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与何玉春的不老情缘

缘结湘西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出生在江苏仪征。他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靠给店铺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是家庭妇女，全职操持家务和抚育子女。她识字不多，但贤淑知礼，从小就对厉以宁的学习要求很严。厉以宁天赋高，记忆力好，学习又自觉刻苦，父母对他非常疼爱，他的小学国文老师对他也很赏识，在学习上，特别是在传统诗词教育方面，经常给他开小灶，在小学阶段就为厉以宁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为他后来的诗词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厉以宁一家在江苏呆不下去了，就随着逃难的人群往内地迁移。1943年，他们避难来到湘西沅陵。当时全国各地到沅陵避难的单位和人员很多，一个原本古老宁静的小县城，人口急剧间突破了十万之众，想租借一所安身的房子，已经十分困难。然而幸运的是，厉以宁一家到沅陵后，似乎没费多大的周折，就在城西租到了一户何姓人家的老房子。

这户何姓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殷实大户，家里人丁兴旺，子女众多，有个儿子叫何重义，年龄比厉以宁大一岁，也在读初中。这年，湖南有名的雅礼中学从长沙迁到沅陵，厉以宁和何重义两人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这所中学，而且成了同班同学。这使两家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相互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来往。

何重义有个妹妹叫何玉春，那时才七岁，留着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天真活泼，招人喜欢。每到星期天学校放假，她都不和那些同年龄的女孩儿玩丢沙包、跳房子的游戏，而是喜欢跟在哥哥和厉以宁他们后面满河街的疯跑，不是在巷道中捉迷藏，就是到河滩上去砸鱼摸虾。若不是那两条乌蛇般的长辫在背后左摇右摆，真叫人难以知道她是个姑娘人家。她的这两条辫子，着实让厉以宁感到好奇和喜欢。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半大的顽童，不懂得什么叫爱情，但内心荡漾起的那种莫名的情素，却使他产生出异样的兴奋和快乐。后来，何玉春的辫子，一直都是他诗词作品中最美好的一种意象，在写给何玉春的大量诗词中，有很多篇都写到她的美发长辫。

情定北京

1951年，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离开了沅陵。这时，何玉春刚刚上高中。他们谁也想不到这次分别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在自己身上发生。毕竟他们只是住房租赁户的关系，连朦胧的爱情也不曾有过，所以这次分别，对他们而言，也就没有了什么特别的意义。

大学四年，厉以宁1955年毕业，被分配到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工作，成天和资料打交道。这是当时学校里工资低，板凳冷的一项工作，一般没有人愿意去做。厉以宁因为在读书期间，和同学一起翻译出版过几本国外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又经常写些学术论文，被学校有的领导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所以在安排工作时不让他上讲台，只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被人歧视的普通资料员的工作。这让厉以宁感到处境困难，有一种“只知冬冷未只春”的感觉。

就在厉以宁彷徨郁闷的时候，何玉春却不期而遇地出现在他面前。

问世间情为何物，其实一切都在偶然。厉以宁和何玉春这次偶然相见，说缘也是缘，说命也是命，因为就是这次的偶然碰面，让世间从此有了一对风雨无悔，相依为命的恩爱夫妻。

那是1956年底的一天，何玉春到清华大学探望被哥哥何重义接到北京定居的母亲，正巧赶上厉以宁那天也到清华园看望何重义母子，两人就遇上了。几年不见，何玉春已从当年的假小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光彩照人的大姑娘了，只是那两条美丽的大辫子，让厉以宁还依稀找得到她童年的影子。

交谈中厉以宁了解到何玉春前几年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现在也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在辽宁鞍山工作。此次是专程从鞍山来北京探亲的。接下来几天，他们两人几乎每天都找时间见面，一来二去，互相之间就产生了感情。虽然厉以宁那时只是北大的一个普通资料员，工资也不及何玉春高，但是这一切都影响不了何玉春对厉以宁的感情，因为她追求的不是名利富贵，而是人间真爱。在何玉春探亲假满临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厉以宁把自己翻译出版的几本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作为定情礼物送给何玉春，何玉春也把自己一张摄于家乡的照片送给厉以宁。厉以宁得到这张照片很高兴，天天把它贴身收藏，须臾也不分离，并且在照片上题写了一首《浣溪沙》：

    谁解春游少女心，

    迷人黄蝶最知音，

    翩翩引路小河滨。

    先摘蔷薇红辫结，

    再临溪水整纱巾，

    笑声惊散细鱼群。

自从和何玉春相爱，厉以宁的生活再不是过去那样苦闷伤感，他每天忙完工作，心里就涌起对远方爱人无穷的牵挂和思念。他把这种难以叙说的思念，化着一行行诗句和一篇篇词章，寄给鞍山的何玉春，成为他们五十多年恩爱的见证。在1957年给何玉春的一封情书中，他只写了一首《十六字令》：

    春：

    满院梨花正恼人。

    寻谁去？

    听雨到清晨。

这恐怕是当今世上最短的一封情书。然而虽然只有区区十六个字，但何玉春体会得到，它们里面包含着厉以宁对自己车拉不动，船载不起的浓厚情意。

患难夫妻

经过一年的相思苦恋，1958年除夕，厉以宁和何玉春正式拜堂成亲，结为夫妻。新居是厉以宁在海淀租的三间简陋的平房，加起来不足二十个平方。其中厉以宁的外祖母和母亲住一间，厉以宁夫妇住一间，当中一间放置一张饭桌，一个碗柜，一个洗脸盆架和一张小床，小床是厉以宁读初中的弟弟厉以平的卧铺。就是这么简陋的家居条件，因为何玉春的到来，在厉家人的眼里，它们也充满了幸福和诗意。厉以宁在他成婚的当天，填了一阙《浣溪沙》：

静院深庭小雪霏，

炉边相聚说春归，

窗灯掩映辫儿垂。

笑忆初逢询玉镜，

含羞不语指红梅，

劝尝甜酒换银杯。

词中看不出他们对居住条件有丝毫的苛求，然而却可知道他们的婚礼是极其简朴的，简朴到何玉春没有向厉家索要任何值钱的聘礼。词中的“玉镜”典故，是聘礼的代指。在何玉春过门前，厉以宁也曾遵照她老家的风俗，问她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聘礼，但是何玉春知道厉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所以不要厉以宁花钱置办任何聘礼，只是指着雪中盛开的红梅，要他把一生的真爱送给自己。这是多么浪漫而又富有诗意的聘礼，更是千金万银也置办不了的聘礼。难怪这首词后来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作曲王立平见到，爱不释手，连夜为它谱曲，使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飞入了千家万户。

谁知新婚蜜月刚开头，厉以宁就接到赴京西农村参加劳动的通知，何玉春也要马上赶回辽宁鞍山工作。新婚燕尔不过五天，就眼分飞两地，这对厉以宁夫妻来说，真是残酷而又不公平。在分别的那个早晨，看这新婚妻子默默含泪为一家人忙碌早餐的身影，厉以宁也是几度哽咽难言，他伏在饭桌前，为何玉春写了一阙《鹧鸪天》，来表达当时的心境：

昨夜频频双举杯，

今朝默默两分飞，

新婚初解愁滋味，

咽泪炉前备早炊。

心已乱，辫低垂，

问清能否按时回，

此时渐悟民间谚，

离恨催人鬓发灰。

离别将近一年，到11月，何玉春再回到北京，他和厉以宁的第一个宝贝女儿厉放降生了，这给他们一家莫大的欢乐。可是产假还没休完，何玉春就奉命要赶回单位上班，夫妻的短暂相聚很快又化成了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的分离。小放放只能放在北京，交给她的奶奶抚养。以后每年，何玉春也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到北京与丈夫和女儿相聚。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加重着夫妻俩相思的感情和苦痛，厉以宁为此写下了大量愁肠百转的诗篇，用以寄托自己的相思情意。他也多次找到学校领导，希望能把何玉春调到北京来一家团聚，但是都没有获准。看到其他一些和自己年龄相同的人都被照顾解决了夫妻分居，而自己和妻子的团聚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他在无奈间除了向上苍发问：“厚薄亲疏孰在先”，也只能“路隔银河用泪连”。

1963年11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厉伟来到人世。但是直到这时，厉以宁和何玉春还是银河相隔，天各一方。为了一家的团聚，夫妻俩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1965年，天津新组建一个设计院，通过努力，何玉春终于被同意调到设计院去工作，虽然没有进北京，但比起在辽宁，那是强多了。就在一家人为即将到来的团聚欣欣欢喜的时候，谁知造化弄人，那个设计院又奉令外迁了。眼看就要成真的美梦，一瞬间破灭得无踪无影，厉以宁夫妻俩除了沮丧，实在没有多余的抱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厉以宁首先受到冲击，经常被红卫兵批斗和抄家，仅1966年8月，他那几间简陋的住所，就一连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抄了三次。1968年，他被关进北大的“监督改造大院”交代问题。而这一切，远在鞍山的何玉春却毫不知情，直到1969年2月她请探亲假不被批准，穷追“为什么”时，单位领导才把北大来函通报的厉以宁的情况告诉她。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她明知道丈夫是冤枉的，又能怎么样呢？

1969年10月，厉以宁从“监改大院”放了出来，被发配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何玉春得到消息，不管不顾地要求调到农场去，哪怕为此放弃自己的鞍山城市户口、身份和专业。但是不管她怎样向上申请报告，组织上就是不同意她的请求。就在何玉春对夫妻团聚心灰意冷，不再抱有指望的时候，谁知事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70年12月，正在工作的何玉春突然接到由鞍山调往鲤鱼洲的工作调令，让她一时间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她什么也顾不得收拾，就怀揣调令，匆匆踏上了奔向南方的火车。为了这一刻，他们夫妻苦苦等待了十三年，苦苦争取了十三年，今天，终于把这一刻等来了，盼来了，她不愿再为此浪费哪怕是一分一秒，她要以最快的速度结束这种桎梏人性的煎熬，要以最短的时间去到自己的丈夫身边。

鲤鱼洲农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家住的都是集体工棚，连个象样的家属住房也找不到。农场领导照顾厉以宁夫妇，就把一间堆放工具的茅草房分配给他们。这间一面堆满农具，一面开张床铺的草屋，就成了他们俩在农场的新家。尽管条件如此简陋，前途世事难料，但是厉以宁夫妻二人此时已经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觉得只要夫妻能够相聚一起，就比什么都还要幸福。厉以宁在何玉春调来农场工作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填制了一阙《鹧鸪天》，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他们快乐的内心感受：

往事难留一笑中，

离愁十载去无踪。

银锄共筑田边路，

茅屋同遮雨后风。

朝露冷，晚霞红，

门前夜夜稻香浓。

纵然汗渍斑斑在，

胜似关山隔万重。

何玉春来到丈夫身边不到一年，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们。1971年9月，突然传来上级命令，撤消北大鲤鱼洲农场，全部人员都回北京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那一夜，整个农场都欢乐开了。就在这种乍惊乍喜的戏剧性变化中，厉以宁他们一家，终于结束了十多年的分离痛苦，在北京团聚了。

伉俪情深

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厉以宁和何玉春并没有进入北大，而是被安排到北大的大兴农场，在那里继续劳动半年后，再才回到学校。在北大，何玉春担任建筑设计部门的设计工作。

一家人在北京团聚后，厉以宁没有了后顾之忧，生活上又得到何玉春的精心照料，做学问的时间多了，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他不管当时的政治气氛如何诡谲，每天都坚持阅读和翻译西方的经济学著作，把别人用来喊口号和游行的时间，都埋头在学习和工作上。写出的文章和研究出的成果没有地方发表，何玉春就帮着他一页页地整理收藏好。他们相信，寒冬总会有尽头，黑夜终究会天明，这些集纳了世界经济学精英智慧的研究成果，总有一天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作用。

这一天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终于来到了。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知识和人才，开始再度受到尊重。厉以宁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陆续发表出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从此，他成了北大的大忙人，到处请他去讲学，去做学术报告，去参加经济论坛会议，而且身兼的职务也越来越多，主要有北大教授兼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随着名气的增加，厉以宁越来越忙，何玉春担心他忙坏身体，就主动放弃自己的爱好和一些事情，默默地为他担当起秘书的工作，把他的信件收发、电话接听、生活料理等等事情，都一个人揽了起来，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却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何玉春的默默付出，厉以宁看在眼里，感在心头，他也总是尽量地忙里偷闲，陪妻子到郊外散步，到市场购物，甚至携手在北京城里的高楼大厦间寻觅他们当年约会的水湾草地。有时他们郊外散步迷了路，竟会乐得开怀大笑。碰上何玉春娘家亲戚来北京看她，厉以宁则不管多忙，也要挤时间充当义务解说员，领着亲戚们去游览一下京城风光。

当年顶上青青角，转眼已是白头翁。厉以宁和何玉春1958年结为伉俪，转眼间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爱情，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雨洗礼，已经融入他们生命的血脉，成为精神的信仰，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说和诠释。正如厉以宁写给何玉春的一首诗中说的：“喜看儿女已长成，会心一笑皆无语”。