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哈耶克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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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1)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１９３１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二十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三十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我刚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又高兴，又有点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１９３２年，哈耶克到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的无礼”①。
西奥多·德拉敏于１９３２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他说的一句话。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②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清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③。
本·希金斯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关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道，有一个“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险的无益之事。我们都知道，那个具有风度、智能、魅力的人?穴指凯恩斯?雪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会成功地说服有些人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又说，“哈耶克用一张三维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像工程领域中的东西”④。
Ｐ．Ｔ．汤姆斯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６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５０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刚三十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薄花呢外套，还有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⑤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１９３６年开始上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⑥。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邪归正得非常彻底，他“在１９３５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让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⑦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竞争性制度，不受政府或垄断性集团———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对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的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⑧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2) ２０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的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４０年这八十年时间中，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失业会大幅度增加，而产出会急剧地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失业和产出会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期。经济就是这样停停走走。
哈耶克经济理论中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着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活动就是利用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出现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最清楚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象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⑨。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要的资本品也已经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一定时间，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就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是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⑩“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会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11}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１９３２年６月为他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我们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货币当局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的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12}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２年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经不再被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１９３４年４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不正确地坚持，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的时候，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１９２９年最终爆发的时候，在两年多的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地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0章 资 本 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①，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经被人遗忘了。尽管在１９３５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的兴趣，但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被引用得最多的前十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可在下表中看到（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②
显然，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１９４４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从来就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１０００万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９００万都有工作可干，那就没有理由说这９００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９００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说，剩下的那１００万人也应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毛病。
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斯特制度”?穴经济学中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及巴斯夏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济———译者注?雪，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生产的全部潜能，就必须指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的性质。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集中控制当然要求大幅度扩张政府的传统职能。而且，现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可能需要约束或者引导，但这里仍会为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承担责任留下宽广的空间。在这一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依然会得以发挥。
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部分是效率优势———分立的优势，自私自利发挥作用的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清除掉其缺陷，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与其它制度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拓宽个人进行选择的范围。③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由国家管理商业活动———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由国家管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环境———即民主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诚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所说：“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的管理，就能够比我们迄今所能想象的任何经济制度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标。”④他想在面临着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时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另一方面，《通往奴役之路》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穴在政治理论方面?雪的著作是最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自己恰当的专业。”⑤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初期，哈耶克共发表了四部重要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第一部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的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１９２９年先用德文出版，１９３３年用英文再版；《价格与生产》，是他１９３１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１９３１年首版，１９３５年再版；《利润、利息与投资》，１９３９年出版，是一本论述工业波动的论文集；《纯粹资本理论》，原计划写两卷，以总结他的资本和货币理论，但１９４０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１９４１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论述国际金本位制的讲演结集为《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年出版。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像６０年前的马克思一样，是来自德语国家而生活在伦敦的流亡者主要在大英博物馆搞研究，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论述资本的书。哈耶克也在《纯粹资本理论》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说：“资本理论当然是超过一切其它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⑥在导论中他又说：“一开始，可能会有人有点惊慌失措地对我们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而这套理论需要几乎完全推倒重写。”⑦———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个能够重写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经济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罗宾斯一家，“他们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⑧，还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年薪是１０００英镑，５年后涨到１２５０英镑。１９３６年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他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⑨的业余爱好———是加入位于泡尔商城的“改良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终被怀念的地方。几十年后，他称这个俱乐部是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中所住过的惟一的“家”⑩。改良俱乐部是一家典型的伦敦会所，是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聚会、吃饭的地方。与它的名字相应，在历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当然，其实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凡尔纳在小说《环游地球八十天》中将旅行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这里，１９世纪有一位会员是当时的首相威廉·格拉斯通。
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一位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11}
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他说：“经济系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在一起相处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串门。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经常其它人就在晚饭后去串门。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莱昂内尔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哪本书，我就会走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就走。”{12}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上午一般是在家里搞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呆到上午１１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1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教过的课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14}。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爱德温·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偶尔会在学院露一次面，西德尼·韦伯也是，而比特丽丝·韦伯则来得少一些。他跟韦伯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３０年代，他（西德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西德尼混得很熟，对西德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西德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赏心悦目。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15}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化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所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化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面的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的时候，他也没有证明，利率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16}
哈耶克２世纪３０年代的学生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17}。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18}。一家人在家的时候说德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们都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经计划搬回奥地利去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他们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研讨课外，还有自己的研讨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研讨课“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研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地、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研讨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对利率概念本身提出批评，‘荒唐’，他说：‘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它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①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它系的教师们多少有点隔膜。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别人插手他们的事。在教授评议会的讨论中发生冲突，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再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它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大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头30年，不是别人，正是爱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１９３０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一部分。”②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３０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简·迈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退休年龄，贝弗里奇却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伯在日记中写道：
穴１９３６年?雪７月１２日，约西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贝弗里奇－迈尔的管理———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的活动。迈尔女士今年将满６０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如果不聘她，他就要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后却团结一致，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迈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会———也都反对聘用迈尔女士。我和西德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迈尔女士必须走人。③
迈尔女士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个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的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儿，他提出了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任何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有人信奉，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③。罗纳尔德·福勒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⑥。
考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人数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⑦。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５０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它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而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６０英里。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研讨班。多少有点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研讨班，就算是“大型研讨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研讨课。休伊·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经济学院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研讨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研讨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研讨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内尔、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作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收录了他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１）作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个国家，在其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的根据；（２）以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货币就可以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３）而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⑩
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１９、２０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１８１５年到１９１４年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也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也仍然发行纸币。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则应具备下列特征：
１.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
２.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
３.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而，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百分之百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
４.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
５.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11}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律的金（或其它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民族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民族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哈耶克揭示了思想将深刻影响世界的观念：
理论思考对当下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来说，它曾经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我确信，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会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德主义者。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的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2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１９３５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中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指出，庞巴威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但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①———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鄢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１９２０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米塞斯写道，“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②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光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的论证的核心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的”③。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穴社会主义的?雪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穴不同的?雪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穴由于没有货币这一计算单位?雪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⑤。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的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解决。
传统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都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的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来估价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及利润。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十年后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２０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３０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２０年代是米塞斯出战，３０年代则由我出战。”⑦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１９３７）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数十年后，一个采访他的人问到他为何会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仅搞起了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方面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⑧。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⑨。
他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它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每个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１９３３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教职的致辞《经济学思想的趋势》中部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在这篇致辞中说，“大部分人仍然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既然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产物，那么，依赖于他们的一切东西就都是他们可以刻意操纵的对象”；“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最后实现了协调，但这并不是刻意计划的产物”；人们也过于乐观地“相信，一个地方，如果无人发号施令，必然会陷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现有的状况，就一定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我们对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⑩。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个点上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秩序（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恰当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证基本上是确凿的。他认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中间的分配是一个经济问题，既是个人面临的难题，也是?穴指令计划中的?雪社会所面临的大难题”{11}。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所缺乏的，正是“价值的标准”{12}。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指令经济中，如何能做出不确定的投资决策？他指出：“具有风险的、甚至纯粹的投机性活动，?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雪重要性丝毫不下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进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通常所说的‘浪费’，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损失，是否值得去做？”{13}那么，在指令经济中，根据什么标准做出相当不确定的投资决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评社会主义时，都考虑到了激励问题。不过对于两个人来说，社会主义下的激励问题都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尽管在米塞斯看来，这个问题要重要一些。米塞斯写道：“在排斥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动力。”{14}在哈耶克看来，“问题在于，决策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与他们所管理的该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15}
哈耶克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一书中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在企业之间不断地转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是有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从效率较低的企业家手中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企业家手中，是通过前者蒙受亏损而后者获得赢利这种机制实现的。谁有资格拿资源去进行冒险，他能获得多少资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等到他成功地获得并掌握这些资源后才能揭晓。”{16}在市场经济中，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取决于谁能创造最高利润。创造了利润的人掌握着管理更多资源的财力。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面临着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同样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哈耶克形成的无人指挥的社会演进观的本质。能够创造最多利润的人，未必能够对经济进步的道理说出个子丑寅卯，他们是用实际行动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可以支配更多资源。哈耶克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即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不过是件赝品而已”{17}。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1) 在哈耶克向他学术生涯后半部分所关注的研究主题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最初是他就任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时的致辞，发表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在这里，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是正确的话———本身就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这种问题的重要性类似于、至少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然而，后者自我们的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前一个问题却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到，尽管在我看来，它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研究的真正关键的问题……经济学比任何其它社会科学都接近于找到所有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中的零散的知识之结合如何生成了看似通过深思熟虑而得到的结果？而要进行这样的深思熟虑需要发号施令的人所具备的知识，实际上是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具有的。无数个体在我们所界定的条件下自发地行动，形成某种资源分配格局，仿佛是根据某个单一的计划搞出来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搞出这么个计划。①
《经济学与知识》标志着哈耶克以前进行的方法论思考的一个突破。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前，哈耶克强调的基本上是维塞尔、米塞斯的内省的、理论的、和先验（先于经验）的方法②。而到了《经济学与知识》，哈耶克则摆脱了严格内省的知识观，走向了成熟。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的讨论，产生于经济均衡论战的过程中，这场论战涉及的是什么构成了均衡，如何界定均衡？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阐述了自己的均衡概念，“在我看来，均衡概念与静止状态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过是相当长时期中展开的过程的必然结果”③，在１９４８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的新版中则告诉读者，他在《纯粹资本理论》第二章中对此有“更进一步展开论述”④。在那里他提出，“当今各种形态的资本理论的主要缺陷都源于，这些理论都是在静止状态假设下研究出来的，在这种假设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资本问题根本就不存在”⑤。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论静止状态》一章中对静止状态概念给予了可能是最好、也最著名的表述：“政治经济学家必然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他们所说的进步状态走到终点，就是静止状态。”这时就进入了“资本与财富的静止状态”⑥。哈耶克所阐述的均衡理论与密尔的静止状态有两点区别，首先，均衡不是发生在静态经济中，而是存在于动态的经济中；其次，均衡不是发生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是存在于时间过程中。
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讨论了他的均衡概念。他指出：“均衡状态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可以设想，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同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或者用不那么一般、不那么精确但更具体的话说，人们、尤其是企业家们的预期会变得越来越正确。”⑦他强调了预知（ｆｏｒ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概念，即在市场中，“所有的知识都是能让人做出预测的”。他说：“均衡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不同成员的预见是正确的。正确的预见就是判定是否属于均衡状态的基本特征。”⑧
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掌门人伊斯雷尔·柯兹纳是这样解释上面所引的哈耶克的最后一句话的：“换句话说，均衡状态就是一切行为完美协调的状态，每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都与他人严丝合缝，他可以（完全精确地）预期其它参与者会做出何种决策。均衡状态定义中所包括的知识完备性假设能够确保个人的计划实现完全的协调。”柯兹纳接着说：“从非均衡趋向均衡，乃是从不完备知识趋向完备知识、从不协调趋向协调的结果。从非均衡趋向均衡，是沟通信息的过程。”⑨
在哈耶克看来，正是价格体系促成了均衡的形成，价格和利润都是人们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工具，价格和利润克服了知识的割裂状态。哈耶克解释说，通过知识的分工和信息的交流，个人经验性因素进入经济中。在其晚年完成的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章中他指出，奥地利学派用以解释个人的行为的“纯粹选择逻辑”确实是“纯粹演绎的，然而，一旦我们要解释市场中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活动，至关重要的就是信息在个人中间传递的过程，而这则完全是经验性的”⑩。
在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在与经济学家阿克西尔·雷琼胡弗德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与米塞斯的方法论的异同之处：
问：你用了多年时间发展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在方法论问题上，你跟米塞斯有冲突吗？
答：不，没有冲突，尽管我没有能够成功地让他理解我的要旨……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的计划可以采取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把握另一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11}
哈耶克在１９８３年致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学史专家泰伦斯·哈奇森的一封信中又说，他写《经济学与知识》一文的“主要意图”是“想有礼貌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验主义”{12}。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主义的学科，因为它所讨论的决不只是个体的行为，而是要研究个体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提出一个先验的命题。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2) 写完《经济与知识》若干年后，哈耶克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大概就在我重新思考我们在维也纳那十几年一直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它让我看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性质，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全新的思路”{13}。哈耶克认识到，价格是市场社会的根本所系，而价格体系要正常运转，就需要私有产权、契约、利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界定和维系这些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哈耶克不仅从否定的方面阐述了反驳社会主义的论据：知识的分立使集中控制经济根本不可行；他还从正面对竞争性市场社会做出了论证：浮动的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乃是克服知识之分立的最好、或许是惟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透过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有效的合作。
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提到《经济学与知识》时说，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组相关的文章，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组文章“是我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14}。继《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后，他发表的另一篇也许最著名的文章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时为１９４５年，后来也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价格“传递着信息，但直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表他那篇名作《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之前，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却一直被人们忽视”{15}。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态存在，而我们所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16}正是以为所有知识对都可以收集为一体、由一个人掌握的错误假设，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半期以迄生命终结，哈耶克的所有研究都在强调：“我们说我们所提到的那种计划是非理性的，并不等于说，我们所能接受的惟一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这里有一个决不能忽视的根本的区别：稳定的制度框架与……集中指挥体系之间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所涉及的仅仅是稳定的制度框架。”{17}
几十年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又写道：“自生秩序所赖以维系之规则，确实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但未必总是如此……最后所形成之秩序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它所赖以维系的规则也是自发生成的，某个一直被视为自发性的秩序，其规则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设计的结果。”{18}他支持创建新的社会宏观制度，即“稳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对的是政府直接指挥经济。
哈耶克追求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获得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市场秩序又依靠浮动性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19}———也即分立的个人知识的问题。
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二战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岁月。高年级师生共享休息室是“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而其规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大部分人。这里始终是个热烈讨论的地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我们主要讨论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势”{20}。
哈耶克是这样形容他发表《经济学与知识》后从技术经济学转向社会人文研究其它领域的过程的：“我有时觉得，我现在准备搞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人能够胜任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确实希望，我在《资本理论》中进行的研究会有其它人继续搞下去，而这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我的《资本理论》其实是继续研究一个我已经知道答案的结果，不过是要给出证明而已，这是个很乏味的问题。而这则是一个有待搞清的问题：假如你认识到经济学是典型的某类关于复杂现象的新兴科学，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问题。”{21}
对《经济学与知识》，他还说过，它“确实是我从一个新角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不过是在发展传统的观点而已。而１９３６年的演讲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是几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的结果，包括我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在我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我曾把价格视为生产活动的指南，还有参与当时……关于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讨论———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兴奋，就写出了那篇演讲稿，我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众所周知的问题，看到那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刻，也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22}。
对于交流信息而言，价格和利润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研究和描述能使人类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识的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规则或者说法律。规则能使人们比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们最深入地彼此了解———即对未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从而具有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尽管《经济学与知识》在哈耶克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当时，全世界读过这篇文章的，也许只有几百位学院经济学家和学生。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在教学之余，哈耶克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他那部最终没有完成的研究动态资本和货币理论的专着。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极大地激发了哈耶克的创造激情。１９６４年，他在被授予东京立教大学名誉博士衔时说到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立的知识。然而，由这一点到正确地洞察到个人在其活动中所遵循的抽象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抽象的总体秩序间的关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正是由于透过重新审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源远流长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的自生秩序的性质，有了一个大体还算清晰的认识。{23}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分为二，而那些战后出生或成长的人们，一般很难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类文明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战争”而已，尽管其间还有其它方面的、不那么明显的冲突，而曾经历过这场战争并参加过战斗的那些人，几乎都已经离开人世了。经过五十多年，二战前后的关系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固定了。
现在回过头来从某种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比当时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影响还要大。尽管纳粹的邪恶当时人就有所揭露，但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人们才广泛地发现（被德国以外和高级军政官员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晓）死亡集中营，他们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才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从此纳粹政权的这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大战快结束时，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令人震惊的音符结束———发现种族灭绝和使用原子弹，那么，它的开端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在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中掌权，在那次选举中，６０％以上的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盟友。１９３３年３月议会选举后，纳粹、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获得了德国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时任总理的希特勒获得了独裁权力。除纳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成为非法。其它政党遭到查禁，共产党已经被镇压了，工会被取缔，工人被迫加入纳粹领导的德国工人阵线，工会领导人被捕，所有的德国工业、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等，都被置于纳粹的管辖之下。１９３５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１９３３年夺权后，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他制定了一个重新武装和征兵的计划，１９３６年，出兵占领莱茵兰地区（毗邻法国），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个地区应成为非军事区。在１９３６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推动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后来这个联盟又把日本包括进来。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和奥地利合并，这也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在１９３８年９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背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允许德国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接着纳粹与苏联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４日签订条约，９月１日，德国、苏联共同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１９３８年，哈耶克归化为英国公民，其后一直保留这一身份。而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可能也由于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到任何政府机构服役。他曾费了很大劲，希望能志愿到情报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说的，他觉得，他的“独特经历”对于“向德国境内进行宣传的组织会有很大帮助”①，但他的努力没有结果。
由于他持有英国护照，即使眼看战争就要爆发，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回到奥地利去拜访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已经是１９３９年７、８月份，我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是冒险，因为看起来战争随时会爆发。”不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脉，所以，即使战争爆发，被困在奥地利（当时由德国统治），他也能够“偷跑出来”②。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苏联入侵波兰后，是持续８个月的英法联军对德军所谓对峙战，偶尔也被人搞笑地称为“假战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于１９４０年４月闪电般地占领丹麦和挪威。随后德国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于５月１０日攻占法国。罗宾斯回忆说，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学院的生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败和溃退的新闻；而我们却呆在这儿，自己的潜能白白浪费，每天正常的教学活动突然间变得根本无关紧要了”③。英国与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５月１０日，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首相。５月１３日，丘吉尔对下院讲话时说，他“别无所有，只有鲜血、勤苦、泪水和汗水”④，这倒是句大实话。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１９４０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他们一家不可能再住在伦敦了。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那个学期，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不得不迁到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一直到战争结束。剑桥找住处很难，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罗宾斯一家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处村舍，而他本人则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房子中，这是凯恩斯给他搞到的。
哈耶克最后终于在剑桥找到了一处经过粗粗改建的大仓库，他们一家人就在这儿住到战争结束。他搞研究的房间有两层高，经常被用来作业余戏剧演出的礼堂。哈耶克的儿子还记得，凯恩斯在剑桥国王学院给父亲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阴冷”⑤。
按战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信奉费边主义的历史学家诺曼麦肯齐的说法，“变化太大了”。在伦敦的时候，全院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９０名教员。而到了剑桥，只剩下５００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的了），教员剩下一半，其中只有９位教授。麦肯齐说，“人也变了”。在伦敦，男女生的比例是３∶１，而在剑桥，刚开始，比例还差不多，但到了战争中期，女生是男生的两倍。“根本性的变化是，学院从一个大家要乘车上班下班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区。”⑥
重要的是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局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美几乎所有人的世界观。很少有谁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或这么可怕的战争。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指出，１９３９年９月战事爆发减少了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和学生数量，但直到１９４０年春天英国真正参战前，学院各方面的计划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法国沦陷、伦敦遭到轰炸后，政府“全面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学院剩下的教员大部分被调走了”⑦。罗宾斯、普朗特等人都进了政府机关。
战争期间，哈耶克跟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密切起来，凯恩斯在伦敦上班，周末回到剑桥休息。哈耶克记得，那时，“由于他想摆脱繁重的工作而稍事放松休息，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机密的，他的其它兴趣充分地表现出来。我尤其记得一次非常典型的情形。刚刚结束一次远赴华盛顿的官方使命，在华盛顿期间他参与讨论了很重大的问题，我以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却宴请我们一群人，畅谈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书籍收藏情况，仿佛这就是他到美国的惟一目的。”⑧拉里·哈耶克回忆说，他的父亲和凯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观看炮火消磨时间。
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是凯恩斯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写进了哈耶克的一条建议，在战后征收资本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的《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在１９４０年６月为上半部分写了前言后就搁笔了，部分是因为他本来计划在第二部分中批评凯恩斯。哈耶克解释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凯恩斯几乎是惟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⑨
哈耶克回忆说，在剑桥“教学任务很轻”⑩，上下班距离也很短，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研究。他放弃了没有完成的资本、货币理论研究，而转向对社会的更广泛研究。尽管他并不想放弃纯粹经济理论研究，但宽泛的社会理论成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同事们都被征召进入政府机关，他成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的代理编辑。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间，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６篇文章，后来收入１９５２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中。对这本新书，他曾讲过一点背景，“在英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人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做出的一种反应。于是我写了一篇探讨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后来就发表在学报上，当时，想利用战争期间写出一本篇幅巨大的论述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著作，而（《通往奴役之路》）不过是它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通俗版本而已。”{11}哈耶克之所以“那么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个如此遥远的问题，为的是克服时不时落下的炸弹导致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12}。他当时所写、后来收入《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自由与经济制度》，发表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尽管哈耶克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研究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发表后的文章标题分别是《理性的傲慢》和《有计划的社会的报应》{13}，《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高级通俗版本。数十年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第一稿中写道，《理性的滥用和衰落》打算批评整个近代思想，第一部分是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描述，而哈耶克并没有完成，第二部分———它后来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则是要分析他所描述的历史上那些观念的实际后果。哈耶克打算通过《理性的滥用和衰落》证明，对于理性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过高估计如何导致了有计划的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对理性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其根源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对于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是试图搞清楚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原则。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除了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外，我们不可能透过别的办法理解社会现象……用个人主义原则分析社会的第二步是，通过分析无数个体的行为的总体效果，我们会发现，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没有人设计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与运转的。自然人自发的协作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是单个人的头脑永远无法能充分理解的”{14}。哈耶克的观点是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因而任何以此为前提建构社会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
他在１９４１年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后来成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哈耶克之所以撰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已经让他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道路上时，是不会深入地探究其错误的”{15}。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他发现，大力提倡这些馊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显然渗透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念是热情奔放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要实现进步，就不能靠演进的试错过程，而只能靠革命性的设计和思想建构。
哈耶克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法国的唯理主义与正确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笛卡尔在《方法论对话》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的话，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正确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笛卡尔说，‘很多分立的人所做出的东西，几乎永远都没有单独一位大师完成的东西更完美’。”{16}错误的个人主义过高估计了单个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确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更为谦逊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的崛起归罪于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建立（据信）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的方案荒诞不经，该组织的具体形态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则属于异想天开———比如，要搞一个由２１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牛顿委员会”来指导整个世界。不管怎样，圣西门为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多遗产。他组织管理人类的方式尽管很搞笑，但他的那套管理社会的观念本身却流传了下来。哈耶克提到了圣西门特别具有影响的一个观念：“人人都要工作；他们都将被视为附属于某个工场的劳动者，要有人指挥他们，指引人的聪明才智按照我的神圣的预见发展。至高无上的牛顿委员会将指挥他们劳动。”{17}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将被他人视为动物”{18}。
圣西门主义绝不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社会主义体制“从一开始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极权主义。那些为现代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的法国学者无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过强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理念才能变成现实。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有意识地打乱社会层次制度，强加某种强制性的‘精神权力’，从而‘彻底终结革命’”。{19}圣西门的追随者从来不支持个人权利。这场运动说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却要按照一个天才、一个意志、根据独裁的原则，组织管理整个社会。而且据说，这个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哈耶克认为，孔德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在实证主义哲学领域，当孔德还是圣西门主义的信徒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一研究，后来他本人抛弃了圣西门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就是用科学来研究历史。历史与其说是由神意或偶然事件所决定的，不如说是按照统一的、恒定的规律在发展，而个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这些规律的。孔德的想法是，从在系统地研究自然时所发现的科学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社会。
孔德相信，历史要经过三个阶段，宗教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就是最后、最完满的阶段。与圣西门一样，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用处。孔德认为：“‘关于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了大众对个人采取行动’，是‘与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相背离的’。”{20}
哈耶克对黑格尔的看法类似于他对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尔和孔德相提并论有点反常，因为黑格尔通常被认为属于唯心主义，而孔德则被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但这两人都认为，历史是在个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剔除了个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错误地相信，存在着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根据自身的定义，历史决定论完全不承认任何道德标准，因为它不承认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源于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反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21}，在根本不存在规律的地方贩卖决定论。而在哈耶克看来，未来要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
西奥多·德拉敏于１９３２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他说的一句话。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②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清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③。
本·希金斯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关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道，有一个“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很危险的无益之事。我们都知道，那个具有风度、智能、魅力的人?穴指凯恩斯?雪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会成功地说服有些人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又说，“哈耶克用一张三维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像工程领域中的东西”④。
Ｐ．Ｔ．汤姆斯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６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５０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刚三十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薄花呢外套，还有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⑤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１９３６年开始上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⑥。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邪归正得非常彻底，他“在１９３５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让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⑦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竞争性制度，不受政府或垄断性集团———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对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的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⑧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９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2) ２０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的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４０年这八十年时间中，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失业会大幅度增加，而产出会急剧地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失业和产出会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期。经济就是这样停停走走。
哈耶克经济理论中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着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活动就是利用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出现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最清楚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象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⑨。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要的资本品也已经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一定时间，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就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是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⑩“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会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11}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１９３２年６月为他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我们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货币当局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的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12}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２年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事实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经不再被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１９３４年４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不正确地坚持，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的时候，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１９２９年最终爆发的时候，在两年多的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地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0章 资 本 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候①，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经被人遗忘了。尽管在１９３５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的兴趣，但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被引用得最多的前十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可在下表中看到（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②
显然，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１９４４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从来就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１０００万愿意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９００万都有工作可干，那就没有理由说这９００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９００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说，剩下的那１００万人也应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毛病。
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斯特制度”?穴经济学中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及巴斯夏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济———译者注?雪，但是如果我们要实现生产的全部潜能，就必须指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的性质。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集中控制当然要求大幅度扩张政府的传统职能。而且，现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可能需要约束或者引导，但这里仍会为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承担责任留下宽广的空间。在这一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依然会得以发挥。
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部分是效率优势———分立的优势，自私自利发挥作用的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清除掉其缺陷，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与其它制度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拓宽个人进行选择的范围。③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由国家管理商业活动———即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由国家管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环境———即民主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诚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所说：“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的管理，就能够比我们迄今所能想象的任何经济制度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标。”④他想在面临着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时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另一方面，《通往奴役之路》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穴在政治理论方面?雪的著作是最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自己恰当的专业。”⑤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初期，哈耶克共发表了四部重要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第一部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的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１９２９年先用德文出版，１９３３年用英文再版；《价格与生产》，是他１９３１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１９３１年首版，１９３５年再版；《利润、利息与投资》，１９３９年出版，是一本论述工业波动的论文集；《纯粹资本理论》，原计划写两卷，以总结他的资本和货币理论，但１９４０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１９４１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论述国际金本位制的讲演结集为《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年出版。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像６０年前的马克思一样，是来自德语国家而生活在伦敦的流亡者主要在大英博物馆搞研究，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论述资本的书。哈耶克也在《纯粹资本理论》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说：“资本理论当然是超过一切其它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⑥在导论中他又说：“一开始，可能会有人有点惊慌失措地对我们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而这套理论需要几乎完全推倒重写。”⑦———也就是说，他就是那个能够重写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经济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罗宾斯一家，“他们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⑧，还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年薪是１０００英镑，５年后涨到１２５０英镑。１９３６年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他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⑨的业余爱好———是加入位于泡尔商城的“改良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终被怀念的地方。几十年后，他称这个俱乐部是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中所住过的惟一的“家”⑩。改良俱乐部是一家典型的伦敦会所，是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聚会、吃饭的地方。与它的名字相应，在历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当然，其实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凡尔纳在小说《环游地球八十天》中将旅行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这里，１９世纪有一位会员是当时的首相威廉·格拉斯通。
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一位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11}
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他说：“经济系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在一起相处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串门。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经常其它人就在晚饭后去串门。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莱昂内尔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哪本书，我就会走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就走。”{12}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上午一般是在家里搞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呆到上午１１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1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教过的课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14}。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爱德温·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偶尔会在学院露一次面，西德尼·韦伯也是，而比特丽丝·韦伯则来得少一些。他跟韦伯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３０年代，他（西德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西德尼混得很熟，对西德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西德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赏心悦目。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15}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化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所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化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面的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的时候，他也没有证明，利率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16}
哈耶克２世纪３０年代的学生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17}。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18}。一家人在家的时候说德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们都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经计划搬回奥地利去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他们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研讨课外，还有自己的研讨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研讨课“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研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地、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研讨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对利率概念本身提出批评，‘荒唐’，他说：‘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它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①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它系的教师们多少有点隔膜。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别人插手他们的事。在教授评议会的讨论中发生冲突，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再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它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大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头30年，不是别人，正是爱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１９３０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一部分。”②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３０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简·迈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退休年龄，贝弗里奇却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伯在日记中写道：
穴１９３６年?雪７月１２日，约西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贝弗里奇－迈尔的管理———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的活动。迈尔女士今年将满６０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如果不聘她，他就要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后却团结一致，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迈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会———也都反对聘用迈尔女士。我和西德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迈尔女士必须走人。③
迈尔女士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个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的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儿，他提出了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任何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有人信奉，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③。罗纳尔德·福勒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⑥。
考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人数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⑦。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５０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它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而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６０英里。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研讨班。多少有点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研讨班，就算是“大型研讨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研讨课。休伊·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经济学院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研讨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研讨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研讨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内尔、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作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１９３７）收录了他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１）作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个国家，在其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的根据；（２）以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货币就可以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３）而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⑩
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１９、２０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１８１５年到１９１４年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也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也仍然发行纸币。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则应具备下列特征：
１.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
２.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
３.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而，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百分之百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
４.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
５.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11}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够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律的金（或其它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民族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民族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哈耶克揭示了思想将深刻影响世界的观念：
理论思考对当下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来说，它曾经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我确信，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会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德主义者。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的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2章 社会主义的计算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１９３５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中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奥伊根·冯·庞巴威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指出，庞巴威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但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①———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鄢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１９２０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米塞斯写道，“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②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光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的论证的核心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的”③。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所欲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穴社会主义的?雪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穴不同的?雪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穴由于没有货币这一计算单位?雪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⑤。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的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解决。
传统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都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的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来估价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及利润。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十年后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２０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３０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２０年代是米塞斯出战，３０年代则由我出战。”⑦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１９３７）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数十年后，一个采访他的人问到他为何会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也不仅搞起了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方面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⑧。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⑨。
他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它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毋需每个人统一追求由某个集中的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１９３３年就任伦敦经济学院教职的致辞《经济学思想的趋势》中部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在这篇致辞中说，“大部分人仍然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既然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产物，那么，依赖于他们的一切东西就都是他们可以刻意操纵的对象”；“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最后实现了协调，但这并不是刻意计划的产物”；人们也过于乐观地“相信，一个地方，如果无人发号施令，必然会陷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现有的状况，就一定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种想法是我们对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⑩。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个点上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想法。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秩序（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恰当目标应当是保证个人能够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从而操纵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活动，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以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证基本上是确凿的。他认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中间的分配是一个经济问题，既是个人面临的难题，也是?穴指令计划中的?雪社会所面临的大难题”{11}。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所缺乏的，正是“价值的标准”{12}。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指令经济中，如何能做出不确定的投资决策？他指出：“具有风险的、甚至纯粹的投机性活动，?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雪重要性丝毫不下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进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通常所说的‘浪费’，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损失，是否值得去做？”{13}那么，在指令经济中，根据什么标准做出相当不确定的投资决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评社会主义时，都考虑到了激励问题。不过对于两个人来说，社会主义下的激励问题都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尽管在米塞斯看来，这个问题要重要一些。米塞斯写道：“在排斥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动力。”{14}在哈耶克看来，“问题在于，决策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与他们所管理的该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15}
哈耶克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一书中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在企业之间不断地转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是有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从效率较低的企业家手中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企业家手中，是通过前者蒙受亏损而后者获得赢利这种机制实现的。谁有资格拿资源去进行冒险，他能获得多少资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等到他成功地获得并掌握这些资源后才能揭晓。”{16}在市场经济中，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取决于谁能创造最高利润。创造了利润的人掌握着管理更多资源的财力。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面临着谁是最适合于管理资源的人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同样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哈耶克形成的无人指挥的社会演进观的本质。能够创造最多利润的人，未必能够对经济进步的道理说出个子丑寅卯，他们是用实际行动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可以支配更多资源。哈耶克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即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不过是件赝品而已”{17}。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1) 在哈耶克向他学术生涯后半部分所关注的研究主题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最初是他就任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时的致辞，发表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在这里，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是正确的话———本身就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这种问题的重要性类似于、至少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然而，后者自我们的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前一个问题却完全没有被人注意到，尽管在我看来，它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研究的真正关键的问题……经济学比任何其它社会科学都接近于找到所有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中的零散的知识之结合如何生成了看似通过深思熟虑而得到的结果？而要进行这样的深思熟虑需要发号施令的人所具备的知识，实际上是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具有的。无数个体在我们所界定的条件下自发地行动，形成某种资源分配格局，仿佛是根据某个单一的计划搞出来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搞出这么个计划。①
《经济学与知识》标志着哈耶克以前进行的方法论思考的一个突破。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前，哈耶克强调的基本上是维塞尔、米塞斯的内省的、理论的、和先验（先于经验）的方法②。而到了《经济学与知识》，哈耶克则摆脱了严格内省的知识观，走向了成熟。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的讨论，产生于经济均衡论战的过程中，这场论战涉及的是什么构成了均衡，如何界定均衡？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阐述了自己的均衡概念，“在我看来，均衡概念与静止状态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过是相当长时期中展开的过程的必然结果”③，在１９４８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的新版中则告诉读者，他在《纯粹资本理论》第二章中对此有“更进一步展开论述”④。在那里他提出，“当今各种形态的资本理论的主要缺陷都源于，这些理论都是在静止状态假设下研究出来的，在这种假设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资本问题根本就不存在”⑤。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论静止状态》一章中对静止状态概念给予了可能是最好、也最著名的表述：“政治经济学家必然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他们所说的进步状态走到终点，就是静止状态。”这时就进入了“资本与财富的静止状态”⑥。哈耶克所阐述的均衡理论与密尔的静止状态有两点区别，首先，均衡不是发生在静态经济中，而是存在于动态的经济中；其次，均衡不是发生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而是存在于时间过程中。
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讨论了他的均衡概念。他指出：“均衡状态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可以设想，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同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或者用不那么一般、不那么精确但更具体的话说，人们、尤其是企业家们的预期会变得越来越正确。”⑦他强调了预知（ｆｏｒ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概念，即在市场中，“所有的知识都是能让人做出预测的”。他说：“均衡的概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不同成员的预见是正确的。正确的预见就是判定是否属于均衡状态的基本特征。”⑧
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掌门人伊斯雷尔·柯兹纳是这样解释上面所引的哈耶克的最后一句话的：“换句话说，均衡状态就是一切行为完美协调的状态，每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都与他人严丝合缝，他可以（完全精确地）预期其它参与者会做出何种决策。均衡状态定义中所包括的知识完备性假设能够确保个人的计划实现完全的协调。”柯兹纳接着说：“从非均衡趋向均衡，乃是从不完备知识趋向完备知识、从不协调趋向协调的结果。从非均衡趋向均衡，是沟通信息的过程。”⑨
在哈耶克看来，正是价格体系促成了均衡的形成，价格和利润都是人们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工具，价格和利润克服了知识的割裂状态。哈耶克解释说，通过知识的分工和信息的交流，个人经验性因素进入经济中。在其晚年完成的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章中他指出，奥地利学派用以解释个人的行为的“纯粹选择逻辑”确实是“纯粹演绎的，然而，一旦我们要解释市场中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活动，至关重要的就是信息在个人中间传递的过程，而这则完全是经验性的”⑩。
在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在与经济学家阿克西尔·雷琼胡弗德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与米塞斯的方法论的异同之处：
问：你用了多年时间发展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在方法论问题上，你跟米塞斯有冲突吗？
答：不，没有冲突，尽管我没有能够成功地让他理解我的要旨……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的计划可以采取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把握另一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11}
哈耶克在１９８３年致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学史专家泰伦斯·哈奇森的一封信中又说，他写《经济学与知识》一文的“主要意图”是“想有礼貌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验主义”{12}。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主义的学科，因为它所讨论的决不只是个体的行为，而是要研究个体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提出一个先验的命题。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2) 写完《经济与知识》若干年后，哈耶克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大概就在我重新思考我们在维也纳那十几年一直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它让我看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性质，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全新的思路”{13}。哈耶克认识到，价格是市场社会的根本所系，而价格体系要正常运转，就需要私有产权、契约、利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界定和维系这些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哈耶克不仅从否定的方面阐述了反驳社会主义的论据：知识的分立使集中控制经济根本不可行；他还从正面对竞争性市场社会做出了论证：浮动的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乃是克服知识之分立的最好、或许是惟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透过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以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立的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有效的合作。
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提到《经济学与知识》时说，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组相关的文章，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组文章“是我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14}。继《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后，他发表的另一篇也许最著名的文章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时为１９４５年，后来也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价格“传递着信息，但直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表他那篇名作《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之前，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却一直被人们忽视”{15}。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态存在，而我们所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16}正是以为所有知识对都可以收集为一体、由一个人掌握的错误假设，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半期以迄生命终结，哈耶克的所有研究都在强调：“我们说我们所提到的那种计划是非理性的，并不等于说，我们所能接受的惟一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这里有一个决不能忽视的根本的区别：稳定的制度框架与……集中指挥体系之间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所涉及的仅仅是稳定的制度框架。”{17}
几十年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又写道：“自生秩序所赖以维系之规则，确实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但未必总是如此……最后所形成之秩序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它所赖以维系的规则也是自发生成的，某个一直被视为自发性的秩序，其规则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设计的结果。”{18}他支持创建新的社会宏观制度，即“稳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对的是政府直接指挥经济。
哈耶克追求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获得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市场秩序又依靠浮动性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19}———也即分立的个人知识的问题。
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二战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岁月。高年级师生共享休息室是“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而其规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大部分人。这里始终是个热烈讨论的地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我们主要讨论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势”{20}。
哈耶克是这样形容他发表《经济学与知识》后从技术经济学转向社会人文研究其它领域的过程的：“我有时觉得，我现在准备搞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人能够胜任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确实希望，我在《资本理论》中进行的研究会有其它人继续搞下去，而这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我的《资本理论》其实是继续研究一个我已经知道答案的结果，不过是要给出证明而已，这是个很乏味的问题。而这则是一个有待搞清的问题：假如你认识到经济学是典型的某类关于复杂现象的新兴科学，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问题。”{21}
对《经济学与知识》，他还说过，它“确实是我从一个新角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不过是在发展传统的观点而已。而１９３６年的演讲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是几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的结果，包括我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在我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我曾把价格视为生产活动的指南，还有参与当时……关于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讨论———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兴奋，就写出了那篇演讲稿，我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众所周知的问题，看到那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刻，也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22}。
对于交流信息而言，价格和利润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研究和描述能使人类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识的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规则或者说法律。规则能使人们比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们最深入地彼此了解———即对未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从而具有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尽管《经济学与知识》在哈耶克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当时，全世界读过这篇文章的，也许只有几百位学院经济学家和学生。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在教学之余，哈耶克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他那部最终没有完成的研究动态资本和货币理论的专着。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极大地激发了哈耶克的创造激情。１９６４年，他在被授予东京立教大学名誉博士衔时说到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立的知识。然而，由这一点到正确地洞察到个人在其活动中所遵循的抽象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抽象的总体秩序间的关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正是由于透过重新审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源远流长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的自生秩序的性质，有了一个大体还算清晰的认识。{23}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分为二，而那些战后出生或成长的人们，一般很难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类文明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战争”而已，尽管其间还有其它方面的、不那么明显的冲突，而曾经历过这场战争并参加过战斗的那些人，几乎都已经离开人世了。经过五十多年，二战前后的关系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固定了。
现在回过头来从某种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比当时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影响还要大。尽管纳粹的邪恶当时人就有所揭露，但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人们才广泛地发现（被德国以外和高级军政官员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晓）死亡集中营，他们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才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从此纳粹政权的这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大战快结束时，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令人震惊的音符结束———发现种族灭绝和使用原子弹，那么，它的开端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在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中掌权，在那次选举中，６０％以上的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盟友。１９３３年３月议会选举后，纳粹、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获得了德国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时任总理的希特勒获得了独裁权力。除纳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成为非法。其它政党遭到查禁，共产党已经被镇压了，工会被取缔，工人被迫加入纳粹领导的德国工人阵线，工会领导人被捕，所有的德国工业、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等，都被置于纳粹的管辖之下。１９３５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１９３３年夺权后，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他制定了一个重新武装和征兵的计划，１９３６年，出兵占领莱茵兰地区（毗邻法国），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个地区应成为非军事区。在１９３６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推动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后来这个联盟又把日本包括进来。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和奥地利合并，这也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在１９３８年９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背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允许德国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接着纳粹与苏联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４日签订条约，９月１日，德国、苏联共同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１９３８年，哈耶克归化为英国公民，其后一直保留这一身份。而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可能也由于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到任何政府机构服役。他曾费了很大劲，希望能志愿到情报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说的，他觉得，他的“独特经历”对于“向德国境内进行宣传的组织会有很大帮助”①，但他的努力没有结果。
由于他持有英国护照，即使眼看战争就要爆发，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回到奥地利去拜访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已经是１９３９年７、８月份，我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是冒险，因为看起来战争随时会爆发。”不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脉，所以，即使战争爆发，被困在奥地利（当时由德国统治），他也能够“偷跑出来”②。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苏联入侵波兰后，是持续８个月的英法联军对德军所谓对峙战，偶尔也被人搞笑地称为“假战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于１９４０年４月闪电般地占领丹麦和挪威。随后德国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于５月１０日攻占法国。罗宾斯回忆说，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学院的生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败和溃退的新闻；而我们却呆在这儿，自己的潜能白白浪费，每天正常的教学活动突然间变得根本无关紧要了”③。英国与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５月１０日，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首相。５月１３日，丘吉尔对下院讲话时说，他“别无所有，只有鲜血、勤苦、泪水和汗水”④，这倒是句大实话。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１９４０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他们一家不可能再住在伦敦了。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那个学期，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不得不迁到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一直到战争结束。剑桥找住处很难，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罗宾斯一家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处村舍，而他本人则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房子中，这是凯恩斯给他搞到的。
哈耶克最后终于在剑桥找到了一处经过粗粗改建的大仓库，他们一家人就在这儿住到战争结束。他搞研究的房间有两层高，经常被用来作业余戏剧演出的礼堂。哈耶克的儿子还记得，凯恩斯在剑桥国王学院给父亲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阴冷”⑤。
按战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信奉费边主义的历史学家诺曼麦肯齐的说法，“变化太大了”。在伦敦的时候，全院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９０名教员。而到了剑桥，只剩下５００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的了），教员剩下一半，其中只有９位教授。麦肯齐说，“人也变了”。在伦敦，男女生的比例是３∶１，而在剑桥，刚开始，比例还差不多，但到了战争中期，女生是男生的两倍。“根本性的变化是，学院从一个大家要乘车上班下班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区。”⑥
重要的是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局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美几乎所有人的世界观。很少有谁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或这么可怕的战争。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指出，１９３９年９月战事爆发减少了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和学生数量，但直到１９４０年春天英国真正参战前，学院各方面的计划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法国沦陷、伦敦遭到轰炸后，政府“全面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学院剩下的教员大部分被调走了”⑦。罗宾斯、普朗特等人都进了政府机关。
战争期间，哈耶克跟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密切起来，凯恩斯在伦敦上班，周末回到剑桥休息。哈耶克记得，那时，“由于他想摆脱繁重的工作而稍事放松休息，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机密的，他的其它兴趣充分地表现出来。我尤其记得一次非常典型的情形。刚刚结束一次远赴华盛顿的官方使命，在华盛顿期间他参与讨论了很重大的问题，我以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却宴请我们一群人，畅谈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书籍收藏情况，仿佛这就是他到美国的惟一目的。”⑧拉里·哈耶克回忆说，他的父亲和凯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观看炮火消磨时间。
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是凯恩斯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写进了哈耶克的一条建议，在战后征收资本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的《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在１９４０年６月为上半部分写了前言后就搁笔了，部分是因为他本来计划在第二部分中批评凯恩斯。哈耶克解释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凯恩斯几乎是惟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⑨
哈耶克回忆说，在剑桥“教学任务很轻”⑩，上下班距离也很短，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研究。他放弃了没有完成的资本、货币理论研究，而转向对社会的更广泛研究。尽管他并不想放弃纯粹经济理论研究，但宽泛的社会理论成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同事们都被征召进入政府机关，他成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的代理编辑。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间，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６篇文章，后来收入１９５２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中。对这本新书，他曾讲过一点背景，“在英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人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做出的一种反应。于是我写了一篇探讨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后来就发表在学报上，当时，想利用战争期间写出一本篇幅巨大的论述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著作，而（《通往奴役之路》）不过是它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通俗版本而已。”{11}哈耶克之所以“那么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个如此遥远的问题，为的是克服时不时落下的炸弹导致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12}。他当时所写、后来收入《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自由与经济制度》，发表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尽管哈耶克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研究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发表后的文章标题分别是《理性的傲慢》和《有计划的社会的报应》{13}，《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高级通俗版本。数十年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第一稿中写道，《理性的滥用和衰落》打算批评整个近代思想，第一部分是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描述，而哈耶克并没有完成，第二部分———它后来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则是要分析他所描述的历史上那些观念的实际后果。哈耶克打算通过《理性的滥用和衰落》证明，对于理性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过高估计如何导致了有计划的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对理性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其根源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对于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是试图搞清楚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原则。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除了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外，我们不可能透过别的办法理解社会现象……用个人主义原则分析社会的第二步是，通过分析无数个体的行为的总体效果，我们会发现，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没有人设计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与运转的。自然人自发的协作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是单个人的头脑永远无法能充分理解的”{14}。哈耶克的观点是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因而任何以此为前提建构社会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
他在１９４１年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后来成为《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哈耶克之所以撰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已经让他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道路上时，是不会深入地探究其错误的”{15}。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他发现，大力提倡这些馊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显然渗透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念是热情奔放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要实现进步，就不能靠演进的试错过程，而只能靠革命性的设计和思想建构。
哈耶克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法国的唯理主义与正确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笛卡尔在《方法论对话》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的话，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正确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笛卡尔说，‘很多分立的人所做出的东西，几乎永远都没有单独一位大师完成的东西更完美’。”{16}错误的个人主义过高估计了单个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确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更为谦逊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的崛起归罪于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建立（据信）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的方案荒诞不经，该组织的具体形态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则属于异想天开———比如，要搞一个由２１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牛顿委员会”来指导整个世界。不管怎样，圣西门为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多遗产。他组织管理人类的方式尽管很搞笑，但他的那套管理社会的观念本身却流传了下来。哈耶克提到了圣西门特别具有影响的一个观念：“人人都要工作；他们都将被视为附属于某个工场的劳动者，要有人指挥他们，指引人的聪明才智按照我的神圣的预见发展。至高无上的牛顿委员会将指挥他们劳动。”{17}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将被他人视为动物”{18}。
圣西门主义绝不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社会主义体制“从一开始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极权主义。那些为现代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的法国学者无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过强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理念才能变成现实。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有意识地打乱社会层次制度，强加某种强制性的‘精神权力’，从而‘彻底终结革命’”。{19}圣西门的追随者从来不支持个人权利。这场运动说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却要按照一个天才、一个意志、根据独裁的原则，组织管理整个社会。而且据说，这个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哈耶克认为，孔德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在实证主义哲学领域，当孔德还是圣西门主义的信徒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一研究，后来他本人抛弃了圣西门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就是用科学来研究历史。历史与其说是由神意或偶然事件所决定的，不如说是按照统一的、恒定的规律在发展，而个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这些规律的。孔德的想法是，从在系统地研究自然时所发现的科学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社会。
孔德相信，历史要经过三个阶段，宗教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就是最后、最完满的阶段。与圣西门一样，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用处。孔德认为：“‘关于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了大众对个人采取行动’，是‘与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相背离的’。”{20}
哈耶克对黑格尔的看法类似于他对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尔和孔德相提并论有点反常，因为黑格尔通常被认为属于唯心主义，而孔德则被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但这两人都认为，历史是在个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剔除了个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错误地相信，存在着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根据自身的定义，历史决定论完全不承认任何道德标准，因为它不承认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源于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反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21}，在根本不存在规律的地方贩卖决定论。而在哈耶克看来，未来要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