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集萃

古代教育家

孔子【先秦】

（前551一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取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没落，少时 “贫且贱”。十五岁立志求学，“学无常师”，据传曾间礼于老耽，学乐于苌弘，通过私人传授，博习诗书礼乐，早年在鲁国执政大夫季氏门下任管牛羊、仓库的小吏。约三十岁，于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颜路、曾子、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五十岁任鲁国中都宰，继升司寇。不久去职，率弟子历游宋、卫、陈、蔡等国，凡十四年。志欲改良时政，复兴周礼，自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终不见用，六十八岁重返鲁国。政治上仍不得志，乃专力从事讲学和著述，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直到逝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为我国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的教育家。 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一九次之多，其基本涵义不外“克己”而“爱人”，“克己”即以礼约身，“非礼匆，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要求遵守周礼规定的等级，克制非分的欲望。“爱人”即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但强调以孝弟为本，爱有差等。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为政》）。谓“政者正也”（《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提倡“举贤才”，“学而优则仕”，以“修己以安百姓”为政治理想。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在教育上最早探讨人性和教育作用问题，作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肯定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乃后天习染所致，只要获得良好的教育条件，都有可能养成“仁”的品质。以此主张“有教无类”，除奴隶以外，不分贫富、贵贱、贤愚、种族和地区，凡致“束侑”之礼者，都可以收为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七十七人，来自鲁、齐、卫、晋、宋、陈、秦、楚等国，大部出身贫贱，足见孔子的教育对象己推广到平民，学校由此冲破官廷的藩篱，促进文化下移，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 教学内容继承西周六艺，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为纲领，以“诗”、“书”、“礼”、“乐”为基本科目。“诗”是西周以来的古诗，传有三千篇，经删订为三百零五篇，概称“诗三百”。认为诗教的作用有四：“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书”是历史。汇编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主要传授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前期的统治经验。“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引孔子语）。书教的旨意即在复兴“文武之政”。“礼”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要求在政治和道德的实践中做到“礼”与“仁”的统一。“乐”即音乐，指乐曲、乐舞。乐教与礼教相结合，以“礼”约束外部行为，以“乐”调和内在情感。从德治思想出发，认为“安上冶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孔子曾否修订《乐经》，历来有争议。或谓本有《乐经》，秦以后亡佚；或谓“乐”本无经，“乐”的歌同在。'诗”，其运用在“礼”，其声调则在伶工之手。《礼记》中的《乐记》、《经解》，《周礼》中的《大司乐》，保留不少孔子关于“乐”的论述，为后世乐教所本。还可能讲习军事。《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瞿相之圃”，《左传•哀公十四年》记冉求称军旅之事“学之于孔于”。孔子肯定“既庶”（人口繁衍）则“富之，，（增殖财富），“既富”则“教之”（施行教化），是兴邦必由之路，但在他的教学中却排斥生产劳动，认为此乃“小人”之事。教学方法，重因材施教，注意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据以进行启发诱导，力求使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程序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引导学生把“学”与“思”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举一以反三，“温故而知新”。更要求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敏于事而讷于言”，把迁善改过作为学习进步的标志。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被定为必读的教科书，孔子被尊为“圣人”，儒家学说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给中国教育的发展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

韩愈【隋唐五代】

唐朝文学家，教育家。字退之，河内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因韩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任学官历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 他领导唐中期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要求以接近口语的散体文代替姘体文。在教育上多有贡献。任潮州刺史时，恢复州学，捐俸助学，礼聘学师，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任国子祭酒时，整顿国子监，对生徒的入学资格严加审查，选用学有专长者为博士，组织讲学活动，扭转不良风气，使国子监呈现朝气。 韩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要求发展学校教育，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但以性三品说为教育理论基础，认为学校教育在于培养德艺具备的君子，必以六艺为学科，进行仁、礼、信、义、智的五常之教，要注重个人修养，对己有严格的全面要求，主观上自觉努力，信念坚定，踏实地去实行，若犯过错，要勇于改错，防止重犯。 《进学解》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认为勤学是学业进步的基本条件，依靠多读，达到博学，积极思考，以求贯通。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论点，劝导青年德业兼修，在“勤”“思”上下功夫。主张尊重个性而因材施教，爱护人才而因才使用，教育者的责任在于识别和培养，当政者的职责在于人尽其才。《师说》发表对师道问题的新见解，认为学者必有师，师之任务为“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学道应无常师。师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可以根据条件转化、相互学习。 著作甚多，经汇编成《韩昌黎集》。

朱熹【宋】

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微川葵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龙溪，卒于建阳，后人称他为闽人，学派为“闽学”。胄年时，学无常师，出入经传释老。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二岁任泉州同安主簿。 卸任后，师事李侗，专心于儒学，为二程四传弟子。三十至五十岁，挂职宫观，主要从事讲学、学术会讲与著述。先后在建阳天湖寒泉坞建立寒泉精舍，在武夷山五曲建立武夷精合，聚徒教学。并撰成奠定理学基础的著作《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伊洛渊源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 五十一岁后，第二次出任地方官，先后知南康军、漳州、潭州等。宁宗即位，被召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由于统治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仅月余即被免职，改任秘阁修撰，时年已六十六。回福建后，在考亭建立竹林精舍，继续从事私人讲学。庆元二年（1196），当权的韩淀胄派斥其所代表的理学为伪学。又二年，立《伪学逆党籍》。不久病逝。 在地方官任内，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县学；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官学和书院共同遵循的学规。在漳州，首次刊刻所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形成《四书》之名，与《五经》并称，流传于世。在潭州，整饬岳麓书院。从政之余，亲自执教。 从事教育达五十年之久，笃信懦家“为政以德”的主张，强调封建伦常道德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甩。把三纲五常抬高为“天理”，“治道的本根”。认为修身是封建统治者齐家、治国的出发点和基础。继孟轲、二程后重申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人伦”，教人做人，其实际内容即是“明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人欲”同存于人性之中，互相对立，互为消长。人性是由 “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结合而成。“天命之性”，即“天理”，是人禀受于独立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理”而成，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故亦称“明德”。“人欲”源自“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禀受于“理”的派生物“气”而成，即人的“血气之身”，是“天命之性“的安顿处。善恶取决于人出世时所禀气的厚薄、清浊。禀气清又厚者，则“气与理一”，不易被物欲所累，“天理”昭著。禀气薄又浊者，易滋生“有己之私欲”，易为外物所诱，表现为“人欲”，从而将“天理”遮蔽。他指出，凡人均有不同程度的气质之偏，人欲之私，需要经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变化气质”，逐步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他抨击宋代学校以科举入仕为直接目标，乃是一种“干禄蹈利”、“忘本逐未”的教育，由是导致社会风俗败坏，人才衰乏。认为国家设立学校，最终目的固在造就贤才，改善吏治；但首先应引导学于做“遏人欲而存天理”的功夫，成为一个能格守纲常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并具有“孔颜乐处”情操修养的人（亦称醇儒），然后“待朝廷之用”。 他将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大约十五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十五岁以后受大学教育。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教之以事”，即向少年儿童灌输封建道德观念和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他编纂《小学》、《童蒙须知》等，作为小学教育用书，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 （《朱子大全•渝诸职事》）。在小学教育打下做人的“坯子”的基础上，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明此事之理”，即“格物穷理”，研究义理。主要途径是读圣贤书，从《近思录》，进入《四书》，再深入《五经》及史籍。 他重视封建道德伦理、人生观对人的行为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认为只有“知理之所当然”，才能 “责其身以必然”。尤其要通过读书，明白“理一分殊”之哲理。

 依据其“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知行相须’”的知行观，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育之次序，“穷是理而守之”。指出“主敬”功夫贯穿于读书和修身两个阶段的始终。所谓主敬即“心不放肆”，“动作不放肆”，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实是一种主动排除各种物欲和情绪的干扰，集中思想、精力于自己既定目的的追索和践履的心理状态。 提倡自学和勤作札记。认为教师只需作“解惑”式的讲学。关于如何读书，他总结为：“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辛卯行官便殿奏割”。其读书方法，门人辅汉卿等归纳为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元程端礼所撰《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循朱嘉本意，引朱熹语录，就六条读书法逐条加以注释，收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教育实践，影响颇大。大学教育，始于读书，终于修身，这叫做“下学上达”，又称作“由博返约”。在修身过程中提倡“慎独”、“节情”和“忍”的修养功夫。著述甚丰，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辨伪，以至于自然科学领域，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 尚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资治通鉴纲目》等，南宋以后，和《四书》并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用书。后人纂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黄宗羲【明】

（1610一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字太冲，号甫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天启年间，被宦官魏忠贤杀害。崇祯初，为国事家仇，进京为父讼冤，后积极参加反宦官活动。明亡，清军南下，他招募义兵，进行抗清斗争。失败后，长期从事著述讲学。曾主讲甬上证人书院，主持海宁讲席，讲学于姚江书院。有讲学遍于大江以南”之称。著作达百余种。其中《明儒学案》，是我国最早自成系统的断代学术思想史。自称是书搜罗颇广，然非随意撮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蹈前人旧本”。又谓：“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体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明儒学案发凡》）。 《明夷待访录》是他阐发民主思想的专著，其中《学校》篇是他论教育的代表作。他反对不顾国家“治乱存亡”，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以“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为治学的宗旨。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他重视学校教育，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批评朝廷禁毁书院，压制清议，致学校“不仅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他以托古论今的方式提出改革教育的设想。要求变更学制，广立学校，发扬民主。主张太学祭酒必择“当世大儒”充任，地位与宰相等列。每月朔日天子率朝臣临大学，听祭酒讲学。朝廷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郡县学官，由公议产生。学官说学，郡县官亦就弟子之列，如有弊政，“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寺院庵堂，都改为书院或小学。乡村聚落亦置蒙师。使学校既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又能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构。 著作旧有《梨洲遗著汇刊》，今编有《黄宗羲全集》。

近现代教育家

蔡元培【近代】

（1868一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编修。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深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弃官南返，开始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1898一1901年，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和上海南洋公学教习，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把兴办革命学校，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和培养革命人才相结合。1902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被选为会长。他主持的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是当时上海两所革命学校。 1907年去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文学等科，更多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还从事著述，编写《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改订各级学校课程，增加自然科学与工、农技艺的课程，废除读经，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以及推行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1912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辞去总长职务，再次赴德国学习，后又到法国考察。1915年与吴玉章、李石曾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提倡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16年返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整顿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充当教员。提倡学术民主的新风气，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男女同学，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同时在学校里开展体育、音乐、图画、书法等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活动；学校内还组织有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对扭转北京大学腐败的校政和学风起了重大作用，使北京大学成为蜚名国内外的最高学府。 1923年离开北京大学，再赴欧洲，参与要求英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活动。 1927年后，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对近代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移居香港，后病卒于香港。 其主要教育思想为： （1）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义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认为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必须在“共和精神”的指导下，接受五个方面的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才能完成，（2）主张 “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3）强调发展个性，崇尚自然。为使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强调要有“自动”、“自学”、“自助” 的精神，防止“注入式”的教学方法。（4）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还支持“勤工俭学”和“工学互助”活动。其著作辑有《蔡元培全集》。

陈独秀【近代】

（1879—1942）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早年参加反清和反帝活动，被清政府追捕，1901年去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回国后任教安徽公学。1906年再度赴日，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返国后，任杭州陆军小学堂教员，秘密参加反清活动。 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5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文科学长。在此期间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教育，主张学习西方新教育。1918年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积极参加并领导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12月，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曾试图改革当时的教育，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创始人之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4年著文主张收回教育权，支持教会学校学生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被撤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著作辑为《独秀文存》

胡适【近代】

（1891—1962）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在上海梅溪学堂、澄忠学堂和中国公学求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受业于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自称“受杜威先生实验主义哲学的绝大影响”，实用主义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 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学改革，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为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教育界产生较大影响。历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38年到1942年，任中国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扩建北大，在原有艾、理、法三院的基础上，增加了农、医、工三个学院；还提出了一个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 他一生参加学术活动的领域较广泛，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均有专门论著。教育方面，他提倡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要求学生“安心求学”，埋头于“读书救国”，反对学生参加革命运动。同时竭力宣传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他对高等教育的建设和规划特别重视，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学术研究的中心。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李大钊【近代】

（1889—192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同年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1916年归国后，即投入反袁世凯斗争，同年8月任《晨钟报》总编辑，次年任《甲寅》日刊编辑。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刨始人之一。热情歌颂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在这期间还直接领导新潮社、北京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他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先驱者。认为要使中国社会得到彻底改造，光靠教育的努力不行，“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这二重障碍”，教育才能振兴。他提出了劳动教育问题，要求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均等机会。他还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知识阶级与劳工级打成一气”。其著作合编为《李大钊文集》。

粱启超【近代】

（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早年曾应科举，中举人。18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深受其影响。1894年随康入京会试，并助其从事各种维新活动，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6年春应康有为召，赴上海筹办《时务报》，任总撰述。以近两年时间为《时务报》、《知新报》等撰写了五十多篇文章，宣传维新变法理论。 1897年到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将该学堂办成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1898年入京，帮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联合百余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材，而御外侮。“百日维新”开始，应光绪帝召见，命草《变法通议》， 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变法期间为推行新政奔走策划，宣传鼓动，竭尽全力。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远游美、澳，至辛亥革命后才回国。在日本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在东京办大同学校，在神户办同文学校。在宣传西学方面起了思想肩蒙作用。1905年后坚持立宪保皇，政治上日趋保守落伍。1920 年后，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并兼任南开等几所大学教授。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名著在此期间问世。在大学讲学时，传播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的理论，以及治学方法论，培养了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并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上作出了成绩。 其教育主张主要有： （1）教育救国。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并注意到教育应着重提高国民的素质。（2）变科举、兴学校。认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中国欲求富强，进行改革，其根本之途在于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在“兴学校”的主张中，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3）改革课程内容。认为学校应设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与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后艺（科学与技术），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他在《西学书目表》中详述具体西学内容。（4）改良教学法。认为旧的教学法“导之个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必须彻底改革。对西方的优秀教学法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王国维【近代】

（1877—1927）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1903年起先后担任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心理学、伦理学教习。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5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教授。较早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 教育思想方面，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力主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并重。认为教育应以道德为中心。较早提出美育应列为学校的正式科目的见解。 其教育主张主要有： （1）大学要办成研究学术的场所； （2）大学应承担培养年轻一代理论学术人才的责任；学术应自由和独立等。（3）重视师资的培养，强调必须办好高等教育，以充实中学的师资；办好中学及师范教育，以充实小学的师资。其著述甚丰，涉猎教育、哲学、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诸方面，主要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所译日本花铣三郎著作《教育世界》，为中国第一部介绍的外国教育学。

章炳麟【近代】

（1869—1936）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中日甲午战争后，赞成变法图强，参加强学会，协助粱启超创办《时务报》。1901年受聘为东吴大学教习，1903年任爱国学社教员。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同时还举办国学讲习会，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1910年在日本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 1912年与于右任等发起组织通俗教育研究会，1926年任上海国民大学校长。晚年在苏州等他讲学。 在教育方面，主张教育必须为革命利益服务，通过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志土。认为革命是开通民智的最好方法。在爱国学社时，常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事实为教材，激发学生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热情。反对清廷尊孔读经的教育宗旨，认为“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完全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认为道德主要是靠社会熏染，而不是靠讲解。智育也不专在读书。其著作收入《章氏丛书》，今编为《章太炎全集》。

曹靖华【现代】

（1897—1987）中国近现代文学家、教育家。河南庐氏人。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33年回国后，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建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系主任。为中国文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作者协会副会长。他从20年代起，即与鲁迅、瞿秋白共同致力于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是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其教育思想：（1）坚持“外为中用”原则，学习外国经验、介绍外国文学需考虑中国的实际与需要；（2）学生要在知识广泛的基础上，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精益求精；（3）翻译工作者不仅要精通外国语言，而且要掌握好祖国语言；（4）要实地劳作，专心致志，“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遭”。著有《 曹靖华散文选》，翻译有《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苏联作家七人集》等。

陈望道【现代】

（1891一1977）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家、教育家。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1914年金华中学毕业，翌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和中央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从事新文化运动，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参与发起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接编《新青年》杂志。1923年起兼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安徽大学教授。1934年在沪创刊并主编《太白》杂志，发起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运动。后任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返沪，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0年赴重庆，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继续推动爱国民主运动，任上海市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理事会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辞海》主编。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 其教育思想： （1）强调正确掌握语文工具，创立独具特色的语言学体系，首创中国修辞学体系。（2）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为民主办学纲领，引导青年有胆有识，好学力行。（3）强调高等学校发展科学研究，自由讨论，以利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提高。（4）强调高等学校师生建立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学风，首创复旦大学新闻系，开中国高等学校开办新闻系之先河。 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文法简论》、《因明学》，译文有《艺术简论》、《艺术社会学》、《苏俄文艺理论》等。后辑为四卷本《陈望道文集》。

成仿吾【现代】

（1897—1984）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学家。湖南新化人。1910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参与发起创造社，宣传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著译科学丛书。1931任中国共产党鄂豫皖省委员会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创办列宁师范和各乡小学。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参与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历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党校高级顾问。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党的教育方针及师资培养、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多有论述，强调“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其他部门的现代化”。论述辑为《成仿吾教育文选》。译有《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多篇。

范文澜【现代】

（1893—1969），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字仲云，号芸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1917年毕业北京大学国学门。曾任沈阳高等师范、河南汲县中学、天津南开中学教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河南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后，参加新四车开辟桐柏山抗日根据地；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氏兼历史研究室上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三所所长、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吸收考古学成果，注重历代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变化成就，按社会发展规律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突出劳动群众历史作用并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主张保留王朝体系；强调研究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形成与发展历程，开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通史的科学体系。 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编、《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唐代佛教》等，及论文《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多篇。

梁思成【现代】

（1901一1972）中国近现代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广东新会人，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创建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建筑系，任教授、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为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北京市第一至三届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从事古建筑研九和教学工作。对中外古建筑、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造诣颇深。自30年代起，艰辛跋涉，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广泛系统的调查研究，写有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古代建筑论著，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先驱者之一，主持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设计鉴真和尚纪念堂，参加北京市城市规划。主张“创造性地运用祖国遗产优良传统，发展本民族文化艺术特色，并吸收外国有用的东西”。 其教育思想： （1）理工与人文结合，知识要博而精； （2）设计与实施并重，培养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以毕生精力培养大批建筑工程技术人才。 著有《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等，论著辑为《梁思成文集》。

马寅初【现代】

（1882一1982）中国近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浙江乘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美国耶鲁大学， 191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社社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8年至解放区。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为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早年协助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教育。长期致力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为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学者之一。治学严谨，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人口问题和国民经济发展综合平衡问题，有独到见解。1958年发表《新人口论》，遭批判。1979年9月恢复名誉，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毕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年，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 著有《马寅初演讲集》、《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等。

孙敬修【现代】

（1901—1990）中国近现代儿童教育家、儿童故事专家。北京市人。幼失怙，家贫。小学毕业后入京兆师范，18岁时参加五四运动。师范毕业后，任教衙门口小学、华语学校，后任汇文第一小学教师、教务主任。倡导“寓教于乐”。课余时间给学生讲故事，潜心探索教育儿童的新路。1032年起应广播电台之聘，为全市儿童少年讲故事，受到听众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6年起任北京市少年宫辅导员，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全国儿童讲故事，精心钻研教育儿童的艺术。晚年，去各地少年宫、少年之家、中小学校、幼儿园，以及工读学校、劳改农场，以故事教育儿童，被人们尊称为“故事爷爷”。曾获“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称号，儿童工作者最高奖赏一一“热爱儿童荣誉奖章’，编著有《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雷锋故事》、《怎样给儿童讲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术录》等。卒后北京市少年宫立有孙敬修塑像。

陶行知【现代】

（1891一1946）中国近代教育家。原名文浚，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伊里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杜威、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该校都市总监学位， 秋季归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五四时期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提倡女子教育，学生自治等。1923年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多处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 1927年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运动。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以衣立国，教育应为占中华民族最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提出以普及乡村教育运动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具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的教师。系统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支持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30年国民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他被通缉。同年秋，避居日本。 1931年春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申报》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广起了促进作用。1931年至1935年，提倡普及教育，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与丁柱中、高土其等主持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并创办了《生活教育》，向人民大众介绍通俗科学知识。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等。九一八事变后，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执行委员。1936 年初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吸收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参加。同年7月，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号召，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政策。 1936年7月，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并受全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网，宣传抗日救国；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战时教育运动。并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他曾表示从事抗战教育“三愿”。一是创办晓庄学院，以培养高级人材；二是创办难童学校，使难童受到教育；三是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1938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成立，被选为理事长。他拥护中国共产党，育才学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培养了很多革命战士和专业人才。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1946年 4月，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同年7月因脑溢血逝世。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著作很多，已合编为《陶行知全集》（六卷）。

吴玉章【现代】

（1878—196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文字学家。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进成城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参与同盟会创始活动。辛亥革命时期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后回四川推进保路运动，在荣县、内江发动起义，又极力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法国进巴黎法科大学学习。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建立华法教育会。 1916年回国，推动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重庆中法大学。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毕业后，曾在海参威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任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方案，一度被派到巴黎主办《救国时报》。 1938年回国，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新文字协会会长、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书记、华北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至八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工会首届主席， 在长期革命教育实践中，倡导根据文字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原则，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以利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促进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同时主张：（1）高等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2）建立多种学制、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从速培养经济建设管理人才，尤其要关怀工农学员的成长。（3）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4）要善于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教育后辈青年继承革命传统；同时提倡青年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少年儿童要培养和发展才能，认真钻研科学。 著有《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国新文字的文法》、《辛亥革命》、《吴玉章回忆录》等，论述辑为《吴玉章文集》。

当代教育家

陈鹤琴：一切为了儿童 

1981年5月22日，病魔缠身的陈鹤琴先生像以往一样，让女儿秀云、儿子一飞把他从病榻扶到书桌旁看报纸。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拿笔来，拿纸来！”原来，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他吃力地写下了：“一切为了儿童，/一切为了教育，/一切为了四化。”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的一次题词。一年多以后，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幼教事业的著名教育家辞世而去，享年91岁。

中国的幼儿教育在二十世纪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幼教事业清末开始起步，但深受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实习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民国时期，幼教逐渐由日本式转向欧美式，大部分幼稚园由教会控制，师资也由教会进行训练。当五四的春风吹来，第一个使幼儿教育走出全盘洋化和陈腐传统的误区的，就是这位清华留美学生陈鹤琴。

或许是因为有留学背景吧，陈鹤琴特别重视实验精神，强调要实地去了解儿童、研究儿童。包括他们的思想、情绪、学习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一切变化，使儿童教育科学化。为此，从1920年12月26日开始，他对自己降生于这一天的孩子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并作了文字和摄影记录，对孩子的身体发育、动作发展、感觉、情绪模仿、暗示感受性、好奇心、惧怕，美感等心理活动以及言语、学习、游戏、绘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总结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律，撰写了《儿童研究纲要》一书。随后又写出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前者成为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第一本开拓性著作，为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提出了儿童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先后再版十余次，被陶行知认为是“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

陈鹤琴反对把儿童当作“小大人”，强调儿童有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是具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个体。因此，必须把儿童当儿童，不能处处用成人的意志来要求儿童，用成人的道德来规范儿童，不要剥夺儿童的活动倾向，摧残儿童的活泼天性。他强调要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的个性，重视儿童的力量，发掘儿童的潜能。

和陶行知一样，深受杜威影响的陈鹤琴不但注意教育理论特别是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更身体力行地把这种研究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研究。1923年，陈鹤琴把自己家的客厅腾出来，加以布置，招收了包括自己的孩子一鸣和秀霞在内的十二名学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并进行了为期四年的一系列实验工作，这是我国创办的第一个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1927年，他又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为我国幼稚园的建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标准和依据。同年，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发起了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并出版了由陈鹤琴主编的《幼稚教育》月刊。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陈鹤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即“活教育”思想。他指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然而做现代中国人是要有条件的，包括健全的身体，建设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服务的精神等等。抗战胜利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体现出世界的眼光。陈鹤琴批评旧教育是“死教育”，固定的课程，呆板的教材，只能培养书呆子。而活教育则强调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大社会作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对它们去学习。”他的活教育课程大致有五类，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自然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等，他称之为“五指活动”。陈鹤琴还根据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实践，将杜威的“做中学”发展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说：“儿童不是皮球、更不是鸭子，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生长力、好动的小孩子，我们所要的教育不应当是打气、填鸭子，而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来教育。”他的活教育强调直接经验，把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和批评研讨，要求每个学生在自己准备的工作薄上编自己的教材，教师的责任只是引发、供给、指导和欣赏。陈鹤琴还详细地阐释了活教育的原则，比如：“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总之，是要充分解放儿童的双手和大脑，解放儿童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让儿童走进社会和大自然，在积极的探索活动中发现自己的世界，培养其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

1935年8月1日，陈鹤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将1934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精神与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相结合，是中国第一份倡导全民族关爱和教育儿童，维护儿童权益的宣言书，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份宏愿一直没有完成。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甚至已经不能讲话的时候，别人去看他，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爱儿童，儿童爱我”八个大字。这八个字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他不平凡的一生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