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一）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郑永年
2010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854

《人民日报》刊发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图为全会会场
温家宝总理今年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这激起了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最近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时候，温家宝再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明说，执政党会毫不动摇地进行政治改革。
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都继承了邓小平上个世纪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等问题。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30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30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30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30年之前的老问题。
概括地说，在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以往改革的成果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第二，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难要用政治改革来克服。第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温家宝非常强调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朱镕基任总理时也强调过，腐败会亡党亡国。这个危险很显然继续存在。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执政党就会面临执政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们不应当忘记，在这句话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现在很多人开始抱怨起邓小平来，这并不公平。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发动了改革，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完成了第一步。后一步，应当由现在的人们来完成。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与绩效
中国的改革，选择的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改革路径。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自邓小平发动改革到江泽民主政期间（1978年到2002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有进行，但是属于辅助性的改革。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这期间，政治改革也是重要的，但仍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
经济改革经历了30年，已经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开始于邓小平，但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政期间完成的。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前面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仍有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比较容易进行。
第二，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原有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是计划经济模式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已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第三，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近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出口市场受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可持续性是非常成问题的。
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制度。如果看病、教育、住房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就不需要多存款。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由于缺乏社会制度的保障，中国许多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住房需要钱，因而必须把有限的钱存进银行，这就限制了消费。
建设消费社会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它方面的正面效果：一，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二，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三，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四，可以减少外国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将会增强，就像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
第四，社会改革的第四个主要目标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民主化不可避免。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
二、中国改革的现状与阻力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需要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者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领导人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大公司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正在改变原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追求技术进步了。很明显，垄断型国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目流动，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