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普世價值與文化多樣性(提要)

普世价值与文化多样性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100084
Jiangjingsong999@yahoo.com.cn
http://blog.sina.com.cn/jiangjinsong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极端强调普世价值。启蒙运动的思路就是用普世价值来衡量和批判一切有悖于普世价值的文化传统，从而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处于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提倡普世价值似乎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普世价值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历史。科学、民主、自由、法制等等价值，正在中国日益成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志。对于努力推进现代化的人来说，回首历史，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欣慰！当然，这些价值的准确理解和真正落实，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但在许多媒体上以及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青年网民心中，普世价值在合理性上似乎已经不容置疑，现在要做的只是利用一切资源，采取各种方法将普世价值在社会进行全民落实。
然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神圣语汇史无前例的“恶搞”，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启蒙运动的乐观情绪成了朴素幼稚的标志，一切宏大叙事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怀疑和警惕的对象。普世价值同样也不应该成为可以挪用透支的空洞口号，不应该成为可以兜售其他私货的骗人幌子。不要以为只有像“斗私批修”、“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革命工作需要”、“阶级利益”这样的话语才会被滥用。我们今天推崇的普世价值，也常常被无知和偏见者所误用。例如，今天在中国对“科学”的崇拜与迷思助长了科学主义的泛滥，产生了诸如假借科学之名以排斥中医等传统文化，将宗教当作迷信打压排斥的现象。又如范跑跑之流，假借自由的名义，违反必须遵循的职业伦理，逃避应尽的社会责任等等。 并不是所有贴上“普世价值”卷标的货色都是真材实料，假冒伪劣产品俯拾即是，“普世价值” 必须名实相符。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鉴别，警惕“伪普世价值”的鱼目混珠。
更重要的是：尊重文化多样性也同样是当今世界所强调和推崇的普世价值。如何处理好普世价值与文化多样性的复杂关系，就构成了当今世界深刻的理论课题和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一方面，不能以文化多样性作为借口来否定普世价值的意义，为各种传统中所包含的所有落后、野蛮、愚昧的成分辩护。例如，各种黑帮、邪教不能以其独特文化为借口，为其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辩护。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估计都再不可能以其文化特色为理由来坚持种族隔离制度、奴隶制度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普世价值为借口来否定文化的多样性，推行某一种特定文化（如西方文化）的文化霸权。例如，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对土著实施同化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从1910到1970年，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近10万名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接受白人文化教育。他们稍大一点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他们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这一野蛮政策背后的借口是要让土著儿童过上更加幸福、文明的生活方式，显然傲慢的白人殖民者认为他们对于幸福、文明的理解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标准。
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制等所谓“普世价值”也不是一种可以简单搬运的对象，它必须要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相适应。科学、民主等原本并非一切文化中原发的现象，而是在少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其意义与作用都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本土的社会文化固然不能无视科学、民主之类的价值，必须要在科学、民主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诠释和挖掘，这就是胡适之等人强调整理国故的意义；必须要随科学、民主的引入而作相应的调整、改变，这就是鲁迅先生等人提倡改造国民性的合理性。
而在另一方面，科学、民主的表现方式也必须要随所在地的文化传统做相应的调整和本土化，要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要借用本土的符号象征等等。例如，新加坡虽然并没有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制衡体制，新加坡领导人所强调的“亚洲价值”也备受到许多西方人士的严厉批评，但她却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现代化程度很高，经济竞争力很强，公务员的清廉程度也高居世界前列。并没有证据表明，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就一定会比目前新加坡的体制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
民主不能简单地搬用，人们心目中普世价值的典范——科学同样也要不断变化以适应文化和社会变迁。例如，女性主义就曾指出在父权时代中科学也同样渗透了父权的意识形态，将客观性理解为主客体之间的截然分割，客观性理解为无批判、无立场的中立性，将自然秩序理解为富有强制和暴力色彩的自然法则。在对于生命现象进行研究时，在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科学家往往将雄性物种的表现当作物种的积极、主动、典型的表现，将雌性物种的表现一概视为消极、缺乏、边缘的现象，凡此种种，都严重地扭曲了科学，扭曲了自然的真实面貌。而在女性主义长期影响之下，科学研究的方法与观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展示了自然的全新形象。
空间上如此，时间维度同样也如此。普世价值并非固定不变的现成之物，它同样也要更新生长。随着时代的变迁，普世价值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改变。比如，人权的概念就有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从白人扩展到有色人种，从男性扩展到女性，从异性恋扩展到同性恋，甚至有将权利的概念扩展到动物保护的趋势。所谓普世价值，刚开始的时候毫无例外都不过是少数人提倡的“异端邪说”，在大多数人眼中都是荒诞无稽的。而过去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随着历史的演进，也会在成为批判的对象，也将会转变为落伍的意识形态。因此，坚持所谓“普世价值”，可能是在推动社会发展，批判落后、野蛮的文化传统；也可能是在维持现状，捍卫目前仍然流行的罪恶。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在流行的普世价值之外，传统的、似乎已经过时的文化价值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因为，价值的更替并不是单向的、一劳永逸的事情。历史的发展具有复杂性，人类的文化常常会在新的层次上向传统回归。历史不会终结。所谓“过时”的文化价值，不仅在新的视角下可以经过诠释而重获生机，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对流行的所谓普世价值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帮助我们对时代的偏见与盲区保持一种警惕。保留“过时”的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保留了人类面对复杂多变的未来适应的丰富可能性。例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思想常被视作落伍过时观念的典型。然而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就曾对三纲五常思想做了重新解读，赋予其全新的普世意义。
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是具体的，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规定性，因此也都是有限的，有其内在局限性的。归根结底，普世价值是服务于人类生活的。人类活生生的实践是检验普世价值的最后的唯一标准。普世价值并非绝对神圣，不可批判的偶像，它今天之所以广为世界所接受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因为经过了人类漫长历史的多次检验，其中不乏痛苦的血泪教训；而人类生活仍然在继续，过去通过检验的普世价值现在和未来未必能通得过，它今天仍然要在人类的新的经验中接受检验。普世价值并非是仅仅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同样要接受批判。
台湾3.22大选之后，有人发表文章说，就算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失灵，也不能否定民主选举的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即使民主选举的结果不理想，民主选举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产生正面影响：如促进公众参与，非暴力的方式决定领导人选择等等。但是，这些对民主选举的肯定评判，必须是在具体语境下经验性的评判，也就是都要根据民主选举过程所产生的具体后果来得出，而不能无视实际后果，先验地认定只要是民主选举就一定是好的。这种评价就不是一种理性的评判，而是一种盲目的信仰了。因此，理性的态度就是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之前至少在理论上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民主可能反而会是不太合适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态度同样也适用于法制、科学、人权等等。
各种普世价值之间也存在者复杂的相互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完全一致，所适用范围也并非边界清晰，可以划疆而治。在不同价值之间出现冲突时，并不存在着什么普世的元价值，可以程序化地决定这些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协调、兼顾。比如，科学事务并不遵循民主原则， 不是多数人意见所决定的。而当代政治事务则往往循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原则。然而，当某些科学事务涉及到与公众利益相关时，则既不可简单地交由少数专业人士代为决定，也不可简单地通过表决由多数人的意志所决定。其他各种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我们必须在不同普世价值的相互冲撞、纠缠之间，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从人类生活实践出发，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审慎反思普世价值。
总而言之，普世价值凝结了人类痛苦探索的宝贵经验，为我们解决人类的各种实践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我们应当善加利用；却不能将其固化为新的神圣教条。普世价值应该成为促进我们深入思考的推进器，而不是终结我们思考、探索和批判的紧箍咒。当然，必须要说明一点：从总体上说来，对于目前中国现实状况，当务之急应该是强调普世价值的正面、解放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