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哈耶克传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13:42:34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3) 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１９３１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１９２０年，从当年１０月到次年６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７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１０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加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１１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这总得到了凌晨１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９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１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他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１９２６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的研究所，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１９２７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他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供职于内政部任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１９２９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和生于１９３４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 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些东西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如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来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１７世纪到１８世纪”{40}。
哈耶克的父亲于１９２８年因肾病去世，年仅５７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１９２９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１９３１年，哈耶克成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要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才可能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他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Ｈａｎｓ Ｍａｙｅｒ）“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将是他永远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９２岁高龄在１９７３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１９２７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１９３２年９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１２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1)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ＬＳＥ———是２０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认为，在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复兴的“反集体主义”的思想运动①中，涌现了５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贝弗里奇都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经济学院对２０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西德尼·韦伯等等，也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开始阐述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中的一篇《储蓄的“悖论”》?鄢（１９２９）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了威廉·特鲁凡·佛斯特和瓦蒂尔·凯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下降。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佛斯特和凯钦斯悬赏让大家来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５０００美元的赏金。１９２５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来自２５个国家的五十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４３５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４０位着有经济学专着，５５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及“大英帝国最富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②。
哈耶克虽然没有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假说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的速度。到了一定时间，就无法继续支撑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因为在经济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了一定时期，通货膨胀会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从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威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低到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间形成的比率之下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经济结构就会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时间被清除。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爱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间的往来”③。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里高利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于是，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忘却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坎南发挥了无人可以比拟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经济学院创办于１８９５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西德尼·韦伯的设想创建的，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华莱士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中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１９５１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④
在坎南于１９３５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和同事鲍利撰文指出， “在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象一直就呆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⑤。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最重要的的系?穴指经济系———译者注?雪的思想环境”。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而坎南却更愿意做个异端，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的思想与哈耶克本人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演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⑦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位伟大的经济史家。
坎南对政府的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开化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绝对需要存在一个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的权威。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⑧因而，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道路、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国家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国家也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⑨。他属于亚当·斯密（他也是位大学者）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相当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的传统建立了密切关系。我曾经对他的著作写过书评，也非常喜欢那些书，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我会更自在。”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的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11}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跨国界的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因此而坚定地拒绝谈论什么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不提国家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本能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拒绝经济民族主义”{12}。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2) １９３１年１月底到２月初，哈耶克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刺儿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它领袖人物，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大可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13}。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拉奇当时撰文指出，１９３１年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发表，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14}。１９３１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正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哈耶克的演讲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得“恰到好处———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了解有关经济波动的新知识”{15}。
１９３１年初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让哈耶克得以进入该院执教，就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也在凯恩斯所控制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发表了一次单篇演讲。理查德·卡恩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凯恩斯的遗稿管理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哈耶克的演讲“有很多学生来听，系里最好的教员们也来听。（而凯恩斯当时在伦敦。）听众们———无一例外———完全迷惑不解。在马歇尔学会举行的活动中，一般演讲者讲完后会有一场热烈而漫长的讨论和提问，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得打破这种静寂，于是我站起来问：‘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就会增加失业？’‘是的，’哈耶克说，‘不过，’他指着黑板上画的三角关系示意图说，‘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得费很长时间进行数学上的论证。’”{16}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搞清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说：“我从来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总需求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函数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个生产活动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部分与下游河口部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几乎让凯恩斯明白了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我拼命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因为这时重要的是迅速产出以获取利润，即使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而在需求下降的时候却会迫使企业增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因而这里的关系也许是，需求减少会刺激投资，而需求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当时，他对我的论证非常感兴趣，他说，‘但这与就业取决于最终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于这条公理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须坚持最终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因而与此相反的任何理论在他看来都是荒唐的，他都视而不见。”{17}
哈耶克的要旨是，短时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投资，转向短期投资，于是长期投资只能得到较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哈耶克指出，人们对生产过程的错误认识与资本的性质有关。他在纯技术性经济学理论领域的根本观点是，人为压低利率会刺激时间较近的资本品的生产，从而扭曲生产的结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庞巴威克的资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活动会通过越来越多的“迂回”或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来进行。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在于，该经济体维持拉长了的资本生产过程之发展的能力，与其生产即期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失衡。在这样的失衡状态下，每购买一件消费品，都导致了较远的资本生产过程无法完成，从而导致浪费。在《储蓄的“悖论”》中他指出：“一旦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被开启，那么，除非通过发生一场以失业及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经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需要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是不可能完工的。”{18}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一步。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评论哈耶克１９３１年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时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５先令，就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19}。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3) 哈耶克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伦敦演讲让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道，“我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一天”，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体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21}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合作愉快”{22}。
哈耶克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开始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１９３１年５月份，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哈耶克这篇文章的译文发表在《经济学》的头条位置上。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２期即８月号的二条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霍布豪斯的短文。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号上，头条是凯恩斯响应哈耶克８月号那篇批评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１９３２年２月号，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二条位置上。在差不多一年时间内，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上半叶，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３０％，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２０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十倍。
鼓舞人们建设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年长６岁。１９２０年，拉斯基进入伦敦经济学院，１９２６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受教于拉斯基，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24}。后来当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课，他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穴是?雪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25}。１９５５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呆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主宰”{26}。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本着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道，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好多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上过伦敦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儿得到了灵感。{27}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能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潜在性质。与其它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所有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也是持久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２０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整个世界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对他也非常厌恶。１９８４年，哈耶克在对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出响应而写的读者来信中，对拉斯基盖棺论定：“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在１９３９年８月，晚饭后，拉斯基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９点钟的ＢＢＣ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俄国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二十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惜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28}
哈耶克在另一个地方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相信，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来的”{29}。拉斯基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有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言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什么中间道路，”他这样宣称，但跟哈耶克的意思却完全相反，“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了奴役”。
根据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说法，“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31}。１９５０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１９２０到１９５０年这段时间称为‘拉斯基时代’”{32}。尽管去世之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了，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时，属于左翼政治光谱的重要人物还有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理查德·托尼、西德尼·韦伯。跟坎南一样，华莱士一开始也是学院的讲师。罗宾斯写道，作为教师，华莱士“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33}。哈耶克在１９４５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形容华莱士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是１８８９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穴韦伯和华莱士?雪的努力，他们的学科才加进了学院的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穴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称应为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雪”{34}。华莱士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１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内，休伊·达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跟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达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科尔（Ｇ．Ｄ．Ｈ． Ｃｏｌｅ）一起，是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身处大萧条时期，英国学术思想界有一小批人物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权，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着有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１９２０）、《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６）等。哈耶克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有点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惟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人。”{35}
西德尼·韦伯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１９世纪最后几年和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尤其明显。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伯夫妇和费边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积极行动的国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党１９１８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也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内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本身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７年，他是学院院长。３０年代，哈耶克和系里的很多教员都跟他长期不和。贝弗里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１９４２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战后基本上被采纳了。跟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即使是贝弗里奇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一位筹钱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系科都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日制教员人数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时，“全院的全日制教师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只有一位高级讲师，另有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经有了１９位教授，１５位高级讲师，２１位讲师，还有２１位助教和助理———总共７６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４名非全职教员”{37}。他当院长时，伦敦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在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贝弗里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1)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哈耶克的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２９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１９２７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①，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３０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储蓄的“悖论”》一文中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感兴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凯恩斯的看法是，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②。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对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③。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着“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为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的说法提供一些依据”；“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觉得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的说法”④。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投书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为了制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作出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有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在没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后也对剑桥大为不满。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⑤。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首相麦克唐纳于１９３０年任命了一个５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却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发生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胡涂。”⑥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８月号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下一期发表的过激的响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就称赞“作者在书中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⑦，而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很显然，本书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词……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⑧
如此等等。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作出答复，他说：“面对如此重重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的阐述，从而为下一步的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⑨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也发起了还击。在这篇１１页的响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２／３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他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以为我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４５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景，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使读者去思考他头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⑩
尽管哈耶克不时抱怨凯恩斯在响应他写的《通论》书评中是如何地对他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响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去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的论述中的含混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他的论敌的办法，使读者不去注意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11}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12}。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要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13}。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2) 罗宾斯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更出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欣费尔德曾就职于伦敦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比得上罗宾斯明亮的行星”{14}。希克斯在１９３９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15}。几十年后，希克斯为他的文集中所收录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16}。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尔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7}。后来长期担任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职位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的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8}。１９５１年，哈耶克写道：罗宾斯成为“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崛起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人物”{19}。
除了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后来纷纷成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约翰·希克斯、罗纳尔德·科斯、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诺德·普朗特及阿瑟·塞尔登。希克斯于１９７２年与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跻身于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院经济学家之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５年，希克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的名声源于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工资理论》，尤其是《价值与资本》（１９３９）。尽管他不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但他却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科斯赢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断言，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资格或产权的最初配置，并不会影响其最后的效用。也就是说，完全竞争性市场最终总会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总会流向更高、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确定产权及其形态，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它们决定着市场交易的内容。与哈耶克一样，科斯的学术生涯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度过，在伦敦经济学院一直呆到１９５１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１９７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１９３３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呆到１９４８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如何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这就是成为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它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教诲，我恐怕既不会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的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但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点麻烦，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20}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２０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受到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很大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的早年著作翻译成了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了，下课以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穴说?雪，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知道它。’大家都大笑起来”。{21}１９２７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１９４７年，这一年他调到剑桥大学，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内尔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逐渐地转向了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是相互尊重的。大萧条爆发的时候，勒内尔成为伦敦经济学院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希望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沟通。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内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22}。勒内尔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他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的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８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道，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23}。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１９３５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24}科斯又回忆说，１９３１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5}。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26}。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方面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穴经济系和商业系?雪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27}。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的兴趣。我很高兴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注意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的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时，他是多么地兴奋”。{28}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29}，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经意识到了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的这些才俊之外，伦敦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尔梯尔·奥赫林和拉格纳·弗里奇（两人后来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以及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麦加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她“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他又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经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30}。
１９３１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经济学院大约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１２５０名是全日制学生，包括２００名研究生；１２５０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５００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研究生、２００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还有更多实用专业及其它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课。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样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班热情地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的内容，更多地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讨论一个一个题目，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31}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这些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要的话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会多少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来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经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穴还有?雪助教和初级讲师。”{32}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有影响力的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33}在这里，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它成员的作品。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起步发展了，而我们则正在投入此一积极活动中。
活着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则就是天堂！{34}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为２０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１８８３年，信奉１９世纪、甚至１８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１９４６年去世，３０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①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鄢（１９１９），该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儿，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②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穴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雪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③１９３５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穴马克思?雪，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２０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１０％之下，这一年就是１９２７年，失业率为９．７％。为什么会这样？ 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动迟钝的巨兽。“１９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⑤，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的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就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１９１９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⑥。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鄢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１０％。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１９２６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３０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2) 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的第一卷开头是这样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那个权势集团的一员精英分子。他几乎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它人。”⑦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１９２８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他的《货币论》所作的评论时之所以对哈耶克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他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１９２７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Ｆ．Ｙ．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又曾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德文写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选“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⑧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提到，“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⑨———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对德文的了解不是这么贫乏，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⑩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保存下来的他看过的期刊上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２６页的书评文章中，有３４处凯恩斯用铅笔做了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11}
哈耶克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可能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的时候，是凯恩斯和罗宾斯在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之后{12}。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他在１月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讲后，伦敦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他的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露脸。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作出响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进行了私下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复，他们你来我往各写了五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很满意，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写来信，哈耶克才写回信。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１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六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穴最后?雪一封信对于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经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的时候，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经过简化的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然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13}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凯恩斯写信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14}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很厌烦。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９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时，凯恩斯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穴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雪”———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个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经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１９３２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16}；在写于１９３３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呆在这儿?穴剑桥?雪。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17}；在１９３５年的一封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18}据罗伯特·斯克德尔斯基的说法，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发现”{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他的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20}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有能够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脚注中， “获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埃罗·斯拉发对他的批评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发先生的观点……这个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实是，斯拉发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作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发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21}
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２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间的往来被人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都不像是大论战。”{22}双方都对对方给予猛烈抨击，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23}。哈耶克的追随者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多，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几年前曾经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都纷纷投奔到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跟从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25}。
在１９５２年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哈耶克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受着一种强烈的直觉的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地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26}
哈耶克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27}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据科斯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哈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28}。
哈耶克在３０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他想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１９２０年，从当年１０月到次年６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７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１０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加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１１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这总得到了凌晨１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９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１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他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１９２６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的研究所，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１９２７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他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供职于内政部任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１９２９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和生于１９３４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 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些东西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如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来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１７世纪到１８世纪”{40}。
哈耶克的父亲于１９２８年因肾病去世，年仅５７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１９２９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１９３１年，哈耶克成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要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才可能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他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Ｈａｎｓ Ｍａｙｅｒ）“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将是他永远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９２岁高龄在１９７３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１９２７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１９３２年９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１２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1)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ＬＳＥ———是２０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认为，在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复兴的“反集体主义”的思想运动①中，涌现了５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贝弗里奇都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经济学院对２０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西德尼·韦伯等等，也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开始阐述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其中的一篇《储蓄的“悖论”》?鄢（１９２９）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了威廉·特鲁凡·佛斯特和瓦蒂尔·凯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下降。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佛斯特和凯钦斯悬赏让大家来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５０００美元的赏金。１９２５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来自２５个国家的五十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４３５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４０位着有经济学专着，５５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及“大英帝国最富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②。
哈耶克虽然没有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假说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的速度。到了一定时间，就无法继续支撑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因为在经济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了一定时期，通货膨胀会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从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威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低到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间形成的比率之下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经济结构就会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时间被清除。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爱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就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间的往来”③。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里高利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于是，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忘却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坎南发挥了无人可以比拟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经济学院创办于１８９５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西德尼·韦伯的设想创建的，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华莱士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中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１９５１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④
在坎南于１９３５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和同事鲍利撰文指出， “在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象一直就呆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⑤。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最重要的的系?穴指经济系———译者注?雪的思想环境”。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而坎南却更愿意做个异端，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的思想与哈耶克本人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演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⑦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位伟大的经济史家。
坎南对政府的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开化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绝对需要存在一个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的权威。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做恶者，来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⑧因而，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道路、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国家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国家也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自己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⑨。他属于亚当·斯密（他也是位大学者）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相当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的传统建立了密切关系。我曾经对他的著作写过书评，也非常喜欢那些书，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我会更自在。”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的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11}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跨国界的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因此而坚定地拒绝谈论什么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不提国家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本能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拒绝经济民族主义”{12}。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2) １９３１年１月底到２月初，哈耶克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刺儿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它领袖人物，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大可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13}。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拉奇当时撰文指出，１９３１年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发表，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14}。１９３１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正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哈耶克的演讲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得“恰到好处———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了解有关经济波动的新知识”{15}。
１９３１年初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让哈耶克得以进入该院执教，就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也在凯恩斯所控制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发表了一次单篇演讲。理查德·卡恩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凯恩斯的遗稿管理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哈耶克的演讲“有很多学生来听，系里最好的教员们也来听。（而凯恩斯当时在伦敦。）听众们———无一例外———完全迷惑不解。在马歇尔学会举行的活动中，一般演讲者讲完后会有一场热烈而漫长的讨论和提问，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得打破这种静寂，于是我站起来问：‘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就会增加失业？’‘是的，’哈耶克说，‘不过，’他指着黑板上画的三角关系示意图说，‘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得费很长时间进行数学上的论证。’”{16}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搞清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说：“我从来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总需求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函数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个生产活动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部分与下游河口部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几乎让凯恩斯明白了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我拼命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因为这时重要的是迅速产出以获取利润，即使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而在需求下降的时候却会迫使企业增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因而这里的关系也许是，需求减少会刺激投资，而需求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当时，他对我的论证非常感兴趣，他说，‘但这与就业取决于最终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于这条公理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须坚持最终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因而与此相反的任何理论在他看来都是荒唐的，他都视而不见。”{17}
哈耶克的要旨是，短时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投资，转向短期投资，于是长期投资只能得到较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哈耶克指出，人们对生产过程的错误认识与资本的性质有关。他在纯技术性经济学理论领域的根本观点是，人为压低利率会刺激时间较近的资本品的生产，从而扭曲生产的结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庞巴威克的资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活动会通过越来越多的“迂回”或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来进行。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在于，该经济体维持拉长了的资本生产过程之发展的能力，与其生产即期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失衡。在这样的失衡状态下，每购买一件消费品，都导致了较远的资本生产过程无法完成，从而导致浪费。在《储蓄的“悖论”》中他指出：“一旦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被开启，那么，除非通过发生一场以失业及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经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需要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是不可能完工的。”{18}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一步。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评论哈耶克１９３１年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时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５先令，就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19}。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3) 哈耶克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伦敦演讲让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道，“我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一天”，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体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21}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合作愉快”{22}。
哈耶克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开始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１９３１年５月份，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哈耶克这篇文章的译文发表在《经济学》的头条位置上。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２期即８月号的二条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霍布豪斯的短文。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号上，头条是凯恩斯响应哈耶克８月号那篇批评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１９３２年２月号，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二条位置上。在差不多一年时间内，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上半叶，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３０％，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２０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十倍。
鼓舞人们建设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年长６岁。１９２０年，拉斯基进入伦敦经济学院，１９２６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受教于拉斯基，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24}。后来当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课，他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穴是?雪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25}。１９５５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呆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主宰”{26}。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本着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道，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好多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上过伦敦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儿得到了灵感。{27}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能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潜在性质。与其它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所有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也是持久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２０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整个世界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对他也非常厌恶。１９８４年，哈耶克在对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出响应而写的读者来信中，对拉斯基盖棺论定：“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在１９３９年８月，晚饭后，拉斯基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９点钟的ＢＢＣ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俄国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二十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惜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28}
哈耶克在另一个地方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相信，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来的”{29}。拉斯基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有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言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什么中间道路，”他这样宣称，但跟哈耶克的意思却完全相反，“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了奴役”。
根据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说法，“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31}。１９５０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１９２０到１９５０年这段时间称为‘拉斯基时代’”{32}。尽管去世之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了，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时，属于左翼政治光谱的重要人物还有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理查德·托尼、西德尼·韦伯。跟坎南一样，华莱士一开始也是学院的讲师。罗宾斯写道，作为教师，华莱士“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33}。哈耶克在１９４５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形容华莱士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是１８８９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穴韦伯和华莱士?雪的努力，他们的学科才加进了学院的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穴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称应为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雪”{34}。华莱士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１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内，休伊·达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跟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达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科尔（Ｇ．Ｄ．Ｈ． Ｃｏｌｅ）一起，是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身处大萧条时期，英国学术思想界有一小批人物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权，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着有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１９２０）、《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６）等。哈耶克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有点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惟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人。”{35}
西德尼·韦伯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１９世纪最后几年和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尤其明显。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伯夫妇和费边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积极行动的国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党１９１８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也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内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本身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７年，他是学院院长。３０年代，哈耶克和系里的很多教员都跟他长期不和。贝弗里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１９４２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战后基本上被采纳了。跟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即使是贝弗里奇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一位筹钱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系科都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日制教员人数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时，“全院的全日制教师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只有一位高级讲师，另有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经有了１９位教授，１５位高级讲师，２１位讲师，还有２１位助教和助理———总共７６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４名非全职教员”{37}。他当院长时，伦敦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在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贝弗里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1)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哈耶克的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２９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１９２７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①，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３０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储蓄的“悖论”》一文中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感兴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凯恩斯的看法是，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②。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对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③。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着“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为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的说法提供一些依据”；“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觉得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的说法”④。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投书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为了制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作出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有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在没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后也对剑桥大为不满。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⑤。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首相麦克唐纳于１９３０年任命了一个５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却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发生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胡涂。”⑥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８月号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下一期发表的过激的响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就称赞“作者在书中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⑦，而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很显然，本书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词……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⑧
如此等等。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作出答复，他说：“面对如此重重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的阐述，从而为下一步的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⑨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也发起了还击。在这篇１１页的响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２／３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他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以为我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４５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景，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使读者去思考他头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⑩
尽管哈耶克不时抱怨凯恩斯在响应他写的《通论》书评中是如何地对他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响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去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的论述中的含混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他的论敌的办法，使读者不去注意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11}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12}。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要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13}。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2) 罗宾斯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更出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欣费尔德曾就职于伦敦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比得上罗宾斯明亮的行星”{14}。希克斯在１９３９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15}。几十年后，希克斯为他的文集中所收录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16}。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尔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7}。后来长期担任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职位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的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8}。１９５１年，哈耶克写道：罗宾斯成为“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崛起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人物”{19}。
除了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后来纷纷成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约翰·希克斯、罗纳尔德·科斯、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诺德·普朗特及阿瑟·塞尔登。希克斯于１９７２年与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跻身于２０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院经济学家之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５年，希克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的名声源于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工资理论》，尤其是《价值与资本》（１９３９）。尽管他不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但他却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科斯赢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断言，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资格或产权的最初配置，并不会影响其最后的效用。也就是说，完全竞争性市场最终总会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总会流向更高、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确定产权及其形态，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它们决定着市场交易的内容。与哈耶克一样，科斯的学术生涯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度过，在伦敦经济学院一直呆到１９５１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１９７３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１９３３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呆到１９４８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如何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这就是成为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它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的教诲，我恐怕既不会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的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但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点麻烦，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20}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２０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受到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很大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的早年著作翻译成了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了，下课以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穴说?雪，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知道它。’大家都大笑起来”。{21}１９２７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１９４７年，这一年他调到剑桥大学，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内尔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逐渐地转向了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是相互尊重的。大萧条爆发的时候，勒内尔成为伦敦经济学院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希望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沟通。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内尔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22}。勒内尔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他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的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８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道，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23}。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１９３５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24}科斯又回忆说，１９３１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5}。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26}。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方面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穴经济系和商业系?雪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27}。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的兴趣。我很高兴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注意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的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时，他是多么地兴奋”。{28}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29}，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经意识到了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的这些才俊之外，伦敦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和弗里茨·马赫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尔梯尔·奥赫林和拉格纳·弗里奇（两人后来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以及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麦加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她“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他又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经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30}。
１９３１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经济学院大约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１２５０名是全日制学生，包括２００名研究生；１２５０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５００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研究生、２００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还有更多实用专业及其它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课。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样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班热情地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的内容，更多地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讨论一个一个题目，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31}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这些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要的话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会多少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来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经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穴还有?雪助教和初级讲师。”{32}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有影响力的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33}在这里，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它成员的作品。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起步发展了，而我们则正在投入此一积极活动中。
活着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则就是天堂！{34}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为２０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１８８３年，信奉１９世纪、甚至１８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１９４６年去世，３０年后，他的朋友和同道、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①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和平的经济后果》?鄢（１９１９），该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订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惊人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勤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所有人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经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和小玩意儿，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贵金属，然后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他们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看起来对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②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穴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雪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③１９３５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穴马克思?雪，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不拉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扯而已。”④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这些年属于“兴旺的２０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暗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在１０％之下，这一年就是１９２７年，失业率为９．７％。为什么会这样？ 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动迟钝的巨兽。“１９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⑤，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在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的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就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１９１９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⑥。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收录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用当时人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相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的供应相对地偏离价格，重视制订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全国经济。
《货币改革论》发表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鄢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１０％。要弥补这样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经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１９２６年，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的终结》，他所说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应当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写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本书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２０年代英国的萧条紧接着是３０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货币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经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一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让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上马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状况变化，原来是货币政策更有效，现在则是财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于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也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８章 凯恩斯(2) 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的第一卷开头是这样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那个权势集团的一员精英分子。他几乎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它人。”⑦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１９２８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他的《货币论》所作的评论时之所以对哈耶克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他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１９２７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Ｆ．Ｙ．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１９２９年，哈耶克又曾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德文写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选“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⑧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提到，“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⑨———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对德文的了解不是这么贫乏，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⑩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保存下来的他看过的期刊上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２６页的书评文章中，有３４处凯恩斯用铅笔做了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11}
哈耶克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可能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的时候，是凯恩斯和罗宾斯在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之后{12}。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他在１月份发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讲后，伦敦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他的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露脸。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作出响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进行了私下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复，他们你来我往各写了五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很满意，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写来信，哈耶克才写回信。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１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六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穴最后?雪一封信对于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经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的时候，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经过简化的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然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13}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凯恩斯写信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14}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很厌烦。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９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时，凯恩斯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穴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雪”———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个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经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１９３２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16}；在写于１９３３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呆在这儿?穴剑桥?雪。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17}；在１９３５年的一封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18}据罗伯特·斯克德尔斯基的说法，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发现”{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他的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20}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有能够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脚注中， “获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埃罗·斯拉发对他的批评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发先生的观点……这个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实是，斯拉发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作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发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21}
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２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间的往来被人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都不像是大论战。”{22}双方都对对方给予猛烈抨击，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23}。哈耶克的追随者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多，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几年前曾经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都纷纷投奔到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跟从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25}。
在１９５２年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哈耶克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受着一种强烈的直觉的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地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26}
哈耶克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27}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据科斯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哈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28}。
哈耶克在３０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他想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