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事件”凸显中国媒体尴尬生态

我走了，再见

胡舒立
2009年11月15日 19:14:35
好久不在这个博客上写作了。这是最后一篇，明天我的博客就关闭了。
我已经于11月9日正式辞去《财经》主编一职，并获接受。在《财经》这个平台上，我为读者服务十一年，曾经有许多遗憾，许多欣慰和兴奋，自认无愧于心。但想做的事本来还有许多许多。愿望不会消失，会化为我和我们的努力，继续下去。
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图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我走了，再见。
来源：http://blog.caijing.com.cn/hushuli
“《财经》事件”凸显中国媒体尴尬生态

原《财经》杂志总编辑胡舒立，与资方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斗争。
纽约时报
By JONATHAN ANSFIELD
Published: November 9, 2009
Ann/译
北京—— 在一连串涉及经济政治问题的权利争斗后，中国顶级财经杂志的先锋编辑终于正式离职，重新启程。
56岁的胡舒立在周一正式从《财经》辞职。这家著名的杂志在她的经营下，尤其擅长揭露政府腐败和企业欺诈。而据一些杂志社职员称，一些高级编辑和大部分《财经》记者都已经或者准备辞职了。
据曾在或者正在杂志社工作的员工透露，过去的几个月里，胡女士和杂志经理一直与《财经》的股东们就杂志的涉猎范围及财政问题争执不下。
共产党官员对于《财经》挑衅性的报道方式颇有微词，杂志股东们为此承担了一定的压力，员工们如是说。
杂志社的经理则对员工说过，他们在为维护杂志的正直性而努力。
经理和编辑们曾试图通过改制股东会来寻求更加独立的报道环境，包括引入外来投资者以及坚持职员购买杂志股份等。
今年初秋，已经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职员离职，近70名员工辞职。而胡女士一直坚持到了这个周一。
她现在正式接任了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职务。该学校早在她确认离开《财经》前就发出了邀请。
与此同时，她与一群离开《财经》的编辑和管理人员正准备重新申请执照，另起门户。透露该消息的员工对该项计划有所了解，但却无权公开谈论它。
而《财经》所属公司S.E.E.C财讯传媒已经从北京另一家《经济观察报》中招募组建出一支新的编辑队伍。
在《财经》的十一年里，胡舒立准确指出了她认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的瓶颈问题。而《财经》的许多独家报道都直接加速了中国一些经济要犯的落马。
而杂志本身的问题也正是胡舒立与《财经》所热衷报道的。
近几年成功带来的政治代价逐渐增高。胡舒立与SEEC高层及党组监督者之间逐渐有了罅隙，这是近几个月里接受采访的员工所透露的信息。
今年七月，在《财经》针对中国西部事件做出的报道后，杂志官员对胡舒立的施压逐渐增大，并要求其控制杂志报道的范围。
据消息称，SEEC高层曾一度被命令解雇胡舒立。这将杂志内部关于编辑及财政管理权的争斗推向了顶峰。
周一，胡舒立并未回应记者，也没做出任何答复。
因严厉管理出名的她，在这场混乱中始终保持着戒备。
她在上月致《纽约时报》的邮件中说：“我仍然在为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努力着。”
据《财经》员工及《浙江日报》编辑透露，她现今的计划中，省级报纸《浙江日报》将成为她的新投资方。
她和中国一些著名的投资人都有过商讨。新的出版物将有个相似的名字：《财新》，即《财经新闻周刊》。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专业教授展江认为，这种分裂反应了仍在党政管理下的中国媒体，与市场存在着矛盾。
“一些人仍坚持自己的理想，”他说：“但是效益已逐渐成为管理的唯一关注，并且趋向保守化。”
另外，随着中央领导人逐渐加强对中国媒体巨擘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持，他们也在强化对新闻工作者，比如胡舒立的控制。
但是胡舒立并不是一般的新闻工作者。她跻身社会名流之列，在曾经的工作中结交了大批的高级经济官员。
在SEEC，她处于被保护隔离的位置。SEEC的主席王波明，一名前任纽约证券交易经济学家，曾是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
当1998年两人相遇时，王曾承诺胡舒立向其提供经济支持，并不对新闻报道做任何干涉。
但随着《财经》的发展，俩人之间逐渐有了冲突。《财经》的收入几乎占了SEEC收入的一半，但SEEC仍坚持以相对小比率的投入资金。
王波明逐渐分出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领域，而胡舒立和她的组员则走向另一条路，并建立了财经网站。同时，他们还发展了外部合作伙伴，比如香港大亨李泽楷。和他一起，胡舒立成立了一项财经新闻服务项目。
在事件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保守派官员全哲洙的身影。他在2007年顶替一位前党中央领导的儿子，接任了全国工商联的党组书记，该组织是《财经》的资助方，因此能够施压于王波明，并干涉胡舒立的报道行为。
“王波明他们曾说，胡舒立不够感恩，认为如果没有他们，杂志早关门了。”王波明的一位朋友说道。近几天来，SEEC的官员们对于媒体提问没有任何回应。
胡舒立本可以在春天时就避免掉这些麻烦。早在今年年初，《财经》就因披露央视大楼工程腐败问题的报道而被当局叫停，一名员工透露说。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财经》甚至将文章挂到了网上，并在立法会年度会议上（人代会）向代表们分发了近百册杂志。
而当7月的事情爆发后，胡舒立更派遣了3名记者深入乌鲁木齐调查，其中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取得了采访许可。
有一次，在官方新闻中心，一名资深记者杨彬彬被发现携带着前工作人员的证件。当官员试图检查他的笔记本电脑时，他拒绝了，并与保安人员起了冲突。最后他被警察强行带走审问，并最终遣送回北京。
更糟糕的是，争吵的全过程都发生在一位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面前。
“我们的压力和矛盾已经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这次的事件是个导火索。”与杨彬彬在《财经》一起共事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透露说。
到7月中旬，记者们说，党中央政法委讨论了“纠正”《财经》的问题。宣传部至少就今年杂志发表的8篇文章进行了批评谴责，包括对央视内幕的调查，并责成杂志社“回归对金融经济的正面报导”。
在全国工商联的命令下，SEEC提出了对杂志在印刷前进行预审的要求。
胡舒立拒绝了此要求，但杂志仍不得不删减了至少三条专题报道，包括7月事件，网站也被迫废弃了两个新的栏目，九月里，有整整三天“政治与法律”栏目下没有新帖。
王波明的一位朋友透露，在八月与王的一次会面中，他曾说过有官员要求他解雇胡舒立。他也表示自己不愿意对这位受欢迎的女新闻工作者做出这样的举动，可以预见，这样的行为会成为一项国际丑闻。
但他没能顶住外部于杂志编辑上的压力，从而也恶化了内部关于股份及财政管理权力的内战。以至于胡和王，据另一位记者指出：“已不能容忍对方。”
到九月底，《财经》总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的出走，造成了超过了60名员工集体离职。而上个月，这些人中已有数十人据说已在《财新》的新办公室里开始工作了。
近几周来，许多记者都计划跟随胡舒立到新的杂志社去。但据一些记者说，就算当局允许的话，胡舒立至少也需要为新的出版许可证等待数月。
“她希望现在这个新的学术身份，能够有利于今后的谈判”以便开展新的工作，一位有意加入胡舒立一方的记者如是说。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09/11/10/business/global/10mag.html?_r=1
来源：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534653&PostID=20166512&idWriter=0&Ke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