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 让死人复活,让活人说话

“你为什么写作？”
这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过去三十多年来被问及最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对这种带有怀疑和傲慢的责问，帕慕克只能有两个标准答案：“我为社会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写作”，“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否则，人们就会指责他维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爱国。实际上，穷人只是一群几乎不识字的人，而作为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作家，他拥有的国外读者远远超过本国读者。
帕慕克说，对从非民族主义角度看待历史和民主问题的作家充满怀疑，是前现代国家决策者在世界面前缺乏自信力的表现（帕慕克的访谈和演讲，见《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和6月12日两期）。
笔者囿于见闻，无法感知帕慕克三十多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但帕慕克的经历可以说明“你为什么写作”这样的问题在前现代国家并非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的沉重足以关系到一代作家的人身自由、写作自由乃至最宝贵的生命。
当笔者近日读到《旧物记———胡风遗藏纪事》一书时，感到胡风的一生正好与帕慕克的经历与判断相印证，令人感慨。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晚年的胡风曾应《文艺报》之约，回答“我为什么写作”，除了给出“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等类似于帕慕克那样的标准答案以外，他还这样回答：“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这个答案说明，虽然经历了二十四年牢狱生活，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甚至患了心因性精神病，但胡风仍然不失作家真正的本色。
有了这个答案，我们几乎可以说，胡风的悲剧是一个在前现代国家必然要发生的悲剧。反思悲剧，不管是“奴隶总管”周扬（鲁迅语）的打压报复也好，昔日同人舒芜倒戈一击也好，还是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落井下石也好，都不能解释悲剧的真正底蕴。
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
胡风案发动之后两年，1957年7月7日，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军旅交情的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爽朗地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番问答吓得当时坐在旁边的孕妇黄宗英差点动了胎气。黄回忆说，文艺界人士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这个问题，到了“反胡风”的时候，嘀咕的人更多了，但没有人敢公开提出（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载刘小磊编《迟到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鲁迅的性格是怎样，人所共知，试举一例，足可见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盟总干事杨杏佛，形势日趋险恶。日本友人邀请鲁迅赴日，鲁迅谢绝了，并说：“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到，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关在牢里写作的可能性更大———当然，更有可能牢是坐了，但却无法正常写作，一如胡风，只能以吟诗遣日。
罗、黄等人的嘀咕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从胡风案中看到了历史的吊诡。胡风沐浴过新文艺的新风，在个性上与鲁迅极其相似，被鲁迅视为一个“鲠直、易于招怨”而又“可接近”的朋友，又被人称为鲁迅的“大弟子”（尽管胡风本人并不承认）。从 1933年到1936年，鲁迅日记里记载的二人来往活动约有一百一十次之多。鲁迅逝世之后，胡风几乎在每年鲁迅的纪念日都要做点什么，或撰文，或发表演讲，或筹备活动。同时，鲁迅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此后一路高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云云。
新中国建立后，胡风却渐渐成了每年鲁迅纪念活动的配角或看客，无法发表纪念文章，直到最后身陷囹圄，株连一干人等，还要背上“欺瞒鲁迅”、“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等罪名。鲁迅则成了“亚圣”，被树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出版了全国除《毛选》之外唯一的多卷文集乃至全集。人们嘀咕的是：为什么“尊崇”死去的鲁迅，而镇压活着的鲁迅“弟子”胡风？
前一个问题，答案正如朱正所说，“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文革“时期）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后一个问题，答案也并不难找，前现代国家的决策者对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充满了怀疑，无法容忍，乃至必欲动用国家机器专政之而后快。胡风本人对革命、对民族解放事业无疑是充满了热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就像鲁迅对左联的抱怨一样，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不会获得“奴隶总管”的满意，而胡风先是1944年提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阴影，后在1954年上呈长达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激怒决策者，从而招致全面批判，终于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狱———胡风案。
实际上，胡风是一个真诚的人。从胡风家属捐给鲁迅博物馆的藏书中，人们发现了《讲话》的三个版本，上面都留有胡风的手泽，可见是认真学习过的。“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讲话》，是他经过思考而始终坚持的观点。胡风上呈《报告》的本意，是响应号召，跟决策者汇报当前文艺界不正常的现状，并提出个人的建议，以供参考。他根本想不到这居然成了“反革命”的罪状。
胡风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早在1948年，巴金问胡风，为什么人们对你有意见？胡风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怀念胡风》，载《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但他不改初衷，终于建国后遭受牢狱之灾。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会议期间，有一个中年作家来看胡风，临走时朝老人深深鞠躬：“胡风先生，您替我们受苦了！”（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载《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从这两个历史的细节中，我们可以透视胡风案的底蕴———在前现代国家，国家机器与具有独立思考气质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胡风作为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适逢其时 ”地承受了历史的负重。
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胡风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虽然明白自己为何遭忌，但似乎难以理解批判的武器为什么最后竟然变成了武器的批判。
一个从历史中复活的死人
还可以多说一点。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胡风等一批文化人按周恩来的安排从重庆撤到香港，以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第二年因香港沦陷，胡风等人返回内地。胡风离渝期间，有人说胡风投海“就义”了，也有人造谣说“胡风附逆”，并有“铁证”云云。胡风发表《死人复活的时候》，表示自己回来了，要为祖国 “努力认真地再活一回”。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以事实回应谣言。但他不曾料到，事实是可以被歪曲、篡改和抹杀的。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其《笑忘录》的开头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1948年，组织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冒雪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在他身边的同志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毛皮帽，体贴地戴到哥特瓦尔德的头上。这个历史性的瞬间由宣传部门制作了几十万张照片，昭示全国。哥特瓦尔德头戴皮帽发表演说，身边站着外交部长克莱芒提斯。四年之后，克莱芒提斯被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送上绞刑架。于是，他被立刻从历史中抹去了。自然，所有的照片上都看不到他了，只剩下哥特瓦尔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克莱芒提斯留在人间的记忆只有那顶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他的。对此，昆德拉引用了一句名言：“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而这，正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
胡风一度遭遇与克莱芒提斯类似的命运。1936年鲁迅下葬，胡风是扶棺人之一。但到了 1966年，胡风以犯人之身参观鲁迅博物馆，看见扶棺图片中没有他。看到这一幕，胡风是怎么想的呢？梅志回忆说：“他很冷静地看了被涂去他个人形象的照片，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很认真地询问了讲解员一些问题，如，手稿存放在哪里？……青年学生来得多吗？……”他还活着，但他在历史的记忆里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或者我们可以说，强权压倒事实，这远远超出了天真的胡风的想象。他知道，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不可能再写一篇《死人复活的时候》。
如果不是后来的三次平反，也就不会有今天胡风文集、传记等书的出版，而胡风这个人也许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就拿这本《旧物记》来说，本书仔细梳理了胡风遗藏资料（藏书、信札、手稿及其他物品等），讲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故事。从那些挂满岁月伤痕的物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主人一生的性格、命运，乃至灵魂。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在书籍里躺卧着过去的一切灵魂。”由此说来，如何才能让死人复活？一个朴素的答案就是：首先要让活人说话———书是活人写的，而有了书写，人类的记忆才成为可能。绕不开的仍然是开篇的帕慕克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帕慕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尴尬，今日坦然相告：“与其说当今的作家为了其本国大多数并不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还不如说他们在为了全世界少数阅读其作品的人写作。”甚至我们可以推论，不仅要让活人能够坦然地说话，还要保护人们能够好好活着说话。据帕慕克透露，土耳其政府如今特派两名警察为其站岗，时刻提防那些不满帕慕克言论的人们对他的攻击———也许，这正是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