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集体溃败

　　社科院最近的一个报告提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占全部人口比例的23%。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数字，不过数字永远是冷冰冰的，即使它代表的就是真实。课题研究组组长陆学艺向我们表达了对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乐观预期，据估算，中国将每年再多出七百万中产阶级。十三亿的基数早已让人们模糊了对数字细微成长的敏感，相对于总数，总有一份感觉存在于相对失落的人群之中，在统治者对数字的成功欢欣雀跃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从“被”的感觉中抛弃出荣幸人群的行列。或许，这种感觉比数字来的真实得多。

　　追求了30年的小康，人们逐渐对小康一词产生了习惯性的麻木。当二十多年前，小平同志谨慎提出在201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时，我们尚处在全民皆贫的同一起跑线上，小康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还是一个奢侈而遥不可及的概念。而全面小康(非平均小康)背后的数字就是接近人均2000美元的GDP，当今天站在2010年的位置回望那个虔诚的期盼时，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走在了前面。到今天，人均3000美元的GDP时代，我们不会怀疑自己能够基本满足温饱，不会怀疑只在过年才能吃上丰盛的晚餐;相反而是在怀疑，我真的值3000美元的产值吗?我能拿到3000美元中50%的可支配收入吗?为什么“被”字成为这个社会心态最集中的描述?似乎，人们不太关注绝对值的增长，相对的差异才能够始终触痛人们的神经。

　　社科院的统计一部分地回答了人们的怀疑，那就是只有23%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尽管有人还在怀疑这个数字是否夸大了真实的比例——就算如此，我们并不知道这23%左右的中产和富人究竟占据了多少的社会财富。社科院的统计据说是以职业划分为最主要的区分依据，其次才是经济收入。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作为社会上的中坚行业的稳定工作人员，这些人往往是社会的稳定力量。用社科院的划分法：比如国家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等。这样一来，教员、医生、护士、记者、编辑都是中产。工人、农民中也有中产，比如中高级技师，他们是“蓝领”里的“白领”。无论如何，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制度效应下释放出来的受益人群，他们理所当然会对这个基于“按劳分配”的社会给予最坚实的支撑。那么，在这个理想的情境下，即使他们拿着3000元一个月的收入，或许也会从心底荡漾起幸福感。

　　只可惜，幸福感正在从人群的心底抽走，哪怕是这些中产阶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休谟曾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讲到，幸福来自于满足对社会与自己的效用。在重商主义的威权经济结构下，幸福最重要的比重来自于国家的富足或者社会的最大效益——这亦是我们体制下的核心目标。经济腾飞的口子，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绝对是中国复兴史上最伟大的决策之一，“差别”释放了受桎梏的“效率”，同时，这亦是财富的集中效应。在90年代私有财富的迅速膨胀时，新世纪的中国企图让国家富裕起来，基于解决国家的行动能力问题，中国试图占领国际话语权，开始承担大国责任。不过在燃旺起民族主义的虚骄之时，也导致了国进民退，我们感慨于近几年高速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也感慨于自己的收入占比越来越少。作为国家建设支柱的中产阶级，同样也在这一国进民退的大浪潮中减少了自己的收入占比，只有少数例外：那些受益于国家财政的政府、事业单位和凶猛的央企——普遍的福利、与国际薪水接轨的高管、数额惊人的巨贪、屡创新高的行政开支……都是在分享国家收入的一杯羹。

　　放松资本的口子越来越大，十七大将“鼓励居民财产性收入”列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一时间，资产价值的概念才渐渐地融入到普通大众的领悟中，原来，除了股票，还有这不起眼的住宅、荒废的农屋、长年无人的林区，都可成为投资品。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不起眼的事物一时间远远比人民币来的更为坚挺。我听过不少的人，在茶余饭后抱怨道：“当年真是笨，怎么就那么便宜将手里几间临街大门面给卖了呢?这几年拆迁能值多少钱啊…”于是，在城市扩张的进程中，诞生了一批受益于土地增值的新贵富豪。

　　更大的背景来自于人民币货币投放量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存量年平均增速为21%，扣除每年GDP增速的10%，这意味着理论上我们的手中的存款会以每年11%的速度贬值。粗略地算一算，也就是平均物价会在三十年上涨30倍。我们缩短些视野，就从98年房改时算起，按道理我们的物价也会上涨四倍，不过，有人会怀疑了：这与我们的实际感受相差甚远，似乎98年的猪肉大米与现在也相差无几，百姓对于生活必须品并没有感受到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钱更多地涌向了并不算入通货膨胀(或CPI)的大宗资产品中，其中，就有百姓深切关注的房子。有一部分人在这一轮疯狂的资产升值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房虫，他们都明白，除了靠劳动的双手致富外，实际上利用资产赚钱就在于空手套白狼——只要这个资产品的市场有一股强劲的上升空间，那么这个游戏的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他们的秘诀正是在于利用国家手头富余的钱，在民众未能认识到低通货膨胀的假象时，成就了他们的富豪乃至中产的梦。

　　被透支的中产

　　回过头来看社科院定义的中产阶级，那些以职业为划分主要依据的中产群体，他们中间一部分成功且侥幸地分享了资产升值的好处，而还有很大一部分，尽管他们的工资仍在涨，可是他们已然追不上资产前进的速度——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就是中产阶级存在着“下滑”的现实窘境。

　　房子确实在威胁着中产的生活，社科院的唐钧教授指出：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这并不是说中产完全买不了房子，而是高额的房价使大多数的中产将房贷过分地占据了家庭的收入比例，这直接导致了中产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以至于他们实际上经不起任何微小的风险。当然，还有更多试图走进中产群体的边缘人群更是直接挡在了幸福生活的门槛之外。如果借用孟子一句“恒产者有恒心”的标准来判断中产的话，很大一群具有相当教育水准的准中产被无情的拒绝了。于是这种“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一部分安分守己等待按劳分配的中产者透支了他们理想而闲适的生活，而且，他们并不局限于年轻人，很多那些看似荣耀的拥有房产的家庭实际上面临着自身沉重的房贷和未来子女的教育与房产寄托;有时，一套房子甚至牵扯到三代人的集体命运。更令人忧虑的是，资产品的价格高涨，注定会抬升一部分高档次生活消费的价格水平。

　　如果说，在原有金字塔格局的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还能够组成金字塔的中间部分，然而，随着资产升值导致的财富再分配，这使得中间一部分原来享有一定物质生活便利的人群逐渐下滑，只有少部分特权阶级或者幸运儿则在这一过程中继续扩大自己的财富份额，从而跻身富人行列。因此，社会逐渐沦为一个“M”型社会，竖起来就像一个腰身极细的漏斗钟，整个社会似乎经不起任何细小的震颤。所有的职业荣耀似乎都没有资产的荣耀来得令人踏实，毕竟，即使处在中产收入档次的职业，面对疯狂的按资分配与权贵分配，他们的职业已不能让他们感到体面和内心的满足，而体面与内心的满足则正是中产阶级必须拥有的基本要素。那么，我们按照职业划分的中产又有何意义呢?

　　价值真空

　　总觉得用财富这把尺子去评判中产阶级显得缺少那么点纯正的味道。数字、量化依旧不能给予我们一个感性的认识，似乎中产阶级具有太多我们可添加的美妙图景：幸福充实的核心家庭，住着温馨可人的公寓、开着中低档汽车，不用为特别重大的事物费尽心思，能够享用最适当的餐厅与咖啡厅，周末去听听音乐会或者驱车来一次惬意的自驾游——富足而略有盈余，充实而充满情调：这些构成了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想象。

　　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剂，或许并不一定在于他们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但他们注定会是维护这个社会良性运转的积极因素。这一积极因素最主要来自于对一个社会价值信念的共同维护，从普通的表现形式来看，就如欧阳江河所说的，乃相同时代的人，同时诞生，同时成长，然后又经历冷战，大致相同的教育水平，听差不多的歌、读差不多的书、看差不多的电影、穿差不多的衣服、开一样的车。但我想，还有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整个社会结构与状态的集体认同。可是现状是，无论是属于哪个阶层的人，都觉得这个社会的主导信念并不能让我们信服，而这一信念却贯穿了整个统治形态和社会的组织形态。每一个拥有判断的人都宁愿选择犬儒式的生存，极端的个人主义在铁笼式的现代科层管理体制下逐渐走向人的异化，作为维护社会形态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他们缺少对于共同体真正的参与意识或维护意识。关于这一点，还会在后文加以描述。

　　在大城市工作的白领，他们拿着可观的收入，拥有令旁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然而，南风窗的一篇调查报告却揭示了那些暗含的心酸：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们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家庭?国家?事业?是哪一份坚定的信念让人们选择加足马力而不顾疲惫?似乎没有一份明晰的热爱在指引人们获得心灵安慰。宗教?革命?传统?——在这个总体缺乏信仰的社会里，“现代性”总会像魔鬼般抽走人们内心中那片水汪汪的浪漫情愫，每个人感觉无所爱，也无所被爱。庸俗的市侩主义毒素则会让生命不再丰满，为此也不再深切感到幸福。这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最深刻的心理疾病，它直至心灵，满目疮痍的背后是虚无主义的疯狂肆虐。城市白领心理的亚健康状态让我们看清了转型社会中存在的价值真空，我们只能但愿，这只是转型期暂时的阵痛。

　　政治冷漠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理想城邦里，描绘了一副人人参与政治的美丽图景，中产阶级的扩大尤为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普及。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精英以及有一定智识的中产阶级丧失政治责任，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尽管我们也可以将其归咎于德国经济严重萧条而导致的中产阶级崩溃，不过之后精英中产们没有努力承担起维护民主社会的责任，则直接导致了希特勒对于大众乃至暴民的民粹化的修辞控制。中产阶级相对于低层人群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教育而来的高判断力，对于政治话语的操控，他们理应有更高的警觉与判断意识。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前段日子看的一部反映极权主义诱惑的影片《浪潮》，影片中老师问同学：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诞生?学生们纷纷作答：高失业率以及社会严重不公、高通货膨胀、政权信用破产、高涨的民族意识……德国青年学生在当代的反思似乎给我们现实的中国敲响了警钟，这种种极权主义的诱因似乎在当下的中国暗自显现。那么对于中产阶级——抛开那些寄生的权贵裙带——在当前高危社会形态之下，理应保持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网络民意中一部分已经凸显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区别于民意，中产阶级则应该建立更健康的公共理性，对民族的政治前途报以更大的关注热情。毕竟，中国目前并不处于一个稳定完善的民主社会，面对着或左或右的折腾摇摆，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更应该发挥自身更具远见的判断力，为政治的良性运转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政治意识的培养还在于完善的、同质化的公民文化培养体系。市场化改革后泛行的市侩主义与威权政治的微妙结合使得这样的培养土壤逾现贫瘠。但是，官方报告中乐观地预计大学生群体将作为中产阶级的重要梯队，作家梁晓声则无不悲观的说道：“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级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这位为自己文革中红卫兵经历而忏悔的作家，看到了年轻人从绝对的政治化走向严重的去政治化，或许，这两种极端形态都是值得警醒。

　　当社会里的中产阶级都专注于利用资产升值来致富时，谁还会对这种集体的疯狂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而负责？谁会对更多中产阶级的沦落而忧心?是的，还有政府，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中产阶级自身的政治责任感。

　　生活质量下滑、价值真空、政治意识的空缺，中产阶级面临的危机是整个社会危机的集中体现。抛开“被统计”的数字，社会共同体的想象愈来愈趋近于M型社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产阶级内部亦发生严重分化…或许，这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的集体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