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唐浩明：解读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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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1946年出生，湖南衡阳人。1965年考入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1970年毕业，先后在江西、衡阳等地从事水利工作。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古典文学，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来到岳麓书社工作至今。2004年当选湖南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以及读史随笔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多次荣获国家级文学大奖。主要社会兼职：全国政协委员，河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湖南省版协副主席等。
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解读曾国藩之一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到他三十七岁那年，即步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已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经过前六次的迁升，曾氏由从七品洊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他一次连升四级。曾氏的这次迁升颇具戏剧性。因为不久前已经升了一级，他料想本年不可能再有好运降临，于是在这年二月写信给家里，准备请一年的长假回家探亲，但家人都不赞成他的这个想法，此事便被搁置下来。曾氏安心参加翰詹大考，名列二等第四。名次并非特别前列，却居然连升四级，真是异数！倘若家中同意他回来探亲，那么考试期间，他或许正絜妇将雏行走在湖广官马大道上，或许正在豆棚瓜架旁与父祖絮谈往事，哪来的这等官场奇迹降生！有了这一次的突飞猛进，曾氏的十年七迁才显得格外的不寻常。类似他这种经历的，当时全国范围里连他在内只有三人，至于湖南省，有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曾氏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在他日后的生涯中，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氏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朝廷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是这九年里曾氏没有为国家出力吗？九年来，他奉旨墨绖出山，创建一支军队，转战湘鄂赣皖诸省，为朝廷收复湘潭、岳州、武昌、汉阳、蕲州、九江、景德镇等军事重镇。应该说，再没有哪个人出的力能大过他了。
是朝廷有意不授湘军将领以地方实职吗？在曾国藩被授江督之前，朝廷已先后授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授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授刘长佑为广西巡抚，而这三个人，无论资历还是贡献，都不能与曾氏比。
是曾氏谦虚，自己不要吗？咸丰七年闰五月，曾氏在回家守父丧五个月后，接到命他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立即赴江西督办军事的谕旨。趁着这个机会，他上了一道奏疏，历陈这些年来自己办事的种种难处，而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没有实权。他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是公开地向朝廷要巡抚实职。但朝廷宁可不要他再出山，也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想，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这篇文章或许透露了此中的一点消息。载入《庸庵全集》的该文说，咸丰帝看到曾氏所上的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于是命曾氏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某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原来，咸丰帝及中枢决策者们是鉴于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当心若假以地方实职，则如虎添翼，或许对朝廷不利。平心而论，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乱世中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的人，史不绝书，更何况湘军这支军队本就不是朝廷的兵，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体制外的军事力量，且这个“私人”又是与皇帝不同种族的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咸丰皇帝如何能放得下心！
好在曾氏头脑清醒，他早有预防措施。湘军创建之初，他便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由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作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即便曾氏如此谨慎，咸丰帝还是不放心。鉴于塔齐布陆军出身，不懂水师，咸丰帝还想调一个满人来控制水师。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只是满人台涌一时脱不了身，满人布克慎才没有来湘军水师，此一安排遂未果。王闿运写《湘军志》，用的是春秋笔法。一个“忧”字，语意丰富。其实咸丰帝心中的忧，主要是忧的曾氏军权过大，故欲调满人来分之。
事实上，曾氏的军权也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所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无处不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一条战船上都挂着斗大的绣有“曾”字的帅旗。军威之甚，的确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微服南巡，看到这个场面，他是不是有东南半壁河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咸丰帝此刻正需要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便削减曾氏山头，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以便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局面。笔者想，这或许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却将巡抚之职授给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的原因。后来，当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又迫不及待地将刘长佑擢升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这样做，为的是不能让曾氏一人坐大。至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将左宗棠从一个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则完全是基于左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楚军。楚军可以成为与湘军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朝廷所施的制衡术，至此则近于昭告世人了。
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汉人，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曾氏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曾氏的军事便总是败多胜少。在江西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弄得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咸丰七年二月，曾氏父亲去世，他以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不等皇帝批准，便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匆匆忙忙奔丧，惹得官场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骂。曾氏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顺利些了，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这时，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氏由此开窍，从法家影子里走出，进入道家境界。次年复出，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氏。第二年，对曾氏又用又疑的咸丰帝病逝，慈禧掌权，一改丈夫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氏全权负责。直到这时，才意味着江南战争期间真正的曾国藩时代的到来。曾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又一个转折。
丁亥五月于长沙静远楼
一生三变
——解读曾国藩之二
曾国藩去世不久，他生前的一位至交欧阳兆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这是一段研究曾氏很重要的文字，值得细细解读。
欧阳说，曾氏的学问，最先是用功于诗词歌赋上，这是翰林院的职业所要求的，后来他跟唐鉴交往，便转向儒家学说，其后又研读汉学，博览乾嘉时代汉学大家的著作，不以宋代注经者的观点为然。在朝廷上做官时，以程朱之学为依归。出京后办理团练和军营事务，又改变而转向申韩法家之学。曾经说过要写一部《挺经》，意思是表明他的刚毅顽强。咸丰七年二月，他的父亲病故，他向朝廷呈递请假折后不待批准，便奔回原籍。朝廷上的议论对此颇为不满。左宗棠那时在骆秉章幕府，对曾氏此举大加批评，一时间官场皆附合，曾氏也感到内疚，于是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睡不着觉。欧阳遂推荐曹镜初为他治病，曹说他的医术只能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至于心里的病得靠黄老之学来医治。曹镜初是想以黄老之道来暗示他，希望他能按黄老的学说办事。曾氏由此醒悟过来，复出后，一律以柔的原则来行事，以至于成就了这样大的功业，而毫无沾沾自喜的表现。
欧阳在这里为我们清楚地勾画了曾氏在学理修持上的三次大变化：早期在京师，从词赋之学一变为儒家之学；离开北京到了地方办团练，则从儒家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咸丰八年复出之后则从申韩之学三复为黄老之学。儒、法、道三家，分别成了曾氏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导学说。
现在来具体说说他的这个“三变”。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院。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取得了最为理想的成绩，尽管有过三次会试的经历，但曾氏的科举之道，总的来说走得非常顺利。五百年未与科目功名之列的乡村曾家，骤然间出了一个翰林，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做一个好翰林，那时自然是性格稳重的曾氏心中最大的愿望。翰林院的职责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充当皇帝的学术、文学顾问；参与各种敕撰书籍的纂修，草拟朝廷文告；会试期间充当考官。显然，翰林院是一个文化部门，读书作诗文即积累学问经营文字，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初进翰苑的曾氏，致力于词赋之学是理所当然的。吟诗作文，也是为他所喜爱并擅长的事情。翰林院除开是文化部门之外，它还是一个出干部的部门，即所谓的储才养望之地。中央各部的堂官、地方各省的督抚，不少是从翰林院里走出去的。正因为此，当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告诉曾氏为学应当以朱熹之书为宗师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按朱熹的所说身体力行。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以研究理学享誉于世，当时刚从江宁布政使职位上调任太常寺卿。唐鉴对曾氏说，学问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义理这方面程朱的学问最好，考核之学多求粗遗精，琐碎而不得大义，不必致力，至于文章之学，则以精于义理为基础。文章也不必多用功，用功应在义理上。唐鉴还具体为曾氏指出：检摄于外，在“整齐严肃”四字上，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上。唐鉴教曾氏从词赋诗文之学中走出来，认真研读义理之学，其实质上是要曾氏将功夫从技能的提高转向心性的修炼上。
心性修炼就是人格的打造，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即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这是最为根本的事情。今后能不能担负起国家的重任，能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第一等重要的并不在能力上，而是在素质上。假若时运不济，不能成大事而只能做一个平民百姓，“素质”也是决定他在人群中所处状况的重要条件。
按照唐鉴的指引，曾氏为自己的心性修炼列出五门功课，即修诚、居敬、主静、谨言、有恒。
诚是理学中最重要的理念。《中庸》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
曾氏将诚作为修身的基础，要求自己“开口必诚”，做到不自欺即以诚对己，不欺人即以诚待人，将“诚”作为立世的根本。
曾氏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的一封家书中专门谈到他近日所作的五箴。其中《居敬箴》中说：“谁人可慢？何日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由此可知所谓居敬，就是指对人对事的一种敬畏心态。怀着敬畏的心态，才会有谦恭待人勤勉办事的行为。
其《主静箴》中说：“神定不慑，谁敢余侮？”“我虑则一，彼纷不纷。”说的是心神的宁静专一，这是应对忙乱甚至危急的最好心理状态。其《谨言箴》告诫自己不巧语、不闲言、不讲道听途说的话、不作夸夸之谈。所说的都是言语上应该谨慎实在。其《有恒箴》中警示自己办任何事都得持之以恒：“黍黍之增，久乃盈斗。”
曾氏以日记为督促手段，要求自己做到能慎独，即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也能按照圣人所教诲的那样去做。他早年的日记，基本上就是这种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记录。
在此期间，他立下两个志向。一为不以做官发财为目的。道光二十九年三月给诸弟信上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二为效法前贤澄清天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给诸弟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黎庶昌所作的《年谱》中说：“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程朱之学是当时的显学，也是当政者所竭力倡导的学说。读程朱的书，听程朱的话，按程朱的思想办事，是朝廷对它的官员以及一切巴望进入官场的读书人的要求。曾氏拜极有声望的理学大师又是朝中九卿之一的唐鉴为师，一起求学的又有像倭仁这样有名气的高级官员（倭仁时为詹事府詹事），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影响的事情，加之曾氏是真诚的，而不是借此作为谋迁升的手段，他将修身的成果应用到为人办事的实践中去：对同寅对朋友恭敬谦抑，对职守对差事勤勉端谨。曾氏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官声，于是有了他的十年七迁的红翰林经历，年仅三十七岁便跻身二品大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事。他自己曾说过：中进士十年入阁者，全国范围内包括他只有三人，至于湖南则本朝无先例。程朱之学对他心性的修炼、仕宦的腾达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三十九岁时他正式出任礼部侍部，然后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四个部的侍部，官运亨通。从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曾氏在京师做了十二年的太平军官。这十二年，不仅为他日后办大事准备了足够的位望资历，也让他的人格境界有了质的变化。这些，都不是当时其他杰出人物，如左宗棠、罗泽南、李鸿章等人所能比拟的。
咸丰二年，他在家守母丧期间，正值太平军在两湖地区燃起战火之际，他接到命他担任湖南省团练大臣的谕旨。曾氏向朝廷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求让他在家守完三年丧期，不出山办事。这道奏折后来虽被曾氏烧了，今天已不可能再看到其中的内容，但可以猜想得出，他一定是以母丧期间不宜办公事为理由，至于其他的原因，他不会也用不着在奏折中提到。那么，其他的原因有哪些呢？据笔者猜测，大约会有以下几点：
1. 本人不擅长军务，也无心于此。
曾氏典型书生出身，体质与胆气都属薄弱型，对于亲历戎伍，他可能过去从未想过，且太平军声势浩大，对于能否胜任此职，也绝对是毫无把握。
2. 湖南社会混乱，民心浮动。
湖南历来贫穷落后，且民风强悍蛮横，近年来因时局动荡，作奸犯科甚至暴动频发。新宁县的雷再浩在道光二十七年率众起义，声势浩大。经江忠源平定后，又有李沅发继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将李捉住，而巡冯抚德馨因剿扑不力遭逮捕遣戍。道光三十年九月，酃县、安仁、茶陵又拿获谭叙亨等二十多名企图造反者。受拜上帝会影响，湖南民间会党很多，也颇有势力，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除天地会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饯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要想安定这样的社会，是极其艰难的。
3.湖南官场腐败，办事难。
近几年，湖南巡抚一直是陆费瑔，此人与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等人相互勾结，结成一伙贪污集团，民愤极大。朝廷对湖南的吏治也很痛恨，多次下旨痛加指责。眼下，这些人虽然都已不在湖南了，但他们所留下的贪污受贿的腐败风气未变。接替的冯德馨也跟陆是一路货色，原先的人事关系仍然是盘根错节地存在。在这样的官场中，要想办成事情是很难的。
基于这些思考，曾氏开始时并未接旨，但不久，武昌失守，湖北巡抚常大淳殉职，新任巡抚张亮基专人来函告知这一情况，并请求曾氏出山。好友翰林郭嵩焘亦为此专程来湘乡劝说他出来保卫桑梓。所有这些，便容不得曾氏不出山了。因为若再不接旨，对于朝廷，对于家乡的官场和父老乡亲都无法交待，这个时候他的一切理由都将不成理由，人们只会视他为自私、胆小的人。于是，曾氏焚烧已经拟好的辞命折，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家乡启程，二十一到长沙，正式做起团练大臣来。
曾氏是个很有责任心、很爱惜自己名望的人，且他的性格中本有刚强的一面（他曾多次引祖父的话“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勉励自己和诸弟，又说他和老九都像母亲一样要强）。面对着这样一个局面，不办事则已，要办事便只能按古训：“乱世当用重典。”曾氏于是从程朱转向申（不害）韩（非子），开始他人生的第二大转变。究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申韩之学的特点是：为达目的，不计手段。其惯用的手段则是严刑峻法、严格管理、严厉处罚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严，不讲情面。这就是申韩的特点。身为钦差大臣及湘军统领，曾氏来到地方后从严的办事风格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对惩治匪乱安定地方一事，其实行的政策是从严的。在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他方折》中，曾氏很明确地向朝廷表明：“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甚至命令做几十个站笼，将所抓的匪首关在其中，令他们一天到晚站在街头示众，不到几天便活活地死在笼中。他还命令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若查明会匪身份属实，则就地仗毙。
其次，他对驻守在长沙城里绿营的要求是从严的。他在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里说：“臣等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等亲往校阅，余日则将弁自行操阅。”这句话清楚地表明，曾氏是以朝廷下来的钦差身份，对长沙城内绿营实行严格管理的。
此外，他对地方文武官员的态度也是从严的。因为地方文武的不合作，咸丰三年他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咸丰五年六月，又参劾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对于陈启迈，曾氏自己说：“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曾氏的不讲情面，于此可见。曾氏这样做，招来的是社会恨他，骂他是曾剃头，绿营恨他，永顺协的兵士冲进曾氏的衙门，扬言要杀他。湖南与江西官场也讨厌他。靖港之役失败后，长沙各道城门紧闭，不让湘军进城。在江西，更是处处掣肘，官场上下都与他为难。加之战事不利，朝廷也对他不满，曾氏终于陷入荆天棘地之中。他曾经悲哀地对别人说，他是一个“通国不容”的人。
咸丰七年二月，他在江西前线接到父亲病逝的讣告。此时正是军事困难时期，他上了一道请求回籍奔丧的折子，不等朝廷批复，便匆匆带着弟弟国华离开军营回家。身为前线军事统帅，当此非常时期，不待朝廷批复，便擅自离开职守，曾氏此举是有背常理的。况且，鉴于军情紧急，朝廷也有可能不同意他离开军营。这种“夺情”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湘军在江西打仗，不与江西巡抚等地方政府要员见见面就撒手而去，也不合情理。曾氏是个为官多年的人，也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强的人，为什么这次如此反常？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巴不得早一天仍掉这个烂摊子。父亲去世这件事，似乎是上天在危难时期有意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于是便有了欧阳兆熊所说的“朝议颇不为然”，左宗棠的“肆口诋毁”，湘赣官场的“哗然和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自己这种做法不妥，对于外界的指谪，他不能辩解，只能“内疚于心”，终于病倒了。
欧阳兆熊知道他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所以托名医曹镜初说出那两句名言，即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精神上的毛病，心灵上的毛病，得靠黄老之学即道家学说来医治。
道家学说也是一个广博而深刻的学问。西汉初期，它曾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司马迁甚至认为道家在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上。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学说有两条重要观点，一是道法自然，一是柔弱胜刚强。曾氏办团练办军务这些年来所行的法家手法，其主要之点一是强逼二是严厉，这两点行之过头，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怨恨四起众叛亲离。曾氏眼下的情形，就颇为近似，必须要予以纠正。道家的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便恰恰是对症之药，这就是“岐黄可医心病”。
曾氏经此点拨，立刻醒悟过来。咸丰八年六月复出后，其为人处世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此一改变的要点便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很准确地记录他的这一段心路历程：“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忍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图之。”
这一年的二月十七日的另一段日记，将这一思想转变也表示得很清晰：“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急，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
正因为曾氏后期行事，以老庄思想为主旨，故在同治三年南京收复、立天下第一功，面临朝廷嘉奖，四海恭维，九弟及吉字营将领对朝廷不满甚至有造反想法的时候，曾氏却采取大功不居、功成身退的做法。我们看他给老九四十一岁的祝寿诗，最后的落脚点正是落在“退”字上：“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打下南京后的情形，对于曾氏和湘军集团来说，表面风光无限，其实背后险象丛生，曾氏在那时若居功自傲，甚或听信妄言，起兵造反的话，史册上便将会多一个韩信或吴三桂式的人物，少一个文正公，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说，便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丁亥酷暑于长少静远楼
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解读曾国藩之三
曾国藩人生的偶象是他的祖父星冈公，即曾玉屏。一直到他的晚年，处于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的位置，他仍然认为自己不及祖父。考查曾氏一生，其祖父给他的影响最大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为治家。曾氏说他的治家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书、猪”，完全是秉承星冈公的遗教。二是做人。关于星冈公的做人，我们可以从曾氏所写的《大界墓表》、《台州墓表》，以及平时他写给诸弟子侄的信中略见大概：此人早年行为颇近浮荡，中年幡然改过，讲求农事，家道因此中兴；治家有方，且乐于为乡邻排难解纷，颇具领袖气质；平时神情威严，不可侵犯，一家人都怕他。长孙点翰林，他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家仍然靠种田吃饭。看来，这是一个强悍的人。曾氏引用其祖父所说话中最多的一句是：“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正是受强悍祖父的影响，曾氏从小便具有强者性格。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曾氏的强者性格源于其母江氏。曾氏说过他的母亲“每好作自强之言”，他与他的九弟都“秉母德”。“强”，可谓曾氏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贯穿他的一辈子。解剖曾氏性格中“强”，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自强、好强、刚强、明强等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略为展开来说说。
一、自强是曾氏得以出类拔萃的首要原因
曾氏的家乡位于丘陵重迭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冲，曾氏的家庭是一个“五六百载无与科目功名”的普通农家，这样一个人家的子弟，要想有所出息，没有别的指望，一切都要靠自己。而当时的出息也只有一条路，即借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曾氏所要走的正是这条艰难的羊肠小道。他的父亲虽说是个读书人，但一连考了十七次，才在四十三岁那年中秀才。天赋如何且不论，至少在猜题这点上是个低能儿，对于儿子的科考，他可谓一点忙也帮不上。就连考试，曾氏也得靠自己去琢磨。曾氏五岁发蒙，从小便发愤苦读，诗文集中收有《小池》一首，传说是他十四岁时的作品：“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势，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自强进取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靠着这股成蛟成龙的志向，曾氏凭一己之力，顺利通过层层考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终于走出穷山陋壤，来到京师帝都，做了皇上的文学侍从。
除了家世寒素外，曾氏还是一个资质并不特别颖异的人，他经常说自己鲁钝，梁启超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他二十三岁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都是他非特别聪明的证据。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其成果的获得，所付出的辛劳，毫无疑问要比别人更多。况且，曾氏的体质也不强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病号。他三十岁时大吐血，几乎不治。三十五岁时开始得皮肤病，此病后来伴随着他的后半生，而且有时非常严重。咸丰九、十年时期，他的日记中常有被此病折磨得痛苦难受的记载，他说此病令他“无生人之乐”。四十七八岁时，他得了严重的忡忧之症。这种忧郁症害得他经常失眠，心中恐悸，两眼昏花，甚至寸大的毛笔字都不能辨认，自己觉得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到了五十五六岁以后，更是各种疾病都来了：眩晕、心悸舌蹇、不能多说话、右眼失明、左目微光、多次出现手脚麻木、失语的现象，终于在六十岁另三个月时死于脑中风，刚过下寿的底线。
资质上并非天才，身体上又属于病号，却有如许业绩，靠什么？他在给其九弟的信中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正是仗着这种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曾氏硬是战胜了自己的一些先天性不足，令许多天才和壮健者自愧不如。
二、好强是曾氏人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好强即争强好胜。这一点，曾氏晚年与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很坦率地谈过。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员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又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这两段话，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好胜者的形象。早年，曾氏在京师做翰林，学问、文章、书法都是他的主业，对于这些领域中当时领京师风骚的梅曾亮、何绍基，曾氏并不服气。这种心情，他在给诸弟的信中也透露过：“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这一段话说得更直白，在他的眼里并无梅、何等人的地位，能与他谈诗论文的只有韩愈、王安石这些人。好胜之心，何等强烈！好在曾氏虽好胜，却不狂妄，他知道取胜之道在自己的努力：“多读书。”最后仍落在自强这一点上。
中年奉旨出山办团练，原本是做个全省民兵头，结果后来成了一个兵符其实的三军统帅，曾氏对赵说，这是因为“有激而成”。当然，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决不仅仅只是“激”的问题，但无疑，“激”是其中原因之一。
曾氏办团练时受过什么刺激呢？这段话说得很简单，王闿运在《湘军志》中道出其中的详情：“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暑操兵虐军士，且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操切，以有此变。”
王闿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全军鼓噪”只是事情的表面，背面的原因是湖南文武官场都不把曾氏看在眼里，因为此时的曾氏，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并没有实权。曾氏对人说，他当时在长沙所受到的待遇是别人的“白眼相看”，即王所说的“轻朝使”。于是，曾氏要为自己的待遇而争斗。好在曾氏明智，他走的也不是如某些人的做法——直接与长沙官场文武论道理，而是离开长沙去衡州府。短短的四个多月，便招募水陆一万人，再加上随军长夫七八千人，号称二万，一支真正的军队就这样建立了。曾氏曾经对儿子说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看来，招募湘军这件事，是曾氏心中激逼而成的一桩事例。
三、刚强是曾氏出任艰巨时性格中的重要表征
咸丰二年底，曾氏奉旨出山办团练。他所面对的是混乱的社会秩序和因动乱而沉渣泛起的各色不法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乱世当用重典。一个程朱理学信徒就这样被迫地接受法家理论，与之相应的则是刚强的外在表现。刚者，硬也，即处世待物，态度强硬。初办团练时的曾氏，其刚强一面得到淋漓展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这样写道：“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在湖南公然推行“就地正法”的政策：若查明有不法情事，重者杀头，次者杖毙。行刑方式虽有不同，但都是一死，因此得“曾剃头”之恶名，但他不在乎。
对犯事者是这样，对同一个营垒的人也这样：若不合作，则严厉参劾，毫不讲情面。
咸丰三年六月，他特参与他对着干的长沙协副将清德。这份参劾奏折用词尖利，比如“庸劣武员”，“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正折之后，又附一片，更揭发清德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居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对于这种临阵脱逃的将领，曾氏建议朝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清德的仕途，便到此了结。
咸丰五年六月，他又严参对他阳奉阴违的江西巡抚陈启迈。他在历数陈的桩桩劣迹之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在京师时见其供职勤慎，自共事数月，观其颠倒错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致军务纷乱，物论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臣既确有所见，深恐贻误大局，不敢不琐叙诸事，渎陈于圣主之前。”若不是深恐贻误大局，何至于参劾同乡同年同官翰林者？咸丰帝也不能不俯于所请，下达圣者：“陈启迈着即革职。”
同治元年正月，身为两江总督的曾氏参劾前安徽巡抚翁同书的一折，更被奉为参折的典范：因为深得参折的“辣”字要诀，令朝廷不得不接受。翁同书作为巡抚，却临阵逃遁，又养痈贻患，本该严惩，但翁父为帝师宰相，慈禧有意循情。曾氏深知此中原委，干脆在奏折中先点明这一点：“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慈禧这下没法子了，只得从重处罚翁。
所有这些，都见曾氏的刚强一面：强硬刚烈，决不妥协！对于所遭遇的挫折和拂逆，曾氏同样也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同治五六年间，复出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无论在人际关系和战争中都屡屡不顺，曾氏劝告乃弟：“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这里所说的硬，就是硬着头皮挺住的意思。曾氏曾对李鸿章等幕僚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两个都挑着担子的人，在狭窄的田埂上相遇，彼此都不让路，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两个人就这么耗着，结果是其一人的老爹出面圆场才了结。曾氏说就是他的《挺经》，共有十八条，此为其中之一条。硬字诀大概是《挺经》中的另一条。
四、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中，顽强是其致胜的关键之一
从咸丰二年底出山办团练，到同治三年六月吉字营攻下南京，曾氏为了这个胜利，整整用了十一年半的时间，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夺取南京，只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相差的悬殊，说明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角逐的艰难，其艰难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军打仗，都是败多胜少，他本人就有过两次兵败投水自杀的经历。尤其在咸丰五、六年间，身在江西前线的曾氏，常常处于太平军的四面围困中。太平军的浩大声势，令曾氏多次发出过“不可平定”的叹息。咸丰五年二月，他在奏折中对自己当时的心情有过生动的描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徬徨。”后来王闿运读到这篇折子，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出师表》无此沉痛。”
心情虽沉痛，间或也有绝望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经过一年多的家居反省后，心志更加坚定，处事也日趋圆融。他将幕僚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来勉励部属，以及调侃自己是“文韧公”等等，都说明他的坚韧顽强，百折不回的性格。终于，他等到天时，迎来转机，走上节节胜利的军事坦途。
五、强者性格的最高境界：明强
咸丰七年二月至八年六月，曾氏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氏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自那以后，曾氏不再那么一味“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事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当然，强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而恰恰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氏的九弟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老九的强有点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鄂抚不久，就严参湖广总督官文，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与，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将给朝廷难堪。于公于私，老九此举，都太不明智！曾氏深为老九的莽闯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氏反复给九弟讲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辩、行五个方面，其重要之处归结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句话上。”“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所谓明强，即明智的强，不是横蛮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曾氏这样规劝其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作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化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份。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氏者并不多见。求阙心态同样是曾氏性情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曾氏，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就讲到了求阙（阙者，空缺、亏损也）：“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第二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求阙斋记》，说明为什么要将居室命名曰求阙斋：“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从这两段话看来，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易经》。从《易经》的《丰卦》所说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他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从《易经》的《临卦》中，他明了宇宙间阳至生阴、阴至生阳的道理。
《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特点是盈、虚、消、息互相转化，没有久盈久息，也不会久虚久亏；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反之亦然。《易经》将宇宙自然这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现象以阳和阴两个符号来代表，于是可以简化而以阳至生阴、阴至生阳来概括。这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盈满是短暂的，一旦到了这种时刻，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反之，亏缺却是长期的；而盈满又是少见的，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有孤虚、地缺东南等等。
这一特点，彰显的才是宇宙自然的真相。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自然。”人归根结底得效法自然，如此才能生存得好。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那么，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有一首诗，道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得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曾氏同治二年正月给其九弟信中说：“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状态，“花好月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后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前者处在一种上升态势，接着来的将会更好；后者却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故而，曾氏认为前者好。
咸丰七年后，曾氏的思想行为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核心是以自然为法，故而曾氏求阙心态也便更加浓烈，不但不作盈满之想，他甚至还提出“天道恶盈”的观点。恶者，厌恶、憎恨也，比之于“不求”又更进一步了。他为此特别看重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这些话。他对这两句话加以阐述：“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我个人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好的心态。其好处在于：
1.不追求完美
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正因为此，“断臂维纳斯”才格外受到人们的欣赏，“月儿船”比“满轮月”更令人想象无穷。
2.注意自律
既然有欠缺是正常的，过于盈满则有可能带来灾难，那么，正处于盈满状态的人们，则需要时时保持警觉意识，要有不待“天概”先设法“自概”的想法。自概即自律。曾氏的自律手段是清、慎、勤、廉、谦、劳，即谦虚、谨慎、清廉、勤劳。除这几点外，手握重权誉满天下的曾氏，还常常向朝廷表示要分权让赏，即辞掉一部分职位，推让一些奖赏。其治家之道的核心，也是“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这种种“自概”之道，能帮助盈满者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至于因位崇权重势大名高而自我膨胀，骄纵放肆，从而招致怨恨而遭天概即人概：别人起来除掉你。
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人性有许多缺点，“贪欲”应是普遍而又为害最大的缺点。佛家要戒“贪”、“嗔”、“痴”，儒家提倡“不忮不求”，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其矛头所指都是人性中的“贪欲”。
“贪欲”或许也可以成为人类进取的一个推动力，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它给人所带来的祸患要更多些。古话说“欲壑难填”，人一旦沉入“贪欲”之中，则永远没有快乐感，幸福感。反之，“求阙”则能使人涌出满足之感，满足之感则可以生发惜福之心，惜福之心则将萌动感恩情怀，感恩情怀则将导致幸福感觉。故而，求阙心态有可能将人引进幸福之中。
缺乏幸福感，影响的只是个人情绪，更可怕的是，“贪欲”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作出昏乱的判断，甚至做出伤天害理、违反国法的事情来，到那时，则后果不堪设想。
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
丁亥中秋于长沙静远楼
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解读曾国藩之一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到他三十七岁那年，即步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已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经过前六次的迁升，曾氏由从七品洊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他一次连升四级。曾氏的这次迁升颇具戏剧性。因为不久前已经升了一级，他料想本年不可能再有好运降临，于是在这年二月写信给家里，准备请一年的长假回家探亲，但家人都不赞成他的这个想法，此事便被搁置下来。曾氏安心参加翰詹大考，名列二等第四。名次并非特别前列，却居然连升四级，真是异数！倘若家中同意他回来探亲，那么考试期间，他或许正絜妇将雏行走在湖广官马大道上，或许正在豆棚瓜架旁与父祖絮谈往事，哪来的这等官场奇迹降生！有了这一次的突飞猛进，曾氏的十年七迁才显得格外的不寻常。类似他这种经历的，当时全国范围里连他在内只有三人，至于湖南省，有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曾氏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在他日后的生涯中，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氏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朝廷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是这九年里曾氏没有为国家出力吗？九年来，他奉旨墨绖出山，创建一支军队，转战湘鄂赣皖诸省，为朝廷收复湘潭、岳州、武昌、汉阳、蕲州、九江、景德镇等军事重镇。应该说，再没有哪个人出的力能大过他了。
是朝廷有意不授湘军将领以地方实职吗？在曾国藩被授江督之前，朝廷已先后授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授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授刘长佑为广西巡抚，而这三个人，无论资历还是贡献，都不能与曾氏比。
是曾氏谦虚，自己不要吗？咸丰七年闰五月，曾氏在回家守父丧五个月后，接到命他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立即赴江西督办军事的谕旨。趁着这个机会，他上了一道奏疏，历陈这些年来自己办事的种种难处，而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没有实权。他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是公开地向朝廷要巡抚实职。但朝廷宁可不要他再出山，也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想，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这篇文章或许透露了此中的一点消息。载入《庸庵全集》的该文说，咸丰帝看到曾氏所上的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于是命曾氏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某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原来，咸丰帝及中枢决策者们是鉴于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当心若假以地方实职，则如虎添翼，或许对朝廷不利。平心而论，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乱世中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的人，史不绝书，更何况湘军这支军队本就不是朝廷的兵，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体制外的军事力量，且这个“私人”又是与皇帝不同种族的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咸丰皇帝如何能放得下心！
好在曾氏头脑清醒，他早有预防措施。湘军创建之初，他便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由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作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即便曾氏如此谨慎，咸丰帝还是不放心。鉴于塔齐布陆军出身，不懂水师，咸丰帝还想调一个满人来控制水师。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只是满人台涌一时脱不了身，满人布克慎才没有来湘军水师，此一安排遂未果。王闿运写《湘军志》，用的是春秋笔法。一个“忧”字，语意丰富。其实咸丰帝心中的忧，主要是忧的曾氏军权过大，故欲调满人来分之。
事实上，曾氏的军权也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所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无处不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一条战船上都挂着斗大的绣有“曾”字的帅旗。军威之甚，的确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微服南巡，看到这个场面，他是不是有东南半壁河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咸丰帝此刻正需要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便削减曾氏山头，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以便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局面。笔者想，这或许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却将巡抚之职授给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的原因。后来，当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又迫不及待地将刘长佑擢升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这样做，为的是不能让曾氏一人坐大。至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将左宗棠从一个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则完全是基于左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楚军。楚军可以成为与湘军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朝廷所施的制衡术，至此则近于昭告世人了。
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汉人，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曾氏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曾氏的军事便总是败多胜少。在江西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弄得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咸丰七年二月，曾氏父亲去世，他以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不等皇帝批准，便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匆匆忙忙奔丧，惹得官场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骂。曾氏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顺利些了，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这时，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氏由此开窍，从法家影子里走出，进入道家境界。次年复出，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氏。第二年，对曾氏又用又疑的咸丰帝病逝，慈禧掌权，一改丈夫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氏全权负责。直到这时，才意味着江南战争期间真正的曾国藩时代的到来。曾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又一个转折。
丁亥五月于长沙静远楼
一生三变
——解读曾国藩之二
曾国藩去世不久，他生前的一位至交欧阳兆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这是一段研究曾氏很重要的文字，值得细细解读。
欧阳说，曾氏的学问，最先是用功于诗词歌赋上，这是翰林院的职业所要求的，后来他跟唐鉴交往，便转向儒家学说，其后又研读汉学，博览乾嘉时代汉学大家的著作，不以宋代注经者的观点为然。在朝廷上做官时，以程朱之学为依归。出京后办理团练和军营事务，又改变而转向申韩法家之学。曾经说过要写一部《挺经》，意思是表明他的刚毅顽强。咸丰七年二月，他的父亲病故，他向朝廷呈递请假折后不待批准，便奔回原籍。朝廷上的议论对此颇为不满。左宗棠那时在骆秉章幕府，对曾氏此举大加批评，一时间官场皆附合，曾氏也感到内疚，于是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睡不着觉。欧阳遂推荐曹镜初为他治病，曹说他的医术只能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至于心里的病得靠黄老之学来医治。曹镜初是想以黄老之道来暗示他，希望他能按黄老的学说办事。曾氏由此醒悟过来，复出后，一律以柔的原则来行事，以至于成就了这样大的功业，而毫无沾沾自喜的表现。
欧阳在这里为我们清楚地勾画了曾氏在学理修持上的三次大变化：早期在京师，从词赋之学一变为儒家之学；离开北京到了地方办团练，则从儒家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咸丰八年复出之后则从申韩之学三复为黄老之学。儒、法、道三家，分别成了曾氏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导学说。
现在来具体说说他的这个“三变”。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院。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取得了最为理想的成绩，尽管有过三次会试的经历，但曾氏的科举之道，总的来说走得非常顺利。五百年未与科目功名之列的乡村曾家，骤然间出了一个翰林，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做一个好翰林，那时自然是性格稳重的曾氏心中最大的愿望。翰林院的职责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充当皇帝的学术、文学顾问；参与各种敕撰书籍的纂修，草拟朝廷文告；会试期间充当考官。显然，翰林院是一个文化部门，读书作诗文即积累学问经营文字，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初进翰苑的曾氏，致力于词赋之学是理所当然的。吟诗作文，也是为他所喜爱并擅长的事情。翰林院除开是文化部门之外，它还是一个出干部的部门，即所谓的储才养望之地。中央各部的堂官、地方各省的督抚，不少是从翰林院里走出去的。正因为此，当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告诉曾氏为学应当以朱熹之书为宗师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按朱熹的所说身体力行。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以研究理学享誉于世，当时刚从江宁布政使职位上调任太常寺卿。唐鉴对曾氏说，学问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义理这方面程朱的学问最好，考核之学多求粗遗精，琐碎而不得大义，不必致力，至于文章之学，则以精于义理为基础。文章也不必多用功，用功应在义理上。唐鉴还具体为曾氏指出：检摄于外，在“整齐严肃”四字上，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上。唐鉴教曾氏从词赋诗文之学中走出来，认真研读义理之学，其实质上是要曾氏将功夫从技能的提高转向心性的修炼上。
心性修炼就是人格的打造，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即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这是最为根本的事情。今后能不能担负起国家的重任，能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第一等重要的并不在能力上，而是在素质上。假若时运不济，不能成大事而只能做一个平民百姓，“素质”也是决定他在人群中所处状况的重要条件。
按照唐鉴的指引，曾氏为自己的心性修炼列出五门功课，即修诚、居敬、主静、谨言、有恒。
诚是理学中最重要的理念。《中庸》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
曾氏将诚作为修身的基础，要求自己“开口必诚”，做到不自欺即以诚对己，不欺人即以诚待人，将“诚”作为立世的根本。
曾氏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的一封家书中专门谈到他近日所作的五箴。其中《居敬箴》中说：“谁人可慢？何日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由此可知所谓居敬，就是指对人对事的一种敬畏心态。怀着敬畏的心态，才会有谦恭待人勤勉办事的行为。
其《主静箴》中说：“神定不慑，谁敢余侮？”“我虑则一，彼纷不纷。”说的是心神的宁静专一，这是应对忙乱甚至危急的最好心理状态。其《谨言箴》告诫自己不巧语、不闲言、不讲道听途说的话、不作夸夸之谈。所说的都是言语上应该谨慎实在。其《有恒箴》中警示自己办任何事都得持之以恒：“黍黍之增，久乃盈斗。”
曾氏以日记为督促手段，要求自己做到能慎独，即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也能按照圣人所教诲的那样去做。他早年的日记，基本上就是这种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记录。
在此期间，他立下两个志向。一为不以做官发财为目的。道光二十九年三月给诸弟信上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二为效法前贤澄清天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给诸弟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黎庶昌所作的《年谱》中说：“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程朱之学是当时的显学，也是当政者所竭力倡导的学说。读程朱的书，听程朱的话，按程朱的思想办事，是朝廷对它的官员以及一切巴望进入官场的读书人的要求。曾氏拜极有声望的理学大师又是朝中九卿之一的唐鉴为师，一起求学的又有像倭仁这样有名气的高级官员（倭仁时为詹事府詹事），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影响的事情，加之曾氏是真诚的，而不是借此作为谋迁升的手段，他将修身的成果应用到为人办事的实践中去：对同寅对朋友恭敬谦抑，对职守对差事勤勉端谨。曾氏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官声，于是有了他的十年七迁的红翰林经历，年仅三十七岁便跻身二品大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事。他自己曾说过：中进士十年入阁者，全国范围内包括他只有三人，至于湖南则本朝无先例。程朱之学对他心性的修炼、仕宦的腾达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三十九岁时他正式出任礼部侍部，然后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四个部的侍部，官运亨通。从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曾氏在京师做了十二年的太平军官。这十二年，不仅为他日后办大事准备了足够的位望资历，也让他的人格境界有了质的变化。这些，都不是当时其他杰出人物，如左宗棠、罗泽南、李鸿章等人所能比拟的。
咸丰二年，他在家守母丧期间，正值太平军在两湖地区燃起战火之际，他接到命他担任湖南省团练大臣的谕旨。曾氏向朝廷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求让他在家守完三年丧期，不出山办事。这道奏折后来虽被曾氏烧了，今天已不可能再看到其中的内容，但可以猜想得出，他一定是以母丧期间不宜办公事为理由，至于其他的原因，他不会也用不着在奏折中提到。那么，其他的原因有哪些呢？据笔者猜测，大约会有以下几点：
1. 本人不擅长军务，也无心于此。
曾氏典型书生出身，体质与胆气都属薄弱型，对于亲历戎伍，他可能过去从未想过，且太平军声势浩大，对于能否胜任此职，也绝对是毫无把握。
2. 湖南社会混乱，民心浮动。
湖南历来贫穷落后，且民风强悍蛮横，近年来因时局动荡，作奸犯科甚至暴动频发。新宁县的雷再浩在道光二十七年率众起义，声势浩大。经江忠源平定后，又有李沅发继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将李捉住，而巡冯抚德馨因剿扑不力遭逮捕遣戍。道光三十年九月，酃县、安仁、茶陵又拿获谭叙亨等二十多名企图造反者。受拜上帝会影响，湖南民间会党很多，也颇有势力，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除天地会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饯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要想安定这样的社会，是极其艰难的。
3.湖南官场腐败，办事难。
近几年，湖南巡抚一直是陆费瑔，此人与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等人相互勾结，结成一伙贪污集团，民愤极大。朝廷对湖南的吏治也很痛恨，多次下旨痛加指责。眼下，这些人虽然都已不在湖南了，但他们所留下的贪污受贿的腐败风气未变。接替的冯德馨也跟陆是一路货色，原先的人事关系仍然是盘根错节地存在。在这样的官场中，要想办成事情是很难的。
基于这些思考，曾氏开始时并未接旨，但不久，武昌失守，湖北巡抚常大淳殉职，新任巡抚张亮基专人来函告知这一情况，并请求曾氏出山。好友翰林郭嵩焘亦为此专程来湘乡劝说他出来保卫桑梓。所有这些，便容不得曾氏不出山了。因为若再不接旨，对于朝廷，对于家乡的官场和父老乡亲都无法交待，这个时候他的一切理由都将不成理由，人们只会视他为自私、胆小的人。于是，曾氏焚烧已经拟好的辞命折，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家乡启程，二十一到长沙，正式做起团练大臣来。
曾氏是个很有责任心、很爱惜自己名望的人，且他的性格中本有刚强的一面（他曾多次引祖父的话“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勉励自己和诸弟，又说他和老九都像母亲一样要强）。面对着这样一个局面，不办事则已，要办事便只能按古训：“乱世当用重典。”曾氏于是从程朱转向申（不害）韩（非子），开始他人生的第二大转变。究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申韩之学的特点是：为达目的，不计手段。其惯用的手段则是严刑峻法、严格管理、严厉处罚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严，不讲情面。这就是申韩的特点。身为钦差大臣及湘军统领，曾氏来到地方后从严的办事风格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对惩治匪乱安定地方一事，其实行的政策是从严的。在咸丰二年二月十二日《严办土匪以靖他方折》中，曾氏很明确地向朝廷表明：“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甚至命令做几十个站笼，将所抓的匪首关在其中，令他们一天到晚站在街头示众，不到几天便活活地死在笼中。他还命令他的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即若查明会匪身份属实，则就地仗毙。
其次，他对驻守在长沙城里绿营的要求是从严的。他在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里说：“臣等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等亲往校阅，余日则将弁自行操阅。”这句话清楚地表明，曾氏是以朝廷下来的钦差身份，对长沙城内绿营实行严格管理的。
此外，他对地方文武官员的态度也是从严的。因为地方文武的不合作，咸丰三年他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咸丰五年六月，又参劾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对于陈启迈，曾氏自己说：“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曾氏的不讲情面，于此可见。曾氏这样做，招来的是社会恨他，骂他是曾剃头，绿营恨他，永顺协的兵士冲进曾氏的衙门，扬言要杀他。湖南与江西官场也讨厌他。靖港之役失败后，长沙各道城门紧闭，不让湘军进城。在江西，更是处处掣肘，官场上下都与他为难。加之战事不利，朝廷也对他不满，曾氏终于陷入荆天棘地之中。他曾经悲哀地对别人说，他是一个“通国不容”的人。
咸丰七年二月，他在江西前线接到父亲病逝的讣告。此时正是军事困难时期，他上了一道请求回籍奔丧的折子，不等朝廷批复，便匆匆带着弟弟国华离开军营回家。身为前线军事统帅，当此非常时期，不待朝廷批复，便擅自离开职守，曾氏此举是有背常理的。况且，鉴于军情紧急，朝廷也有可能不同意他离开军营。这种“夺情”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湘军在江西打仗，不与江西巡抚等地方政府要员见见面就撒手而去，也不合情理。曾氏是个为官多年的人，也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强的人，为什么这次如此反常？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实在混不下去了，巴不得早一天仍掉这个烂摊子。父亲去世这件事，似乎是上天在危难时期有意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于是便有了欧阳兆熊所说的“朝议颇不为然”，左宗棠的“肆口诋毁”，湘赣官场的“哗然和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自己这种做法不妥，对于外界的指谪，他不能辩解，只能“内疚于心”，终于病倒了。
欧阳兆熊知道他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所以托名医曹镜初说出那两句名言，即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精神上的毛病，心灵上的毛病，得靠黄老之学即道家学说来医治。
道家学说也是一个广博而深刻的学问。西汉初期，它曾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司马迁甚至认为道家在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上。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学说有两条重要观点，一是道法自然，一是柔弱胜刚强。曾氏办团练办军务这些年来所行的法家手法，其主要之点一是强逼二是严厉，这两点行之过头，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怨恨四起众叛亲离。曾氏眼下的情形，就颇为近似，必须要予以纠正。道家的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便恰恰是对症之药，这就是“岐黄可医心病”。
曾氏经此点拨，立刻醒悟过来。咸丰八年六月复出后，其为人处世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此一改变的要点便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很准确地记录他的这一段心路历程：“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忍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图之。”
这一年的二月十七日的另一段日记，将这一思想转变也表示得很清晰：“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急，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
正因为曾氏后期行事，以老庄思想为主旨，故在同治三年南京收复、立天下第一功，面临朝廷嘉奖，四海恭维，九弟及吉字营将领对朝廷不满甚至有造反想法的时候，曾氏却采取大功不居、功成身退的做法。我们看他给老九四十一岁的祝寿诗，最后的落脚点正是落在“退”字上：“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打下南京后的情形，对于曾氏和湘军集团来说，表面风光无限，其实背后险象丛生，曾氏在那时若居功自傲，甚或听信妄言，起兵造反的话，史册上便将会多一个韩信或吴三桂式的人物，少一个文正公，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说，便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丁亥酷暑于长少静远楼
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解读曾国藩之三
曾国藩人生的偶象是他的祖父星冈公，即曾玉屏。一直到他的晚年，处于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的位置，他仍然认为自己不及祖父。考查曾氏一生，其祖父给他的影响最大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为治家。曾氏说他的治家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书、猪”，完全是秉承星冈公的遗教。二是做人。关于星冈公的做人，我们可以从曾氏所写的《大界墓表》、《台州墓表》，以及平时他写给诸弟子侄的信中略见大概：此人早年行为颇近浮荡，中年幡然改过，讲求农事，家道因此中兴；治家有方，且乐于为乡邻排难解纷，颇具领袖气质；平时神情威严，不可侵犯，一家人都怕他。长孙点翰林，他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家仍然靠种田吃饭。看来，这是一个强悍的人。曾氏引用其祖父所说话中最多的一句是：“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正是受强悍祖父的影响，曾氏从小便具有强者性格。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曾氏的强者性格源于其母江氏。曾氏说过他的母亲“每好作自强之言”，他与他的九弟都“秉母德”。“强”，可谓曾氏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贯穿他的一辈子。解剖曾氏性格中“强”，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自强、好强、刚强、明强等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略为展开来说说。
一、自强是曾氏得以出类拔萃的首要原因
曾氏的家乡位于丘陵重迭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冲，曾氏的家庭是一个“五六百载无与科目功名”的普通农家，这样一个人家的子弟，要想有所出息，没有别的指望，一切都要靠自己。而当时的出息也只有一条路，即借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曾氏所要走的正是这条艰难的羊肠小道。他的父亲虽说是个读书人，但一连考了十七次，才在四十三岁那年中秀才。天赋如何且不论，至少在猜题这点上是个低能儿，对于儿子的科考，他可谓一点忙也帮不上。就连考试，曾氏也得靠自己去琢磨。曾氏五岁发蒙，从小便发愤苦读，诗文集中收有《小池》一首，传说是他十四岁时的作品：“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势，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自强进取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靠着这股成蛟成龙的志向，曾氏凭一己之力，顺利通过层层考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终于走出穷山陋壤，来到京师帝都，做了皇上的文学侍从。
除了家世寒素外，曾氏还是一个资质并不特别颖异的人，他经常说自己鲁钝，梁启超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他二十三岁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都是他非特别聪明的证据。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其成果的获得，所付出的辛劳，毫无疑问要比别人更多。况且，曾氏的体质也不强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病号。他三十岁时大吐血，几乎不治。三十五岁时开始得皮肤病，此病后来伴随着他的后半生，而且有时非常严重。咸丰九、十年时期，他的日记中常有被此病折磨得痛苦难受的记载，他说此病令他“无生人之乐”。四十七八岁时，他得了严重的忡忧之症。这种忧郁症害得他经常失眠，心中恐悸，两眼昏花，甚至寸大的毛笔字都不能辨认，自己觉得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到了五十五六岁以后，更是各种疾病都来了：眩晕、心悸舌蹇、不能多说话、右眼失明、左目微光、多次出现手脚麻木、失语的现象，终于在六十岁另三个月时死于脑中风，刚过下寿的底线。
资质上并非天才，身体上又属于病号，却有如许业绩，靠什么？他在给其九弟的信中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正是仗着这种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曾氏硬是战胜了自己的一些先天性不足，令许多天才和壮健者自愧不如。
二、好强是曾氏人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好强即争强好胜。这一点，曾氏晚年与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很坦率地谈过。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员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又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这两段话，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好胜者的形象。早年，曾氏在京师做翰林，学问、文章、书法都是他的主业，对于这些领域中当时领京师风骚的梅曾亮、何绍基，曾氏并不服气。这种心情，他在给诸弟的信中也透露过：“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这一段话说得更直白，在他的眼里并无梅、何等人的地位，能与他谈诗论文的只有韩愈、王安石这些人。好胜之心，何等强烈！好在曾氏虽好胜，却不狂妄，他知道取胜之道在自己的努力：“多读书。”最后仍落在自强这一点上。
中年奉旨出山办团练，原本是做个全省民兵头，结果后来成了一个兵符其实的三军统帅，曾氏对赵说，这是因为“有激而成”。当然，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决不仅仅只是“激”的问题，但无疑，“激”是其中原因之一。
曾氏办团练时受过什么刺激呢？这段话说得很简单，王闿运在《湘军志》中道出其中的详情：“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暑操兵虐军士，且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操切，以有此变。”
王闿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全军鼓噪”只是事情的表面，背面的原因是湖南文武官场都不把曾氏看在眼里，因为此时的曾氏，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并没有实权。曾氏对人说，他当时在长沙所受到的待遇是别人的“白眼相看”，即王所说的“轻朝使”。于是，曾氏要为自己的待遇而争斗。好在曾氏明智，他走的也不是如某些人的做法——直接与长沙官场文武论道理，而是离开长沙去衡州府。短短的四个多月，便招募水陆一万人，再加上随军长夫七八千人，号称二万，一支真正的军队就这样建立了。曾氏曾经对儿子说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看来，招募湘军这件事，是曾氏心中激逼而成的一桩事例。
三、刚强是曾氏出任艰巨时性格中的重要表征
咸丰二年底，曾氏奉旨出山办团练。他所面对的是混乱的社会秩序和因动乱而沉渣泛起的各色不法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乱世当用重典。一个程朱理学信徒就这样被迫地接受法家理论，与之相应的则是刚强的外在表现。刚者，硬也，即处世待物，态度强硬。初办团练时的曾氏，其刚强一面得到淋漓展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这样写道：“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在湖南公然推行“就地正法”的政策：若查明有不法情事，重者杀头，次者杖毙。行刑方式虽有不同，但都是一死，因此得“曾剃头”之恶名，但他不在乎。
对犯事者是这样，对同一个营垒的人也这样：若不合作，则严厉参劾，毫不讲情面。
咸丰三年六月，他特参与他对着干的长沙协副将清德。这份参劾奏折用词尖利，比如“庸劣武员”，“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正折之后，又附一片，更揭发清德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居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对于这种临阵脱逃的将领，曾氏建议朝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清德的仕途，便到此了结。
咸丰五年六月，他又严参对他阳奉阴违的江西巡抚陈启迈。他在历数陈的桩桩劣迹之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在京师时见其供职勤慎，自共事数月，观其颠倒错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致军务纷乱，物论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臣既确有所见，深恐贻误大局，不敢不琐叙诸事，渎陈于圣主之前。”若不是深恐贻误大局，何至于参劾同乡同年同官翰林者？咸丰帝也不能不俯于所请，下达圣者：“陈启迈着即革职。”
同治元年正月，身为两江总督的曾氏参劾前安徽巡抚翁同书的一折，更被奉为参折的典范：因为深得参折的“辣”字要诀，令朝廷不得不接受。翁同书作为巡抚，却临阵逃遁，又养痈贻患，本该严惩，但翁父为帝师宰相，慈禧有意循情。曾氏深知此中原委，干脆在奏折中先点明这一点：“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慈禧这下没法子了，只得从重处罚翁。
所有这些，都见曾氏的刚强一面：强硬刚烈，决不妥协！对于所遭遇的挫折和拂逆，曾氏同样也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同治五六年间，复出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无论在人际关系和战争中都屡屡不顺，曾氏劝告乃弟：“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这里所说的硬，就是硬着头皮挺住的意思。曾氏曾对李鸿章等幕僚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两个都挑着担子的人，在狭窄的田埂上相遇，彼此都不让路，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两个人就这么耗着，结果是其一人的老爹出面圆场才了结。曾氏说就是他的《挺经》，共有十八条，此为其中之一条。硬字诀大概是《挺经》中的另一条。
四、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中，顽强是其致胜的关键之一
从咸丰二年底出山办团练，到同治三年六月吉字营攻下南京，曾氏为了这个胜利，整整用了十一年半的时间，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夺取南京，只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相差的悬殊，说明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角逐的艰难，其艰难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军打仗，都是败多胜少，他本人就有过两次兵败投水自杀的经历。尤其在咸丰五、六年间，身在江西前线的曾氏，常常处于太平军的四面围困中。太平军的浩大声势，令曾氏多次发出过“不可平定”的叹息。咸丰五年二月，他在奏折中对自己当时的心情有过生动的描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徬徨。”后来王闿运读到这篇折子，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出师表》无此沉痛。”
心情虽沉痛，间或也有绝望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经过一年多的家居反省后，心志更加坚定，处事也日趋圆融。他将幕僚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来勉励部属，以及调侃自己是“文韧公”等等，都说明他的坚韧顽强，百折不回的性格。终于，他等到天时，迎来转机，走上节节胜利的军事坦途。
五、强者性格的最高境界：明强
咸丰七年二月至八年六月，曾氏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氏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自那以后，曾氏不再那么一味“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事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当然，强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而恰恰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氏的九弟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老九的强有点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鄂抚不久，就严参湖广总督官文，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与，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将给朝廷难堪。于公于私，老九此举，都太不明智！曾氏深为老九的莽闯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氏反复给九弟讲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辩、行五个方面，其重要之处归结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句话上。”“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所谓明强，即明智的强，不是横蛮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曾氏这样规劝其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作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化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份。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氏者并不多见。求阙心态同样是曾氏性情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曾氏，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就讲到了求阙（阙者，空缺、亏损也）：“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第二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求阙斋记》，说明为什么要将居室命名曰求阙斋：“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从这两段话看来，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易经》。从《易经》的《丰卦》所说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他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从《易经》的《临卦》中，他明了宇宙间阳至生阴、阴至生阳的道理。
《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特点是盈、虚、消、息互相转化，没有久盈久息，也不会久虚久亏；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反之亦然。《易经》将宇宙自然这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现象以阳和阴两个符号来代表，于是可以简化而以阳至生阴、阴至生阳来概括。这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盈满是短暂的，一旦到了这种时刻，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反之，亏缺却是长期的；而盈满又是少见的，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有孤虚、地缺东南等等。
这一特点，彰显的才是宇宙自然的真相。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自然。”人归根结底得效法自然，如此才能生存得好。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那么，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有一首诗，道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得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曾氏同治二年正月给其九弟信中说：“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状态，“花好月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后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前者处在一种上升态势，接着来的将会更好；后者却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故而，曾氏认为前者好。
咸丰七年后，曾氏的思想行为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核心是以自然为法，故而曾氏求阙心态也便更加浓烈，不但不作盈满之想，他甚至还提出“天道恶盈”的观点。恶者，厌恶、憎恨也，比之于“不求”又更进一步了。他为此特别看重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这些话。他对这两句话加以阐述：“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我个人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好的心态。其好处在于：
1.不追求完美
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正因为此，“断臂维纳斯”才格外受到人们的欣赏，“月儿船”比“满轮月”更令人想象无穷。
2.注意自律
既然有欠缺是正常的，过于盈满则有可能带来灾难，那么，正处于盈满状态的人们，则需要时时保持警觉意识，要有不待“天概”先设法“自概”的想法。自概即自律。曾氏的自律手段是清、慎、勤、廉、谦、劳，即谦虚、谨慎、清廉、勤劳。除这几点外，手握重权誉满天下的曾氏，还常常向朝廷表示要分权让赏，即辞掉一部分职位，推让一些奖赏。其治家之道的核心，也是“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这种种“自概”之道，能帮助盈满者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至于因位崇权重势大名高而自我膨胀，骄纵放肆，从而招致怨恨而遭天概即人概：别人起来除掉你。
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人性有许多缺点，“贪欲”应是普遍而又为害最大的缺点。佛家要戒“贪”、“嗔”、“痴”，儒家提倡“不忮不求”，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其矛头所指都是人性中的“贪欲”。
“贪欲”或许也可以成为人类进取的一个推动力，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它给人所带来的祸患要更多些。古话说“欲壑难填”，人一旦沉入“贪欲”之中，则永远没有快乐感，幸福感。反之，“求阙”则能使人涌出满足之感，满足之感则可以生发惜福之心，惜福之心则将萌动感恩情怀，感恩情怀则将导致幸福感觉。故而，求阙心态有可能将人引进幸福之中。
缺乏幸福感，影响的只是个人情绪，更可怕的是，“贪欲”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作出昏乱的判断，甚至做出伤天害理、违反国法的事情来，到那时，则后果不堪设想。
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
丁亥中秋于长沙静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