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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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与“老家伙”

　　1982年1月21日，发展组的骨干们第一次去见万里。那次由陈一谘带队，去了近20人。“我记得，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孙方明回忆说，“从中南海的小西门进，门卫拿着名单对，报了名就进去了。记得当时天气还挺冷，屋里开了空调。”这群下过乡的知青，个个都抽烟，不多时，就把这间国务院会议室搞得烟雾腾腾。

　　“开始我们没注意。后来，万里本来是坐在中间的，他自己走下去开窗户，也没说大家不要抽烟……这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万里对这些年轻人是爱护的，我还记得他说：‘我说你们是年轻小组，也都是30来岁了。我30来岁都当部长了，你们也不年轻了！’”

　　原来说好，谈一个半钟头，但后来延长到了两个半钟头，万里听得非常认真仔细而兴趣盎然。他们在11月又一次畅谈，情况也是如此。这帮年轻人开完会，出了中南海，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直奔附近西安门的延吉冷面饱餐一顿。

　　张木生记得，一次在讨论完问题以后，万里问这些读书很多的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年轻人们七嘴八舌地引经据典，有人说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也有人说是土豆加牛肉的。万里却说，你们说的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他们真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张木生说。

　　后来，他们进了很多次中南海。记得有一次是由杜润生带着，去与中央的主要领导讨论粮食问题。当时这群发展组的年轻人提出，在完成国家统购统销的任务以后，可以将部分粮食市场化，取消粮票。经过动态测算，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应该在1280亿斤左右，剩下的可以全部放开，在市场上出售。

　　张木生说，这个数字是我们一群人先搞分省调查，后将全国情况汇总，然后高小蒙、白南生还拿出了数据模型。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表态说，“你们年轻人还那么保守，1280亿斤的目标，还有零有整，统购统销额定在1000亿斤足够了。”当场，发展组的一个小伙子跳起来就说，你们中央领导同志在想什么呢？你们以为我们这个数字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是大量的调查，充分地计算得出来的！

　　令张木生他们吃惊的是，那位中央领导扶着年轻人的肩膀说，“你慢慢地说，我们细细地听。”“后来从中南海出来，我们还等着杜老骂我们呢。这些都是中央主要领导，而我们这么年轻，又这么狂。杜老却嘿嘿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呢！——后来的年代，哪还会再有这种场面？”张木生感慨道。

　　“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万里他们拿我们不当外人，关起门来，什么都能说。”罗小朋说。

　　五个“1号文件”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发展组以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形成了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下称《记要》），《纪要》的核心是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会议结束后，又对这个《纪要》进行了反复修改推敲，最后把它作为1982年的开年文件，即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这个文件，用杜润生的话来总结，它“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安排“1号文件”。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发展组连续参与了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根据杜润生《自述》，五个“1号文件”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先农村调查，由中央和各省农口党政部门和研究部门共同组织，随后在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农委主任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再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

　　这个起草小组，有农村政策研究室刘堪等，农业部林乎加、何康等，来自各省农口的吴（江苏）、王郁昭（安徽）、杜瑞芝（广东）等，来自发展组的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也名列其中。

　　周其仁回忆道，“有一年文件搞出来，通过了相关程序，杜老精心修订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的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不可以过目的！”那时，周其仁甚至不是中共党员。

　　“记得那时传达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时，有‘周其仁中间插话’，谁也不知道周其仁是干什么的。有时王小强也哗哗讲一段，都是混着传达的，哪知道谁是谁啊。”回想起当年，张木生笑道，“那是一个有巨大需求的年代，也使这批人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

　　政治高手杜润生

　　中共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直至1980年1月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还是交锋激烈，而且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上风。

　　中共党内真正的风向转变是那年5月31日，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在此前4月的“长期规划会议”上，邓小平已经表示，同意在一些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5月这次的讲话，他讲得更明确：“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虽然有了来自最高层的表态，但对中共党内的反对声音，仍需要一点点地做说服工作。杜润生在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杜老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你们怎么争，他都会处理。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高手。”张木生如此评价。“你们各有各的想法都没关系，他什么样的意见都能听，而且从来就不下一个特别死的定论。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善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辩论即为集思广益，能够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我亲耳听万里和胡耀邦同志说过好几次，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话，我们说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他说的大多数人就能听、能接受。”张木生说。直至今天，他依然发自内心地将杜润生尊为自己的导师——在采访中，当年发展组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在杜润生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他当年说服王震的过程。王震曾任农垦部长，他当时指责包产到户是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后来杜润生对王震说：我们并没有把原国营农场都变成家庭农场。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十亩八亩，给了工人的家属，算不了什么。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大农场套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王震听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像杜老这样的人，不管是党内的传统思维还是社会上的新潮流观点，他两边都能听懂。”戴小京评价说。他会给党内“老人”翻译年轻人的观点，又对年轻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拿到会上是通不过的。他能具备这样一种理解和一种政治的把握。“他有特别强的政治平衡意识，信念坚定，又善于妥协。他对这个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有现实感。跟他交往的过程中，年轻人会受到一种训练，知道哪些东西可以说说、想想而已，哪些东西可以变成现实。杜老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能把各种东西包容。”

　　蓦然回首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1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村和农业的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前三个‘1号文件’，每一个都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到了写第四个‘1号文件’的时候，有点弄不动了。”一位参与过当年写五个‘1号文件’的当事人回忆，“再改就要改统购统销了，这就牵涉到国家的整个财政流通体制。”他记得当时杜润生带着他们去见万里，请示说，是否就此打住？万里却很坚定,这个“1号文件”已经成了农民的精神期盼了，还得往下写。

　　1985年的“1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1986年，“1号文件”决定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五个“1号文件”发布之后，中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这批年轻人成为直接参与并推动国家向前走的角色。

　　“这一场农村改革，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识，积累若干小步，就完成了一个重大改良。它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却很大。”这是翁永曦对这场农村改革的总结。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领导人，在经历多年困顿后重获权力，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简要地处理了历史是非与社会和解问题，同时，“明智而谨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热情引向了建设性的改革。” 罗小朋说。

　　1985年年初，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由杜润生直接领导。

　　1986年，随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发展组从名分上也正式消失了。

　　但是，杜润生和这批年轻人的忘年之交，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数十位发展组成员在中国改革最初的激情岁月里建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诸多共识。后来，他们或者通过学术研究，或者通过政策决策，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们的年龄当在50岁－60岁之间。（完）■

　　本刊记者臧博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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