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世界著名的教育思想（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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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编）
孔子的教育思想
儒家学者之重视教育是有目共睹的，私塾、书院乃至老师弟子的直接传授形式，是儒者实行教育的主要手段。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见《论语·子路》）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弟子曾子就曾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之仪式，“有司”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虽各不相同，但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主题则是共同的。如“诗”、“书”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是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见《论语·季氏》）。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进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论语·宪问》）子路作费氏宰时曾举荐子羔为费宰，孔子指责子路是在害子羔，以其未尝学也。子路强辩：“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以子路为“佞者”。（见《论语·先进》）这就是说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政事，以“兼济天下”，否则害人害己。总之，孔子之教育宗旨主于“成人”，但因学生的不同资质而各有侧重，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因此，他的学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德行”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著称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著称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著称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才能各有特点，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如孔子评价子贡不如颜渊。宰我虽以“言语”闻名，但孔子斥之为“不仁”，以其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冉有善于“政事”而为季氏聚敛，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子夏以“文学”见长，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仲弓长于德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时人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孔子则称赞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不会不去作的。（见《论语·公冶长》）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之教育的重心在“成人”、“成德”上。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再则是要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孔子教育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再如教育子张以“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为政》）。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有人提出质疑：“谁说他知道礼呢？入太庙而每事问。”孔子答以“是礼也。”（《论语·八佾》）就是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其三，重实事教育，包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对人、事的品评在《论语》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赘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我之行事，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记载得比较多，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足以为人师表。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启发式的教育，这是与其心性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成人”、“成德”之教，其标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教育也就是帮助人们发现自身本有的“善”，“成人”、“成德”关键还是要依靠主体自身。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说启发只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缘，如果求学之人不能举一反三，也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说的了。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甚至于互相争论。如子路就常常对孔子之行径提出质疑，甚至指责。再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孔子也只是问以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则说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为三年之丧本来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伤之情，连这种哀情都没有，勉强服三年之丧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孔子称赞颜渊好学，指出其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总是耐心地听，似乎无所质疑，很愚笨的样子，但回去一个人静静地思索，往往能有进一步的发明。正因为这样，子贡自承不如，因为颜渊可以“闻一而知十”。另外，孔子经常让学生说明自己的志向，或赞许或批评，但也只是“各言尔志”罢了，说之何妨？曾点在言自己的志向时，鼓瑟铿锵而作答，一派狂者的气象，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许。由此可见孔门教法之一斑。
杜威的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论教育本质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 “学校即社会”。
1.“教育即生活”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由此，杜威认为，教育过程在它的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其实，他反对的是把从外面强加的目的作为儿童生长的证式目标。
2.“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他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应该呈现儿重现在的社会生活。就“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来说，杜威提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但是，“学校即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在学校里的简单重现。杜威又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应该具有3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简单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
二、教学论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学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1.“从做中学”
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这个基本原则。由于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 (howtodo)的知识。因此，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在他看来，如果儿童没有“做”的机会，那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儿童生来就有一种要做事和要工作的愿望，对活动具有强烈的兴趣，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由于儿童能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进行学习，那就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在杜威看来，这也许标志着对于儿童一生有益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儿童所“做”的或参加的工作活动并不同于职业教育。杜威指出，贯彻“从做中学”的原则，会使学校所施加于它的成员的影响更加生动、更加持久并含有更多的文化意义。
2.思维与教学
杜威认为，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所谓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思维，那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因此，学校必须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作为一个思维过程，具体分成五个步骤，通称“思维五步”，一是疑难的情境；二是确定疑难的所在；三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各种假设；四是对这些假设进行推断；五是验证或修改假设。杜威指出，这五个步骤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
由“思维五步”出发，杜威认为，教学过程也相应地分成五个步骤，一是教师给儿童提供一个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情境；二是使儿童有准备去应付在情境中产生的问题；三是便儿童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假设；四是儿童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加以整理和排列；五是儿童通过应用来检验这些假设防。这种教学过程在教育史上一般被称之为“教学五步”。在杜威看来，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儿童可以学到创造知识以应付需求的方法。但是，他也承认，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论儿童与教师
尽管杜威并不是“儿童中心”思想的首创者，但他是赞同“儿童中心”思想的。其最典型的一段话是:“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政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从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做法出发，杜威认为，学校生活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使得一切主要是为儿童的而不是为教师的。因为以儿童为中心是与儿童的本能和需要协调一致的，所以，在学校生活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杜威强调说，“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
在强调“儿童中心”思想的同时，杜威并不同意教师采取“放手”的政策。他认为，教师如果采取对儿童予以放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放弃他们的指导责任。在杜威看来，要么从外面强加于儿童，要么让儿童完全放任自流，两者都是根本错误的。
由于教育过程是儿童与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是他们双方真正合作的过程，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儿童与教师之间的接触更亲密，从而使得儿童更多地受到教师的指导。杜威说，“教师作为集体的成员，具有更成熟的、更丰富的经验以及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所提示的设计中继续发展的种种可能，不仅是有权而且有责任提出活动的方针。”在他看来，教师不仅应该给儿童提供生长的适当机会和条件，而且应该观察儿童的生长并给以真正的引导。
杜威还特别强调了教师的社会职能。那就是:“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且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因此，每个教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尊严。
卢梭的教育思想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爱弥儿》是构思20年和撰写3年于17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爱弥儿》一书分为五卷，其主线索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文体是夹叙夹议的小说。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自然主义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
卢梭认为，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惟一的书是《鲁滨逊飘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女子的教育应该以贤妻良母为宗旨；教育中，应该把儿童看做儿童，而不能看做成人，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对儿童的错误应该用自然后果法进行教育等。
一、卢梭的自然教育
1.基本含义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归于自然”（backtonature）。“自然的状态”在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和国家的起源学说中固然是指人类的史前时代，但在教育上更侧重指人性中的原始倾向和天生的能力。它与人类的“自然状态”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只因社会的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因此，只有“归于自然”的教育，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有利于保持人的善良天性。因此15岁之前的教育必须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中进行。
卢梭还从儿童所受的多方面的影响来论证教育必须“归于自然”。他说每个人都是由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人为的教育三者培养起来的。只有三种教育圆满地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自然的教育人力不能控制，所以无法使自然的教育向事物的和人为的教育靠拢，只能是后两者向自然的教育趋于一致，才能实现三种教育的良好结合。因此教育“归于自然”、即以自然的教育为基准，才是良好有效的教育。
要求教育遵循自然天性，也就是要求儿童在自身的教育和成长中取得主动地位，无须成人的灌输、压制、强迫，教师只须创造学习的环境、防范不良的影响。他的作用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所以卢梭也常提及“消极教育”。
自然的教育又主要是针对富人的。原因是穷人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农村环境已经十分接近自然，而且他们被迫只能接受这种自然的教育，不可能得到其他教育。而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是最不适合的，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因此卢梭认为针对富人子弟的自然教育至少可以挽救和培养一些人成为人。
综上所述，卢梭为之呼号的“自然教育”是针对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及其戏害人性的教育所发出的挑战，“归于自然”、遵从天性，就是开创新教育的目标和根本原则。
2.培养目标
卢梭在《爱弥儿》中表示，自然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自然人”。按照他的论述，“自然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公民”“国民”等概念来说的。卢梭认为，由于自然状态与专制制度的对立，所以培养“自然人”与培养公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目的，因此，不可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卢梭选择“自然人”而不是公民作为培养的目标，显然是由于他的人性论、社会发展观特别是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他不无蔑视地说当时法国的专制国家已经不像是真正的国家，而在没有国家的地方是不会有公民的，更不用说什么培养“公民”
综观卢梭的论述，“公民”与“自然人”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自然人是能独立自主的人，他能独自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公民的一切仰赖于专制社会，失去了自身的独特价值。由于天性的发展受到压制，因而自然教育无法，也不应当以培养这样的公民为职责。
第二，在自然的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社会之中，公民是有等级的。“归于自然”的教育当然不培养等级的人，不造就王公贵族或奴隶。他警告说，社会正处于难以预测的变迁的前夜，身份和地位是靠不住的，皇冠可能落地，爵位可能丧失。只有自然人无须为此烦恼，更无须为维持地位和身份而施展阴谋诡计。
第三，自然人又是自由的人，他是无所不宜、无所不能的，而国家公民在社会中常常是某种专业化的职业人，他被囿于他的职业而失去自由。
二、卢梭论理想国家的公民教育
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表达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在封建制度发生危机、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封建专制尚未倒台的政治前提下提出的革命性主张。他反对培养国家公民，主张培养“自然人”；反对儿童阅读书本，主张儿童亲身活动；反对国家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家庭教师实施教育；反对压制、灌输，主张给儿童以自由。但这只是卢梭教育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卢梭又是一个对新的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的思想家。当他在设想新制度建立后的教育问题时，就特别主张建立国家教育制度和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了。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1773年写的《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其中第四章专论教育。
卢梭认为理想国家中的教育“必须给予人民的心灵以民族的形式”，其目标是培养忠诚的爱国者。“他只想到他的国家而不及其他。他生着只是为他的国家。”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应当从一个人诞生的时候开始。卢梭所设想的过程是：儿童能阅读时就看有关本国知识的书籍，10岁时熟悉国家的物产，12岁时熟知一切省区、道路和城市；15岁时学习本国的历史；16岁时知道一切法规；20岁时就是一个良好的国家公民，对祖国的光辉历史、英雄人物永远不忘。卢梭是把德育和智育结合在一起了。这与“爱弥儿”12岁以后才读书、l5岁以后才接受道德教育很不相同。
孔子的教育思想
儒家学者之重视教育是有目共睹的，私塾、书院乃至老师弟子的直接传授形式，是儒者实行教育的主要手段。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却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这样，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也有这样的情况，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有这样一个故事，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诲人不倦”而引以为自豪。
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见《论语·子路》）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弟子曾子就曾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之仪式，“有司”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虽各不相同，但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主题则是共同的。如“诗”、“书”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是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见《论语·季氏》）。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进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论语·宪问》）子路作费氏宰时曾举荐子羔为费宰，孔子指责子路是在害子羔，以其未尝学也。子路强辩：“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以子路为“佞者”。（见《论语·先进》）这就是说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政事，以“兼济天下”，否则害人害己。总之，孔子之教育宗旨主于“成人”，但因学生的不同资质而各有侧重，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因此，他的学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德行”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著称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著称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著称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才能各有特点，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如孔子评价子贡不如颜渊。宰我虽以“言语”闻名，但孔子斥之为“不仁”，以其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冉有善于“政事”而为季氏聚敛，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们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子夏以“文学”见长，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仲弓长于德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时人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孔子则称赞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不会不去作的。（见《论语·公冶长》）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之教育的重心在“成人”、“成德”上。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再则是要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孔子教育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再如教育子张以“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为政》）。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有人提出质疑：“谁说他知道礼呢？入太庙而每事问。”孔子答以“是礼也。”（《论语·八佾》）就是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合于“礼”的规范的。其三，重实事教育，包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对人、事的品评在《论语》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赘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我之行事，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记载得比较多，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足以为人师表。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启发式的教育，这是与其心性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成人”、“成德”之教，其标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教育也就是帮助人们发现自身本有的“善”，“成人”、“成德”关键还是要依靠主体自身。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说启发只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缘，如果求学之人不能举一反三，也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说的了。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甚至于互相争论。如子路就常常对孔子之行径提出质疑，甚至指责。再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孔子也只是问以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则说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为三年之丧本来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伤之情，连这种哀情都没有，勉强服三年之丧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如孔子称赞颜渊好学，指出其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总是耐心地听，似乎无所质疑，很愚笨的样子，但回去一个人静静地思索，往往能有进一步的发明。正因为这样，子贡自承不如，因为颜渊可以“闻一而知十”。另外，孔子经常让学生说明自己的志向，或赞许或批评，但也只是“各言尔志”罢了，说之何妨？曾点在言自己的志向时，鼓瑟铿锵而作答，一派狂者的气象，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许。由此可见孔门教法之一斑。
杜威的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论教育本质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 “学校即社会”。
1.“教育即生活”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由此，杜威认为，教育过程在它的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其实，他反对的是把从外面强加的目的作为儿童生长的证式目标。
2.“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他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应该呈现儿重现在的社会生活。就“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来说，杜威提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但是，“学校即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在学校里的简单重现。杜威又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应该具有3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简单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
二、教学论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学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1.“从做中学”
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这个基本原则。由于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 (howtodo)的知识。因此，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在他看来，如果儿童没有“做”的机会，那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儿童生来就有一种要做事和要工作的愿望，对活动具有强烈的兴趣，对此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由于儿童能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有兴趣的活动中进行学习，那就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和发展。在杜威看来，这也许标志着对于儿童一生有益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儿童所“做”的或参加的工作活动并不同于职业教育。杜威指出，贯彻“从做中学”的原则，会使学校所施加于它的成员的影响更加生动、更加持久并含有更多的文化意义。
2.思维与教学
杜威认为，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所谓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思维，那就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因此，学校必须要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
作为一个思维过程，具体分成五个步骤，通称“思维五步”，一是疑难的情境；二是确定疑难的所在；三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各种假设；四是对这些假设进行推断；五是验证或修改假设。杜威指出，这五个步骤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
由“思维五步”出发，杜威认为，教学过程也相应地分成五个步骤，一是教师给儿童提供一个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情境；二是使儿童有准备去应付在情境中产生的问题；三是便儿童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假设；四是儿童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加以整理和排列；五是儿童通过应用来检验这些假设防。这种教学过程在教育史上一般被称之为“教学五步”。在杜威看来，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儿童可以学到创造知识以应付需求的方法。但是，他也承认，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论儿童与教师
尽管杜威并不是“儿童中心”思想的首创者，但他是赞同“儿童中心”思想的。其最典型的一段话是:“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政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从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做法出发，杜威认为，学校生活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使得一切主要是为儿童的而不是为教师的。因为以儿童为中心是与儿童的本能和需要协调一致的，所以，在学校生活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杜威强调说，“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
在强调“儿童中心”思想的同时，杜威并不同意教师采取“放手”的政策。他认为，教师如果采取对儿童予以放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放弃他们的指导责任。在杜威看来，要么从外面强加于儿童，要么让儿童完全放任自流，两者都是根本错误的。
由于教育过程是儿童与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是他们双方真正合作的过程，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儿童与教师之间的接触更亲密，从而使得儿童更多地受到教师的指导。杜威说，“教师作为集体的成员，具有更成熟的、更丰富的经验以及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所提示的设计中继续发展的种种可能，不仅是有权而且有责任提出活动的方针。”在他看来，教师不仅应该给儿童提供生长的适当机会和条件，而且应该观察儿童的生长并给以真正的引导。
杜威还特别强调了教师的社会职能。那就是:“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且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因此，每个教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尊严。
卢梭的教育思想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爱弥儿》是构思20年和撰写3年于1762年出版的不朽之作。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爱弥儿》一书分为五卷，其主线索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文体是夹叙夹议的小说。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自然主义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
卢梭认为，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惟一的书是《鲁滨逊飘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女子的教育应该以贤妻良母为宗旨；教育中，应该把儿童看做儿童，而不能看做成人，要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对儿童的错误应该用自然后果法进行教育等。
一、卢梭的自然教育
1.基本含义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归于自然”（backtonature）。“自然的状态”在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和国家的起源学说中固然是指人类的史前时代，但在教育上更侧重指人性中的原始倾向和天生的能力。它与人类的“自然状态”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只因社会的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因此，只有“归于自然”的教育，远离喧嚣城市社会的教育，才有利于保持人的善良天性。因此15岁之前的教育必须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中进行。
卢梭还从儿童所受的多方面的影响来论证教育必须“归于自然”。他说每个人都是由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人为的教育三者培养起来的。只有三种教育圆满地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自然的教育人力不能控制，所以无法使自然的教育向事物的和人为的教育靠拢，只能是后两者向自然的教育趋于一致，才能实现三种教育的良好结合。因此教育“归于自然”、即以自然的教育为基准，才是良好有效的教育。
要求教育遵循自然天性，也就是要求儿童在自身的教育和成长中取得主动地位，无须成人的灌输、压制、强迫，教师只须创造学习的环境、防范不良的影响。他的作用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所以卢梭也常提及“消极教育”。
自然的教育又主要是针对富人的。原因是穷人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农村环境已经十分接近自然，而且他们被迫只能接受这种自然的教育，不可能得到其他教育。而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是最不适合的，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因此卢梭认为针对富人子弟的自然教育至少可以挽救和培养一些人成为人。
综上所述，卢梭为之呼号的“自然教育”是针对专制制度下的社会及其戏害人性的教育所发出的挑战，“归于自然”、遵从天性，就是开创新教育的目标和根本原则。
2.培养目标
卢梭在《爱弥儿》中表示，自然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是“自然人”。按照他的论述，“自然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公民”“国民”等概念来说的。卢梭认为，由于自然状态与专制制度的对立，所以培养“自然人”与培养公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目的，因此，不可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卢梭选择“自然人”而不是公民作为培养的目标，显然是由于他的人性论、社会发展观特别是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他不无蔑视地说当时法国的专制国家已经不像是真正的国家，而在没有国家的地方是不会有公民的，更不用说什么培养“公民”
综观卢梭的论述，“公民”与“自然人”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自然人是能独立自主的人，他能独自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公民的一切仰赖于专制社会，失去了自身的独特价值。由于天性的发展受到压制，因而自然教育无法，也不应当以培养这样的公民为职责。
第二，在自然的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社会之中，公民是有等级的。“归于自然”的教育当然不培养等级的人，不造就王公贵族或奴隶。他警告说，社会正处于难以预测的变迁的前夜，身份和地位是靠不住的，皇冠可能落地，爵位可能丧失。只有自然人无须为此烦恼，更无须为维持地位和身份而施展阴谋诡计。
第三，自然人又是自由的人，他是无所不宜、无所不能的，而国家公民在社会中常常是某种专业化的职业人，他被囿于他的职业而失去自由。
二、卢梭论理想国家的公民教育
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表达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在封建制度发生危机、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封建专制尚未倒台的政治前提下提出的革命性主张。他反对培养国家公民，主张培养“自然人”；反对儿童阅读书本，主张儿童亲身活动；反对国家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家庭教师实施教育；反对压制、灌输，主张给儿童以自由。但这只是卢梭教育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卢梭又是一个对新的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的思想家。当他在设想新制度建立后的教育问题时，就特别主张建立国家教育制度和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了。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1773年写的《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其中第四章专论教育。
卢梭认为理想国家中的教育“必须给予人民的心灵以民族的形式”，其目标是培养忠诚的爱国者。“他只想到他的国家而不及其他。他生着只是为他的国家。”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应当从一个人诞生的时候开始。卢梭所设想的过程是：儿童能阅读时就看有关本国知识的书籍，10岁时熟悉国家的物产，12岁时熟知一切省区、道路和城市；15岁时学习本国的历史；16岁时知道一切法规；20岁时就是一个良好的国家公民，对祖国的光辉历史、英雄人物永远不忘。卢梭是把德育和智育结合在一起了。这与“爱弥儿”12岁以后才读书、l5岁以后才接受道德教育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