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

丁冰教授说：当前大规模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争论，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左派们又进一步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请左派们验证，你们的判断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一种主观臆断？
丁冰教授没有对他的主张展开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怎么自我完善？建国以来我国曾经作过自我完善的多次尝试。我参与起草了1979年12月3日由国务院财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名义发表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部总体规划。其中第一章“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列举了1954年、1958年、1961年、1976年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然后说：“几次改革多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没有把重点放在研究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几次改革多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兜圈子，没有认真研究如何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经济、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丁冰说的自我完善，就是这个文件说的在原有体制内“兜圈子”，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调动不了农民、工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1978年，安徽大旱，农民自发搞起了承包，交够集体、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农民可以决定种什么，破了由上级决定种什么的计划经济；农民可以决定收益，破了集体统一分配的大锅饭。这项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一旦推开，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受农村改革的启发，1979年城市企业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由政府部门决定，典型的例子是企业建厕所也要报批。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实行奖金制度到利润留成，将企业的经营成果与职工的利益挂钩，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这说明什么呢？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开始了农村、城市的改革。改革从引进市场起步，这不是理论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实践，某种意义是走头无路的选择。
这两项改革，开启了对计划经济、公有制的冲击。我想问左派们：你们认为中国改革从这里起步，究竟是对还是错，有没有你们说的阴谋？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摆到议事日程。能源、原材料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国务院多次研究改革工业品价格，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难以承受。计划经济将指令计划、物资分配、计划价格捆在一起，像咬在一起的一堆螃蟹，怎么也解不开。正在这时一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于
年8月在杭州目干山召开会议，我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马宾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分若干专题小组，第一组讨论价格改革，争论非常激烈。田源是调派，张维迎是放派，华生是调放结合派。当时，张维迎举了一个例子，价格应由供求决定，正如温度计的水银注，随着气候冷热会自动升高降低。而调价是用铁棍子代替水银注，一会儿要锯长，一儿会要锯短，不能按照供求自动调节。所以，他主张要放开价格。
我国的价格改革一直在调中兜圈子，从来没有引进放的概念。我根据他们的讨论，写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统一分配定价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对短缺物资，计划内价格不动，超计划的部分实行市场价。这份报告送张劲夫、***。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然而，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你们主张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可是坚持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调价，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路径，引入市场机制的放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张维迎说的放是西方经济学的ABC，价格双轨制是接受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物。这对中国改革是功，还是罪？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新自由主义的阴谋？
第三、放有两种选择，价格全面放开，这就是俄国的休克疗法。我们选择了渐进改革模式，即双轨制。你们说，这样做对不对？
第四、双轨制必然带来新旧体制的磨擦和漏洞，必然给资源的掌控者带来暴富的机会。这是不是渐进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第五、我将张维迎、华生的思想转换为可操作的双轨制，请问我算不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不是官倒们收买的代言人？
由于这次会议是自发组织的，我参加这个会议冒着被撤职的风险。价格改革报告被认可，我官升一级，由国家体改委处长升为中国体改所副所长。好在马宾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今天请你站出来评价或揭发：这项改革是对、还是错，是阴谋、还是阳谋？
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1982年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米提高到4.4平米，但由于人口增加和分配不合理，1982年的缺房户、无房户比1978年不减反增，分别占总户数的1/3、1/10。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实收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
当时建设部房管局提出要将房租提高到0.52元。房租提高，发不发补贴？不补贴，肯定通不过；发补贴，算了一笔帐，财政不仅增加不了收入，还要倒贴。这就遇到价格改革同样的难题，少提不补，解决不了问题，还挨骂；多提补贴，还要倒贴，财政不同意。一句话，在原有的制度内自我完善找不到出路。
1984年底，我向***提出，提高房租的目的不是弥补亏损，而是推出公房转让，使职工买房比租房合算。我说，就是将公房白送给百姓，对国家来说也不吃亏，甩了补贴的包袱，况且折价出售，国家可收回现金，加快住房建设。同时可引导不合理的消费倾向，即职工有钱先买彩电、冰箱，导致国家大量进口，而伸手向国家要房，政府却无财力。于是，国务院成立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
各地在住房改革中创造了不少模式，有青岛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现在，买不起房，成了指责住宅市场化改革的一大罪状。过去住房，政府无偿分配，当然人人都住得起，但住得上吗？缺房户、无房户就占到总户数的1/3、1/10。20年前1.95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20平米。20年前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0.3%；10年前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今天买得起房的人，占人口的30%。当然今天还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这应该说注意到了，只是做得不够好。怎么能因此否定住房改革呢？
现在我又要讨教左派，无偿分房的住房制度要不要改，不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怎么自我完善？我建议公房折
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深圳特区建设急需资金，改无代价、无限期的用地制为收土地使用费、以土地作价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的有偿有期的用地制，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立土地市场。
海南杨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有人指责这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改革过程中经常发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责疑、批判改革的事件。土地制度改革，使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明明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然而却获得了“卖国”的罪名。
土地市场的建立，使国家获得了巨大收益，支持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房地产市场配套，使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然而，在土地的转让中、房产的开发中又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
我请问左派们：土地无偿占用的制度怎么自我完善，土地市场改革是爱国还是卖国，香港的经验可不可以学习、借鉴？
左派们愿意就改革问题反思、争论，我很赞同。为了争出一点结果，我提出如下建议，请你们考虑：
第一、中国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引进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取向，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所作的正确选择。中国改革是由安徽农民发端、改革派推进、邓小平总决策，集合了党、政府、民众、精英的集体智慧，而不是少数人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如果不同意这个结论，请你们一项项具体指教，上述改革怎么不对，可以另作什么选择？
第二、你们坚持中国改革应选择社会主义原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那么我要说，中国已经作过多次尝试不解决问题，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老大哥也没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和经验，而你们却要坚持，总该提一个具体的方案，让党和政府研究，也让我们开眼，噢，原来可以作这样的选择！我直接参与起草的改革总体规划和方案就有5个之多。你们看，我们当时多么下功夫，既务虚、又求实，既从理论突破、又搞操作方案，你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马宾同志相处，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当时，国务院研究中心与国务院体改办、后来是国家体改委都在中南海办公，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会上不见、饭堂见。对搞改革的人，他是了解的。象莫干山会议，他都亲自参加了。现在怎么一下子把高尚全、张维迎当作 “汉奸、特务”，
其他左派们也是“卖国贼”、“反革命”一痛乱骂。中国已进入法制年代了，应有法制观念。我国刑法没有“汉奸”、“特务”、“卖国贼”、“反革命”的罪名，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若有此罪，应向检察机关检举，不宜向党中央写公开信，更不应在会议、网上等公共场合宣布。因为除法院可定罪外，其他任何组织、个人都无权定罪。弄不好，会被反诉“用侮辱、毁谤等方式” ，损害他人名誉。还有西山会议上的发言，不能作为指控他们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证据，他们的言论即使与美国总统或国务卿的说法相似，也不能认定为美国收买。我的看法，这只是对中国改革、方向、目标、路径的不同意见争论，构不上定什么罪。这样不利于讨论问题、总结改革。
第四、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核心是由政府控制、分配资源，不利于调动企业的能动性、民众的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引入市场机制，就是要将资源分流给企业、民众去支配。改革不是革命，不能将资源从控制人手中剥夺过来；渐进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只能让资源逐步分流进入市场。这就使资源的控制者有了可乘之机，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在带来积极成果的同时，也使他们能用手中的资源来攫取财富。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与改革俱进。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留作以后再作分析。但在改革的早期，这是无法避免的，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今天我们的改革策略应该调整，要重视、关注公平问题。西山会议上改革派主要也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务实的态度。左派们完全可以作出评论或批评，提出意见和建议，没有必要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法，必置对方于死地。问题是置不了人家于死地，反倒使自己失去了理。你们不赞成共产党分为两派，那就应该给自己政治上有个定位，即党内的左派，而不是反对派，就不应象反对派那样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