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府的诤言座谈会为何陷入尴尬(中国青年报 2008-7-15)

省政府的诤言座谈会为何陷入尴尬
本报记者 张文凌 通讯员 付琦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15
今年3月1日，云南省针对部分公务员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态度冷漠、作风粗暴等影响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行为，实施了行政问责办法以及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一时间，全省各地掀起了问责旋风。截至6月20日，全省370人被问责，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85人、其他干部272人。四项制度像一把利剑挑动着该省公务员的神经。
为广开言路，查找问题和不足，6月18日和6月30日,云南省政府邀请100名群众代表举行了4场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四项制度实施的意见和建议。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副省长李江等省市各部门领导参加会议。然而在会上记者却发现，尽管与会者发言踊跃，但要么反映的是本单位的问题，比如单位建房、夜市扰民、旅行社拖欠导游工资等，要么泛泛而谈不知所云，个人情绪较多。就四项制度的实施，说赞扬话的人多，提问题和建议的人少，致使这个本来群众和官员平等交流、为政府提诤言的座谈会开成了一个只反映具体问题的会议。
“显然我们的公民还不会用‘公民社会’的运作模式来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与态度，不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参加了两次座谈会都没抢到话筒发言的一位企业界代表会后对记者说。    信息不畅是造成群众参政无力的原因之一
“人人都有言论权，但并非人人都有话语权。公民除了有参政意识，更要有参政能力。”这位企业界代表说。
参加4场座谈会的代表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新闻媒体、国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商会、外来创业者、市民、农民、农民工等各界人士组成，代表的选派由相关部门安排。这些部门把分配到的名额再分配到各单位，由各单位上报参会代表。在这位代表看来，“这样的代表组成虽然具有广泛性，但这种由领导决定产生的代表，可能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但不一定了解和关注民意，不能准确地发表意见。”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从开会机制上转变。”他说。
来开会前，他接到政府办公厅的通知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事先搞好调研，精心准备，形成文字材料”。而他6月16日接到通知，6月18日就来开会，两天时间很难做到“搞好调研，精心准备”。
他认为，政府的会议应该至少在召开前15日，就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讨论的事项通知与会者，这样可以使参加会议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调研、思考和咨询，如此在会上反映的问题才会有价值。
“政府应该从细节上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而不是简单地要人民说是或否。”他说。
这位代表的这番感慨来自会上每个人收到的一份“云南省行政机关四项制度评议社会问卷调查表”，调查表要求对24个省直部门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办事效率、依法行政”进行“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种评价。
这一调查表让他感到无从下手。“大部分部门我都没有接触过，甚至在哪里办公我都不知道。”他认为，建立在这样数据上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其可信度是大打折扣的。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张尚仁认为，这位代表的感受是众多群众的感受。“信息不畅是造成群众参政无力的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怎么监督你。”
被省政府邀请的媒体代表、云南省政协委员殷红在会上发言时也指出，“信息的模糊和遮蔽会导致公众对四项制度执行力度和持续效力的怀疑。”
他说，“四项制度”实施两个月以来，全省370人被问责，他们的行为涉及行政不作为、不履行职责、效率低下、态度冷漠等，这使公众相信问责制并非虚设，但是人们也有一个普遍的疑惑：哪些干部特别是厅处级领导干部受到问责？他们的哪些具体行为违反了哪些制度？他们将受到何种惩罚？“四项制度”早已公之于众，对违反者不必“为尊者讳”，应该通过媒体公布受问责人员的名单、违规行为、处分的详细情况，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公务员还应对纳税人道歉。
“信息公开是公众认可和支持四项制度的基础。”他说。    培养公民参政素质和能力从细节做起
此外，张尚仁还认为，公民教育的缺失也是群众不知如何参政的原因。他说：“我们的教育和现实有很多矛盾：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学生们在学习资本剥削劳动的理论；政府在推动法治建设，法律教科书在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府在推动对外开放，历史教科书把史上签订的所有对外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学生们还在学习矛盾斗争哲学，通过正规教育向学生灌输的价值观，和现实中正在形成的主流价值共识相比，是那么的不协调。”
“这种教育致使大部分人缺乏独立的主张，对许多问题不明确，只会唱赞歌，却不知道政府管理创新本来就是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做的，法律才是政府管理创新的最根本动力。政府部门权力交叉的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是靠法律，哪个部门行使什么权力，要由法律来规定。行政性法律的核心，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张尚仁说。
根据日前云南省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普通群众对省政府推出的“四项制度”的认知度很低，仅为10％，企事业单位为40％。6月30日的座谈会上，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说：“我们没有与服务对象实现很好的对接，导致我们的服务对象对四项制度了解不够，关心不多，没有形成群众广泛参与、良性互动的格局。”
“目前政府在管理方面的改革很多，也很重要，但为什么群众会认为那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呢？”张尚仁指出，这几年的改革创新不可谓不多，让人眼花缭乱，比如干部选拔制度，一下是公选，一下是公推，一下是公示；比如这个评估，那个创建，还有标准化等等，都搞得很热闹，很认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都不清楚。这些改革要么阻力重重，难于推行；要么推行一段时间后又回复到过去的做法，使得人们认为公众的监督也好、诤言也好，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很大影响。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认为，公民参政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培养公民参政素质和能力应该从细节做起，为民众提供一些可以熟悉掌握现代民主操作程序和规则的平台，让民众在实战中培养民主技能，以提高驾驭民主的能力素养。
张尚仁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选举只是民主的第一道工序。要让民众感受民主的精神，体验民主的好处，学会民主的操作，路还很长。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一步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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