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昊：厉以宁先生的经邦济世与诗意人生

(2010-11-18)
陆昊：厉以宁先生的经邦济世与诗意人生
——谨以此文献给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五周年
第一章     求学
小学和中学时代
厉以宁原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以”是排行，“宁”表明生在南京。
厉以宁并非出身于官宦之家，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厉存礽，生于1883年，卒于1924年，在家乡教过私塾，一生潦倒，身体孱弱，41岁时就去世。厉以宁的父亲厉佩之，原名厉鼎宣，生于1906年，卒于1989年，小学毕业后，到南京一家粮店当学徒，满师后做了店员。厉以宁的母亲袁是琳，湖北武昌人，住在南京，连小学都没有念完，因厉以宁的外祖父去世早，家境清寒，所以17岁那年就出嫁了。厉以宁是家里的长子。
但自从厉以宁的二弟厉以京(1932年生于南京)出生后不久，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厉以宁的父亲同一些朋友合伙经商，逐渐富裕起来。厉以宁4岁那年，全家从南京迁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先住在威海卫路，后来搬到建国西路.厉以宁6岁上小学，在距家不远的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读书。他从小就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学生。1983年，厉以宁53岁，这时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他出差到上海，特地到永嘉路小学看看，深有感慨地填了一首词：
卜算子
访母校上海永嘉路小学，原中西女中第二附小
一九八三年
离去已多年，
偶忆儿时境，
往事悠悠似彗星，
一闪无踪影。
转眼老将临，
反觉心平静，
回味当初似白云，
散合都成景。
小学毕业，他考进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全家逃难到湖南沅陵，这是抗战期间日本兵从未到过的地方。厉以宁转入了由长沙迁到沅陵办学的雅礼中学。抗战胜利后不久，厉以宁回到南京，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厉以宁的故乡仪征是长江北岸的县城，小时候偶尔随父母来过两三次，他并没有在这里长时间居住过。1947年，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时，他在春假期间返回仪征，暂住在姑母家。热爱诗词的他，当时曾填过几首词，从这些早期的词作里，既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爱，也反映出他很早就有古典文学的造诣。
捣练子
仪征天宁寺
一九四七年
山远远，
水清清，
星月从来故土明。
寺内桃花开又谢，
多情春雨似无情。
渔歌子
仪征朴树湾
一九四七年
几处农家柳絮飞，
游人雨后渡船归。
塘水溢，
路迂回，
篱边秀色在蔷薇。
厉以宁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上学期间，深受化学老师的影响，认为工业的落后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只有发展现代大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在一次到南京对岸的大型化工厂参观之后，他立下了实业救国的志向。有的同学劝他学习文学，他摇摇头，说文学只是自己的爱好。正是在这一朦胧理想的激励下，1948年底，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厉以宁以优异成绩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毕业，并被保送进入金陵大学。一心想以实业报国的厉以宁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改变了厉以宁一生的命运。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和新中国的成立使厉以宁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改变了看法，他对中国繁荣富强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厉以宁决定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在湖南参加了工作，在新建的湖南沅陵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担任会计。
厉以宁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因此，1951年，他毅然决定离职参加高考。在紧张而有序的应试准备中，厉以宁委托自己中学时代的好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具有扎实深厚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尽管其理科成绩优异，并曾被保送进入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但他也有扎实的文学底子，知识广博，文笔优美，思路开阔，分析与讨论问题往往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使是在北京大学这块藏龙卧虎之地，其条件无疑也是优秀的。兼之他又当了一年多会计，学习经济学有优势。于是，赵辉杰替厉以宁选择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作为第一志愿。1951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底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
无论是当时的赵辉杰还是厉以宁都没有想到，前者的果断抉择造就了中国新一代改革经济学的领先人物。厉以宁这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来到北京大学这片绿洲之后，在名师的指点下，尽管经历了不少的磨难与痛苦，最终仍得以在中国经济领域大放异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锋，也因此成为众多北大学生仰慕的导师。
进入北大刻苦学习
厉以宁是1951年初夏离开湖南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再从长沙来北京的。厉以宁曾说过：“虽然我不是湖南人，但我的一生却有着浓郁的湖南情结。湖南，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最让我怀念的，是少年时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和最初参加工作的地方——湘西。”在他早年的诗词中有一些是描述湘西的风土人情的。如下面这首：
南歌子
湖南沅陵白杨坪
一九五一年
江上烟波静，
塘萍一色青，
几行燕子最多情，
薄雾晨风伴我水乡行。
渡口轻舟送，
村边绿树迎，
溪南溪北晓鸡鸣，
到此茫然何处白杨坪。
厉以宁只身来到北大红楼，难忘的大学生活从此开始。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北京大学经济系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苏联经济学专家应聘来北京大学讲课，教授的当然是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即使是中国教员的讲授，也是他们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充溢着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热情，苏联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享有无上的权威。从理论界到政府官员，从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到充满朝气的年轻人，都多多少少地将苏联学术界与理论界的主导观点视做正确无误的教义，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解，俄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大学生的外语必修课。
在知识的海洋里，厉以宁忘我地学习着，他十分珍惜这四年的学习时光。大学四年的八个寒暑假，他将全部时间都留在了北大图书馆，从未回过家。平时的正常学习时间里，他比其他同学更加勤奋。在别人刚刚起床、准备投入新一天的学习时，他往往已在晨曦里完成了大量而充实的阅读工作。课堂上的厉以宁，敏锐的目光一直紧紧地追随着授课老师，他往往能比别人更早、更透彻地理解老师的讲授，往往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问题。四年里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厉以宁从未放松过学习。
1952年8月，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由城内迁至西郊燕园。经济系学生住在未名湖北岸的全斋。这时厉以宁已是二年级学生了，距毕业只有三年。他深感时光流逝之快，在绕过未名湖到教室上课的途中，他填了一首《相见欢》：
相见欢
北大全斋
一九五二年
忽然触景生情，
路难行，
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
湖水碧，
风雨急，
打浮萍，
若是无根来日任飘零。
在勤奋学习的过程中，厉以宁与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都怀有美好的理想。他不仅想今后能出版几部学术著作，更希望参加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队伍中的一员，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名言：“历史迟缓地发展着，衰朽的东西顽固地自卫着，稳定的东西缓慢地、模糊地产生着，但历史怀胎的过程本身和戏剧本身却充满了诗意。每一代都有它自己要做的事；我们不必埋怨我们这一代：我们不但应该活到东方黎明的时候，而且还活到让我们的敌人看见了我们的黎明。生命中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等待么?特别是当一个人可以拍拍胸脯，问心无愧地说：我也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我也曾把微末的贡献给予了它。”
勤奋好学、笔耕不倦的高材生
博闻强记与发奋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年轻的厉以宁很快就在北大脱颖而出，成为众所瞩目的尖子学生。当时的北大经济系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对他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确实，当时的厉以宁不仅各科成绩优秀，而且已开始展现出很强的研究与写作能力，尤其是他深厚的历史与文学功底，与其经济学方面的良好修养相得益彰，迅速在同一批学生中脱颖而出。1952年7月，刚刚完成一年学业的厉以宁就在当时的《经济导报》上发表了题为《波兰经济的新面貌》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文章全文是歌颂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如今饱经风霜的厉以宁在回忆当年时，坦率地承认自己“那时太年轻了”。厉以宁后来的学术观点同他写那篇文章时相比，已完全不同。下面将会提到，这一变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但处女作的发表却是多少北大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大学学习阶段，厉以宁还对“农民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他与好友赵辉杰合作，翻译了《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并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几篇经济学论文。厉以宁认为，农民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土地归村社，农民集体劳动，着重发展小生产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它不仅无法实现工业化的要求，甚至也不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但厉以宁对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献身精神是十分佩服的。
大学生阶段，厉以宁还写过一些文稿。他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和对农民社会主义的评述，曾作为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发言。毕业前不久，厉以宁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述社会主义手工业的改造问题。他在该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工业中的三种形式，即大工厂、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长期并存的，它们各自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文章认为，由于劳动的特点和消费的不同要求，社会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的经营方式和计酬方式应当灵活，不应求其一致。遗憾的是，这些文稿在几经动荡之后都遗失了，至今保留下来的，只是厉以宁在大学生时代出版的几十万字的经济学译作。
厉以宁大学生时期的一首词反映了他当时忙于译书的心情：
相见欢
译书，记大学生活
一九五四年
满园桃李芬芳，
亦寻常，
那似案前淡墨散清香。
花间里，
舞影起，
映南窗，
依旧学生本色译书忙。
独立思考、不迷信教条的探索者
大学时代的厉以宁时刻不忘参与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美好理想。在进行翻译与论文写作的同时，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学习罗志如教授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一课的过程中，厉以宁对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担任了《国民经济计划》一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组长。他对兰格的研究始于对20世纪30年代国外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经济的论战和兰格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学说的探讨。
在大学三年级时，厉以宁广泛阅读了有关20世纪30年代这场经济学论战的文献，这使得他在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中深入了一大步。厉以宁从西方学者与兰格的论战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那些教义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道路，即以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厉以宁认为双方的论点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但对中国经济更具参考价值的不会是哈耶克的学说，而更可能是兰格的学说。可以这样说，大学生时代的厉以宁认为兰格是一位有创见的经济理论家，对他十分佩服。
阅读经济学名著成为厉以宁当时的一种爱好，他从中得到收益，得到启发。下面这首《鹧鸪天》，是厉以宁大学毕业的自勉，反映他的心境开阔多了，认识也深化了。
鹧鸪天
大学毕业自勉
一九五五年
溪水清清下石沟，
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
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
名师出高徒
从本质上来说，与许多北大学者一样，厉以宁不是一个能安于现状的人。在他谦逊温和的外表下是一颗时时向往着有所建树、有所突破的雄心。尽管当时的北大向学生们全盘灌输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也与其他学生一样，如饥似渴地接受了这种所谓的正统教育，但这些仍然无法满足他那颗渴求知识、渴求创新的雄心。
厉以宁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那个充斥着教条主义的时代，踏进了以兼容并包作为教学指导方针的北大。在北京大学这片土地上，一个小小的纯经济学理论的自由王国在当时十分活跃。在这个王国里，聚居着一批经过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熏陶的智者学人，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接受过现代西方经济学严格训练后归国执掌教鞭的陈岱孙，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调入北大的徐毓枬，早年留美、练就一副深厚功底的原经济系代主任陈振汉，对英美经济学理论造诣颇深的罗志如，早年美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赵迺抟，研究西欧经济史的周炳琳等教授。这些杰出的经济学人早年也同厉以宁一样，胸怀报国志，熟读天下书，一心想在经济学领域有所贡献。但无情的现实辗碎了他们辉煌的梦想，他们几经漫长、痛苦的折磨与等待，岁月已磨平了他们的梦境，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转而把梦想成真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引导着厉以宁这样的大学生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最早引导厉以宁钻研西方经济理论的是罗志如教授。他在20世纪50年代为北大经济系学生开设了《国民经济计划》课程，实质上具有某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罗志如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而且在课下把英文书刊上的某些文章借给厉以宁阅读，使他眼界大开。在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纪念罗志如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座谈会上，厉以宁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正是罗志如老师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似乎兰格就是这条道路的代表。”
这样，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与各位导师的精心栽培，厉以宁这株年轻的幼苗在北大四载的岁月里拼命吸吮着知识的雨露。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55年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工作，得以在这片心爱的绿洲上继续探索。
20世纪80年代，厉以宁以倡导所有制改革而著名，他对产权、所有制等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论兴趣应追溯至50年代北大的两位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对他的培养与影响。一位是陈岱孙教授。这位出生于中国书香门第的学者，以20岁的稚龄考上了当年的公费留美生，远渡重洋，用短短六年的时间就先后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陈岱孙教授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北大教书育人，长达几乎70载。作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中心的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他对制度变迁问题十分谙熟。在50年代初的北大，他担任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其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得这门课成为当时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作为经济学说史的长期研究者，他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厉以宁，后者成为继他之后在经济学说史方面造诣很深的又一名北大学者。厉以宁于1997年所著《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充分表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中的成就。陈岱孙先生90寿辰时，厉以宁以一首《秋波媚》表达了对老师的尊敬。
秋波媚
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贺陈岱孙先生90寿辰
一九九○年
忧国少年越重洋，
回首几沧桑。
人间早换，
武夷更秀，
闽水流长。
弦歌不绝风骚在，
道德并文章。
最堪欣慰，
三春桃李，
辉映门墙。
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是赵遒抟教授。他早年研究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琼斯的经济思想。在厉以宁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着赵遒抟先生赠送的关于琼斯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赵先生题着“以宁仁弟存念”。赵迺抟先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回国后一直执教于北大，他学贯中西，一生追求知识与光明，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伦理规范、文化、心理与政治条件有深邃的见地。在厉以宁渊博的知识中，在他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与历史学的综合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可以看出赵遒抟先生的精心培植。赵迺抟夫妇为了祝贺厉以宁即将大学毕业，特地邀他同游香山。厉以宁当时填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减字木兰花
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一九五五年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然而，不久后政治气候的变化，完全出乎师生的预料。相隔25年，赵遁抟夫妇再度邀请这位心爱的弟子游陶然亭。厉以宁感慨之余，填了一首《清平乐》：
清平乐
应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之邀，同游陶然亭
一九八○年
翠湖春晓，
黄雀枝头叫，
月季丛中双蝶绕，
诗意增添多少?
先生须发苍苍，
门人永记慈祥，
忆昔香山野宴，
人间阅尽沦桑。
陈振汉当年曾是厉以宁所在系的代理系主任，很早就发现厉以宁是一个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陈振汉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经济史比较研究有深厚的功底。1957年那场“反右”的劫难，迫使陈先生丢弃了经济史研究工作，但这位当时才40多岁的学者无时不在注视着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危机、萧条、复苏、膨胀、停滞，厉以宁不仅从他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理论，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厉以宁至今仍然牢牢记住陈振汉先生的教导：要想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成就，必须在经济理论、统计、经济史三个方面打好基础，然后才能有重要的突破。在陈振汉教授的影响下，厉以宁一直致力于这些方面的钻研。他在北京大学除了讲授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等理论课程以外，还讲授过国民收入统计、外国经济史、经济史比较研究、经济史名著选读等课程。
厉以宁还十分怀念周炳琳教授。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厉以宁被视为“有问题的人”，而周炳琳教授不顾别人的议论，器重厉以宁。1963年周炳琳教授因病逝世。在追悼会上，周夫人魏璧师母紧握着厉以宁的手，哭泣不止。这一情景使厉以宁终身难忘。1993年，在周炳琳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厉以宁写了一首《七绝》悼念这位尊敬的老师：
七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30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这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厉以宁不仅通过苏联专家与中国教授研读了马克思，而且通过罗志如读到了哈耶克、兰格，通过陈岱孙、赵遒抟读到了马歇尔、凡勃仑、康芒斯，通过陈振汉读到了马克斯·韦伯和熊彼特，通过徐毓枬读到了凯恩斯。这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曾恩泽了多少年轻人。厉以宁不过是在北大这所博采各家众长的学术宝库中取宝较多的青年人之一而已。正是上述那种并非“罢黜百家”的局面，使厉以宁逐渐感受到思想之树是繁枝丛根的，文化之源是多元的。
厉以宁对培养自己成才的老师们，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并以老师们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他曾在1985年写道：“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正是在1951年至1955年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老师们使我为此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的引路人。30年过去了，直接教过我的老师中，周炳琳、徐毓枬、齐思和、商鸿逵、江诗永五位先生已经谢世，但大多数老师今天仍孜孜不倦地为培养新一代的青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他们在一起任教，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懈怠。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段话是1985年写的。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罗志如、赵遁抟、陈岱孙三位教授也都不在人间了。但厉以宁一直怀念他们。
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赵遒抟和陈振汉等先生的传授下，经过他本人的自由选择而形成的。他偏重于宏观经济分析而非微观经济分析(这与罗志如的国民经济分析，与陈岱孙的财政金融思想有关)，他注重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非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这与陈岱孙、赵遒抟的影响有关)，他擅长于比较的、历史的经济分析而非纯粹的数学的分析(这与陈振汉的治学风格有关)。此外，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熏陶与良好的中学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著作有的整篇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他的文章与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他的诗词又是那么自然、清新、朴实，没有刻意雕琢，也没有典故堆砌。这些都应当说来自生活，来自平静的校园，来自师长的教导和指引。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振汉、罗志如、徐毓枬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其实，那篇意见书所提出的主张，在4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是有道理的。可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学生厉以宁也因等同右派的观点挨整，并且被罚坐冷板凳，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长达20年。
在厉以宁写于1957年初春和夏季的两首词中，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情。
鹧鸪天
未名湖畔
一九五七年
塔影钟声柳岸西，
校园四月乱穿衣，
青春少女绸衫薄，
年长教师棉袄披。
晴或雨，信将疑，
桃花未放草仍稀，
早春天气谁能料，
燕子高飞又转低。
破阵子
北大镜春园
一九五七年
日落行云朵朵，
风停暮雨潇潇。
昨夜枝头犹茂盛，
今夕园中何寂寥，
残红沟内漂。
世上无情处处，
文坛新律条条。
早见笑容晚见怒，
不怕饥寒怕折腰，
静心观落潮。
也许连厉以宁自己也不曾想到过，“反右”所批判过的老师们那份发展我国经济科学的意见书中所列主张，在20年之后会由厉以宁这一代人来付诸实施。今天，厉以宁的思想源泉中所奔腾不息的正是老一辈经济学者未酬的壮志，在厉以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欧美经济学交汇影响的综合作用，看到北大100年来的历史文明所具有的特异功能，看到经济学教育事业的不尽的恩惠。
然而，厉以宁毕竟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他的学术成就应该说主要归因于本人长期勤奋、刻苦的学习，尤其是在那长达20年的令人沉闷的资料室工作与凄风苦雨的农村“锻炼”中所经历的思想探索与知识沉淀。
第二章     磨难
在资料室里工作和继续学习
在经历了1957年那场憾人心魄的“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年前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喧嚷已归于沉寂，知识分子们对国家、对理想原有的感性热情开始转向冷静思考，经济学界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开始让位于对纯理论抽象问题的探讨或转入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一时间，中国大地上的经济学陷入沉闷状态。
同样的现象在燕园也发生了。北大经济系的一些教授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现实退回到历史，似乎这样才安全，能明哲保身。他们从大量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文献中几乎获得了反右斗争中曾被夺走的安稳与一种近乎幻想的幸福。此时，厉以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经济研究的幻想破灭了，他本来希望为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也为当时广受人们关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添砖加瓦。但从这时起，他只好安心在系资料室中工作。他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条件，广泛、深入、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经济系珍存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与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制作了大量的文献卡片，为自己日后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且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此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与汗水。
在进行广泛阅读与深入研究的同时，厉以宁干起了资料编译工作，并得到了当时负责经济系行政工作的系副主任胡代光教授的指导与照顾。胡代光教授主要从事统计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对厉以宁的工作是支持和帮助的。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厉以宁翻译了共约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有些译作后来得以出版，如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惠勒的《美国自动化经济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出版)，琼图洛夫的《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马雍合译，1964年译完，直到198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在翻译过程中，厉以宁感到受益匪浅，因为翻译比起单纯的阅读，要求具有相当的文字、专业与历史知识背景，否则难以对书中所讲述内容有着透彻的理解，因而难以做到准确翻译。
北大经济系曾经办过一个内部的油印刊物，刊名为《国外经济学动态》，总共出过30多期，每期约3万字，基本内容是介绍与评介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动向，很受人们欢迎。在这30多期约100万字的刊物中，近90%的稿件是由厉以宁一人编写的。为此，他十分感谢胡代光教授，因为正是胡代光教授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厉以宁的照顾才使得他得以专心从事资料编译工作。厉以宁后来曾感慨地说：“那时，多亏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在翻译工作中，厉以宁感到对自己益处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是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为了翻译好前者，他参阅了大量有关西欧经济史的著作与论文，特别是《剑桥欧洲经济史》前几卷。该书是当代西方经济史学家对欧洲经济发展史研究的成果荟萃，前几卷不光对封建社会后期的行会、国家垄断、特许公司、走私与官倒、劳动力流动、价格长期上升、贸易保护与关税、殖民地开辟、移民、股份公司与证券市场、市场组织发育、技术创新、政府技术政策、财政平衡与财政危机等实际经济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而且蕴含着当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货币理论、财政与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观点。通过阅读该书，一方面，厉以宁大大充实了大学阶段所学到的经济史知识，扩大了知识面；另一方面，他由此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产生了兴趣，并认为书中对封建主义后期各种经济现象的研究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很重要，对该书的阅读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更加透彻和深远。在阅读时，厉以宁抄录了大量卡片，他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转入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他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就事论事，从社会主义本身来论述社会主义，而应当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比较中来论述社会主义。
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由于引用了大量考古资料，翻译难度很大。厉以宁与好友马雍合作，为翻译此书付出了大量辛勤劳作与汗水。对于厉以宁来说，翻译此书的最大收获是在边翻译、边阅读其他西方作家的罗马史著作的过程中，通过对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对罗马帝国由兴旺走向灭亡的过程的研究。他和马雍共同感到，单纯经济学的研究有时范围太窄，必须将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在与马雍为此多次进行了彻夜讨论后，他们感到，只有在比较分析整个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分析研究西方文明的兴衰史才有助于搞清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有助于分析发现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顽疾，并据此提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厉以宁在经济系资料室的这一段时期，正是他潜心阅读、思考、学习世界名著的时期。广泛的阅读使他紧紧地掌握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许多经济学前沿问题独具慧眼。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在阅读了不少西方经济学专著之后，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者中，对凯恩斯、哈耶克、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最为熟悉。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厉以宁就注意到新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悄然兴起，他也是国内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第一人。在如此深厚的理论基础的支撑下，厉以宁能够厚积而薄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跃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引人注目的中年学者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时期，厉以宁在生活上也是困难的。他于1958年结婚，夫人何玉春远在辽宁鞍山，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1958年底女儿厉放出世，1963年底儿子厉伟出生，儿女都留在北京，住在海淀镇内仅30平方米三间简陋民房内，由厉以宁的外祖母和母亲照顾。在不少有关家庭生活的诗词中，反映了厉以宁当时心情的苦闷。
诉衷情
厉放一个月即断奶，何玉春匆忙返回鞍山上班
一九五九年
甜甜午睡脸儿红，
吻别泪流中。
时光白驹过隙，
转眼到今冬。
摇小手，
兴浓浓，
笑临风。
倚墙张望，
试叫妈妈，
可展愁容?
捣练子
无题
一九六○年
除夜近，
问归期，
万绪千头怎好提?
只道今年冬雪早，
小儿重试旧棉衣。
忆秦娥
建国门外桥头，送何玉春回鞍山
一九六五年
梅开后，
河桥景色还依旧，
还依旧，
漫天飞雪，
寒衣凉透。
当时谁料分离久，
怎知别梦年年有，
年年有，
那边嘹望，
华灯如昼。
1962年初至1964年中，在经历了几年沉静之后，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曾经一度有所改善。此时刚过30岁的厉以宁已不仅仅满足于编译和介绍外国名著。他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写了几篇论文。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即《1933年以前美国政府反农业危机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反农业危机措施》(《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5期)，以及《美国边疆学派安全活塞理论批判》(《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这三篇论文的发表显示了他扎实的研究工作与深厚的理论功底。他原计划在研究安全活塞理论之外，再就美国边疆学派的区域化与美国制度渊源论各写一篇论文，系统深入地研究边疆学派，并已动笔。遗憾的是，在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被抄家时，这些手稿全部被抄走并丢失了，厉以宁只好放弃了经济学研究工作。
经济思想的逐渐转变
尽管这一时期的厉以宁主要埋头于学习与阅读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名著，但他也并非孤守在象牙塔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安静而古老的北大也未能例外。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的几位导师几乎全都受到了冲击，他自己也在忐忑不安中渡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政治风暴。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厉以宁随北大教师队伍来到了京西山区，在门头沟区斋堂乡整整劳动了一年，春耕夏耘、开山修渠、深翻土地。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落后。他在这里写了一些诗词，其中有：
菩萨蛮
雨中抢播玉米
一九五八年
飞沙三月连干旱，
瘦羊畏缩河滩畔。
夜半小窗开，
东风送雨来。
黎明齐下地，
播种须留意。
往日盼春晴，
今朝怕雨停。
鹧鸪天
斋堂，摘杏
一九五八年
七月斋堂摘杏忙，
一行背篓上山岗，
晨星指引崖边路，
薄雾送来拂晓凉。
迎日出，辨花香，
坡南沟北杏儿黄，
俯看村内炊烟起，
道是他乡似故乡。
南歌子
斋堂，秋收
一九五八年
冬垒拦河坝，
春填碎石沟，
清溪改道入云流，
两岸梯田夏日绿油油。
风转核桃熟，
枣红山色秋，
金黄玉米又丰收，
驾起骡车吆喝出村头。
从1959年开始，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中国经济状况陷入困境，厉以宁在心里默默地产生了对“大跃进”的怀疑，初次感受到狂热信仰和盲目信任可能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危害。他也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饥饿，什么是营养不良。当时，在路人脸上经常发现浮肿与简单渴求温饱的欲望掺杂在一起，使他在痛心的同时再次深深地感受到贫穷的可怕。这段时间内，他在一些诗词中表达了他的困惑。
七绝
河北农村所见
一九五九年
高炉余火映红霞，
农舍停炊社即家，
岂止城中遭苦雨，
溪头荠菜不开花。
踏莎行
惊闻河南信阳地区灾情严重有感
一九六○年
雀跃千家，
欢腾万户，
前年此日敲锣鼓。
牛羊鸡鸭尽归公，
三餐粥莱同锅煮。
税赋依然，
向谁诉苦，
榆槐皮剥皆枯树。
人间行路已艰难，
天堂分外难行路。
他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怀疑，他对经济的认识也从单纯的学术与理论认识开始上升至政治的、伦理的、国家利益的高度。他开始认识到，经济学研究不可能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将经济学理论与政治学、伦理学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有益于创新与发展的理论。在此，他关于“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界的观点开始萌芽。
1964年和1965年，厉以宁再次被迫放下书本，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4年秋到1965年夏，在湖北江陵农村；1965年秋到1966年6月初，即“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厉以宁越来越感觉到大学时代自己所学到的同现实生活的距离竟是这样大，他看到了农村的贫穷，也看到了那种说假话成风、不说假话当不了官的恶习。在赴江陵途中，他填了一首《南歌子》。
南歌子
荆江大堤，据传最早为明朝张居正督修
一九六四年
功过应评说，
是非史实中，
终将治绩论英雄，
留下长堤千里锁蛟龙。
位显招人忌，
恩衰万事空，
斜阳默默对秋风，
暮落朝升照得满江红。
张居正(1525年～1582年)，湖北江陵人，明万历初出任首辅，厉行改革，整顿吏治。万历10年(1582年)，张居正病故后，遭人诬陷，被抄家，改革尽废，从此明朝衰亡大势再难更改了。厉以宁以张居正为题所填的这首词，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这时已逐渐发生变化。
在江陵古城的城楼上，厉以宁又以一首《七绝》道出了自己的感慨：建国已经15年了，为什么到处这样贫困落后?甚至连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荆州也这样萧条、衰败?
七绝
登江陵南门城楼
一九六四年
芳草无情才碍马，
从来云好不遮楼，
楚天极目堪思索，
何故名城四季秋?
1965年夏，北京大学师生参加湖北江陵四清运动结束后，返回武汉作思想总结，住在武昌。这时，厉以宁的思想情绪变化很大，他认真思考自己南下一年左右的所见所闻，并写下了这首《七律》：
七律
武昌。路过一内部高级招待所，据说专为某领导人修建
一九六五年
碧波荡漾水连天，
座座小楼柳影间。
贵客匆忙来又去，
执勤终岁不能闲。
悠扬舞曲春常驻，
脂粉香飘院外边。
路上忽闻私下语，
此园建在大灾年。
厉以宁开始对自己的困惑寻求答案。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与体制有关的问题，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却是为不合理的体制论证和辩解的。那该怎么办呢?厉以宁又陷进了新的疑惑之中。
磨难中趋于成熟
更大的磨难在等待着厉以宁。
厉以宁从湖北回到北京，已经是1965年7月下旬。北京的政治气候变得异常紧张，各种传闻很多，北京大学不少教师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要搞大的政治运动了”，“上面斗争很激烈”。厉以宁也感到新的、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但也只好泰然处之。在这个不平凡的暑假中，他写了几首诗词：
柳梢青
带厉放、厉伟散步到海淀六郎庄
一九六五年
稻叶青青，
莲花几朵，
浅沼浮萍。
一湾流水，
小桥杨柳，
斜挂稀星。
暮云变幻无形，
纵晚凉、难卜雨晴。
变幻由他，
且看儿女，
捕捉蜻蜓。
长相思
赵辉杰自兰州来京，同游八大处
一九六五年
南来风，
北来风，
古寺巍然不动容，
惯看落叶红。
晨敲钟，
暮敲钟，
唤醒世人名利空，
枯荣一梦中。
接着厉以宁又随北京大学师生到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参加四清。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当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各报相继转载，引发了全国范围大批判的高潮。报纸上天天都登载批判文章：批吴晗，批邓拓，批廖沫沙，批《三家村夜话》，批《燕山夜话》，批“文艺黑线”，批《二月提纲》……一场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6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厉以宁从朝阳区高碑店骑自行车回海淀家中，途经日坛公园，看到不少游客，照样游玩，仿佛外界的一切统统与他们无关。厉以宁就此填了一首《相见欢》：
相见欢
五一节途经日坛公园
一九六六年
满庭翠柳丝丝，
踏青时，
断线风筝挂在白杨枝。
文如海，
人费解，
发深思。
山雨欲来游客有谁知?
到了1966年6月2日，北大师生奉命连夜从乡下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厉以宁在这种背景下写了下面这首《七绝》：
七绝
无题
一九六六年
春来冬去总姗姗，
桃李偏逢六月寒，
急雨打窗残梦醒，
落花容易再开难。
在急风暴雨似的“文化大革命”中，厉以宁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入牛鬼蛇神行列，三次被抄家，剪成阴阳头，弯腰挨斗，编入劳改队，天天劳动，后来又被关进集中营式的监改大院，不准回家，直到1969年年初。当时，北大的监改大院共分两处，一处在昌平北太平庄，一处在校内红湖西侧。厉以宁在两处都呆过。在这里，他留下了几首诗词。
鹧鸪天
昌平夜思
一九六八年
一阵清风雨渐停，
夜空云破闪流星，
虽然身在荒村里，
犹恋暮春月色明。
花吐艳，草争青，
几回惹起故乡情，
怎知魂梦同遭禁，
难越雷池半步行。
踏莎行
北大监改大院纪实
一九六八年
浓雾沉沉，
亲思切切，
朦胧春日如秋月。
高墙无穴也来风，
柳绵铺地堆堆雪。
庭院阴森，
黄梅季节，
隔离莫道尘缘绝。
夜间又是用刑声，
惊闻惨叫心魂裂。
在北大红湖的监改大院里，大家都睡在地上，“牛鬼蛇神”加在一起有一二百人之多，分若干组。20多个人一组，关在一个房间内。白天劳动，晚上背诵毛主席语录。快到冬天了，冷水洗脸、洗脚，苦不堪言。厉以宁当时写下这样一首《七绝》：
七绝
十月将尽，仍被拘禁在监改大院，躺在水泥地上，墙角蟋蟀呜叫，夜不能寐
一九六八年
寒气满园落叶飞，
伤心夜色雨霏霏，
秋虫不解人间事，
细语问君何日归。
1968年底，监改大院解散，各人回到所在的单位、系、所，继续受群众监督。1969年大半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到了1969年10月份，厉以宁又跟随北京大学大批教师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去劳动。
江西南昌鲤鱼洲是鄱阳湖边一个荒洲、血吸虫病的疫区，据说曾经是劳改犯劳动的地方，但连劳改犯都不愿意在这里呆下去，不断逃跑，所以荒废不堪。洲上也没有农户，农民也都外迁了。厉以宁下船后一踏上这块土地，首先得到的印象是荒凉。
踏上鲤鱼洲后，厉以宁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孤独。妻子何玉春仍远在辽宁鞍山，女儿厉放(11岁)、儿子厉伟(6岁)由他们的奶奶带着，住在北京海淀。那一年，厉以宁已经39岁了，落到这样的境地，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滋味。他在一首《生查子》中写道：
生查子
到鲤鱼洲
一九六九年
梦回辽水边，
谈笑花丛里，
惊醒一身寒，
芦荡秋风起。
雁儿飞向南，
怎把家书递?
今夜又难眠，
残月留天际。
在鲤鱼洲上，劳动强度极大，住在茅棚里，一天三餐，靠咸萝卜片和菜叶汤下饭。冬天奇冷，夏天奇热，蚊子既多又狠，隔着衣裤就能叮人。白天劳动，晚上还开各种批判会、斗私批修会。但渐渐地，厉以宁也习惯了。住在北京的好友何持方、马雍有时来函相问，厉以宁曾以诗词答谢。
七绝
复何持方函，于鲤鱼洲
一九七○年
千里传书问短长，
三更未睡夏收忙，
感君关注从何说，
只道湖边雨后凉。
生查子
致马雍
一九七○年
孤洲耕地人，
多谢勤相问。
千里赐佳音，
路远心声近。
忽闻奔大堤，
八月长江汛。
草草复君函，
纸短言难尽。
再艰难的日子，厉以宁总算挺过来了。在鲤鱼洲上，他度过了40岁生日，填了一首《相见欢》。
相见欢
四十自述
一九七○年
几经风雨悲欢，
志未残，
试探人间行路有何难。
时如箭，
心不变，
道犹宽。
莫待他年空叹鬓毛斑。
在鲤鱼洲劳动一周年的日子里，他填了一首《鹧鸪天》：
鹧鸪天
来鲤鱼洲一周年有感
一九七○年
稻色金黄又是秋，
文思未绝复何求，
闷雷有意常惊梦，
破帽无情也恋头。
诗易写，信难投，
赣江北去却东流，
潮声仿佛春蚕曲，
吐尽愁丝再不愁。这首词中的“闷雷有意常惊梦，破帽无情也恋头”两句，曾在鲤鱼洲劳动的一些北大教师中流传。但不管怎样，正因为厉以宁下放到农村了，远在辽宁鞍山工作的妻子何玉春坚决请求也调往鲤鱼洲。这一愿望终于实现。1970年12月29日，在凛冽的寒风中，何玉春带着孩子来了，从此夫妇在结婚13年之后才得以团聚。尽管住在草棚里，何玉春同样每天在田间劳动，总强似两地分居。厉以宁在欣慰之中写了几首感人的诗词。
鹧鸪天
迎何玉春来鲤鱼洲
一九七一年
往事难留一笑中，
离愁十载去无踪，
银锄共筑田边路，
茅屋同遮雨后风。
朝露冷，晚霞红，
门前夜夜稻香浓。
纵然汗渍斑斑在，
胜似关山隔万重。
忆江南
为何玉春转入农场户口而作
一九七一年
清明过，
春满翠堤边。
芳草有情留客住，
何愁落户在农田，
植树盼来年。
菩萨蛮
鲤鱼洲上新居
一九七一年
春风吹遍沙洲路，
江村处处留春住。
堤下好安家，
半坡油菜花。
花开河岸外，
花落香还在。
新籽出新苗，
明年分外娇。
1971年9月，突然接到北京方面的命令，北大、清华两校下放在江西的教职工全部火速返回北京，田里刚长起来的晚稻禾苗统统毁掉，用脚踏，用手拔，用铁锹铲，都行，据说是不要留给邻村的农民，以免他们滋生“不劳而获”的思想。突然回京的原因何在，谁也弄不清楚。回到北京后过了一阵子才知道，原来发生了林彪事件。
回京后，大部分教师都回到校园里，厉以宁夫妇则继续到北京市大兴县劳动，直到1972年2月才回到学校。但此后4年左右，厉以宁仍一再被派往乡下，如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北京顺义天竺公社、北京昌平城关镇、北京大学大兴分校等地，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11月初，也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后一个月，才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从1957年“反右”算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止，整整20年。厉以宁终于度过了心灵和肉体双受折磨的年代。他成熟了，是在不停的磨难中趋于成熟的。他上山下乡，亲历了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目睹了广大农民的贫苦，他那颗充满理想主义信念的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无情打击，他不仅对这一传统模式产生怀疑，进而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一次，他途经南昌县滁槎，填了一首《蝶恋花》。
蝶恋花
鲤鱼洲至滁槎途中
一九七○年
薄雾滩前湖岸浅，
不见渔舟，只见南飞雁。
漫漫荻花遮住眼，
云低更觉青山远。
小路那边枯叶遍，
乱草危墙，破落农家院。
政策如风时刻变，
向谁细诉村民怨?
而在1975年的一首《南乡子》中，他认为这一切实际上是体制问题。
南乡子
无题
一九七五年
禾叶已枯黄，
未见谁家抗旱忙，
公社匆匆传指示，
荒唐，
明日全村批宋江。
无处可逃荒，
每日两餐稀粥汤，
有客告知川北事，
凄凉，
少女卖身一担粮。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兰格理论，因为兰格模式至多只是对传统模式有所改良，他决心自己去探寻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他意识到哈耶克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可供参考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给北大学生讲课时提到，兰格学说存在三大缺陷。首先，兰格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述是不完善的，兰格本质上依然留恋传统模式，对它依然进行美化；此时的厉以宁却对传统模式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改良的计划模式并不是中国经济摆脱贫困的出路。其次，兰格模式并未涉及所有制问题，对传统公有制持默认态度；厉以宁认为这是错误的，所有制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只有以新型公有制取代传统公有制形式，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兰格理论主要就经济谈经济，没有涉及“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而此时的厉以宁已经坚定地认为对“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主张“人不是为了生产，生产是为了人”，“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至此，厉以宁的经济思想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从根本上摒弃了大学生时代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10年后，他的这一理想实现了。
磨难也锻炼了厉以宁的意志。在被关押在北京昌平北太平庄监改大院时，在鲤鱼洲上艰苦劳动时，在北京大学大兴分校“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都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不随风倒，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这些都反映于他当时所写的诗词中。
破阵子
昌平北太平庄
一九六八年
乱石堆前野革，
雄关影里荒滩。
千嶂沉云昏白日，
百里狂沙隐碧山，
此心依旧丹。
隔世浑然容易，
忘情我却为难。
既是三江春汛到，
不信孤村独自寒，
花开转瞬间。
临江仙
答马雍同学
一九六九年
自比故乡三月柳，
一生到处安家。
春风伴我走天涯，
漫江微雨过，
含笑吐新芽。
十里沙洲帆影下，
静看湖上朝霞。
惯听渡口浪淘沙，
桨声迎早雪，
清曲唱梅花。
南歌子
无题
一九七五年
难觅山前路，
偏逢雪后霜，
隆冬干冷月昏黄，
寂寞穷村愁绝盼春光。
莫道春光远，
炉边话短长，
挡车何易笑螳螂，
得意忘形能有几天狂?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厉以宁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结束了痛苦的改造生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与方针政策，持续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厉以宁倍感欢欣鼓舞，殷切期待着学术界春天的来f临。经过近20多年的阅读与思考，厉以宁厚积而薄发，其经济学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79年起，他陆续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对西方经济学20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79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张培刚合著，人民出版社，198C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与胡代光合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工业区位理论》(与陈振汉合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与秦宛顺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与吴易风、李懿合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消费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在1979年至1984年间出版的这些经济学著作中，《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一书是厉以宁与恩师罗志如教授花费了四年多时间完成的(1978年～1981年)。从写作立意到初步成稿，两位经济学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精力，悉心研究，反复推敲，最后由厉以宁独自执笔，一气呵成，终于在1982年出版了这部被人们誉作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著作。厉以宁认为，该书是他早年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成果，也是他学术生涯上的一个界碑。研究厉以宁的经济思想首先应该认真研究这部极其重要的著作。
第三章     心宽意静，不懈追求
既是经济学家，又是诗人
厉以宁既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从1947年读高中时开始填词，至今50多年，从没有间断过诗词写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有感触，就会情不自禁地用诗词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1996年，他在一篇《七绝·答友人》中这样写道：
七绝
答友人
一九九六年
诗是沉思词是情，
心泉涌出自然清，
从来奉命无佳作，
莫给后人留笑名。
一位真正的诗人，应当有这样的纯朴想法，这样的写作态度。
我有幸能成为厉老师的学生，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求得经济学、管理学之真，同时还可以求得中国古典诗词之美。细读厉以宁的诗词，感到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内容的充实、语言的精炼、格律的工整、声韵的和谐、思想的闪烁，合在一起，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请看1950年厉先生上大学前在湖南沅陵写的一首以山溪为题的《南歌子》。那一年厉先生刚好20岁，刚参加工作不久，在湖南沅陵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任会计。
南歌子
山溪
一九五○年
飞沫银花屑，
寒光白刃锋，
劈开峻岭几多重，
万里云天尽在碧波中。
岁月无穷日，
清流自向东，
春来借得一帆风，
四海三江何处不相通?
“春来借得一帆风，四海三江何处不相通?”这两句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虽然要靠个人的努力，但机遇同样重要。机遇时时出现，关键是能否抓住机遇。这里用了一个“借”字，表明了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的道理。
厉以宁1951年路过原来住所旁边的小池塘时写了一首七绝，并且作了注释：1943年至1945年家住湖南沅陵太常村，附近有一小塘，清澈见底。1951年春路过此地，塘水已浑，却见两三个儿童正在捕捞鱼虾。
七绝
小塘
一九五一年
喜见野花岸上开，
塘边碎石满青苔，
稍浑似比纯清好，
摆尾鱼儿出水来。
厉老师从中悟出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在“稍浑似比纯清好，摆尾鱼儿出水来”一句中，“稍浑”的“稍”字，非常得当，太浑了，可能又没有鱼了。把握尺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微妙的。
1951年，厉以宁乘船自沅陵去常德，再转车去长沙参加高考，途经青浪滩，见到一列逆流而上的木船，由纤夫拉船。他填了一首《如梦令》。
如梦令
过沅水青浪滩
一九五一年
绝壁悬崖千丈，
峡谷涛声回荡，
逆水偏行舟，
奋战急流飞浪。
冲上，
冲上，
滩下纤歌嘹亮。
沅江上，悬崖险，波涛急，船工们偏逆水行舟，嘹亮的纤歌号子同涛声交织在一起，这体现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人生不也如此吗?谁的人生路上没有困难与逆境?这时，自信和勇气的作用便成了第一位的。任何人，只有依靠自信和勇气，才能冲破艰难险阻。
厉以宁同一年所填的《钗头凤》，以山行为题，也具有同样的深意。遇到困难，是“返，返，返”，还是“赶，赶，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选择。厉以宁自己十分喜爱早年填的这首词，曾手书赠给他的一些学生。
钗头凤
湘西，山行
一九五一年
林间绕，泥泞道，
深山雨后斜阳照。
溪流满，竹桥短，
岭横雾隔，
岁寒春晚，
返？返？返？
青青草，樱桃小，
渐行渐觉风光好。
云烟散，峰回转，
菜花十里，
一川平坦，
赶！赶！赶！
2001年厉以宁游山西介休绵山时所填的一首《南歌子》，表达了诗人的坦荡胸怀和对仁人志士的尊敬。
南歌子
山西介休绵山，晋国介之推遇难处
二○○一年
岭下呼声急，
山间火焰红，
谦谦君子不言功，
含笑长眠日夜对青峰。
魂梦归何处，
仁心社稷中，
当年枯树早无踪，
芳草如前岁岁伴春风。
诗词中体现的人生哲理
1960年厉以宁30岁，在生日那天，他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游圆明园遗址，看到满目萧索荒废的景象，想到自己被打入另册，整日在资料室内编译资料，又想到国家经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历次运动之后的情况，再思念妻子远在东北辽宁，一年只有14天的探亲假，百感交集，填了一首《鹊桥仙》：
鹊桥仙
三十岁生日，独自骑车游圆明园遗址
一九六○年
半池衰草，
几经秋雨，
只剩几株野菊，
西风过后又初霜，
照旧是花黄叶绿。
茫茫人世，
漫长苦旅，
一生如同弈局。
荣枯顺逆俱寻常，
总难免弯弯曲曲。
这首词里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世界上哪有处处称心如意的事情呢?不要过于计较。要像园中的野菊那样，虽然已经秋雨、西风、初霜，却“照旧是花黄叶绿”。只有在困难时才格外需要坚强，需要韧性。
其实，早在六年前，即1954年，厉以宁就用类似的道理劝慰过他中学时代的老同学沈家杰。那时，沈家杰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情场失意，有些消沉。厉以宁送给他这样一首词：
采桑子
赠沈家杰同学
一九五四年
藕塘春水平如镜，
无数鱼群，
谁不相亲，
何必巫山始是云?
从今莫学狂人醉，
酒止三巡，
妙在微醺，
兴到吟来意更新。
“何必巫山始是云”，这一句不是耐人回味吗?“无数鱼群，谁不相亲”，为什么不能想开些，再想开些呢?三年之后，沈家杰先生不幸被划为“右派”，1958年到北大荒劳改。厉以宁在他临行前送给他一首七绝。
七绝
送沈家杰同学去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
今朝且尽平生醉，
明日荒原梦里回，
草海苍茫君自重，
晴空仍记避惊雷。
即使是晴空也要记住，惊雷可能突然而来。在人生的道路上，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1963年，厉以宁游京西潭柘寺时写的七绝，可说是一首禅意浓厚的诗。
七绝
游京西潭柘寺
一九六三年
从来意静周边静，
知否心宽道也宽?
墨绿龙潭千尺水，
常年谁见起波澜?
在现实中，我们对于客观的把握常常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修养来提高适应客观环境的能力。风动不动我把握不了，但我可以心不动。天热不热我无可奈何，但我可以心静自然凉。厉以宁看见那墨绿色的龙潭水，仿佛就是自己心中的一泓秋水，寂静深沉，尽量使它不起波澜。
1969年秋，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劳动，最初集体住在仓库内，后来盖了茅草棚，大家又搬到了集体大草棚里，厉以宁当时写了一首五绝。
五绝
迁入茅屋有感
一九七○年
秋晴防屋漏，
春旱怕洪灾，
莫谓荒洲静，
无风雨自来。
为什么在晴朗的秋天里要预防茅屋漏雨呢?为什么春天已经干旱了，还要担心洪水的袭击呢?厉以宁正是根据自然规律而有这种体会的。
厉以衡是厉以宁的弟弟，生于1949年。在“文革”中，到江西高安农村插队。从1969年到1978年，已经九年，一直在农村中。厉以宁写了这样一首《浣溪沙》：
浣溪沙
闻以衡弟初中毕业后去赣西农村插队，至今已九年
一九七八年
连日春耕湿汗巾，
夏锄七月更艰辛，
秋冬依旧一身贫。
熟走田边风雨路，
惯看岭上带雷云，
他年何事能难君?
词的下阕，虽然只有三句，却道出了人生的哲理：早年多一些磨炼，将来就多一份应付困难的力量。厉以宁的一生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后来，厉以衡插队归来后，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1978年，由于“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厉以宁的处境比过去好多了。他回顾近20年的经历，深有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
无题
一九七八年
日升日落孰为先，
月缺并非月不圆，
山景总须横侧看，
晚晴也是艳阳天。
只要我们仔细思索，这首诗的四句中，每一句都有耐人寻味之处。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厉以宁到成都参加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并到青城山一游。青城山是道教名山，洞穴甚多，都是历朝道士炼丹之处。厉以宁在这里填了一首《鹧鸪天》。
鹧鸪天
游四川青城山有感
一九八一年
洞穴深深好炼丹，
迢迢千里献高官，
贵人几个通灵性?
道在是非一念间。
登小阁，望前川，
缓流总比急流宽。
从来黄老无为治，
疏导顺情国自安。
悟道、得道不在于什么仙丹神药，而往往在于是非一念之间。从山上向下俯看，“缓流总比急流宽”，这是全词的警句。由此引申到治国的理念。改革需要渐进，处理社会问题，重在疏导。在当时的形势下，厉以宁用文学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要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市场活跃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1984年，厉以宁应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府的邀请，到马鞍山讲学，并到采石矶游览。采石矶有一座太白楼，是纪念李白的，传说李白酒醉后到江边捞月，不慎落水而亡。
七绝
采石矶
一九八四年
碧树丛中太白楼，
楚天寥阔皖峰秋，
百篇斗酒无人学，
捞月江心从未休。
厉以宁这首诗的后两句寓有深意。向李白学些什么?为什么“斗酒诗百篇”没有人学，也学不像，而“江心捞月”这种蠢事，却不断有人学，偏要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
1992年，厉以宁到了陕西耀州唐代名医、药学大师孙思邈的家乡。下面这首五绝，反映了厉以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开头两句：道自心中起，爱从济世来。
五绝
陕西耀州孙思邈纪念馆
一九九二年
道自心中起，
爱从济世来，
大仁含大智，
千古药王台。
1993年，厉以宁在乘船往普陀山的途中，听邻座几位民营企业家谈到为什么去进香的问题，有感而填了一首《鹧鸪天》。
鹧鸪天
游浙江定海普陀山，船中闻邻座几位民营企业家闲谈有感
一九九三年
大道尽头小道弯，
游人许愿到仙山，
乐善好施修功德，
自律从严心始安。
生命短，海天宽，
隔厢妙语可通禅，
若无信仰为支柱，
名利场中行路难。
正如本书第九章已谈到的，厉以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问题作了评述。他认为，韦伯理论给人们的启示是，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精神动力。在上述这首词中，“若无信仰为支柱，名利场中行路难”这两句，不仅适用于民营企业家，而且适用于一切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人。
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着追寻
2000年11月22日是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在厉以宁担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了一次别有情趣的厉以宁七十寿辰庆祝活动。上午，在光华管理学院的101阶梯教室内，厉以宁作了题为“唐宋诗词欣赏”的学术报告。教室挤满了人，连地上、窗台上都坐得满满的，后面还站着不少人。他们第一次听厉老师讲解唐宋诗词名篇。下午，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多功能厅，院内的教师和已毕业的学生100多人，举行了“厉以宁诗词研讨会”和学生们撰写的《厉以宁诗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首发式。厉以宁在会上谦虚地说：“我是一个经济学研究者，一个经济学教师。诗词是我的爱好，也是我业余兴趣的一种寄托。我从高中起就写诗填词，都是有感而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版诗词集。现在出版了诗词选，这也算是‘沉沙无意却成洲’吧”。晚上，举行了“厉以宁诗词朗诵会”，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们或登台朗诵，或吟唱厉以宁诗词谱成的歌曲。
这些年来，他培育了多少学生。每一个省市，都有他的学生。海外的学生遍布于几十个国家。他每到一处，只要消息传开了，就会有不少学生前来探望老师，有些学生头发已经花白，有些学生在地方上担任领导职务，但一见到老师，都是那么恭恭敬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成才了，老师有说不出的高兴。1996年，在当年教过自己两门课(会计学、工业成本核算)的闵庆全教授任教50周年时，厉以宁填了一首《虞美人》：
虞美人
为闵庆全老师任教50周年作
一九九六年
人生何物堪珍贵，
岁月应为最。
流光所剩虽无多，
挥笔犹勤依旧谱新歌。
他年诸事终将改，
清誉千秋在。
化身红烛守书斋，
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
这首词也可以看成是厉以宁的自勉。至今，厉以宁担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兼环境经济专家组组长，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一大堆社会职务。在校内，又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等等。尽管如此，厉以宁始终牢记着自己是一个教师，每学期他都给学生们讲课，有本科生的课，研究生的课，还有企业家培训班的课。他是北京大学讲坛上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厉以宁不时回想起当年的落魄、受歧视、遭打击以及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情况，但都一笑置之。
1988年是厉以宁、何玉春结婚30周年。儿女一双均已长成。当时，女儿正在国外留学，儿子则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厉以宁对这30年来的变化感慨不已，特地填了一首《踏莎行》：
踏莎行
结婚三十周年前夕，偕何玉春路过清华南门西侧，见当年约会之绿茵地带早已新楼林立
一九八八年
闲步庭园，
月笼烟树，
夜深衣薄须离去。
明晨相约在何方，
那边流水弯弯处。
不觉多年，
世情变故，
当初苦难从头数。
喜看儿女已长成，
会心一笑皆无语。
1992年7月初，厉以宁夫妇到沈阳讲学，此时离何玉春华中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辽宁工作已经30多年。厉以宁为了纪念过去那种两地分居的艰辛生活，写了一首《七绝》：
七绝
沈阳，代何玉春作
一九九二年
当年晓镜结双鬟，
今日重来鬓已斑，
飞絮落花关外路，
推窗一笑望千山。
同年7月下旬，厉以宁夫妇又到湖南进行调查。湖南是何玉春的故乡，也是厉以宁少年读书和最初参加工作的地方。他看到湖南农村的变化，非常高兴，途中填了一首《南乡子》：
南乡子
湖南涟源至冷水江途中
一九九二年
远处雾茫茫，
农户新楼粉色墙，
山影几重溪水碧，
流长，
西去潺潺伴夕阳。
荷叶满池塘，
三两村童捕蝉忙，
大路尽头杨柳岸，
飘香，
叫卖声声玉米黄。
江苏仪征是厉以宁的故乡，仪征归扬州市管辖。1999年秋冬之交，厉以宁夫妇重返仪征和扬州，也深感时代的变迁和家乡面貌的更换。厉以宁在家乡写下诗词各一首：
七绝
重游瘦西湖，忆姜夔《扬州慢》
一九九九年
重到须惊好赋诗，
湖边灯火映梅枝，
年年红药花开落，
月色波心胜旧时。
南宋词人姜夔的词《扬州慢》的下半阕写道：“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厉以宁则用“月色波心胜旧时”七个字，把今日的扬州新貌勾描出来了。
朝中措
再到仪征
一九九九年
小河柳岸古城墙，
故土最难忘。
美味鲥鱼笋豆，
凉风月色荷塘。
老街不再，
高楼新建，
商贾繁忙。
莫道旧交渐少，
家乡犹胜他乡。
宋朝陆游曾有一首《南乡子》谈到重返故乡的情况，词中有这样几句：“重到故乡交尽少，凄凉，欲恐他乡胜故乡”。而厉以宁在重返故乡后却写道：“莫道旧交渐少，家乡犹胜他乡”。
70年的经历留给厉以宁多少回忆，多少对比，多少感叹，又是多少憧憬!这些，在他的经济学论文中不一定能反映出来，然而他作为一个诗人，却用诗词这种形式表达了这一切。
含蓄人间美，自然意味长
读厉以宁的诗词常常给人们美的享受。这是一种自然美，因为没有刻意的雕琢。这是一种含蓄美，因为它让人们细细品尝，回味无尽。
厉以宁读高中时所写的一首《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是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好词。
相见欢
仪征新城途中
一九四七年
桨声篙影波纹，
石桥墩，
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
长跳板，
小河岸，
洗衣人。
绿裤红衫都道是新婚。
这真是一幅难得的江浙水乡的风景画。而写作这首词的时候，厉以宁才是17岁的高中生。
厉以宁1982年第一次到广西，以后又多次到过广西。广西秀丽的风景在厉以宁的诗词中被记录下来了。请看下面这两首不同风格的作品。
南歌子
游漓江
一九八二年
昨夜逢春雨，
今朝雾满江，
奇峰俏丽似新娘，
半隐半明带羞着纱装。
含蓄人间美，
自然意味长，
吟诗作画亦相当，
妙在容君日后慢思量。
采桑子
广西三江
二○○○年
侗乡小寨村边店，
酸菜油浇，
腊肉香飘，
成串绣球把客招。
青山绿水迎明月，
皮鼓轻敲，
枝上花摇，
情侣双双风雨桥。
然而，湖南毕竟是厉夫人何玉春的故乡，也是厉以宁的第二故乡。厉以宁写得最多的，恐怕是关于湖南山山水水的诗词。除了本书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多首而外，这里再引述几首，以看出湖南景色之美。
采桑子
汩罗江畔
一九九四年
农家母女莲塘去，
虾活鱼肥，
菱角累累，
堆满前仑荡桨回。
归途好景知多少，
杨柳低垂，
细雨霏霏，
野鸭成双贴水飞。
这里，“杨柳低垂，细雨霏霏，野鸭成双贴水飞”三句，简直把湖南水乡的景色写活了!
菩萨蛮
湖南黔阳芙蓉楼。楼前有碑，上刻王昌龄诗
一九九二年
芙蓉楼外春来早，
芙蓉楼下多芳草。
笑对楚山孤，
长吟醉玉壶。
东流沅水急，
两岸崖如壁。
随处有知音，
念君一片心。
唐朝诗人王昌龄被贬到龙標(湖南黔阳)，有一首《七绝·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厉以宁在这首词里用了“笑对楚山孤，长吟醉玉壶”，“随处有知音，念君一片心”四句，把情与景都写出了。
而厉以宁在1999年初春到湖南资兴东江湖(又称南洞庭)所写的一首七律，则又给人们另一番印象。这首七律是在游船上写的，当即赠送给湖南郴州市陪同游览的同志们。
七律
游湖南资兴南洞庭
一九九九年
湖中倒影览群山，
细雨频添碧水寒。
小岛轻舟迎客至，
老枝新叶报春还。
坝前犹忆漓江秀，
峰转顿知天地宽。
仙境原来非梦幻，
随风飘落在人间。
厉以宁在国内其他地方也留下一些朴实、清新、自然的诗词。
调笑令
新疆吐鲁番葡萄节
一九九一年
忘返，
忘返，
忘返，
紫绿葡萄成串。
紫红晶亮润圆，
翠绿清香脆甜。
甜脆，
甜脆，
贵在人生回味。
采桑子
贵阳红枫湖
一九九四年
苗家少女新装试，
头饰叮当，
胸饰叮当，
一曲山歌迎客忙。
乡村米酒甜如蜜，
劝饮三觞，
强灌三觞，
不觉归途夜气凉。
诗词中反映的经济思想
厉以宁几十年来所写的数百首诗词，绝大多数是谈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亲情、师生和同学之谊，以及所到之处的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他的经济思想在专著和论文中有系统的论述。但如果细致地剖析厉以宁的某些诗词，却能够发现其中也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或者说，他的经济思想在这些诗词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
1980年4月至5月，厉以宁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会议期间，他写了一首七绝：
七绝
无题
一九八○年
隋代不循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
留与儿孙评短长。
这首词反映了厉以宁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这些年来，厉以宁曾提出过若干有关改革的建议，某些建议在开始时不能被人们所理解，遭到了批评，但他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何必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呢?不如“留与儿孙评短长”吧!
对农村家庭承包制，厉以宁一开始就全心关注它的进展，并为此而高兴。1979年春，他在由北京到杭州开会时，乘火车路过安徽凤阳县境，写了一首七绝。
七绝
由北京赴杭州，车过安徽凤阳县境
一九七九年
淮上农家换笑颜，
曙光已在晓云边，
山川垅亩还依旧，
却见人人争下田。
民富，是厉以宁经济思想的核心。1989年，他在途经江苏扬州回故乡仪征时，想起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七律·隋宫》，诗中最后两句是：“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厉以宁有感而发填了一首《踏莎行》：
踏莎行
扬州，忆李商隐《七律·隋宫》
一九八九年
共识应存，
欲谈还止，
相逢无语惟凝视。
政通全仗富黎民，
兴亡不管嫔妃事。
锦绣江山，
仅传二世，
唐人感叹前朝史。
长堤柳色又鹅黄，
运河水阔商船驶。
一句“政通全仗富黎民”，道出了厉以宁多年思索的结论。
在1991年春天的洛阳牡丹花会上，厉以宁以一个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观察到民间种花、卖花、养花所反映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他在两首七绝中写道：
七绝二首
洛阳牡丹花会
一九九一年
其一
十里花乡洛水西，
多年萧索那堪提，
精心培育无人问，
花好难充腹内饥。
其二
一夕春风过翠堤，
千株珍品万家迷，
养花已证民间富，
再证城乡习俗移。
诗中“养花已证民间富，再证城乡习俗移”两句，不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现象、新社会风尚的写照么?
厉以宁在1994年到浙江温州考察，专门在苍南县龙港镇住了三天，进行调查。龙港是由农民集资建设的城镇，街道纵横，商业兴旺；接着他又到乐清、瑞安调查。在温州市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温州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及其结出的丰硕成果。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首五律，称赞温州人。
五律
温州考察归来有感
一九九四年
男儿四海家，
徒手闯天涯。
不顾奔波累，
从无节日暇。
乡情千里梦，
信诺一杯茶。
苦雨凄风过，
迎来满院花。
就在同一年，厉以宁夫妇到贵州考察。在贵州山区，厉以宁看到了一些农家尚未摆脱贫困状态。他的两首七绝反映了心情的沉重和对贫穷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七绝
贵州山区
一九九四年
隔宿无粮实可哀，
空余景色逐人来，
但求遍野花齐放，
不信青山不聚财。
七绝
偕何玉春路过黔北农村，见一小女孩在门前补衣。代何玉春作
一九九四年
可怜小手一针针，
破袄虽长可暖身，
不觉心酸频拭泪，
山乡犹有缺衣人。
从贵州考察回北京后，厉以宁决心要探索一条让贫困山区农民迅速脱贫致富的新思路。这一研究成果，后来体现于他主编的《区域发展新思路》一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中，书内提出了“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优于梯度推进战略”的思想。
在《区域发展新思路》这部著作中，厉以宁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外出打工(所谓民工潮)问题都作了论证。这都是他在实地调查后，经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厉以宁的一些诗词中也反映了这些想法。
例如，他在山西、内蒙考察时，曾写下这样几首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诗词：
七律
由山西晋城翻越太行山至河南焦作途中
一九九二年
车道蜿蜒岭上行，
登高遥望正秋晴。
陡坡垦殖风犹在，
野火烧荒未见停。
休怪农家无远虑，
只缘摊派不容情。
我今到此心潮起·
何日漫山草色青。
七绝二首
内蒙包头至东胜途中
一九九一年
其一
荒漠无涯田有涯，
绿洲四面是黄沙，
乡乡沙进农田退，
未卜他年何处家。
其二
新林茂密挡流沙，
渠水绕村映彩霞，
人定胜天春又到，
家家篱上紫红花。
厉以宁在湖南农村调查时，看到民工们的外出给家乡带来了种种好处，真可谓“一人外出打工，全家生活变样；一人外出打工，全家致富有方；一人外出打工，全家思想解放。”他在湖南郴州所填的一首《鹧鸪天》，反映了农村的变化。
鹧鸪天
湘南农村见打工妹返乡探亲
一九九九年
小妹相迎小弟随，
村头渐近步如飞。
当年含泪离家去，
今日笑容结伴回。
猪仔壮，土鸡肥，
青砖红瓦屋前堆。
爹娘细问他乡事，
直至四更月已垂。
人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打工妹外出，思想改变了，收入增加了，家里也富裕起来了。正如上面这首词里所写的，“当年含泪离家去，今日笑容结伴回”，是男伴呢，还是女伴?“青砖红瓦屋前堆，”准备盖新房了，新房是父母住的，还是留给自己住?这些都让读者去猜测吧!那么，住在山上的贫困农户该怎么办?厉以宁认为必须迁移下山。住在山上，砍树垦荒，破坏植被，而贫穷如故。下山后，异地开发，才能脱贫。厉以宁不久前考察了北京市怀柔县山区，填了一首《谒金门》：
谒金门
北京怀柔喇叭沟门，山上居民全部下山迁入新居
二○○一年
茅屋小，
檐下满堆柴草，
终岁垦荒难一饱，
百年仍旧貌。
今日愚公心巧，
平地新村新道，
松柏常青山不老，
水边烟袅袅。
厉以宁在苏州枫桥所写的两首七绝，也可以被看成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体现。
七绝二首
苏州枫桥
一九九六年
其一
熙熙闹市石桥边，
画意诗情已荡然，
空有寒山名寺在，
钟声再不似当年。
其二
钟声何必似当年，
新事新风闹市前，
若是乡民皆菜色，
诗人能不带愁眠?
唐朝诗人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写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确是千古流传的名篇。而厉以宁却在苏州枫桥看到了农民生活的变化，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因此，尽管桥边已成为“熙熙闹市”，钟声也已不似当年，但处处是“新事新风”，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乡民都面有菜色，再美好的自然风光也是枉然，诗人也只好带愁而眠了。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庆祝厉以宁70寿辰的研讨会上，不少人这样说：厉以宁的经济思想已被当代人所接受，正在经济学界产生影响，而他留下的诗词中的精品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并且会一直流传下去。历史将证实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编者注：经先生同意，特别编发陆昊老师力作，献给厉以宁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五周年，祝先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责任编辑：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