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哈耶克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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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2) 哈耶克曾在１９７９年２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致命的自负》的来龙去脉：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有十二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愿意出面作为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激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跟我们公开辩论。
但这却不大行得通，有两个理由。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无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请我用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给我们这边的十二位队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⑦
哈耶克形成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紧接着又写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那会儿。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关键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开辩论的想法，这一关键看法就是他在将那篇演讲收为《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跋文时在最后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话：“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⑧———“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⑨资本主义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开放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Ｐ．Ｔ．鲍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拉尔夫·哈里斯、埃米尔·金格、加斯东·莱杜奇、沃伦·纳特尔、约阿奎因·里格、本·罗基、阿瑟·申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泽克·科拉考斯基、阿瑟·刘易斯、冈纳尔·缪尔达尔，迈克尔·哈灵顿，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阿隆则已经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详尽提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来参与其事。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于正专心于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而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最不可缺少的人，并强烈呼吁弗里德曼来帮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无法参加的原因，显示了他的尊敬、谦逊和远见：
我当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对质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这套片子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１９７９年秋天之前，录完这套节目。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话解释我们的情况，是要让您清楚，我之所以无法去参加那个活动，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更重要，但离了我却更加无法继续下去。⑩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１９７９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帝是否会假我以时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与自由》的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曾在结尾说过，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作《致命的自负》，但最后的定稿却一直未能让他称心如意。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提纲发展成为一本专着的，跟《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经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的，《过分的自负》（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ｅ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ｉｔ），他认为，斯密用这个词形容的是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13}
《致命的自负》的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经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由自由基金会资助，在离哈耶克３０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贝尔古尔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１９８２年８月举行，我们有十五个人与会，包括皮特·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负》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在１９８２年后半年及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５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却是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的，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认可写作自己传记的学者，是他的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上的作用，就远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１９９０年２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成为文集的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Ｆ．Ａ．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3) 《致命的自负》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时候，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尽管人们满怀敬意提到其中的智能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认为，《致命的自负》并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到《致命的自负》出版的时候，哈耶克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学术生涯已经结束了。
从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写作演讲稿《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到１９８５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上大概花了七年时间。从他获得诺贝尔奖，到他最终彻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这中间大概有十年多一点点时间，是他生命中“夕阳无限好”的一段时期。而当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努力写作《致命的自负》的第二稿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开始出毛病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也曾数度遭遇疾病困扰。
哈耶克最初对《致命的自负》很投入，但他的秘书库比特回忆说，慢慢地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写出整本书，甚至只完成大部分，是否能跟别的书一样好，这本书是否重复得还不是太厉害。哈耶克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这本书感到很失望。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传递出的最终的道德箴言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15}”生命的目的就是变得繁荣，富足，多样，快乐。《致命的自负》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导论和第一章中：人的生命的发展是与知识、技术和物质创造物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凡是这些得到最顺利的发展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而且，贸易的发展与文明的成长根本就是一回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哈耶克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的进展情况。１９７９年他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现在正在写的书讲的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反动性”。我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的本能是在面对面的小社会中形成的，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满足的是他人看得见的需求。而现在，?穴开放?雪社会的基础则是，我们得观察那些信号，借此我们才能服务于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利用那些我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资源。然而，我们的本能却依然如故，我们想亲眼看见我们所造福的那些人，我们想跟眼前的伙伴们一起追求某个共同的目标。而这在?穴开放?雪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只有当我们不再只是满足我们熟悉的人们的已知的需求，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的指引，社会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你才能有真正的演进发展。如果你的共同体完全听命于一个专制体系，它就不可能有演进。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有演进，而在不自由的体制下，你之所以无法演进，是因为比现在好的东西受到阻碍，无法出现。
……在面对面的小团体中存在的、决定着我们的生物遗传本能的道德规范，仍然盘踞在我们心中。我觉得，所有的文明都是依靠遏制这些本能才获得成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就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但他憎恨这样。个人从中获益了，但要他抛弃这些天生的本能，而调整自己去遵守那些他不理解的形式化的规则，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现在依旧不喜欢那些规则……
政府的作用更经常地是妨碍了进步。{16}
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夏天谈到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说：“整个观念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的基础，并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刻意的设计，而是一些传统，遵守这些传统的人能比遵守其它传统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某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但它跟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区别在于，进化过程不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穴传统?雪只能体现在群体的整体成功上。为此，我现在使用了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概念。扩展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我们的视野的秩序。我们所有人都是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人而劳作，我们也得靠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才能维持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说明了，我们赖以维持生存的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17}
１９８４年哈耶克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识，能够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加以利用。这种想法忽视了下面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仅仅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可以最准确地表述这一点：社会反对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进行生产，因而它就使扩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些什么。我们正是透过追求利润而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的身上。”{18}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对于谁应当掌握物质的、有形的资源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看谁能创造最大利润。哈耶克在公开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惟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够扩展他们视野的望远镜。”将这一思想予以扩展，哈耶克又写道，在“人的活动的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收益也是一个信号，引导人们做出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最为有利可图的活动，能使人繁荣富裕，因为人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19}。利润和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0章 去 世 １９８５年之后，哈耶克几乎很少搞研究了。库比特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要自己完成《致命的自负》，他是不会购买文字处理机的。他逐渐地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会保存下来。同样，在社会中，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会会维持下去。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这样的戒律？”哈耶克对此做出的回答反映了他对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从前来，我们恐怕必须将邻人的概念的范围加以限制。事实上，圣经中的这句话所说的邻人就是名副其实的邻人———那些我们养活的人，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极为了解的人。但一旦到了我们是为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劳作的现时代，这种戒律就不大适应了……
这些?穴宗教?雪规则是为指导小群体中彼此熟知的人们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一旦我们脱离了这种原始群落状态，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与最亲密的几个人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①
只知道我们应当爱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去爱他们。哈耶克的要旨在于，只有遵守那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规则———这种规则有时会排斥我们做一些当下就看得见的好事，有时甚至似乎要我们违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人们彼此相爱的可能才可能最大，人们才能达到最幸福的状态。
１９８７年，他曾出席过弗赖堡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午的时候还比较敏捷、清醒，到下午就打起盹儿来了。随后哈耶克在发给１９８７年一次朝圣山学社地区会议的贺信中说：“朝圣山学社存在４０年之后，我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没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尽管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没病了，但过去两年的疾病已经使我垂垂老矣。今年夏天，我到蒂罗尔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门了，而到了８８岁高龄，我对自己还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已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仅限于向全体与会者发去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会议取得成功，也祝愿学社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②
１９８９年，一篇杂志文章描述过他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福布斯》杂志在哈耶克位于西德弗赖堡的Ｕｒａｃｈｓｔｒｅ?鄄ａｓｓｅ的一栋拉毛粉饰的大宅中采访了哈耶克。他的身体，一直没有从最近一次肺炎发作中恢复过来，这次发作相当严重，他住了六个星期医院。但他很高兴接受本刊的采访。他是一个瘦高个，他的胡子让我回想起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官时的样子，哈耶克站在到处是书、装饰雅致的三层楼欢迎本刊。他拄着一根拐杖，请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日光浴室，从这间房子的窗户，能够眺望到覆盖着松林的肖因斯兰山。
哈耶克告诉《福布斯》，比起十年前来，他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更为乐观了。他相信，公众已经逐渐明白了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整个世界———从阿尔及利亚到缅甸，从中国到南斯拉夫———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已经宣告破产。哈耶克特别注意到年轻一代人对于市场经济有着特别的青睐。今天，阿尔及尔或仰光城内失业的年轻人发动的抗议，不是要求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要求得到机会：得到按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买卖———牛仔裤、汽车等等东西———的自由。
哈耶克现在相信，西方将有可能赢得与集体主义战斗的胜利———尽管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他把一张毯子盖到自己腿上，评论说：“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了。”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及其发起的反对政府控制经济的战斗呢？哈耶克对此的看法倒有点令人惊讶。哈耶克并不是不赞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但他对现代政治家总体的评价就不高。不过他也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③。
他的公寓前门的门牌上标明这里的主人是“弗里德里希·Ａ．冯·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标准，这栋公寓算不上特别高档。他的书房收藏了大约４０００册书，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哲学。家具不是新的，屋子很久也没有粉刷过。天花板很高，厨房已经有点陈旧破败，据最后几年曾帮助照料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说，哈耶克曾骄傲地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厨房一步。多年来，他的书桌上方墙上都挂着一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书桌上，他摆了一张第二任妻子年轻时在维也纳拍摄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终于活着看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及１９９１年在苏联的崩溃。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爱德·克兰恩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赠送给后来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哈耶克写信给克兰恩说：“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我想我们这边的完全胜利，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象征了……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在晚年本人亲眼看到公开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最好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市场的道德准则》中，哈耶克可能最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１９３６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的时候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活动方向———然后在经济学的其它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的认识的启发。
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之上的：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最重要的思想。
而说服“舆论领袖”相信这种观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我花费了差不多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够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⑥。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他最后一次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当时一位记者对他进行书面采访，他儿子向他读了那些提问。哈耶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因为社会主义一词有那么多含义。收入的不平等可以被大大减少，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政治中致力于实现公平分配的种种做法，所体现的都不过是对于何为公正的多少有些随意的认识而已，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合理化改革，也因为其从技术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抛弃了。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来，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更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⑦此诚所谓黄钟大吕。
在度过了非常糟糕的最后几年后，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３日，哈耶克逝世，此时，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他９３岁生日。唁电、慰问信、悼词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或者说是“惨淡经营”（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他的遗体埋葬在维也纳北郊的纽斯推夫－安－瓦德（Ｎｅｕｓｔｉｆｔ ａｍ Ｗａｌｄ）公墓。
哈耶克的葬礼于４月４日星期六举行。约有一百位家庭成员和受邀的客人参加。这一天早上有风，天气阴沉，但太阳后来还是破云而出。墓地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和花圈。纽斯推夫－安－瓦德公墓位于一处山丘上，由此可以眺望到葡萄园和长眠不醒的哈耶克儿时嬉戏过的维也纳森林。葬礼因为等候当时的捷克财政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瓦尔拉夫·克劳斯而推迟了一会儿。
约翰内斯·沙申神父主持宗教仪式，并按罗马天主教教规举行葬礼。他用德语布道说：
在奥地利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刻，有那么多伟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到其它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继续努力，为人类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多么感人的事情。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我们来纪念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曾努力帮助欧洲从废墟中重建家园，详尽地阐述了欧洲重建应该面对的使命。其中一项就是，欧洲需要某种制度和力量，鼓励人民自由地———而不是集体地———为公共之善做贡献。
哈耶克也一直探寻信仰问题的答案，他内心深处一直在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观念进行着搏斗。他一向拒绝位格化的上帝。他不愿接受一个仅仅比人强一点的上帝。
他一向致力于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他希望能找到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
我相信，经过了一生充满激情的研究和内心的搏斗之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已经进入了我们称之为永恒和上帝的光明与和平之中。
葬礼结束后，沙申神父划过十字，然后指挥将棺材安放到墓旁，随后是默哀。墓穴的黑色泥土已经翻了上来，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小树根。沙申神父为坟墓祈福。棺材被放下去。沙申神父把一锨泥土填进墓穴，然后是哈耶克的妻子填了一锨土，随后是孩子们，接下来是亲朋好友。万籁俱寂，只有泥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
刻制他的墓碑的石头，来自蒂罗尔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那是他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粗糙的碑面上，在十字架下，刻着这么几个字：
Ｆ．Ａ．哈耶克
１８９９－１９９２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自由至上主义的时代已近在眼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伟大贡献也在于他设想了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他所阐发的自生秩序理论，乃是他本人构想出来的，尽管他将此概念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卡尔·门格尔那里。他努力地论证了，即使没有一个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也仍然能够实现高度发达的秩序。为了建成某种最佳社会，我们不需要政府非得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限仁慈的；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政府试图成为这个样子时，恰恰发挥了相反的作用，２０世纪的现实已经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点。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最准确地描述了他的和平共处世界的理想：
隐含在开放社会背后的理想?穴是?雪：应当把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我希望我们继续不断趋近于这个理想，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
遵守某些正当行为之规则的义务扩展至越来越广阔的范围，最终扩展至所有人，这必将导致人们对于小群体内之同伴的义务弱化……
这些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行为规则只能缓慢而逐渐地取代那些允许个人为了追求群体的利益而伤害陌生人的特殊规则。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使开放社会之崛起成为可能，并使普遍和平秩序之依稀希望或可实现。①
贯穿于哈耶克的普遍和平理想中的，是哈耶克对法律的关注。最终出现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②在这一理念背后的理想乃是，一切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从哈耶克的著作中可以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各个社会的法律所体现的，无非是个人之间的法律。归根到底，理应存在之惟一的法律，乃是个人在不存在政府的情况下可以将其适用于所有他人的法律。他在《法、立法与自由》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是在讨论其它问题时说到的，他说：“只有透过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之中，而与此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之强制性，这样，我们才能逼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③他的著述仍将是照亮未来世纪的灯塔。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有十二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愿意出面作为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激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跟我们公开辩论。
但这却不大行得通，有两个理由。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无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请我用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给我们这边的十二位队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⑦
哈耶克形成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紧接着又写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那会儿。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关键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开辩论的想法，这一关键看法就是他在将那篇演讲收为《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跋文时在最后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话：“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⑧———“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⑨资本主义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开放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Ｐ．Ｔ．鲍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拉尔夫·哈里斯、埃米尔·金格、加斯东·莱杜奇、沃伦·纳特尔、约阿奎因·里格、本·罗基、阿瑟·申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泽克·科拉考斯基、阿瑟·刘易斯、冈纳尔·缪尔达尔，迈克尔·哈灵顿，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阿隆则已经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详尽提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来参与其事。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于正专心于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而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最不可缺少的人，并强烈呼吁弗里德曼来帮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无法参加的原因，显示了他的尊敬、谦逊和远见：
我当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对质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这套片子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１９７９年秋天之前，录完这套节目。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话解释我们的情况，是要让您清楚，我之所以无法去参加那个活动，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更重要，但离了我却更加无法继续下去。⑩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１９７９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帝是否会假我以时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与自由》的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曾在结尾说过，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作《致命的自负》，但最后的定稿却一直未能让他称心如意。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提纲发展成为一本专着的，跟《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经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的，《过分的自负》（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ｅ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ｉｔ），他认为，斯密用这个词形容的是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13}
《致命的自负》的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经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由自由基金会资助，在离哈耶克３０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贝尔古尔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１９８２年８月举行，我们有十五个人与会，包括皮特·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负》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在１９８２年后半年及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５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却是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的，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认可写作自己传记的学者，是他的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上的作用，就远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１９９０年２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成为文集的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Ｆ．Ａ．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3) 《致命的自负》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时候，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尽管人们满怀敬意提到其中的智能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认为，《致命的自负》并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到《致命的自负》出版的时候，哈耶克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学术生涯已经结束了。
从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写作演讲稿《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到１９８５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上大概花了七年时间。从他获得诺贝尔奖，到他最终彻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这中间大概有十年多一点点时间，是他生命中“夕阳无限好”的一段时期。而当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努力写作《致命的自负》的第二稿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开始出毛病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也曾数度遭遇疾病困扰。
哈耶克最初对《致命的自负》很投入，但他的秘书库比特回忆说，慢慢地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写出整本书，甚至只完成大部分，是否能跟别的书一样好，这本书是否重复得还不是太厉害。哈耶克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这本书感到很失望。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传递出的最终的道德箴言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15}”生命的目的就是变得繁荣，富足，多样，快乐。《致命的自负》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导论和第一章中：人的生命的发展是与知识、技术和物质创造物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凡是这些得到最顺利的发展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而且，贸易的发展与文明的成长根本就是一回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哈耶克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的进展情况。１９７９年他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现在正在写的书讲的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反动性”。我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的本能是在面对面的小社会中形成的，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满足的是他人看得见的需求。而现在，?穴开放?雪社会的基础则是，我们得观察那些信号，借此我们才能服务于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利用那些我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资源。然而，我们的本能却依然如故，我们想亲眼看见我们所造福的那些人，我们想跟眼前的伙伴们一起追求某个共同的目标。而这在?穴开放?雪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只有当我们不再只是满足我们熟悉的人们的已知的需求，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的指引，社会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你才能有真正的演进发展。如果你的共同体完全听命于一个专制体系，它就不可能有演进。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有演进，而在不自由的体制下，你之所以无法演进，是因为比现在好的东西受到阻碍，无法出现。
……在面对面的小团体中存在的、决定着我们的生物遗传本能的道德规范，仍然盘踞在我们心中。我觉得，所有的文明都是依靠遏制这些本能才获得成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就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但他憎恨这样。个人从中获益了，但要他抛弃这些天生的本能，而调整自己去遵守那些他不理解的形式化的规则，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现在依旧不喜欢那些规则……
政府的作用更经常地是妨碍了进步。{16}
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夏天谈到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说：“整个观念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的基础，并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刻意的设计，而是一些传统，遵守这些传统的人能比遵守其它传统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某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但它跟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区别在于，进化过程不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穴传统?雪只能体现在群体的整体成功上。为此，我现在使用了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概念。扩展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我们的视野的秩序。我们所有人都是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人而劳作，我们也得靠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才能维持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说明了，我们赖以维持生存的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17}
１９８４年哈耶克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识，能够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加以利用。这种想法忽视了下面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仅仅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可以最准确地表述这一点：社会反对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进行生产，因而它就使扩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些什么。我们正是透过追求利润而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的身上。”{18}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对于谁应当掌握物质的、有形的资源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看谁能创造最大利润。哈耶克在公开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惟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够扩展他们视野的望远镜。”将这一思想予以扩展，哈耶克又写道，在“人的活动的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收益也是一个信号，引导人们做出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最为有利可图的活动，能使人繁荣富裕，因为人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19}。利润和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0章 去 世 １９８５年之后，哈耶克几乎很少搞研究了。库比特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要自己完成《致命的自负》，他是不会购买文字处理机的。他逐渐地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会保存下来。同样，在社会中，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会会维持下去。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这样的戒律？”哈耶克对此做出的回答反映了他对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从前来，我们恐怕必须将邻人的概念的范围加以限制。事实上，圣经中的这句话所说的邻人就是名副其实的邻人———那些我们养活的人，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极为了解的人。但一旦到了我们是为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劳作的现时代，这种戒律就不大适应了……
这些?穴宗教?雪规则是为指导小群体中彼此熟知的人们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一旦我们脱离了这种原始群落状态，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与最亲密的几个人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①
只知道我们应当爱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去爱他们。哈耶克的要旨在于，只有遵守那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规则———这种规则有时会排斥我们做一些当下就看得见的好事，有时甚至似乎要我们违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人们彼此相爱的可能才可能最大，人们才能达到最幸福的状态。
１９８７年，他曾出席过弗赖堡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午的时候还比较敏捷、清醒，到下午就打起盹儿来了。随后哈耶克在发给１９８７年一次朝圣山学社地区会议的贺信中说：“朝圣山学社存在４０年之后，我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没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尽管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没病了，但过去两年的疾病已经使我垂垂老矣。今年夏天，我到蒂罗尔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门了，而到了８８岁高龄，我对自己还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已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仅限于向全体与会者发去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会议取得成功，也祝愿学社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②
１９８９年，一篇杂志文章描述过他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福布斯》杂志在哈耶克位于西德弗赖堡的Ｕｒａｃｈｓｔｒｅ?鄄ａｓｓｅ的一栋拉毛粉饰的大宅中采访了哈耶克。他的身体，一直没有从最近一次肺炎发作中恢复过来，这次发作相当严重，他住了六个星期医院。但他很高兴接受本刊的采访。他是一个瘦高个，他的胡子让我回想起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官时的样子，哈耶克站在到处是书、装饰雅致的三层楼欢迎本刊。他拄着一根拐杖，请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日光浴室，从这间房子的窗户，能够眺望到覆盖着松林的肖因斯兰山。
哈耶克告诉《福布斯》，比起十年前来，他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更为乐观了。他相信，公众已经逐渐明白了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整个世界———从阿尔及利亚到缅甸，从中国到南斯拉夫———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已经宣告破产。哈耶克特别注意到年轻一代人对于市场经济有着特别的青睐。今天，阿尔及尔或仰光城内失业的年轻人发动的抗议，不是要求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要求得到机会：得到按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买卖———牛仔裤、汽车等等东西———的自由。
哈耶克现在相信，西方将有可能赢得与集体主义战斗的胜利———尽管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他把一张毯子盖到自己腿上，评论说：“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了。”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及其发起的反对政府控制经济的战斗呢？哈耶克对此的看法倒有点令人惊讶。哈耶克并不是不赞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但他对现代政治家总体的评价就不高。不过他也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③。
他的公寓前门的门牌上标明这里的主人是“弗里德里希·Ａ．冯·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标准，这栋公寓算不上特别高档。他的书房收藏了大约４０００册书，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哲学。家具不是新的，屋子很久也没有粉刷过。天花板很高，厨房已经有点陈旧破败，据最后几年曾帮助照料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说，哈耶克曾骄傲地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厨房一步。多年来，他的书桌上方墙上都挂着一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书桌上，他摆了一张第二任妻子年轻时在维也纳拍摄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终于活着看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及１９９１年在苏联的崩溃。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爱德·克兰恩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赠送给后来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哈耶克写信给克兰恩说：“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我想我们这边的完全胜利，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象征了……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在晚年本人亲眼看到公开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最好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市场的道德准则》中，哈耶克可能最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１９３６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的时候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活动方向———然后在经济学的其它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的认识的启发。
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之上的：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最重要的思想。
而说服“舆论领袖”相信这种观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我花费了差不多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够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⑥。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他最后一次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当时一位记者对他进行书面采访，他儿子向他读了那些提问。哈耶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因为社会主义一词有那么多含义。收入的不平等可以被大大减少，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政治中致力于实现公平分配的种种做法，所体现的都不过是对于何为公正的多少有些随意的认识而已，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合理化改革，也因为其从技术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抛弃了。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来，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更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⑦此诚所谓黄钟大吕。
在度过了非常糟糕的最后几年后，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３日，哈耶克逝世，此时，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他９３岁生日。唁电、慰问信、悼词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或者说是“惨淡经营”（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ｅ）。他的遗体埋葬在维也纳北郊的纽斯推夫－安－瓦德（Ｎｅｕｓｔｉｆｔ ａｍ Ｗａｌｄ）公墓。
哈耶克的葬礼于４月４日星期六举行。约有一百位家庭成员和受邀的客人参加。这一天早上有风，天气阴沉，但太阳后来还是破云而出。墓地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和花圈。纽斯推夫－安－瓦德公墓位于一处山丘上，由此可以眺望到葡萄园和长眠不醒的哈耶克儿时嬉戏过的维也纳森林。葬礼因为等候当时的捷克财政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瓦尔拉夫·克劳斯而推迟了一会儿。
约翰内斯·沙申神父主持宗教仪式，并按罗马天主教教规举行葬礼。他用德语布道说：
在奥地利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刻，有那么多伟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到其它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继续努力，为人类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多么感人的事情。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我们来纪念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曾努力帮助欧洲从废墟中重建家园，详尽地阐述了欧洲重建应该面对的使命。其中一项就是，欧洲需要某种制度和力量，鼓励人民自由地———而不是集体地———为公共之善做贡献。
哈耶克也一直探寻信仰问题的答案，他内心深处一直在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观念进行着搏斗。他一向拒绝位格化的上帝。他不愿接受一个仅仅比人强一点的上帝。
他一向致力于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他希望能找到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
我相信，经过了一生充满激情的研究和内心的搏斗之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已经进入了我们称之为永恒和上帝的光明与和平之中。
葬礼结束后，沙申神父划过十字，然后指挥将棺材安放到墓旁，随后是默哀。墓穴的黑色泥土已经翻了上来，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小树根。沙申神父为坟墓祈福。棺材被放下去。沙申神父把一锨泥土填进墓穴，然后是哈耶克的妻子填了一锨土，随后是孩子们，接下来是亲朋好友。万籁俱寂，只有泥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
刻制他的墓碑的石头，来自蒂罗尔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那是他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粗糙的碑面上，在十字架下，刻着这么几个字：
Ｆ．Ａ．哈耶克
１８９９－１９９２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自由至上主义的时代已近在眼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伟大贡献也在于他设想了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他所阐发的自生秩序理论，乃是他本人构想出来的，尽管他将此概念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卡尔·门格尔那里。他努力地论证了，即使没有一个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也仍然能够实现高度发达的秩序。为了建成某种最佳社会，我们不需要政府非得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限仁慈的；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政府试图成为这个样子时，恰恰发挥了相反的作用，２０世纪的现实已经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点。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最准确地描述了他的和平共处世界的理想：
隐含在开放社会背后的理想?穴是?雪：应当把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我希望我们继续不断趋近于这个理想，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
遵守某些正当行为之规则的义务扩展至越来越广阔的范围，最终扩展至所有人，这必将导致人们对于小群体内之同伴的义务弱化……
这些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行为规则只能缓慢而逐渐地取代那些允许个人为了追求群体的利益而伤害陌生人的特殊规则。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使开放社会之崛起成为可能，并使普遍和平秩序之依稀希望或可实现。①
贯穿于哈耶克的普遍和平理想中的，是哈耶克对法律的关注。最终出现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②在这一理念背后的理想乃是，一切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
从哈耶克的著作中可以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各个社会的法律所体现的，无非是个人之间的法律。归根到底，理应存在之惟一的法律，乃是个人在不存在政府的情况下可以将其适用于所有他人的法律。他在《法、立法与自由》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是在讨论其它问题时说到的，他说：“只有透过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之中，而与此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之强制性，这样，我们才能逼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③他的著述仍将是照亮未来世纪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