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广州水陆变迁的直接见证

开篇语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史。这些历史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一代代地流传下来，而地名，则是其中最直接而可靠的一种。它们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轨迹，更有大自然山田海陆变化的过程。正是在人力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造就了一座城市不同的面貌和性格。
在广州城中，有许多饶有趣味的地名，一些地名本地人读起来顺口，外地人却根本不认识；一些地名在这里频繁出现，别的城市中却难得一见。这些特殊的地名用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信息？看似散布在城市角落的这些“文字碎片”，怎样才能聚合成广州城市大变迁的历史地理拼图？从本期开始，本报将以“说文解字”的形式，展开一段段不一样的广州故事。
省府大院到南方大厦曾是浅海
“沙”字地名多集中珠江北岸
司徒尚纪指出，在中国古人的堪舆学观念中，“聚水格局”是一种建造大都市不可或缺的要素与资源。古书有云“凡京都府县，其基阔大，其基既阔，宜以河水办之，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而从中国古代都城、近代大城市选址来看，都验证了古人的论断。若放眼世界，也能发现在大江大河“弯环境”，也就是河曲地带或入海口几乎都有大城市，或为首都，或为商业中心，如古代西安、南京、杭州、武汉、莫斯科、开罗、汉堡、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广州古城位于珠江溺谷湾，地处东、西、北江交汇之处，就是这种“聚水格局”的反映。
直到宋代，溺谷湾的水面还很宽，由狮子洋涌来的海浪可直拍越秀山脚，现中山四路到惠福路一线属于这个大海湾的北界。溺谷湾中原有不少岛屿露出于湾面上。它们作为泥沙沉积的核心加速了泥沙沉积和陆地生长，为城市扩展提供了充实用地。这种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发育模式，为广州古城选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仔细研究广州的“沙”字地名不难发现，其大多集中在珠江北岸沿线。接受记者专访时司徒尚纪解释，由于地球自转偏向力（科氏力）的作用，在北半球河流往往南岸形成凹岸，北岸形成凸岸。前者被侵蚀、挖深，导致坍塌；后者泥沙堆积成滩，年长日久露出大片陆地，因此城址选在凸岸一般来说更利于城市的未来扩张。对于广州来说情况即是如此。广州珠江北岸2000多年来不断南移，正好印证了古人筑城的长远眼光和科学性。这保证了广州城市的中心区域几乎没有偏移，与那些城址游移不定的城市相比，这种格局显然更有利于城市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河岸两千年来南移千余米
海珠桥江面宽不及汉代1/10
除了河流凸岸，“沙”的形成还有一些特定的规律：在河口附近，由于河水受潮水所顶托，因此海湾回流处淤积迅速；在沿海岛屿方面，岛屿西北部的背风浪地区淤积较为显著，此外由于岛屿的顶端阻挡上游水势，岛屿的尾部就形成了静水区域，是泥沙在岛屿的尾部向下延伸淤积；另外，在水流的两个主流线之间，也常常发育成沙岛、沙嘴或沙垄等形式的沙坦。司徒尚纪表示，广州的“沙”地名包含了多种成“沙”作用。其中一些，就是由过去水中的小岛淤积而成连片的陆地，还有一些如二沙岛，则本来与陆地连成一体，后来又被水流冲刷而分离出去，成为江中沙岛。
第四纪地质研究成果显示，大约6000年前广州中山四路、五路一带有海潮入侵，海浪直拍白云山和越秀山麓。这时珠江北岸在今中山四、五路一线，那里有广州最古老的海相沉积物——在今新大新公司地下8米曾取得含海相贝壳和咸水种化石硅藻的淤泥，经碳14年代测定距今6340±130年。此后珠江北岸不断南移，珠江口溺谷湾也随之变窄。近年，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平日曾在忠佑大街南越国宫署遗址取样分析，共检出化石硅藻10种3369个，全部为典型淡水硅藻类。这说明中山四、五路一带在秦汉年间已经属于淡水陆地环境，与6000年前的咸水环境大为不同了。
在此之前的战国时期，珠江北岸大抵在大南路一带，距中山路尚有约550米。而秦汉时珠江北岸不但超过中山四路、五路，而且抵达今大德路一线，越过了中山路600米。经唐宋的演变，明代珠江北岸到一德路、泰康路，清代到十三行、人济西、珠光路、镇龙上街、新河浦一线。汉代珠江宽约2000米，汉以来平均每年以0.83米的速度淤窄。现海珠桥江面宽仅180米，不及汉代1/10。广州城区大片土地都是秦汉以来淤积而成的。
名词解释：
沙，顾名思义就是由河流的沉积物堆积在岸线附近而形成的洲滩等地理实体。由于是三点水旁，自然与“水”有关。这也是广州这座亲水城市有别于其他许多大城市的特色。与水的共存和博弈，既是广州地理演变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发展中人类进步的关键线索。“因此广州人看珠江，不能只知道她给我们提供了水源，还要知道她同样为我们孕育了土地”，司徒尚纪说。
名词拓展
“围”和“基”：
人工所筑之“沙”
兴起于宋代
广州的特色地名中，与“沙”字伴生，相依相成的还有两个字——“围”和“基”。
司徒尚纪表示，之所以将这三个字放在一起解读，是因为后两者可以看做一种人工筑“沙”的方式。广州凡是有这两个字的地名，必然与围垦有关。例如大基头、高基大街、西乐围、永安围、带河基等等。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珠江三角洲的堤围和围垦兴起于宋代。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土地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从唐代以后，随着这一区域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山地的逐步开发，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使东、西、北三江口外的泥沙沉积量日益增长。增长的泥沙先将漏斗湾内浅海填高，随后就有大片沙滩露出水面，从而使宋代沙滩的预计速度和海滩的浮露比以往朝代明显地增快。这为堤围和围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和可能性。但由于濒临水边，易受水患，因此在开垦利用，种植作物之前必须修筑堤围。
这种围垦有两种方式，一是先垦后围，由“潮田”，即没有修筑堤围就利用的沙田发展为围田；另一种就是先围后垦，就是在荒滩上，或即将浮露的沙滩上通过抛石、种草等措施加速滩地淤高，然后拍成围田，也就是利用泥沙的自然沉积效应，促淤填海的人工造陆。
所谓“围”、“基”大致都是人工造陆所筑的堤坝。广州城附近的围垦集中在古城外西关平原，以及东山的部分地区，广州西关历史上著名的“泮塘五秀”农产——莲藕、马蹄、菱角、茭笋、慈菇，就是开发西关平原的特产。
广州名基名围
广州历史上有几条著名的高基，如西乐围，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芦排巷珠瑁岗（今龙津东路西端）沿连珠大街、康王直街到今中山七路，再北上龙田大街，至今第四中学内龟岗。基高出平地1米多，相传是可以跑马的大道。因此今康王直街北口仍称高基头。该围旧时有26村，目前均已成为街道。
又如永安围，由龟岗北引至万善里纸莹岗，今西华路中段。围内有居仁（今居心）、蟠龙（蟠虬）、见龙（今见麟）、龙田、中正（今和平东约）等12村。堤基亦高出田面0.8～1.0米，街面宽1.2米。此外高基大街为明代街圩的围田基堤，带河基（即今带河路一带）是清代西关可以走马的南北交通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