了。
《红楼梦》写薛家进京，是为了宝钗“选秀女”，后来又黑不提白不提了，好像没这回事似的。其实哪里是选什么“秀女”，根本就是全家逮送京师。《红楼梦》写薛家没有父亲，母亲薛姨妈领着“一窝一拖”寄住在亲戚家，应该是从京师遇赦返回杭州时的场景，家已经抄没了，无处安身，不得不投靠亲戚，顾不得是什么“梨香院”了。
因为钱凤纶有“天香楼”别号，所以《红楼梦》书中让她与“香”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在大观园中居住的地方，是种满了香草的蘅芜苑，她得了“热毒之症”，治病的药也是奇怪的“冷香丸”。对她的病和药，作者写得很隐晦，其中大有文章。
她的父亲钱开宗犯罪之后，全家二百多口人都被逮进京师，一个哥哥也在悲愤中死去了，真可谓家破人亡！钱凤纶的诗中，对此充满了怨毒的情绪，这大概就是宝钗患“热毒之症”的隐喻。在作为犯官家属逮捕进京期间，如何打发这悲苦的时光呢？作为一个诗人，最大的可能就是苦苦吟作诗歌，抒发胸中的愤懑了。“冷香丸”中的各种香花，实际上就暗示是“天香楼”诗篇。
洪昇与钱凤纶的关系，应该十分密切，这从二人的别号中就可以看出端倪：钱凤纶的别号是“天香楼”，而洪昇早期的别号则是“啸月楼”！“月中桂子”，“天香云外飘”，正是《长生殿》中的意境。笔者怀疑二人年少时，一起研究过《长生殿》的创作，否则很难解释二人所取别号的关联关系。
《红楼梦》书中的宝姐姐，最大的特点是博学，诗词水平与黛玉伯仲，善于绘画，能说出绘画所用的所有器具和颜料，特别是对传奇杂剧的熟悉程度，是其他姐妹们远远望尘莫及的！她随口念出的鲁智深的台词，令宝玉高兴得手舞足蹈，招致了黛玉的一顿冷嘲热讽！具有如此博学才能，与表哥一起研究创作以李杨爱情为素材的传奇，是完全可能的。
二人之间在文学生活中结下了深厚感情，但是否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于史无考。可以肯定的是，洪昇的妻子是他的另一表妹黄蕙，钱凤纶也名花另有主，二人绝对没有结合成。《红楼梦》中悲叹的“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笔者认为说的就是宝钗和黛玉，“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最后结果都不谐，黛死钗嫁恐怕也不是作者愿意，《红楼梦》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林妹妹与天香楼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的读者忍无可忍了：林妹妹冰清玉洁，你不要把她同天香楼扯到一起，亵渎这个光辉形象了！别着急，当你看完在下的分析，就会消气了。
在《红楼梦》书中，林妹妹与天香楼确实扯不上直接关系，但两个与林妹妹“眉眼相似”的年轻美貌女子，却与天香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哪两个女子？香菱和晴雯！书中凤姐说香菱眉眼像黛玉，王夫人说晴雯长得像黛玉。两个人都是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下场，她们的下场就是黛玉的归宿。香菱长得像黛玉倒也罢了，书中凤姐还说她长得像“东府小蓉大奶奶”，这就把黛玉与秦可卿联系到一块了，本来，在“太虚幻境”中的那个乳名“兼美”的秦可卿，兼的就是黛玉宝钗之美。《红楼梦》书中黛玉、晴雯、香菱三人，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都是极为美丽聪明的女孩儿，都在凄苦的寄人篱下生活中哀怨着，最后都得“女儿痨”早死了。《红楼梦》的纪实性，说明她们的生活原型就是林以宁；《红楼梦》是小说，允许在写实的前提下加以变幻创作，所以作者把她们分成了不同身份的三个女子，让她们在书中互相映照，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大概作者也不愿在书中把自己心爱之人写得过于悲惨，因此让两个女奴代替了黛玉的悲惨命运。
香菱本名英莲（应怜），被呆霸王薛蟠强纳为妾。薛蟠娶了夏金桂之后，对香菱百般虐待凌辱，最后得了“干血痨”，年轻夭亡。注意这个夏金桂，她出身“桂花夏家”，金桂、桂花都是“天香”的意思。林以宁一生才华横溢，多愁善感，与表哥洪昇昌（洪昇的二弟）青梅竹马，关系非同一般。但由于封建婚姻的原因，林以宁嫁给了钱肇修，就是那个“天香楼”钱凤纶的弟弟。婚后生活聚少离多，十分不幸，诗中充满了悲苦的气息，三十七岁时候，确实在抑郁中得了“女儿痨”，不幸病逝了。
《红楼梦》书中作者也有暗示：薛蟠看到黛玉“风流婉转”，竟“苏倒在那里”；“薛姨妈爱语慰痴颦”时，宝钗就半玩笑说要让黛玉嫁给哥哥薛蟠；在母女二人的哄骗下，黛玉竟认薛姨妈为母，把宝钗当“亲姐姐”，这些都预示着黛玉将嫁给薛蟠。作者还用香菱向黛玉学诗，表述了林以宁的诗学思想，用香菱的惨死，暗示了黛玉的悲剧下场。
《红楼梦》中宝玉身边四大丫鬟的名字，都与“天香楼”有意义上的关联：“袭人”的是花气，花香无过天香；“秋纹”乃秋天的云，桂花开在中秋，天香云外飘；“麝月”中是吴刚和桂树，当然与天香关联。眉眼儿像林妹妹的“晴雯”，又是如何与天香关联的呢？《红楼梦》书中，晴雯与桂花无关，却与黛玉共享芙蓉花。晴雯屈死后，王夫人说她得的是“女儿痨”，小丫头说她做了天上的芙蓉花神，宝玉信以为真，为她作了真挚感人的“芙蓉诔”。红学界公认，这首“芙蓉诔”，明诔晴雯，暗诔黛玉。书中确实让黛玉听到了“芙蓉诔”，让宝玉说出了“茜纱帐里，我本无缘，黄土垅中，卿何薄命”的谶语，令黛玉更加狐疑悲伤。
作者之所以用芙蓉花而不是其他什么花象征黛玉，最主要的原因，是黛玉的原型林以宁创作过一部传奇作品《芙蓉峡》。这部作品已经失传了，只有名字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了黛玉与芙蓉的关系。林以宁与表哥洪昌青梅竹马，又有创作传奇的共同爱好，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宝黛一起，听《牡丹亭》、看《西厢记》，应该是真实生活的写真。
“天香楼”把《红楼梦》中的主要人和事，都有机地穿了起来，使秦可卿、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甄英莲、晴雯等人的事迹，构成了《红楼梦》的故事主体，也若明若暗地透露了作者及其他生活原型的真实经历，成为《红楼梦》全书一条隐写的主线。抓住这条主线去考证《红楼梦》创作的社会背景和作者人生经历，我们就会更加清楚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又为什么要这么写？就会更加准确把握“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红楼意境，也就会更加体会到《红楼梦》的博大主题和深沉思想。
第五节 元妃
《红楼梦》书中的元妃是皇帝的妃子么？她在宫廷中处于什么位置？有清一代并无皇帝后妃“省亲”之事，难道是作者凭空杜撰的么？杜撰的故事为什么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种学说能够解释清楚上述古怪，甚至连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譬如“元妃”，在封建皇帝的宫廷里，究竟有没有元妃？元妃究竟是什么品级的妃子？没有人去研究。只知道在《红楼梦》中，她的名字叫元春，用名字的头一个字再加上妃字，便组成了“元妃”一词。做深一步想，皇帝的妃子有如此称呼的么？只听说过周皇后，张贵妃，吴妃，李嫔，宋贵人，刘常在，王答应，这些称呼都是用姓氏再加上妃嫔等级称呼的；也有用皇帝册封的封号称呼的，如宜妃、德妃、明妃、香妃等等。从来就没有用名字的头一个字称呼的！其实，《红楼梦》中多数地方是用“贾妃”来称呼的，这是对的。但作者为什么有些地方偏偏要用“元妃”来称呼她呢？难道作者会犯常识性错误么？似乎不会，其中必定另有隐情。
凡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宫廷历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应该知道，“元妃”一词，其实是个专用名词，不可乱用的。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查一下资料，所谓“元妃”，是“太子妃”的专用名词。元者，始也，首也，元妃就是妃子之首、国中第一妃子的意思。皇帝的大老婆称“皇后”，皇帝的妃嫔，可以称淑妃、德贵妃等，但是不能用“元妃”称呼。太子是皇位继承人，在继承皇位之前，倘若到了婚娶年龄，其所娶的老婆，不能称“后”，只能称“妃”，其中嫡妻，便称为“元妃”，其他偏妃，也不能称为“元妃”。除太子外，其他皇子的老婆可以称“妃”，但也绝对不得以“元妃”称呼。老皇帝呜呼哀哉后，太子登基，原来的“皇后”便成了“皇太后”，原来的“元妃”，方可以册封为“皇后”。所以，在封建宫廷中，“太子”与“元妃”，分别是皇帝与皇后的继承人，是别人绝对不能冒用的特别称呼。 红楼梦》中的元春，生在大年初一，命大，长成后，先被选入宫中做“女史”，后来又被册封为皇贵妃。什么是“女史”？这是明朝特有的宫中所设的职务。据《明史》记载，宫中设六局，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每局均设女史，分掌宫中事务，正八品。清初顺治年间曾沿袭明朝女史制度，但很快就废除了，终清一代，再没有设置女史。从《红楼梦》中元春进宫做女史这件事看，作者实际上是隐约告诉读者：这是明朝的事情。
元春后来被晋封为贵妃，称为“元妃”。从“元妃”这个称呼来看，《红楼梦》作者可谓煞费苦心！什么叫“元妃”？表面上看，就是元春的元字加上贵妃的妃字，并无深意；但仔细想来，任何朝代对贵妃也没有这种称呼法，并且绝对不允许这样称呼！
南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初，河南一个姓童的妇人，自称是福王朱由崧的“元妃”，在李自成攻陷洛阳时与丈夫失散。时“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当地官员立即差人把她护送到南京。但弘光皇帝却矢口否认，他说李自成攻破洛阳的当时，我只不过是福王世子，不可能有什么东宫西宫，来南京前也从来没有子女，所以这个“元妃”童氏是个假货，立即把她下了大狱。这个“元妃”在狱中大呼冤枉，要求与弘光皇帝面见折证，就是不能复婚，见一面就离开也行。可是这个弘光皇帝无论如何就是不肯见面。
当时朝中官员分析，弘光皇帝为福王世子时，确实不会立什么东宫西宫，但也确实有过好几房妃嫔，是否有孩子“金哥”、“玉哥”，大乱之后，无可考究。福王即位之初，名义是“监国”，也就是以太子身份总理朝政，太子的原配妻子，自称“元妃”，亦有道理。更何况弘光皇帝无论如何不肯与这个“元妃”见面，显见心虚。因此，好多大臣激烈地劝弘光皇帝与“元妃”见面，不要因为她曾经流落民间就抛弃她。但弘光皇帝执迷不悟，就是不肯相认。南明政权灭亡后，这个“元妃”不知所终。
由此可知，出现在南京的这个“元妃”，并非南北两个不知真假的“太子”的“元妃”，而是福王朱由崧的“元妃”。从辈分论，朱由崧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应该是“太子”的伯父。从年龄看，太子只有十几岁，也比伯父伯母年轻得多。《红楼梦》中的描写，并非写实，所以把元妃与宝玉处理成姐弟，但决没有描写成夫妻，在年龄差距上，也基本尊重了史实。《红楼梦》中用“贾妃”称呼她，显然是“假妃”的意思，同“假宝玉”代表的“假太子”一样。
让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元妃省亲的情节，其中也有许多玄妙。省亲前，择地修建大观园，所择之地是有特殊要求的，皇宫传出话来，必须是“关防驻跸处”。什么叫“关防驻跸处”？就是地才政权所在地，驻扎军队的地方。这就奇了，元妃省亲，要选择军队驻扎的地方干什么？原来，弘光皇帝的那个“童妃”，与丈夫在洛阳战乱中失散之后，流落河南乡村，后来辗转到了南明军队驻扎的地方，方由军队护送到南京的。书中元妃省亲的同时，还有什么周妃、吴妃的父亲也同时择地建园子，准备省亲。周、吴两姓，确实是崇祯皇帝的后妃之姓，《红楼梦》书中并非随便例举。崇祯皇帝吊死后，周后、吴妃也都死于宫中，其父家择地修园，暗示着准备逃命，他们逃命的地方，当然也应是明朝军队的“关防驻跸处”。
再来看《红楼梦》书中的元妃“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初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首句来源于夏完淳的诗“二十年来事已非”，“二十年来”指的是南明历史，从福王、潞王、唐王、鲁王到永历、桂王政权，前后所历大约二十年。“榴花”代指五月，用的是古代“花历”中五月“榴花照眼明”的曲故，“宫闱”是后妃的代指。“三春争即初春景”，福王的黄妃、李妃、童妃不正是“三春”么？所谓“初春”，在福王“监国”时为元妃，福王登基后为皇后，她们争的是这个名分。结果怎么样？“虎兕相逢大梦归”，“虎兕相逢”出自吴梅村赠吴兆骞的诗“前有猛虎后苍兕”。吴兆骞发配宁古塔，此诗指的是宁古塔地方多凶猛动物。宁古塔正是满清的发祥地，“虎兕相逢”在这里，代指的就是如兕似虎的满清军队到来时刻。清军下江南，南明小朝廷灰飞烟灭，宫廷中不论做着什么美梦的人，当然都是“大梦归”的下场了！
南明时期，并非只有这一个“元妃”，据史料记载，福王政权覆灭后，潞王朱常芳在杭州“监国”，也就是以太子身份管理国事，即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册封自己原来的王妃为“元妃”。朱常芳在杭州被清兵俘获后，唐王在福建先任“监国”，后即皇帝位，是为隆武政权；同时鲁王也在绍兴宣布出任“监国”，东南半壁一时出现了“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局面（夏完淳语）。这两个“监国”出任的第一件事，也都是册封自己的老婆为“元妃”。这些事情在南明史料中均有详细记载，无可怀疑。南明朝廷是一个“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荒淫腐败政权，从皇帝到大臣，不顾内忧外患，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福王在南京即位当时，马士英、钱谦益等人曾为新君大肆搜罗民女，充斥后宫。据史料记载：先“选淑女黄氏、郭氏、戴氏送内。命再选，太监韩赞周再选进六名”。工科李维越上疏说：“日来道途鼎沸，不择配而过门。皆云田王两中贵强取民间女以备宫闱。有方士营、杨寡妇家，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太不成举动矣！”弘光皇帝所选的这批少女，自己还没来得及享用，南明政权就垮台了，所有“秀女”都被清兵劫掠到北京，其悲惨下场，可想而知。联想到《红楼梦》大观园中聚集那么多妙龄少女，宝钗进京就是为了“待选”，后来不了了之，也颇令人容易与此段历史产生联想。
笔者并不认为今天刊行的《红楼梦》，是描写南明宫廷秽事的。《红楼梦》的原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学家洪，他在《红楼梦》中是以自己和“蕉园”姐妹们的事迹为原型敷衍故事的。但《红楼梦》创作似乎分为两个阶段，先一阶段应该是以南明政权的儿女风尘故事为背景创作的，否则无法解释以上真假太子与元妃这些特殊提法。其中的主人公事迹，似乎是以风尘才女柳如是与陈子龙的“木石前盟”和与钱谦益的“金玉良缘”为基本素材创作的。柳、陈、钱三人都是南明小朝廷的风云人物，与真假“太子”案及“元妃”案息息相关，按照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以这些故事为素材完全可能写成《红楼梦》的初稿。这个初稿，也可能是洪昇表妹林以宁创作的《芙蓉峡传奇》，可惜这部传奇失传了。
洪昇与表妹林以宁等以南明故事创作《红楼梦》初稿（或《芙蓉峡传奇》）时，洪昇家似乎尚未发生“家难”，时间应是顺治末期到乾隆初期，此时的江南文人，津津乐道南明朝廷的故事，以此写文章、小说或戏剧的文人很多，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成功的范例，《桃花扇》写侯方域李香君的故事，《红楼梦》写陈子龙、柳如是、钱谦益的故事，二者主题思想大概差不多。其实，当时还有好多故事，如冒辟疆、董小宛的故事，吴梅村、卞玉京的故事等，也都是创作小说戏剧的好题材，都可以反映出作者对兴亡的感叹。难怪好多红学家要把《红楼梦》故事往董小宛等秦淮八艳身上附会。
洪昇家发生“家难”后，百年望族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自己也因为被康熙皇帝革去功名，整天自怨自叹；那些才貌超群的“蕉园姐妹”们都落得“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下场。此时的洪昇，大概再也没有写南明故事的兴趣了，于是把初稿《红楼梦》（或林以宁的《芙蓉峡传奇》）拿过来，重新加以改写，把书中主人公的原型都换成自己和“蕉园姐妹”，改写成了今天的《红楼梦》。由于是改写，所以原书中的一些情节人物，不可避免地保留下来了，比如真假宝玉、元妃、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绛云轩，等等。于是，《红楼梦》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谜团，例如，林黛玉的诗中表达的好多情绪与她的身份阅历不适应，贾宝玉以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去同妓女鬼混，大唱《红豆曲》，并爱吃女人嘴上的胭脂等等。
第六节 真假宝玉
好多读者都注意到了《红楼梦》中有两处奇怪的描写：一是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有一个“宝玉”，一个是“甄宝玉”，一个是“贾宝玉”，真假两个“宝玉”互为镜像，一模一样；那个贾宝玉又似乎忽南忽北，亦南亦北。二是贾宝玉一出娘胎，口里便含着一块晶莹灿烂的“通灵宝玉”，玉上还镌刻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字，这块玉的作用是“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是贾宝玉的“命根子”。
贾宝玉的这块“通灵宝玉”，似乎只能用皇帝的玉玺来解释，否则怎么也说不通。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当了皇帝后，用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镌刻了中国封建皇帝第一块玉玺，玉玺上的刻词是“受命于天，即寿永昌”。与贾宝玉之玉的刻词不是异曲同工么？从娘胎里就带来“玉玺”的人，只能是皇太子；因为太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是皇位继承人！《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出生时口中就含着玉，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理解为作者这里是隐写太子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年冬天和转年春天，在北京和南京，分别发生一起扑簌迷离的“真假太子”案。李自成进北京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他的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定王流落民间，下落不明。清军占领北京后，南明政权曾经派重臣左懋第率团出使北京，与清廷议和。左懋第在北京给南明朝廷的奏折上曾谈及太子及二王的下落：“东宫、二王的耗，沿途访问，言者亦不一。有言流寇向山海发兵，人皆见同皇子两位出者。有言流寇败回，在通州西门上见一位，有父老涕泣进果、进履者。有言寇西遁时亲见挟一位在马上出城者。”“又先帝公主在周奎家，闻年十四，为先帝手刃，断一手，死而复生。又闻自称皇太子者，见在刑部，卤（虏的同音字，因此时正与清议和，不便用虏字称呼——笔者注）以为假，而道路百姓之口多以为真。臣等羁闭此地，既不能面问真伪，又无从向卤置一语。”
从左懋第的奏折上可以清楚知道，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下落不明，断了一只手的长公主在周奎家。周奎是谁？这个人就是崇祯皇帝的周皇后的父亲，是个在明朝垮台后自顾性命、背弃皇家的小人。左懋第奏折中谈到的那个拘押在刑部、不知真假的明太子，被清廷抓获后，曾送到周奎家辨认真假。那个长公主一见太子，二人便抱头痛哭，可见太子似乎不假，周奎也奉养了太子几天。但后来可能是受到清廷的压力，崇祯的袁贵妃指认太子是假冒，周奎也改了口。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便稀里糊涂地被清廷砍了头。
无独有偶，北京出了个“真假太子”案不久，当时的南京，又发生了一件“真假太子”案！这件事对南明政权影响很大，直接导致了南明小朝廷的迅速覆亡。清初著名文学家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顾炎武的《圣安皇帝本纪》，李清的《南渡录》，文秉的《甲乙事案》等史书，都详细地记载了此事：弘光元年（1645）三月，南京“鸿胪寺序班”高梦萁“奉一人南来，云是太子”，福王此时已以先皇宗“太弟”的身份继皇帝位，并根据道听途说，宣布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已经死亡。太子突然出现在江南，直接危及到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在弘光皇帝的授意下，参与审理此案的官员一致认为太子是假的；而朝野官民及驻守外地的军阀，却异口同声说太子是真的。驻守武昌的军阀左良玉，以保护太子为借口，不顾清军已大兵压境，率领三十万军马，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南京。南京的皇帝和文武大臣，抱着“宁死于虏，不死于左”的决心，集中兵力打内战。清军正好乘虚而入，破扬州，占南京，弘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了。
这个不知真假的太子很有意思。在清军兵临城下，弘光皇帝出逃，满城文武准备投降的时刻，被南京城的老百姓从监狱里放出来，直接送到皇宫，披上龙袍，居然真的过了三天“皇帝”瘾！在这三天中，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敕封”所居住的监狱的“狱神”为“王”，在差官的前导下，亲自至狱中，开读敕文。敕文用的是崇祯十八年年号。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之“狱神庙”事，十分耐人寻味。清军在抓获了弘光皇帝，以及随后的潞王朱常芳之后，豫王多铎审理时，居然让这个太子坐在身边，并告诉投降的南明君臣，这是“真太子”，是清军故意派来南明扰乱人心的。随后，把福王、潞王，连同这个“太子”，一起押赴北京，在北京一起砍了脑袋。
世界上没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例如此奇特的事件：北京出了一个不知真假的“太子”，南京又出了一个不知真假的“太子”。《红楼梦》书中太虚幻境的楹联说：“假做真时真亦假”，南明的历史确实如此，不仅南北两个“太子”到最后也不辩真假；受此影响，人们对弘光皇帝即位前是否是真的福王也发生了怀疑。黄宗羲、顾炎武的文章中，都对福王的真实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红楼梦》创作初期，肯定曾经把书中主人公设计为“真假太子”，否则不会出现甄贾两个宝玉，贾宝玉出生时口中还含着类似玉玺之通灵玉的描写。用其他任何考证或索引的资料，都无法解释此事；只有南明时期“真假太子”的故事，才可以合理解释《红楼梦》中这些奇怪的情节描写。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前边说“元妃”是“太子妃”，后边又说甄贾宝玉是真假“太子”，《红楼梦》中的“元妃”是宝玉的姐姐，并不是他的妻子啊？《红楼梦》作者总不至于把姐姐写成妻子，让书中心爱的人物乱伦吧？问得实在有道理。当你知道了南明时的南京，发生真假“太子”案的同时，还发生了一起真假“元妃”案时，你便会对《红楼梦》的描写恍然大悟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怡红院（先是绛云轩）中，居然有四个大丫头贴身侍候，还有一大堆小丫头打杂，贾宝玉曾经与袭人偷试云雨情，与晴雯诀别时交换贴身内衣，与碧痕在一起洗澡弄得床上都是水，风流惬意得紧。在我国古代的封建大家族中，成年男子三妻四妾，随便摸丫头、偷下人妻女的事情普通得很，但按照封建道德，对未成年的孩子，还是在男女问题上严加管束的，决不会在他婚前身边放一大堆年龄相当的女孩子，更不会在大观园这样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任由他与女孩子自由交往，男女之大防还是严格讲究的。
其实，《红楼梦》中贾氏家族中其他男孩子身边也没有一大堆女孩子侍候：贾环身边只有一个彩霞，还是赵姨娘的使女，并非专门为这个三少爷服务的。贾琏身边的那个通房大丫头平儿是凤姐陪嫁来的，并非贾二爷少时的使女。贾兰比宝玉也小不了几岁，他的身边，一个丫头也没有，李纨的使女并非儿子的使唤丫头。就连薛家的呆霸王薛蟠，小时身边也没有丫头侍奉，香菱是买来做妾的，并非使女，宝蝉是金桂陪嫁来的，同平儿的身份一样。所以，《红楼梦》中宝玉像穿花蝴蝶一样任意在女孩子中遨游是不真实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局面才可能出现呢？只有皇家！以前的皇家风俗就说不清了，明清两代，太子懂得人事后至大婚前，宫廷一般都安排四个“秀女”先侍奉他的生活，当然也是他的性奴隶。不知大家是否看过描写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作品。康熙皇帝玄烨大婚前，宫廷就曾为他安排了四个美丽的婢女侍候他，康熙皇帝所生的“大阿哥”，年龄比太子还大，就因为他是其中一个婢女所生，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还没有大婚。后来这个婢女被册封为皇贵妃，她就是权相明珠的妹妹。除了皇家有这种风俗外，当时社会上不论官宦人家还是世俗人家，都没有这种风俗，按封建道德规范也不允许这种规矩存在，尤其是大户人家，男女的接触是有极为严格的限制的。所以，《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周旋于四大丫头之间，只能说明《红楼梦》作品早期是描写皇太子的生活，而不能说明当时除皇宫外，还有什么官宦人家会故意安排子女如此放纵。
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均出自顾城先生撰写的《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北京，第一版）与薛正典先生编撰的《南明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南京，第一版），不另注。今天搜集的这些南明史料，在顺康两朝时文人还可以看得到，雍乾以后，就看不到了，因为这对儿宝贝皇帝父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热中于搞文字狱的暴君，两朝都曾经大规模地查禁明末清初时期文人的作品，包括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作品，都在查禁之例，就连做过康熙朝刑部尚书的王士的诗文，也居然列入禁书。后来，又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末清初的史料几乎一网打尽，全部销毁或抽毁掉了。所以，从这点看，生活在乾隆中期的曹雪芹，根本无缘接触这些史料。明末清初到乾隆中期，时隔一百多年，曹雪芹不可能深知当年发生在南京和北京的“真假太子”案和“真假元妃”案，也不可能发出“假做真时真亦假”的感慨。遍观与曹雪芹同时的文人作品，也绝不见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曹雪芹不可能是《红楼梦》的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